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在孤独与孤傲中走近屈原__论柳宗元“放情咏《离骚》”的悲剧意识

【课外阅读】在孤独与孤傲中走近屈原——论柳宗元“放情咏《离骚》”的悲剧意识柳宗元“放情咏《离骚》”的悲剧意识源于“投迹山水地”的人生悲剧。自“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从政治中心被贬人南荒僻州，造成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也造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大转折。《新唐书·柳宗元传》云：“(宗元)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危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柳宗元遭贬之后，在孤独与孤傲中很自然地走近屈原，他的作品也自然地与屈骚接近，他的仿骚之作如《招海贾文》、《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吊苌弘文》、《吊屈原文》等甚至被朱熹收进《楚辞集注·楚辞后语》。　　在柳宗元“仿《离骚》数十篇”作品中，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形象与《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有很大的相似性，正直、忠诚、善良，多是失意或受损害者。如《吊苌弘文》之写苌弘公忠为国，招来杀生之祸；《吊乐毅文》之写乐毅有功遭谗，而“风雨萃之”，“乘者弃之”；有些非仿《离骚》之作，如诗歌《咏三良》写才德之人遭秦康公的无辜残害，也是如此。这些正直忠诚的历史人物倍受恶势力的损害甚至被迫殉葬，他们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柳宗元不仅展现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还描写了他的同道者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对之倾注了更热切的情感。《祭吕衡州温文》盛赞吕温“道大艺备，斯为全德”，然而，却“修正直以召灾，好仁义以速咎”，终于有志未酬。《故连州员外凌君权厝志》和《哭连州凌员外司马》哭在永贞革新中起了很大作用的凌准的不幸遭遇。对这些历史上或现实中的忠直、贤能、善良者的悲剧命运的描写，蕴含着柳宗元深沉的人生感慨，确切地说，这些人物命运正是柳宗元人生悲剧的写照。正如他《哭连州凌员外司马》诗中所说：“我歌诚自动，非独为君悲。”悲人悲己，实为同一。　　“论嫌《齐物》诞，骚爱《远游》伤”，“鸣玉机全息，怀沙永不忘。”（《献弘农公五十韵》）根源于心灵深处的悲剧意识，使他自然地走近屈原，他在奔赴永州上任时，溯湘江上行至汨罗江口，不禁涌出对屈原怀想的无限深情，追昔抚今，联想到自己因改革失败被贬永州的处境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发千古之感慨而作《吊屈原文》：　　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辞而有明。　　于是作者高度颂赞屈原丝毫不计个人得失，以家国为怀，服道守义的精神： 　　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幅兮，蹈大故而不二。　　这篇骚体文的最终落脚点，就是借吊念屈原，抒发自己满腹的牢骚与怨愤：　　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谓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蝓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　　由此可知当时那些尸位素餐者不论是非曲直，唯一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禄和地位，面对这种状况，柳宗元明确表示，要以屈原为楷模，敢于坚持操守，正道直行，抵制这些邪恶势力，决心抗争到底。柳宗元曾借屈原《橘颂》的典故来反复表明自己“受命不迁”的品格，如《南中荣橘柚》诗云：“橘柚怀贞姿，受命此炎方。”《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云：“方同楚客吟皇树。”王逸《楚辞章句》云：“橘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北地则化而为枳也。屈原以比志节如橘，亦不可移徙。”柳宗元视屈原为异代知音，借橘以咏自我之情怀。执着于正道直行的高尚品格，就意味着选择生命的孤独。柳宗元在“永贞革新”中与屈原一样充当着一名拯世济民的英雄角色，虽然“少时陈力希公侯”的理想幻灭了，但“许国不复为身谋”的意念使他更陷入孤独境地；屈原自以为凭着内美、修能和奉献精神，可以建立起完美的国家秩序，导规人伦，恢复礼乐，但屈原的努力最后付诸东流，反而越努力越陷入孤立。《离骚》中所说的“众不可户说兮，孰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就是屈原孤独之中的自白。