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归园田居其一》中的“三乐”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归园田居·其一》堪称陶渊明告别官场，回归田园的“第一快诗”。“快”集中体现在“三乐”上：发现之乐、自由之乐和清新之乐。 称其为“第一”，并非仅指写作顺序上的“第一”，更指思想认识高度、硬度上的第一，自由、快乐强度、浓度上的第一，体察事物敏度、新度上的第一。一、发现之乐《归园田居·其一》的结构非常特别——劈头六句全是形象化的说理：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结尾两句再次呼应、强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形成一种“闭合式”的结构。情感一泻千里，却又能“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还能余韵悠长。看似刻意为之，似乎受了谈玄之风的影响，却又能巧夺天工，随性点染，一片化机。这种结构设计与当时的玄言诗迥然有异。玄言诗虽然也会大谈佛理或老庄哲学，甚至还会借形象说理，但因所说之理与自我的性情、生命一直有“隔”的感觉，导致形象与玄理的游离，所以在内容上被斥为“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刘勰《时序》），严重脱离现实；在艺术表现上被批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钟嵘《诗品序》便成了必然。即使是后世谢灵运那样清新明媚的山水诗，也不能免俗，如游过某地非要来个卒章显理不可，“人生谁云乐，贵不屈所志”（《游岭门山诗》）、“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岸亭》），被人讥为拖着玄言的尾巴。但是陶渊明的这首诗完全是任情而行，自然成文，毫无矫揉造作，强力为诗的感觉。
联系《归园田居》组诗的其他四首，《其一》也是一个特例。“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四首的开头诗句中，没有一个是张口就来说理或抒情的，更没有一来就是连珠炮般6句的，都是以景象或叙事切入，娓娓表现，情感内敛的特性非常明显。这与《其一》的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何看待这种另类的形式表现？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乐到极处的体现。开头两句不足以写乐，就再来两句。不行，再追两句，汩汩滔滔，汪洋成河，大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诗大序》）的感觉。随后的7——18句，貌似宕开一笔，开始了亲历农事，庭前屋后自然风光的介绍，实际上仍是在抒情，只不过进入了抒情的慢板而已。惟其如此，结尾两句再掀“乐”的高潮，才水到渠成。所以说，这是一首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欢乐之情的快诗，并不为过。乐在何处？乐在发现！发现了什么？发现了本然之性！陶渊明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没有迎合世俗的癖好，而只喜爱山丘园林，因为不小心栽到官场中，浪费了许多年。表面上看，这种热爱自然的本性似乎是与生俱来，或少时就具备的，谈不上什么新发现，可是透过他独特的修辞，我们不难看到：这种滔滔不绝的真情告白，与年轻时的认知绝不可等量齐观，而是宦海游历，饱经风霜后的一次重新发现、重大发现。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陶渊明少时是怀了“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的；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出任江州祭酒，也完全是为了实现“大济苍生”的愿望。可见，他对俗世也是怀了很大的热情，想参与其中，且融入其间的。那时他眼中的官场，绝对不应该是现在所体验到的束缚人性的“尘网”或“水池”，而是供自己理想扬帆的大海，任自己志向翱翔的蓝天。所以，现在有“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体认，实际上是已构成了对自己昔日人生体认的否定之否定，这正是对自我本然之性的重新发现。
因为这种发现是在宦海的煎熬中结晶而出的，因此实际上又包含了对官场政治、社会现实的再发现。事实的确如此。东晋时代，政治极为腐败，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左右政局的士族与军阀既不想整顿政治，也无意收复失地，造成“百司废弛”，无力回天的局面，加之陶渊明又非门阀士族出身，所以济世的抱负根本无法施展。虽然有心致仕，但情越炽，“违己交病” （《归去来兮辞·并序》）、“志意多所耻”（《饮酒·其一十九》）的挫败感就越烈，这自然会加剧他从官场抽身而出，回归田园的心理取向，所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是也。尽管“耕织不足以自给”（《归去来兮辞·并序》）的现实曾迫使他一度返回官场，为彭泽令，但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耿介性格，很快催化他对现实政治清醒的、根本性的认识，进而也清晰，并坚定了对自我本然之性和理想中生活方式的认识与坚守。这完全是灵魂的一次大洗礼，大升华，是自我的一次浴火重生，怎能不欣喜若狂呢？