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氓》形象研究

自主·自觉·自省·自立---《诗经·卫风·氓》独立女子形象摘　要:《诗经·卫风·氓》是久经传诵的名篇,也是所谓“弃妇诗”的代表作，但是并非如此。透过此诗女主人公的自叙之言,对其内涵意蕴作新的探掘,揭示其不同于其他“弃妇诗”的鲜明特色,即:婚恋的自主、女性的自觉、理性的自省、人格的自立。这是此诗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深层意蕴。关键词:《氓》女主人公自主自觉自省自立《卫风·氓》是久经传诵的《诗经》名篇,也是所谓“弃妇诗”的代表作,故历来论者甚众,但对其内涵意蕴的揭示,尚嫌浅泛。本文拟从文本出发,透过诗中女主人公的自叙之言,根据自己对诗的理解，试作探究,以期揭示其深层意蕴。“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婚恋的自主此诗一二章追叙当初谋婚择期、无媒自嫁的由来和经过,处处凸现女主人公的婚恋自主意识。无论是“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的真相揭示,还是“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的自我表白;无论是“将子无怒,秋以为期”的婚期再定,还是“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的果断出嫁,都无不是女主人公婚恋自主的体现。在那“取妻如何?匪媒不得!”[1](豳风·伐柯)以及“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1](齐风·南山)的时代,公然冲破礼制的约束,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和幸福,是需要非比寻常的勇气的。女主人公明知“子无良媒”,而仍断然决定“以我贿迁” ,未免有被爱情冲昏头脑而一时冲动之嫌;但她自我做主而与“氓”相识、相恋直至成婚,不仅说明她是一位勇敢、叛逆、任性、果断的女子,而且说明她对婚恋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即不听父母之命,不用媒妁之言,自由选择对象,自我做主成婚。如此不同于一般女子的个性和违背礼制的婚恋行为,既为她后来横遭休弃埋下伏笔,又使她在认清“氓”的真相后毅然与之决裂成为必然。强烈的自主意识无疑是女主人公获取精神独立、重塑人格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诗经》的其他“弃妇诗”,如《邶风》之《谷风》、《日月》、《柏舟》、《郑风·遵大路》、《王风·中谷有》及《小雅》之《白华》、《我行其野》等中,充溢诗中的是女主人公被弃后的哀怨和悲伤,却没有关于当初婚恋自主的追忆或描叙。由此可见,《氓》诗中女主人公婚恋自主的意识和行为,显然别具一格。“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女性的自觉《氓》诗体现了女主人公明确的性别自认,即女性的自觉。特有的生活经历及内心感受,使之以女性的目光关注女性,审视女性的处境、心态和命运。她通过观照自己,进而观照社会,过滤人生,以期对社会、人生,尤其是女性世界有更多发现、更深了解,显示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她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由男、女两部分组成,男、女不仅在社会地位上显有差异,在两性情爱方面也迥然不同。她把自身爱情婚姻的体验扩大到人类社会,发现女子容易沉湎于爱情,往往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且往往深陷爱情之中,难以自拔;男子则不同,他们虽也会痴迷爱情于一时,却能自我解脱。心理上的差异导致态度、行为上的差异。《氓》之女主人公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的慨叹,就表达了她对这一问题的深思和醒悟。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三四章均以“桑”起兴,颇堪玩味。“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兴衰对比的鲜明意象显然寄寓着女主人公对自身被弃原因的思考。她发现男子用情不专,易于花心;而女子却容颜易褪,韶华难再,色衰爱弛乃女性横遭休弃的一个重要因素。 既然男、女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迥异,女子色衰男子便爱弛,自身的惨痛经历更是刻骨铭心,这就使她自然而然地悟出“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深刻教训,并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普天之下的女子,务必在情感生活中把握分寸,切切“无与士耽”。这是一位被不幸婚姻深深伤害的多情女子对所有女性寄予的一份特殊关怀,更是女性意识的自觉呈现,值得引起重视。像这样的女性意识的自觉,在《诗经》中其他“弃妇诗”里是见不到的。那些诗中所写的“弃妇”,当其倾注全部心血建构的爱情婚姻大厦一旦轰毁之后,便深陷苦海,始终不能自拔,哪里顾得上关注别的女性呢?“静言思之,躬自悼矣”——理性的自省《氓》之女主人公私订终身,自作主张“以我贿迁”,以为找到了自己幸福的归宿,获得了自我实现的意义。她以贤妻良妇的标准要求自己,“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全身心为家庭作奉献。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招来的却是“言既遂矣,至于暴矣”;最终爱情幻灭,婚姻破裂,未能逃脱被弃的命运。她直面幻灭的爱情,正视破裂的婚姻,坦然对待迎面而来的生存危机。