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同样把柳宗元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柳宗元在长安时，其父已经作古，贬到永州不久，老母旋即亡殁，而去永州之前已丧妻，《与许京兆孟容书》云：　　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　　终未再正式续娶。在当时士大夫多征逐酒色的浮靡风气下，他始终茕茕独立，家庭生活是孤独的。待罪永州后，行动极不自由，他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待罪永州后，终日“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索，处则若关桎梏。”而居心险恶的政敌们仍对他落井下石，造谣中伤，亲朋旧故也不敢与他往来，使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生性孤直的柳宗元长期体验着这种痛苦的现实，于是，一种深沉的孤独意识浸入到深层的意识之中，而外现于用词造境之内，故而，他笔下的“独”字出现的频率极高。“独绕清溪曲”，“独游亭午时”，“独向愚溪渡”，“独钓寒江雪”，“独立四顾时激昂”，“无限居人独送醒”，“独觉无余声”，“登楼独褰衣”等等，可见他对孤独的体验。此外，“孤”、“寂寞”等字也用得很多，这正是柳宗元孤独内心世界的反映。 　　孤独作为一种深层的悲剧心态，来自于他长期的生命痛苦的体验和淤积于心的孤独情结，对于柳宗元来说，孤独情结的形成在于他生性孤傲，即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境界中透射出遗世独立的精神和卓尔不群的峻洁人格，一种强烈的自尊感与傲然不群的气骨。他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云：“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屈原的人格精神自然地引起柳宗元的共鸣，他是一个执着热情、不甘寂寞的人，被迫过着萧散山林的生活，但在他的内心深处，生活的寂寞与感情的热烈，现实的孤独处境与斗争的远大理想处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因而，他在咀嚼孤独的同时，又在孤独中贯注了一股身处逆境虽悲伤却不肯屈服的傲气、傲骨，闪现出一种深沉凝重而又卓尔不群的生命情调。表现在他的作品里就是性傲、骨峭。宋代高斯得《耻存堂稿》卷三说柳诗“孤峭”，元代方回《瀛奎律髓》卷四说柳诗“峭而劲”，如“海畔尖山似剑芒”，“砉然劲翮剪荆棘”，就是这种表现。同样，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里，写石则突怒偃蹇，奇峭怪丽；写水则清冽凄寒，悄怆幽邃，可以说柳宗元笔下的嶙峋怪石、清冽激流，正是他那孤傲的灵魂在屈辱苦难中抗争的形象显现。柳宗元心性激切、峻直，可能与其父柳镇“号为刚直”的性格有着遗传学上的关联，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因学殖内充而形成了自信、自尊、自傲的性格。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中先论其父“不能媚权贵”的性格特点，而后评价“子厚少精锐，无不通达。……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这里所谓“精锐”、“隽杰廉悍”、“踔厉风发”等词语已透露出一股锐意直行、势不可当的气势，而“率常屈其座人”，更表明有屈原式的傲气。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就自己的孤傲性格作过说明：　　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答问》）　　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许京兆孟容书》）　　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与裴埙书》）　　这些话语里包含有对自我性格内省，也有对政治斗争的险恶、政治关系的复杂的重新认识。 　　柳宗元“利安元元”的济世之志在现实中破灭后，谪处蛮瘴，行若系囚，内心充满了不平、痛苦和忧愤。怎样使这内心的不平之气得以缓解呢?他羡慕“贾生斥逐，复召宣室；倪宽摈死，后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下狱当诛，为汉儒宗。此皆瓌伟博辩奇壮之士，能自解脱。”（《与许京兆孟容书》）但是他无法解脱；他想仿古人著书立说，以求“立言”而不朽，但强烈的政治打击，使他“神志荒耗，前后遗记忘，终不能成章。”（《与许京兆孟容书》）最终，他沿着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势走向自然山水。《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云：“谪弃殊隐沦，登陟非远郊。所怀缓伊郁，讵欲肩夷巢?”说得清楚些，登临游览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宽解胸中的不平与郁闷之气，于是他常常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所描绘的：“施施而行，漫漫而游”，“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至。”