作者不避自我玄思的劈空而降，漫漶成篇，曲终再奏，正是出于发现之乐迫不及待的宣泄与分享——当然，最后两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与开头形成呼应之势，也有渲染、强化拟读者或者拟听众对“我”认知与认同的目的。如果将这41年来的人生精华体验放在诗的末尾含蓄呈现——就像当下演出的大牌演员最后出场，或压轴节目最后亮相，再或干脆将岩浆般炽热的发现之乐隐匿在写景、叙事中，那是有违这种磅礴的发现之乐，也是有违他的真率之性的。清代学者沈德潜评陶渊明：“不可及处，在真在厚。”（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元好问《论诗绝句》赞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代陈绎曾更是认为陶渊明的作品“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曾《诗谱》）。如此真率、赤城、性情之人，采取小桥流水，柳暗花明的形式，表现一生中重大的发现之乐，岂不是真正的逆天之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陶渊明诗歌中呈现的本然之性，与宋代朱熹强调的本然之性是大不相同的。朱熹有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之说。本然之性与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儒家学说中所谓的天理吻合，而气质之性不是尽善尽美，需要通过后天教育，使人认识到要捍卫自己的本然之性。陶渊明的本然之性恰恰是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思想，向道家思想的归趋，带有顺木之天，以尽其性的味道，而且这种本然之性的发现也不是后天的教师教育所启悟，而是来自对官场生活的自我打量，历尽沧桑之后获得的自我顿悟与澄明。法国的心理学家拉康曾表示过这样的意思：符号的次序代表着精神的次序。寻绎陶渊明的话语次序及表现形式，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精神的次序，以及发现之乐的质地。二、自由之乐对自我的本然之性和人生定位有了全新的认识后，一种不可遏制的自由之乐便像空气一样，充盈了陶渊明生活的全部空间。这种自由之乐主要是通过“羁鸟”“池鱼”“尘网”“樊笼”这些比喻或者说意象的间隔式互文来强化的。把官场比作“尘网”“水池”，把自己比作“羁鸟”“池鱼”，这种充满对抗的意象，两极对立的情感，已经让重获新生的大欢乐冲决而出。本已尽意、尽情、尽性，可是在结尾处他竟然情不自禁地又用了“樊笼”（显性）和“获得自由的鸟儿/其他动物”（隐性）这组与上文完全同质的意象——这在诗歌创作中实为大忌，因为没有求新、求变，更不是《诗经》中经典的反复或复沓手法，但恰恰是这种翘棱、怪异的抒情方式——其实是一种间隔的、隐蔽的、很艺术的互文，当然也是一种别样的呼应，反而使自己的自由之乐得以肆意绽放。在宏观架构上如此特立独行，在细部处理上也是如此。陶渊明写作此诗时已41岁，如果说误落尘网的30年是确数的话，那么他11岁就开始涉足官场了，这与史书记载的29岁出仕显然不合。所以，这里的“三十年”仅是一个虚拟的、夸张的数字。虚拟、夸张得越厉害，突出自己陷于官场越久，就越能体现自己的发昏、懊悔和痛苦，也就越能凸显眼下逃离官场，重获自由的清新、欢愉和格外珍惜。羁鸟的“恋”旧林，池鱼的“思”故渊，也是突出孤独、厌恶、苦痛的深重。不明言自己的自由之乐，却一个劲地说自己不自由时的痛苦，这种看似很拧，很拗的抒情方式，却与陶渊明内心的大喜悦形成了最完美的匹配。这种正话曲说的表现方式，与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刘禹锡的“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还有他本人在《归去来辞》中写到的“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等正话正说的明朗抒情一比，其个抒情的个性化量度清晰可辨。但是，即使在被巨大的自由之乐裹挟、浸润、陶醉的时候，陶渊明的理性也是无比清醒的，甚至有了更坚定的强化。这从他不显山、不露水的用典中，可以一窥端倪。比如“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表面上写的是自家纤尘不染的房屋、庭院，还有比较空荡的室内，实际上是化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尘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提到：“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这是嵇康在讲他不去做官的理由，其中的“嚣尘”一词正是陶渊明所说“尘杂”的源头，二者末异而本同，甚至表达对官场事务的疲惫和厌恶之情，也是如出一辙。二是“虚室”，人教版教材将其释为“空室”，这显然是不到位的，无法表现陶渊明的独特匠心。事实上，“虚室”一词出于《庄子·人间世》中的“虚室生白”一语，司马彪如此解释：“室比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也就是说，空明的心灵能生出光明来，用西方的谚语来说就是“空瓶子才能装新酒”，但是庄子的比喻显然更典雅，更蕴藉，更能启人诗思。陶渊明承袭这一思想，正是为了表现把尘世的各种东西，如名利、物质欲望等全部清空，内心才有了余闲的自由之乐，同时也为自己返归田园寻求更坚定，更有力，更潇洒的理论支撑。自由之乐还催生了强大的力量，使陶渊明义无反顾地主动捍卫自己的行事方式和价值追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便透露了个中消息。开荒种田，这在达官贵人的眼里是很卑贱、很没出息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说：“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务。”《南史·到溉传》说：到溉先祖曾担粪自给，别人骂他“尚有余臭”，但是陶渊明根本不在乎。不但不在乎，还以此为乐，以此为豪。“守拙”说明，在当时情形下，他是被别人视为愚拙、傻帽的典型，加以嘲讽和打击的，但是陶渊明毫不畏惧，淡定自守，且特地写入诗歌加以歌颂、炫耀，颇能显示出特立独行的魏晋风度。
