敬业与乐业一、整体把握这篇演讲，主旨鲜明，层次清晰，语言通俗，文短意长。演讲一开始，梁启超就引用国人熟悉的儒家经典《礼记》和道家经典《老子》中的格言，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敬业乐业”的主旨。接下来，分别谈论了“有业”“敬业”“乐业”的重要性；最后，又用“责任心”和“趣味”总结全文旨意。“敬业与乐业”的前提是“有业”。作者先引用孔子的话和百丈禅师的故事，得出“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的结论，强调“有业”是做人之本。在论证“敬业”问题时，先用朱熹的“主一无适便是敬”，解释“敬业”的含义就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接着，提出“为什么该敬呢”一句设问。作者从人类生存的需要（为生活而工作）与个体生活的意义（为劳动而生活）出发，论证“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的道理。在作者看来，当大总统与拉黄包车，在职业的神圣性质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因此，“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至于该做哪一种劳作，全看“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只要“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于是，他又设问：“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再次回到“惟一的秘诀就是忠实”，“是敬”。庄子、孔子、曾文正公的名言，木匠与政治家、挑粪工与军人的比较，都是为了强调一个道理：“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仅有“发愤忘食”的“敬业”还不够，“乐以忘忧”的“乐业”才是人生更高的境界和价值。论述“乐业”重要性时，梁启超先从司空见惯的“做工好苦呀”的叹气声中谈起，指出人生在世，做任何事情都要淘神费力；对于无法逃避的事，与其“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去做”，不如寻找出乐趣。“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为什么呢？”这句设问下面，列出了四个理由。这四个理由，浸透着深刻的人生体悟和哲理，相信任何一个曾经专注于某项工作或事务的人，都会有同感和共鸣。演讲最后，梁启超言简意赅地把“敬业与乐业”总结为“责任心”和“乐趣”，强调“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并“盼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这篇演讲在论证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引用经典、格言。儒家的《礼记》《论语》、孔子、朱熹、曾国藩，道家的《老子》《庄子》，佛家的百丈禅师，都被作者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口语和演讲特色的体现：（1）引用古籍名言时，用通俗的口语进行解释。例如，对孔子的两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做了生动而饶有趣味的讲解：“孔子……独独对于这两种人便摇头叹气说道：‘难!难!’”对“主一无适便是敬”的解释：“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2）语言通俗，如话家常。例如，提到百丈禅师的故事时，说“这位言行相顾的老禅师，老实不客气，那一天便绝对的不肯吃饭”。又如，“人生从出胎的那一秒钟起到咽气的那一秒钟止，除了睡觉以外，总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搁起不用”。（3）结合演讲时的情境，注意和听众现场交流。例如，“今日大热天气，我在这里喊破喉咙来讲，诸君扯直耳朵来听，有些人看着我们好苦；翻过来，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吃酒，还不是一样在淘神费力？”演讲最后，“盼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更是对听众直接的心灵诉求。此外，几处设问句的使用，恰到好处地把几个分论点提炼出来，有利于引起听众的注意和思考。二、问题研究1．应该怎样理解“业”的含义？需要引导学生注意：“业”并不局限于狭义的职业。正如作者所言：“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因此，“敬业与乐业”的意义，就不只限于正式的谋生职业，也可以指生活中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不只限于成人的工作，也可以包括学生的学习。指出这一点，可以扩展梁启超主张的适用范围，也有利于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来阅读本文。2．怎样深入理解“敬业”精神？这是本课的一个难点。我们可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定背景，来领会梁启超提倡“敬业与乐业”的良苦用心。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有等级色彩的文化，中国人的职业观向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们的读书目的又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官本位的文化，极度蔑视普通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人们纷纷以出人头地、显亲扬名为人生价值的实现。因此，梁氏的“敬业”说，有着矫正世风、改良国民性的积极作用。但他在论证“敬业”的必要性时，有两点可质疑处：其一、为什么人必须为劳动而生活？为什么“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人类或个体的生活，并不都是只有“劳动”，“休闲”也是人生的重要内容（这里的“休闲”，不只是狭义的吃喝玩乐，还包括精神享受）。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休闲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还在不断提高。