在漫游山水感受山水的过程中，他确实寻到过慰藉，体会到与自然冥合的境界，如《小丘记》所云：“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悠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当他登上西山，俯视人间，“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尺寸千里”，西山更在云雾缭绕之中，“外与天际，四望如一”，他叹息道：“然后知是山之特点，不以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此时此刻，他仿佛觉得脚下的西山与元气混而为一，自己也仿佛消融在这邈远无垠的大自然中，“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然而，对于柳宗元，这种短暂的解脱，偶尔的遗忘实在太难得了。由于对理想的追求过于执着而现实加给他的痛苦又太深重了，使他往往虽流连于山水胜境，却又无法消解心中的郁闷。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他自己：　　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其《囚山赋》更直接把永州视为牢狱，因而，他常常如《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所云：“登高欲自舒，弥使远念来。”“远念”当指他的身世之感和他内心深处的一片忧愤之情，因而在柳宗元的这一类作品中，很少能体味到那种自然的仙境与禅意，更多的是寻找到同病相怜者。他眼中的奇山、丽石、幽泉秀木，偏偏如《小石城山记》所说的“不为之中州，而到是夷狄”。空有出众的形态、动人的神韵，而无人赏识，隐没无闻，这与他胸怀济世理想而沦落天涯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然而，柳宗元一生信佛，这对他的生命悲剧意识、抗争意识起了很大的消解作用。据他《送巽上人赵中丞叔父召序》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源于少年时代业已根生于心的佛教思想，在他人生遭遇坎坷之际，又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来。革新失败后，他待罪南荒，精神上受到极度打击，思想上异常苦闷。刚到永州，他没有官舍，寄居在龙兴寺，与和尚重巽过往甚密。现实的压迫加上这样的环境，使他的佛教思想更加深了。确如他的《旦携谢山人至愚池》诗所云：“自谐生意外，况与幽人行。”喝了重巽和尚的新茶，于是有《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的感叹：“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犹同甘露饭，佛事薰毗耶。”他还经常诵经参禅，在青灯梵呗中忘却人生的恩怨、泯灭是非荣辱，求得心理的平静。《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云：“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可见佛教思想给柳宗元的创作留下了相当大的影响，佛教碑文，记祠庙、赠僧侣的文章在他的文集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44首诗中，与僧侣赠答或宣扬禅理的就有近20首。这些都足见柳宗元受佛教浸染之深。甚至后来佛教史书《佛祖统记》把他列到湛然门下，他的一些文章也被列入“光教”“名文”，收入佛典。　　但柳宗元毕竟是一个尚用精神极强的革新政治家和进步思想家，他的《时令论》、《断刑论》、《贞符》、《非国语》、《天对》等一系列作品，非天无神，批驳迷信，闪耀着理性精神的光芒。他对佛教的接受，虽也涉及到信仰，但那只是表面现象，更多的是领会佛教的义理，以图统合儒释，把佛教思想纳人儒家思想体系。从本质上看，他对理想、对现实的过于执着是与佛教思想相龃龉的，因此，佛教的精神药方对不上柳宗元的心灵痛苦的病症，也就无法消解他胸中的块垒。他在佛教的理想天地中得到暂时的抚慰和沉迷，却又很快被现实的剧痛所唤醒。《构法华寺西亭》一诗可以说最清楚地展示了他由痛苦——寻求解脱——无法彻底消解的心理历程。诗的开头“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已点明身世的不幸和环境的恶劣。接着写他登上最高寺，俯视人寰，万物尽收眼底，似有羽化登仙之感，贬谪之苦也被抛到九霄云外，“神舒屏羁锁，志适记幽潺。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然而，他在短暂的沉迷中，各种“离念”却纷至沓来，“北望间亲爱，南瞻杂夷蛮”，远离亲人和朝廷，蛰处南荒的悲怨之情油然而生。再看他的《独觉》诗：“觉来窗牖空，寥落雨声晓。良游怨迟暮，末事警纷扰。为问经世心，古人谁尽了?”诗中索寞惆怅的意绪，是由于“末事”相扰而生，最后一句问语又表明“末事”正是他的经世之心与济国之志，而这正是他无法彻底抛开的。有时表面上故作放达之语，而其内心却无法消解深沉的悲剧意识。他在《对贺者》一文中就说：“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由此可见，其外愈达观者，实其内愈哀痛。