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曹植、鲍照、李白《白马篇》比较(陈文豪)

曹植、鲍照、李白《白马篇》比较摘要：《白马篇》因曹植“白马饰金羁”句名篇，与《名都》、《美女》并列入《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的《齐瑟行》，并云：“白马者，见乘白马而为此曲。言人当立功立事，尽力为国，不可念私也。”《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其后文人多有仿曹植作《白马篇》者，如南北朝时孔稚珪、沈约、鲍照，隋时王胄、唐李白等。诸人之作皆多言游侠、边塞事，然各有异同。今限于篇幅而无法一一论述，故选取诸人中闻名且时代不同的曹植、鲍照与李白所作《白马篇》相比较并加以论述。关键字：《白马篇》曹植鲍照李白游侠一、曹植《白马篇》及对咏侠诗风气的开创（一）基本阐释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虽然没有有力证据，各种年谱中也基本没有《白马篇》的编年，但这首诗因其昂扬奋发的骨力有别于曹子建中后期的诗风，而历来被认为是诗人前期的作品。赵友安先生在《曹植集校注》通过对曹植生活时期民族关系的考察认为其作于曹睿时代，但诗中的“匈奴”、“鲜卑”不一定就完全是实指，毕竟有汉以来，匈奴一直是汉朝的公敌，而鲜卑族自三国时猖獗。但不管如何，在《白马篇》吐露了曹植志趣与抱负、体现昂扬奋发的精神这一点上，基本是公认的。这首诗由表及里地塑造了一个昂扬向上、武艺超群、奋勇报国的游侠儿形象。清人方东树先生曾用“奇警”二字描述此诗的艺术刻画手法。“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诗句起首 两句就犹如紧张的电影片头，随着航拍镜头由远及近地拉伸，一个骑着用黄金作马络头的雪白骏马的骑士的形象蓦然出现，而马蹄声“哒哒”的仿若敲击在心底。观者难免生出疑惑——“这个潇洒的骑士是谁？”这时，画外音响起：“原来是游走于幽、并之间重义气、轻生死的游侠儿”。幽并二州地接边邑，自古民风勇悍，这位游侠更是其中翘楚——少年时便离家游历，在环境恶劣逼人的边地闯下了偌大的名头。诗人采用问答式和上下左右的铺陈，对游侠儿进行泼墨式的渲染，进一步将游侠儿能“扬声沙漠”的原因铺叙展开——一方面固然是仰仗了精良的装备——骏马、良弓、利矢，但更重要的是有着过人的技艺和身体素质。无论是左右开弓还是仰射俯射，游侠儿都能一举中的，既有如猛兽“豹螭”一般勇剽，又有如“猴猿”一般的敏捷机智——想必只有在一次次枯燥的练习、凶险的争斗中，这样出众的本领才能够磨练出来。随着层层深入的描写，一个英武、机智、凛冽的游侠儿形象便已跃然纸上、颇动人心。但如果仅是这样，我们也就领略到了一番激情澎湃，其它的到此而止。然而，镜头忽然从这位游侠儿身上移开，转到（或许该说“转回”）也许是千里之外的边关——信使来报，那里胡虏已数次纵马劫掠，边城局势岌岌可危，亟盼勇将猛士援助解围。游侠儿依仗其过人的技艺，奔赴国难，愿为边地解围，更期望能如卫霍一般，长出塞外，封狼居胥，使匈奴、鲜卑为之战栗。然而战争就意味着杀戮，千秋功业必然建立在一个个生命逝去的基础上，谁能保证游侠儿就一定能活到最后？游侠儿却早已做好了刀尖上搏命的准备——“置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既然已经“名编壮士籍”，便只能不顾个人安危，甚至将父母、妻儿置于身外，为了国难何惜此身，死亡不过也就是归去罢了！诗句从游侠儿外在的英武的描写而上升到了心灵的坚持和高贵，于轻生死的义气之外添加了英雄的气概和抱负。于是，这位游侠儿的形象得到了再次的升华，此诗的主题也被引向了最高潮。在这首诗中，诗人将对这幽并游侠的外部形象和内心境界的铺陈描写，穿插在他接到告急文书而驱马驰往西北边境的叙述之中，而在叙事中又采用倒叙的手法，先推出他急驰向北的特写，再补叙他急驰的原因，使全诗层层铺叙，次第井然，而又波澜起伏，曲折生姿。笔墨精炼劲健，一个将义气寄于家国、将勇力效于天下，听之令人热血沸腾、视之使人倾慕不已、闻之让人欣然落泪的游侠儿形象熠熠生辉。（二）曹植《白马篇》与游侠诗传统“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中“游侠”、“私剑”并称，而“带剑者”的特征是“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太史 公为游侠作传，以韩非子此说开篇。后世谈“侠”者亦必谈太史公的《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二十五史》第五册《史记.卷一百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传记中所记朱家、剧孟、郭解等游侠之所为，大致不出此范围。