“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是鲜明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参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事实上，正如“人不是为吃饭而生活”一样，人也不是“为劳动而生活”。如果说，马克思所说的克服了异化的劳动，具有人类解放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也是梁启超这里未尝论及的。其二、人既然是社会动物，其职业地位、从业心理就不可能不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在特定时代，拉黄包车的，即使再敬业，也要饱受欺凌、困苦卑贱（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与大总统的生活判若天壤。这时候，要求拉黄包车的要安心拉车、乐于拉车，可能吗？合理吗？是否有“维护既有的统治秩序”之嫌？梁启超认为，当木匠与当政治家、当挑粪工与当军人，“大家同是替社会做事”，更有无视阶级鸿沟的倾向。
练习说明一、反复阅读课文，想一想，作者先后谈论了哪几个问题；文中说“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用自己的话说说“人类合理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此题意在让学生把握作者的主要观点和思路。作者先后谈论了“有业”“敬业”和“乐业”三个问题。文章最后说“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合理的生活”，首先是有一份正当的职业（或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于所做的事情，要生出敬意，从而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忠实地把它做好；要从专心做事中发现乐趣，不是皱着眉头、满腹牢骚地叫苦，而是达到“乐以忘忧”的境界。二、文中在谈到“有业之必要”时，举了孔子和百丈禅师的两个例子加以说明；谈到“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时，列举了四个原因加以说明。参照两种写法，根据自己的理解，试着为“有业之必要”列举几条理由或为“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提供几个例子。此题意在让学生了解“举例子”和“讲道理”两种论证方法，开拓学生的思路。例如，“有业之必要”的理由：一、可以谋生，使自己在经济上独立，人格上自尊，不需要依赖他人、仰人鼻息、受人牵制；二、使自己的身心有所安顿，不至于无所事事、烦闷无聊；三、使自己的生活起居有规律，有利于健康养生；四、从业过程中的困难、挫折、烦恼，是对意志和品性、能力和才干的锻炼；五、事业上的小小成功，都会增强自信心与成就感，给人带来精神满足；六、有创造性的成就，更是对生命价值的最高肯定……“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居里夫妇在成吨的工业废渣中提炼“镭”，几年如一日，非常艰辛与枯燥，但他们怀着找到“镭”的梦想，从没有认为这项工作是无聊的，从没有抱怨叫苦而想放弃。三、“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依照作者的这一标准来衡量，你能从身边也发现一两位这样“天地间第一等人”吗？说出来与同学交流。此题意在引导学生留意观察生活，能够发现身边凡人琐事的意义。同时练习口语表达能力。四、课文说：“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又说：“我信得过我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同一价值。”然而，有人却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讨论一下，对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
此题意在激发学生的逆向思维和批评质疑能力，能辩证地理解人生问题。所讨论的问题比较复杂，应根据学生的理解水平来把握讨论的深度，不必强求他们达到某种程度。参考答案：课文中，作者认为任何职业不分高下，是劝告那些“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的人，要脚踏实地、勤恳敬业，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进而体会职业的乐趣和人生的价值。从现实的个人生活幸福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儒家）、获得心灵的宁静与平和（佛家）。而拿破仑的名言，则是为了激励人们树立远大抱负，努力挖掘自身潜能，勇于向命运发出挑战。另一方面，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职业分工的确有“尊卑”之别，任劳任怨地“敬业”未必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与获得尊重；这时候，还要让职业卑贱者“敬业乐业”，不仅不太可能，而且有维护既有等级秩序之嫌。拿破仑的话也有问题：在一支部队里，元帅只能有一个，士兵却需要千千万，如果每一个士兵都不安心做士兵，都怀揣着元帅梦，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也大可怀疑。毕竟，社会所提供的“元帅”职位是少之又少的，如果大多数“士兵”想当“元帅”又当不成，人生岂不尽是一场失败？可见，两种说法适用的语境有所不同，反映的人生观也有区别。如果说，梁启超教导人们要安于本职、不可好高骛远，体现了隐忍而自敛的中国人生哲学，那么，拿破仑鼓励士兵要争当元帅，则是典型的西方个人本位的进取型、外向型人生观。教学建议一、建议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1）理解“敬业与乐业”的主旨；（2）大量经典语句、格言的积累；（3）“举例子”和“讲道理”两种论证方法的初步学习；（4）演讲和口语特色的体会。二、本课的难点是对“敬业与乐业”精神的真切领悟与质疑问难。可以结合练习四，组织学生进行研讨和辩论；还可以结合练习二提出的两种论证方法，进行小论文或辩论提纲的写作。领悟作者精神旨意时，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学习体验，例如让学生谈一谈自己在学习中感受到的乐趣。有关资料作者介绍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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