不过，与那些“不满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又无力改变，只得以一种佯狂的样子逃避现实”的名士风不同，陶渊明绝不佯狂，也不夸张地大搞“狐蹲牛饮”“望客而唤狗”的行为艺术，而只是执着地与自然相亲，捍卫自己内心的精神自由。这种心理，完全可以改用裴多菲的诗歌加以概括：利益诚可贵，名誉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三、清新之乐思想的重生，自由的获得，也使陶渊明品尝了无边的“清新之乐”。清新之乐集中体现在对田园风光的描写上——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极其寻常的景物，陶渊明却不厌其烦，如数家珍。甚至连狗吠、鸡鸣这种并不雅致意象，也被引入诗歌，到底是为什么？这只能从清新之乐的视角加以阐释。因为彻底告别了令自己深感耻辱、压抑、厌恶的官场，所以昔日昏睡、麻痹的感官纷纷苏醒、纤敏了。于是别人熟视无睹，不以为然的乡村景象，在陶渊明看来，却全部具有了清新、美妙的气质。看似婆婆妈妈、啰里啰嗦，连屋前屋后长的什么树都说得很清楚，实际上正是要倾吐他的清新发现。“求其放心”让他重新拥有了“婴儿眼光”“黎明感觉”，所以乡村的一切景象都新鲜起来。从诗歌创作的视角看，这种平中见奇，俗中见雅的表现艺术，与苏轼所说的“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的理念，还有俄国形式主义主张的“陌生化”理论也是高度吻合的。因为反常或陌生化，不仅可以使语言变形，也可使感知变异，从而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方智范教授认为：“诗人是在身边的普通事物中发现了美，发现了生活的真谛，这就是表现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是很深刻的见解，清新之乐不仅体现在感官的开放和苏醒，更在于审美天眼的张开，审美灵魂的激活，还有对昔日置身官场，看惯了太多的战乱、篡夺、阴谋、危机，使爱山丘的天性严重异化的拨乱反正。看似普通的景物描写，实际上却浓缩着丰富的社会信息、心理内涵。苏轼评这首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
（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这种“奇趣”中，清新之乐要算是重要的内蕴。张戒说“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园田。而后人田园之句，虽极其工巧，终莫能及。”（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缺失了对官场生涯的深度体认，对自由之乐的坚定捍卫，对清新之乐的真情享受，怎么能道出这种平凡景象中的不平凡意趣呢？当然，清新之乐必然地也含蕴了陶渊明人性升华后的欢乐。再也不用降志辱身，疲于应付了，再也不会再因贫穷而违背本心地返回仕途了，再也不用“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了——我就是自由的高鸟，我就是自由的游鱼！可以永久地与丘山、园田相亲了！因为曾经“误”落尘网，因为曾经“久”在樊笼，有过本心遮蔽、灵魂迷失的经历，所以此刻人性的回归与清朗，其脱胎换骨的鲜妍明媚之感一定是相当强烈的。若是对照后来因贫困所作诗歌中的相关描写，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示庞主簿邓治中》），陶渊明在《其一》中对身边事、景的清新感、欢乐感，其强度、浓度，真的是一目了然。落实到语言中，陶渊明的清新之乐更是清晰可辨。无论是适度的夸饰，还是典故的化用，或是结构的经营，用词的考究，一切都像从自家肺腑中生长出来的一般，新意弥满，情韵丰饶。朱熹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自然”强调的正是陶渊明诗歌语言对生活万象与心灵契合时原汁原味的保鲜。惟其如此，个性独具，新意迭出才会不期而至。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宋代曾紘的话说：“余尝评陶公诗造语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这也是对陶渊明语言清新、醇厚风格的洞见，发人深省。现代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特点，认为陶诗“虽然平淡，但不浅薄，相反只使人感到醇厚有味。他的诗歌语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这些特点，《其一》中均有鲜明的体现。（注：本文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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