班固《汉书》仿太史公亦设《游侠传》，且增加了万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的任侠行为，但是评判观点已有所变化，其后历代史家不再专为游侠列传。因此，从历史上看，侠的早期形象并不像人们现在意义上理解的那样光彩。如韩非就指斥“侠以武犯禁”，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评议曰“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正统社会上层统治者对游侠更一般持贬抑态度，如太史公载景帝曾诛杀若干游侠，武帝曾斩杀郭解。然而任侠之风薪尽火传，从未真正消失过，纵然正史中自《汉书》之后不再专为游侠列传，游侠却一直为文人所钟情，文人在游侠形象的幻设创造之中，喜欢突出其正义人格、英雄色彩，创造出浸淫着文人理想的游侠形象和侠义精神，并使“侠”渐渐成为了一般民众甚至豪贵们崇尚、追求的人格和行为楷模。而历史上这样的文人，以其影响而论，曹植可称领言者。可以说，曹植《白马篇》塑造了一个经典的游侠形象，展现了游侠的人格魅力，也借游侠儿形象达到了诗人抒情言志的目的。1、曹植《白马篇》承继了太史公咏侠言志的传统。太史公在《史记•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以诗意的笔法描绘先秦和西汉的游侠，热烈赞颂他们的侠义品质，借以宣泄自身的情感。曹植在《白马篇》中选用了许多具有慷慨激昂色彩的词汇（如“连翩”、“扬声”、“长驱”、“弃身”等）和表现手法（设问、渲染、铺陈、夸张、反问），形成了刚劲有力的语言风格，诗中的游侠少年也呈现纵意挥洒、勇赴国难、充满悲壮和崇高色彩的形象。据《三国志.魏书》看，曹植年少轻狂时多有放荡恣肆之行，嗜酒好游乐，但亦曾“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三國志卷十九.魏書陈思王曹植传.六年》；并记载曹植曾上疏求自试，其中有语云：“臣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铭着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拊心而叹息也。”同3因此，《白马篇》与其说是在歌咏“幽并游侠儿”，不如说是在书写曹植自身为国立功、不负此身的抱负和志向。2、曹植树立了“侠行边塞”的诗歌模式。 依靠这一模式，曹植树立了游侠的光辉形象，并为后世诗家所沿用。在《白马篇》中，曹植把游侠儿意气纵横、独立不羁的侠义气度与卫国情感相结合，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游侠英雄形象。也是从《白马篇》开始，侠义伦理向为国立功靠拢，侠的作用逐渐被渲染提升，更可能成为拯救民族危亡的英雄。如梁启超先生曾称：“夫天下之达道，曰智，曰仁，曰勇，侠者合乎勇，而实统智、仁而一也。是故雪大耻，复大仇，起毁家，兴亡国，非侠者莫属。”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在于，《白马篇》提升了游侠的内在精神品质，更是给游侠们在继续对抗统治权威被打击、诛杀甚或沦为草寇宵小与完全地依附投靠权贵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的两条路之间开辟了一条中间道路，即是侠行边塞。游侠儿一般有出手豪阔的习性，“一掷千金”，然而游侠们大多到处流浪，以四海为家，难以固定谋生和置产。这样，依仗其出众的技艺进行抢劫、偷盗或是替他人办事而充当刺客、打手便成为一般的选择——太史公笔下的刺客们固然忠义悍勇，所谓“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口号也很有诱惑力，但毕竟难掩触法之实，不担更加招惹当权者的仇视，也使侠客本身处于时正时邪的状态，降低了侠义精神的高尚性，游侠的末流总是向盗匪靠拢。同时，在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背景下，初期，不少有侠者风范的志士因义气或是求庇护、取功名的需要，纷纷依附一方豪强，成为了左右天下割据势力存亡的重要力量，如关羽、典韦等人曾因义愤杀人而亡命天下，甘宁有“锦帆贼”之名，谋士徐庶亦曾效侠客之行。但是，等到天下局势相对稳定、政权相对稳固的时候，不能为我所用、颇有不羁色彩的游侠们就成了潜在的威胁。如何发挥其长处、限制其危害，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白马篇》中隐隐透露出了这样一个观念——游侠儿于边塞抗敌是侠义行于天下的模式——一方面，游侠们确实可以建功立业、为国奋勇争先，将“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侠义精神提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同时，在塞外疆场上，他们苦修得来的一身技艺亦有可用武之地，减少了意气之争。