因此，佛教厌世的人生哲学对柳宗元的影响是有限的，它无法真正消解柳宗元内心深处的悲剧意识。这也就是读柳宗元被贬谪后的作品，总是有“特为酸楚”（《蔡宽夫诗话》）、“思念凄怆”（《后村诗话》后集卷二）之感的缘故。　　《旧唐书》评柳宗元说：　　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珠贝。　　严羽《沧浪诗话》云：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觏，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讽》不足为骚。　　沈德潜《唐诗别裁》说： 　　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　　柳宗元受前人之文学成就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深得骚学”，所以，严羽认为韩愈、李觏、皮日休皆不及或不足为骚。至于白居易、元稹，更是相异更甚。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三中，他把屈原与刘伶对比：“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一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彼忧而此乐，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屈原与刘伶，一醒一醉，对比鲜明，而“欢情信独善”，“勿思身后名”，与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精神相去甚远。《咏怀》诗云：“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家酝十韵》诗云：“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斅伯伦!”也是这种超然处世的态度。但《读史》五首之一云：“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弄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谁不有浮沉?良时真可异，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认为贾谊之恨深于屈原，亦有抑屈之意。《偶然二首》其一中云：“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谊贤，谪向长沙堪叹息。”白居易对屈原的评说与汉代扬雄观点非常一致，都表现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这与他的生活遭际和人生态度的转变有关，所以，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　　若柳子厚五言古诗，尚在韦苏州之上，岂元白同时诸公所可望乎？　　因此，较之白居易、元稹等人，柳宗元实可谓“深得骚学”。　　屈原的立身行事与人格精神既为后世富于美好理想，勇于进取者提供了参照的对象，同时也规定了行为的限度。柳宗元《汨罗遇风》云：　　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献弘农公五十韵》说：　　恋恩何敢死，垂泪对清湘。 　　明确表白了自己的行为选择。柳宗元被贬蛮荒之地，自放山泽间，仿《离骚》数十篇，与屈原当年有着非常相似的人生经历，但并不像屈原那样始终执著于苦苦的精神求索，屈原当年已经知道现象无法解释现象，根据历史王道确立的的信念无法说明历史，根据社会实用道德确立的信念无法说明社会，他必得要追问这一切的根据，却找不到满意的答案，于是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的《天问》产生了，从天到地，从人到历史社会；从宇宙的起源，时间空间的根据，到自然现象，到历史进展的根据，到社会现象。这种追问的向度鲜明地显示出屈原的怀疑与求索。柳宗元写《天对》似可以看作是对屈原的《天问》的回答，同时也表明了他与屈原的苦苦追问与精神求索之不同。当然，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人生的超越，视其为理性自觉意识的增强，视其为精神生命活动空间与哲学视野上的拓展，（也有人认为：“宗元《天对》以媲《天问》，虽问对相反，其于发扬则同。《离骚》因反而始明，《天问》因对而益彰。”参见《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364~365页）因为“每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自己所需要、所阐释的屈原”，当他们试图建立与政治权利、价值观念及文学艺术的关系时，他们都从屈原的人格精神中找答案。（劳伦斯·A·施耐德《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4页。）柳宗元在孤独与孤傲中走近屈原，从屈原那里所找到的答案符合他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人生境遇与个性特点，所以他“深得骚学”，又不同于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