在“躬自悼矣”中,自尊感被唤醒,开始思考为什么“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又为什么“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考虑如何对自己的爱情婚姻和自身负责。虽然她在反思中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答案,但她的理性思索却给了后世诸多启迪。她从自身被弃后在社会中孤立无助的凄凉处境,认识到社会对待男、女极不公平,女子在社会中可悲地处于不利地位。理智的她不再悲戚、哀叹、乞求怜悯,而是暗吞苦果,“躬自悼矣”。《氓》之女主人公不可能认识到,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和依附而形成的被奴役地位,是其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但她却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已往的婚姻作了重新审视。她认为自己助“氓”成家,“三岁食贫”,尽心竭力,朝夕劳苦;“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不言而喻,一切过错都在于男方。她借助道德力量斥责男子,自觉维护人格尊严,理性的精神与道德的向善力充溢在她“自叙其事”的字里行间。值得一提的是,《诗经》中其他“弃妇诗” 的女主人公,无不因被弃而为感情左右,失去理智,惟独《氓》之女主人公能以理节情,静心反省。其自叙之言哀而不伤,柔中见刚,透出浓浓的理性精神,不难感受到她对道德向善力的呼唤,对自我人格的维护。她的坚强、冷静、理智,无疑是精神独立的必要前提。由此可知,其最终果断决夫并非一时感情冲动,而是在理性光辉的照耀下,冷静自省后的慎重抉择。“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人格的自立无情的社会现实使部分女人认识到,女人的升华发生在女人的自救过程中。《氓》诗前五章对婚前相恋之甜蜜,婚后持家之辛劳,直至横遭休弃之痛苦,作了回忆;末章却戛然一声,断然宣告:“反是不思,亦以焉哉!”往事不堪回首,让它过去吧;薄幸的男子,痛苦的婚姻,何足留恋!女主人公那被唤醒了的尊严感、责任感,使之完成了从被动生存到主动生存的转化。在“反是不思,亦以焉哉”这一耐人寻味的自白中,完成了对婚姻破裂所导致的生存危机的超越。苦难使她对爱情、婚姻、生命都有了新的认识,从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最终战胜不幸,成为一个勇者、强者。《氓》之女主人公也曾痴心等待情人的出现,爱情的降临,婚姻的成功……以至期待“二三其德”的丈夫不忘“信誓旦旦”,重归于好;但她终于从冷酷的现实中幡然醒悟,不再等待。“及尔偕老,老使我怨”,表现出她对男子已经绝望,决心斩断情丝,毅然分手。在《诗经》的其他“弃妇诗”中,女主人公断无如此决绝之语。她们自始至终都没有醒悟,“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3],最终仍在痴痴盼望丈夫回心转意,期待丈夫重新爱自己。在私有制度下的夫权社会,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女子若被丈夫遗弃,岂止不体面,还因丧失依托而面临生存危机。当母权社会被父权社会取代之后,女性传统地位失势,使得女人一生困守家中,不得不在家庭和感情生活中全身心抛出自己。历史的积淀在她们心中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承认这个世界属于男性,认为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以成全男性的事业是女人的天职。这也被整个社会公认为天经地义。于是女人只能从一个附属地位走向另一个附属地位,成为男子所私有的财富、内助、传嗣者的合一象征。《谷风》等“弃妇诗”中女主人公的痴情恋旧,便是这种依附性及依附心理的反映。 “反是不思,亦以焉哉”,《氓》中女主人公对其人格自立作了直接的表白。她以坚强的意志斩断了对丈夫的依附心理,表现出对传统妇女观的反叛。这一脱口而出的决绝之语并不令人诧异。女主人公当初自由恋爱、择偶、订婚、出嫁,为爱情不顾一切,冲破世俗羁绊,本属异乎常人之举;当爱情幻灭、婚姻破碎,经冷静反思,对“氓”绝望之后,理智的她由被动见弃转为主动决绝乃顺情入理之事。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有一个重要信息不可忽略,即女主人公的出身和生长环境。从《氓》之首章可见,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手工业及商业(主要是蚕桑、纺织)较发达的地区,年渐长便亲自参与“贸丝”的交易。商业经济的开放、自由、平等交易等观念陶冶了她的独立意识,“贸丝”的谋生实践更熔铸了她自立的信心。男权社会剥夺了女性的经济大权、独立基础,而《氓》诗女主人公的经济意识、自立信念、勤劳习性及其有一技之长,又使她寻回了生活的支点。对她来说,重整旗鼓,像过去那样从事农桑劳动,依旧抛头露面卖丝谋生,并非不可想象的事。《诗经》的其他“弃妇诗”中女主人公被弃后的无所适从、茫然绝望,证明此说确有一定道理。然而《氓》中女主人公一句“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却将此说击个粉碎。她在重新审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并在与过去的婚姻决绝中,已用自身的独立人格将这束散乱的花合拢理顺了。独立人格具有三种特征,即精神自由、意志自由、良心自觉。《氓》诗中的女主人公断然与过去决裂,不再指望依附男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尽管在那私有制度下夫权制的时代,作为一个被压在最底层的孤立无助的女子,注定不可能有好的命运;但她执意追求自由,维护尊严,自信自立,道德向善。从这个意义说来,把《氓》称为一个女子的人格独立宣言,亦不为过。参考文献:[1]　诗经译注.周振甫[M].北京:中华书局,2002.7[2]　朱熹.诗集传: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