另一方面，游侠们仍然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未如效力于某方势力、某些权贵或是某个人那样基本丧失了“游侠”这个词所代表的完全自由的人格。一直以来，游侠都是隐隐作为与权威、专制的统治者对立的形象而存在的，然而，曹植在《白马篇》中描绘的游侠形象，却对游侠理想及审美观念进行了重塑，在抵御外敌、护卫家国这一点上将游侠儿的价值取向与统治者的需求相统一。1、行于边塞的游侠模式是游侠风气与文人审美与理想的结晶。这在以下两点上有所体现。一是文人的风雅传统与游侠生活的结合。一般来说，游侠们多有出生市井者，文化程度不一定高，经济和生活水平有限，审美观念应该更倾向于实用； 身为武人，尤其是刀口舔血的武人，很可能是粗豪的形象。因此，真正的游侠是不太可能“白马饰金羁”的——真金质软又十分耀眼，其实不是很实用，生死搏杀中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良弓”、“楛矢”倒是游侠们期待能拥有的利器；真正的游侠也不一定有《白马篇》中的游侠儿那么招眼（另外，个人比武中，游侠们通常可以战胜训练有素的军人，但正面搏击的战场上，一百个游侠的组合很可能被一百人的军队打得溃败）。所以，《白马篇》与其说是描写了一个游侠，不如说是描摹了一个诗人想象中的游侠形象更为恰当——诗人们没有真正单独经历过那样流离动荡的生活，出于崇尚风雅的文人习惯，于是将游侠的形象进行了审美化、艺术化的改造。二是，文人们通常“手无缚鸡之力”，因此以游侠作为称颂的对象，未尝没有对于武力值的期待。文人们自身难以真正上战场杀敌，因此将征战沙场的功业理想寄托在了审美化后的游侠身上，曹植《白马篇》正是文人济世情怀在游侠身上的一种升华，游侠诗成为了游侠风气与文人审美与理想的结晶。曹植之后多有咏侠之诗作，虽有不同之处，但《白马篇》的几个咏侠传统基本被承继。同时，这样的文学上的游侠形象对于现实的游侠也产生了相当大的改造，尤其是对于初出茅庐的少年游侠们而言，《白马篇》中豪侠式的游侠风格是颇受宠爱的。二、鲍照、李白《白马篇》对曹植侠风的承继以及偏异（一）鲍照《代陈思王白马篇》与曹植《白马篇》诗情的异同白马骍角弓，鸣鞭乘北风。要途问边急，杂虏入云中。闭壁自往夏，清野径还冬。侨装多阙绝，旅服少裁缝。埋身守汉境，沈命对胡封。薄暮塞云起，飞沙被远松。含悲望两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设计误，怀恨逐边戎。弃别中国爱，要冀胡马功。去来今何道，卑贱生所钟。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鲍照，字明远，南朝时人,《南史》传载：“照尝谒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南史.卷十三.列传第三宋室及诸王上》。”然 而在豪门世族的压抑下，他蹀躞垂翼，有志难伸,步入仕途后，一直沉沦下僚。人微而才秀的鲍照是南朝或流于绮丽肤浅、或枯涩玄奥文风中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的为数不多的现实主义作家。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指出:“当南朝绮罗香泽之气充斥弥漫之秋,其能上追两汉,不染时风者,我得一人焉,曰鲍照。鲍氏乐府之在南朝,犹之黑夜孤星,中流砥柱,其源乃从汉魏乐府中来,而与整个南朝乐府不类。”读诗不可以不审情，审情而可知诗之美。将鲍照《代陈思王白马篇》与曹植、李白相较，其诗现实主义风骨尤为强烈——曹植《白马篇》的风格有少年游侠儿昂扬奋发、轻快乐观之感，而鲍照的《白马篇》虽题为“代陈思王”作，诗中也描写了一个建功立业的壮士形象，但正如郭茂倩先生在《乐府诗集》中评价的那样：“始则盛称京洛之美，终言君恩歇薄，有怨旷沉沦之叹。”《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诗的首四句说：　　白马骍角弓，鸣鞭乘北风。要途问边急，杂虏入云中。　　勾勒出一位戎服急驰、奔赴前线的战士形象，也渲染出军情的紧急，顺带点明了时令（北风呼啸的时节）和地点（云中，秦置；《汉书.冯唐传》：“魏尚书守云中，匈奴不敢近塞下”《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鲍参军诗注》卷一，黄节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三版，这里应借指北边极远之地）。战士急赴前线的形象让读者感受到卫国的热忱，所着笔墨亦是精炼劲健、强劲有力，却给人以紧张之感，不同于曹植《白马篇》开篇的轻捷。接下来八句写战士在前方的情景：　　闭壁自往夏，清野径还冬。侨装多阙绝，旅服少裁缝。埋身守汉境，沉命对胡封。薄暮塞云起，飞沙被远松。坚壁清野已经半载，时已严冬，装备、衣服都很匮乏。战地生活严峻、艰辛，举目四望，但见暮云乱飞，黄沙蔽日，一片荒凉。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战士们坚守边塞。所谓“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弊”《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鲍参军诗注》卷一引何承天《安傍论》，黄节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三版，诗人用“埋身”、“沉命”这样沉郁、坚重的词表现了战士誓死不退、勇抗胡虏、与敌偕亡的决心。但是就在这里，诗意发生了转折。诗人接着写战士的心情道：　　含悲望两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设计误，怀恨逐边戎。弃别中国爱，邀冀胡马功。去来今何道？卑贱生所钟。　　战士是楚人，故登高而作楚歌。他心境悲凉，南望长安、洛阳那歌舞繁华之地，达官贵 人正在那儿追欢逐乐。他本欲立功边陲，因此远离父母，抛妻别子，来到这荒凉的北国。谁料壮志成空，并未能改变自己的地位。他忠勇爱国，奋不顾身，为何不能立功？就因为“卑贱生所钟”，出身寒门。高门贵胄可以毫不费力地平步青云，寒门下士却连从军远征这条艰辛的道路也难以走通，这位战士怎能不长歌浩叹！　　可是诗的结尾，却又高亢劲健：　　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战士尽管满腔悲愤，而英雄本色究不可掩。虽然功名难就，他仍要用累累的战绩证明自己的勇敢和忠烈。于是，在一片悲凉中，壮怀不可掩，亦更显战士忠义之可贵。曹植《白马篇》描绘的是一个为家国放弃以往快意的生活、牺牲自己的幸福的激昂游侠儿形象。鲍照虽继承了曹植《白马篇》的路数，书写游侠少年舍身赴国难、边塞建功的抱负，然而其形象和诗情多有不同。1、对“游侠”与“战士”身份的不同侧重。不同于曹植诗中描绘对象游侠身份的彰显，鲍照诗中描绘对象“游侠”的身份却被淡化，凸显的是游侠身为战士时期在边塞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从这一点看，鲍照《代陈思王白马篇》在题材上有所创新，对游侠诗向边塞诗的发展有重要的先导作用。诗中，鲍照并没有像曹植那样对游侠儿的过人技艺和奋勇杀敌进行直接的泼墨式的铺叙，而用大量的笔墨去铺叙渲染边塞军旅的艰苦、环境的荒凉、战场的险恶、远离亲人的悲愁等等，在这样的苦寒情境下，战士的奋勇、抗争和坚持的精神也就更加被凸显。2、鲍照诗中描绘的主体比曹植诗中增加了以征战求功名的思想。曹植侧重凸显游侠“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高尚情怀，其高超的技艺更多是为了能取得“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胜利而服务。但从鲍照诗中“弃别中国爱，要冀胡马功”、“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中可以明显的看到战士能够“埋身守汉境，沈命对胡封”除了出于保家卫国的目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征战求功名。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文人伦理观念对侠义价值的继续改造，另一方面也是鲍照希望一展所能、建功立业以改变自身身为寒士在当时时代卑贱地位的渴望的真实写照。3、鲍照《代陈思王白马篇》中战士的情感远比曹植诗中的游侠更为复杂和矛盾，诗风更加沉郁和顿挫。曹植的《白马篇》通篇透露出一种昂扬向上的激情，其“弃身锋刃端”的悲壮只是更加从正面凸显出游侠儿的豪情满怀。然而鲍照的诗中，在壮志和坚持之外，弥漫着许多矛盾、迷茫、苦涩的情绪。从意象来看，“清野”、“冬”、“薄暮塞云”、“飞沙远松”让壮阔的边塞多了荒凉；从战士边塞生活看，“侨装多阙绝，旅服少裁缝”显露出戎旅生涯 几多艰辛；从战士的地位和处境来看，“去来今何道，卑贱生所钟”明显地反映出“弃别中国爱，要冀胡马功”的壮志豪情不可避免地受到赏罚不公、苦乐不均等黑暗现实的挫折。这样矛盾一层一层叠加，豪放雄壮与感伤低徊的感情统一在一首诗中，形成了这首诗浑厚、深沉的风格。透过这两首诗在风格、感情上的差异，可以窥见二位诗人各自社会地位、思想感情的差别——一个是贵介公子，而渴望建立不世的功勋，垂名竹帛；一个出身寒微，深切感受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压抑。他们都将自己的情感融入了笔下侠士的形象之中。（二）李白《白马篇》与盛唐都市豪侠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万战场，匈奴尽奔逃。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根据《李太白集编年注释》，开元十八年春夏间，李白第一次上长安，“历抵卿相”之后仍无结果，徘徊魏阙之下不得其门而入，与游侠斗鸡徒为伍，且与五陵豪相交，此诗约作于此时（后因误与五陵豪相交，而有北门之厄，受到围攻，自不会再有如诗中那般的赞语）《李太白全集编年注释.论李白》，阎琦、房日晰、安旗、薛天纬编撰，巴蜀书社，1990年版。骏马略无杂色、马鞍金光闪闪、宝剑锋芒光寒、衣袍明艳慑人，有道是“人靠衣装马靠鞍”，李白首四句便以其开朗之天性采用明丽之色调描绘骑乘、衣饰，顿显五陵豪众的俊爽、豪夸。接下来便直写有如此煊赫声势的五陵豪众的身份和来历：“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原来是居住在五陵附近的豪门子弟凭斗鸡之术而受到皇帝的荣宠。出身豪门又投帝王心意，五陵豪众一时间风头无俩。然而五陵豪也并非是一群彻底的纨绔子弟，他们功夫不弱、迅捷勇猛，有“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的真本事。这样的一群人有身份、有地位、有手段，难以约束，行事间自然肆无忌惮，醉后更显不羁——斗酒玩笑、嬉闹无度、持刀醉舞。更喜好结交豪侠，视人命如草芥，全凭己意行事。诗人如果只是写到这里，只怕五陵豪再是声势烜赫、豪放不羁，也难以留下一个好名声——这样的人，行事全凭一己好恶、肆无忌惮，不懂体谅宽容，兴致高时固然可与人把酒言欢，但稍有冒犯或是不如意处恐怕就怒目而起、拔剑相向了。君不见当年周处少时好驰骋田 猎，不修细行，纵情肆虐，乡里患之，以南山猛虎、长桥下蛟与周处并成为“三害”？但从曹植《白马篇》起，便给豪侠以另外一条出路。李白对五陵豪众的期望也是如此——有如此技艺、豪情何不从军杀敌、叱咤疆场、报效家国？也可立一世之功业、受万众之景仰！于是五陵豪众们纷纷“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在边疆“叱咤万战场”，使“匈奴尽奔逃”。可以想象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立功归来后，五陵豪众们恐怕越发地不肯受约束。当然，其境界还是有所“提升”的——原先也许是在地位比他们低的普通小民或是身份相当者面前肆无忌惮，在地位更高、“惹不起”的大官贵族们面前，只怕也得有所收敛甚而低声下气，但现在“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两三口黄汤下肚后，只怕在皇帝面前谑笑玩乐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当然，看不起埋首故纸的文人更是寻常事——你看那身处籍籍无名的屋舍、通行的小路都被荒草遮盖了，这样的处境怎比得上我们坐拥“五花马、千金裘，统统用来换美酒”的惬意生活？三首《白马篇》中，李白《白马篇》的结构和感情与曹植诗颇为接近——都是激烈的风格，都是先渲染侠客的身份与饰物、然后夸赞其勇武，再让侠客们征战沙场、扬威边塞。即使如此，李白笔下的侠客仍多用不同，诗中他对“五陵豪”的态度颇可玩味，萧士赞先生评论说：“此诗寓贬于褒，寓扬于抑，深得国风之旨，读者宜细味之”。《李太白全集编年注释.开元十九年》引萧士赞说但这里只讨论比曹植《白马篇》中还胜一筹的意气飞扬，豪迈桀骜——如果说，曹植《白马篇》中的游侠出生燕赵，近于边陲，描绘的是一位边塞少年游侠的形象；鲍照笔下的侠客出身寒微、远离故土、沉沦边地但豪情仍在；那么李白笔下的则是一位长于热闹繁华之地的都市豪侠，盛唐气象尽显。唐人具有一种昂首阔步、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开放高朗、乐观自信的盛世情怀，盛唐也是一个任侠风气炽盛的时期。而在当时的唐都长安，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外交流的中心，其繁荣的都市生活为任侠风气的盛行更是提供了优越的现实条件，盛唐开放繁荣的时代文化背景给也给了长安任侠风气不同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从三诗对比来看：1、俗世气象在李白《白马篇》中尽显。唐代长安，坊曲街市非常繁华，侠客们在这些地方纵酒竞博、嬉闹押妓，尽情地享受都市人生的乐趣，这给盛唐时期的游侠增添了几分世俗色彩和生命活力。不同于曹植笔下的游侠儿颇具的边地的锐利警醒，鲍照笔下的战士暗隐苍凉的悲壮，“五陵豪”们跋扈恣肆之态尽显，显现出一种令人眩晕的市井气氛。五陵豪侠 们富贵堂皇、装饰华丽，斗鸡走马、流连酒肆、结盗杀人无所不为，有一种尽情的享受、尽情的追求现世的乐趣和欲望的满足的俗世气象。2、李白《白马篇》“五陵豪”比之曹植、鲍照诗中的游侠更具有一种高昂的自信。同是征战边塞、建功立业，曹植钟爱的游侠儿“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场景还只是诗人的畅想，更需要游侠儿“弃身锋刃端”，游侠儿随时可能在战场上放弃自己的生命；鲍照描绘的战士更是虽然有功勋、“知我独为雄”，却受到豪贵的压制而“怀恨”、“含悲”；李白则压根不考虑“五陵豪”有失败身死的可能，似乎“五陵豪”只要“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就可以立马在战场叱咤、使风云变色；归来后，王侯将相都可以不放在眼里。事实上，对世俗享乐的需要和对功业理想的追求是统一于唐人要求充分展现自身生命价值和享受生活乐趣的愿望之中的。正因为如此，李白的《白马篇》中，“五陵豪”们可以同时奔走于繁华的都市与荒远的边关，即使一处弥漫着声色犬马的喧嚣，另一处充满了生死厮杀的呐喊。也正是这样，虽然诗中的“五陵豪”们放荡恣肆，纵情玩乐，颇给人任性胡为的荒诞感，却没有六朝的绮丽的颓废，我们也没有太过的反感，首先感受到的却是郁郁勃兴的青春激情和豪迈气概。当然，除了时代精神，李白的独立人格也是也赋予《白马篇》不同于曹植、鲍照的风骨和气象的重要原因。李白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游侠气质的人，对游侠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和崇拜感。同时，李白可以说是一个渴望一展抱负、建功立业、却并不是多么贪图权势富贵的人，自由、特立才是更适合他的生活状态。李白以其独立特行的傲岸契合着盛唐的气象，因此，李白才能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五陵豪”们也能“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这是曹植、鲍照所不能也不敢企及的状态。于是，余光中赞美李白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还有三分啸成剑气，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三、结语“侠”是一个值得憧憬的美好的词，是诗人文笔纵横驰骋的内驱力。《白马篇》即突出表现了“侠”的这种审美理想，并与之升华。三位诗人笔下的游侠们各具气质，各具情思，但都呈现出一种自由特立而又奋勇坚强的美。这是一种来自生命底蕴的激情。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他们是值得我们努力回望的对象，侠亦如此。只能从诗中遥想当年。 参考书目：1、《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二十五史》第一册《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二十五史》第二册《三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二十五史》第四册《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6、《鲍参军集注》，钱仲伦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7、《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鲍参军诗注》卷一，黄节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3版8、《李太白全集编年注释》，阎琦、房日晰、安旗、薛天纬编撰，巴蜀书社，1990年9、《中国侠文化史》，曹正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4月1版10、《千古文人侠客梦》，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1版11、《武侠文化通论续编》，王立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1版《唐代侠风与文学》，汪聚应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4月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