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作品《窦娥冤》分析关汉卿,字汉卿,与已斋叟;大都人。他是我国元代剧坛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如椽大笔,是推动元杂剧脱离宋金杂剧的“母体”走向成熟的杠杆,是标志戏剧创作走上艺术高峰的旗帜。对元代社会的腐败与黑暗,他广泛反映,深刻揭露;对受迫害者的痛苦经历,他寄予莫大的同情,酣畅抒写;对弱小者抗击罪恶、见义勇为的意识和行动,他给予热情的颂扬。他的创作“一空依傍,自铸伟词”,“曲尽人情,字字本色”。其剧作如“琼筵醉客”,汪洋恣肆,慷慨淋漓,具有震撼人心的力度。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甚多,主要代表作有:《窦娥冤》、《望江亭》、《蝴蝶梦》、《金线池》、《西蜀梦》、《拜月亭》等等。《窦娥冤》,这部戏无疑是关汉卿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最能反映作者鲜明的艺术创作风格的作品。《窦娥冤》是一部伟大的典型的悲剧作品。它之所以成为典型,是与窦娥的故事的悠久历史传统不可分的。它不仅是关汉卿一人的独创,也是历代人民的血泪结晶。它不仅反映了特定的元代社会黑暗,它还揭示出封建社会某种共有的罪恶本质。根深而叶茂,渊源而流长。剧中,在关汉卿笔下的女主人公窦娥是一位善良而多难的女性。她出生在书香之家,父亲是“幼习儒业,饱有文章”的书生。窦娥家境贫寒,三岁丧母,幼小的年纪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从小养成了孝顺的品格。父亲为了抵债,忍心将她出卖,让她成了债主蔡婆婆的童养媳,这加重了她幼小心灵的创伤。她在蔡家平淡地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岂料至17岁,即婚后不久,丈夫因病去世,窦娥随即变为寡妇。世事的多变、接踵而来的苦难,不仅使窦娥磨炼出应付灾变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时,也使她对“恒定不变”的天理产生怀疑。她出场时,便满怀忧怨地唱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然而,饱受折磨的窦娥万万没有想到,她一生中最大的苦难还在后头。接着,窦娥地婆婆蔡氏以放债来收取“羊羔儿利”,无力偿还其债务的的赛卢医起了杀蔡婆婆之心,蔡氏在危难之际意外地被张驴儿父子救出。可是,张氏父子不怀好意,乘机要将蔡氏婆媳占为己有。窦娥坚意不从。张驴儿怀恨在心,趁蔡氏生病,暗中备下毒药,伺机害死蔡氏,逼窦娥改嫁;可是,阴差阳错,张的父亲误喝有毒的汤水,倒地身亡;张驴儿见状,当即心生歹念,嫁祸于窦娥,以“官休”相威胁,实则强行逼窦娥“私休”。窦娥一身清白,不怕与张驴儿对簿公堂,本以为官府能判个一清二楚;岂料贪官桃杌是非不分,偏听偏信,胡乱判案,屈斩窦娥,造成千古奇冤。在元代,社会秩序失范,官吏贪墨,阶级冲突和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冤狱重重,悲愤屡屡发生。《窦娥冤》戏剧情境的形成,与此有着密切关系。像张驴儿这类无恶不作、横行乡里的社会渣滓,其无法无天的罪恶图谋,竟然有官吏为之撑腰,衙门成了罪犯逍遥法外的场所。世事的荒谬乖错,可见一斑。在这里,《窦娥冤》情节发展的偶然性,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必然性,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而作者笔下的窦娥是一位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她的性格是孝顺与抗争的对立统一。她的悲剧,是张驴儿的横蛮行径与官府的颠倒黑白所造成的;她的悲剧性格,则是在与张驴儿等恶势力的斗争中呈现出来的。经历过许多灾难的窦娥,本来很珍惜与蔡婆婆相依为命、相对平稳的家庭生活。她对早年守寡、晚年丧子的婆婆孝顺有加,也深信一女不嫁二夫的教条。如果生活没有波澜,她会恪守孝道与妇道,做一个贤惠的媳妇的。但蔡氏被张驴儿父子救出后,竟半推半就地应承了张氏父子横蛮无理的“入赘”要求。于是,摆在窦娥面前的是一种痛苦的选择:要么惟婆婆的意志是从,改嫁张驴儿;要么不依从婆婆,更不屈服于张驴儿的淫威。窦娥选择了后者。这一来,她首先和自己的婆婆发生冲突。她谴责婆婆“怕没的贞心儿自守”,“你岂不知羞”
,当面顶撞,据理力争。而面对张驴儿的强暴行为,窦娥没有惊慌失措,她镇静、坚定,绝不示弱,以蔑视鄙弃的态度与张驴儿针锋相对。在这里,她的抗争,不仅仅是恪守妇道,更是一种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行动。尤其是当张驴儿借张老头暴死事件作为霸占窦娥的筹码时,她相信官府不会容许这灭绝人性的衣冠禽兽的胡作非为,所以,她要与张驴儿“官了”,以为官吏会主持公道,会维护她的清白与名声。然而,窦娥没有想到,她所处的生存空间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她所寄与希望的官府,竟是一团漆黑。楚州太守桃杌残民以逞,滥用酷刑,将无辜的窦娥打得“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为了使蔡婆婆免受毒打,窦娥忍受着剧痛、屈辱和不公,不得不含冤招认,无辜受罪。这就是窦娥的悲剧性格。她的遭遇,典型地显示出善良的百姓被推向深渊的过程。窦娥本来不想和现实生活作对,可是黑暗的现实却逼得她爆发出反抗的火花。人间的不公,更使她怀疑天理的存在。她被刽子手捆绑得不能动弹,满腔的怒火和怨气,喷薄而出,她骂天骂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并且发出三桩奇异的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她声明:“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怪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第三折〔耍孩儿〕她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无辜,她要借异常的事象向人间发也强有力的警示。关汉卿写窦娥发誓后,浮云蔽日,阴风怒号,白雪纷飞,这一片浓重的悲剧气氛,把窦娥含冤负屈悲愤莫名的情绪推到极限。很明显,通过这惊天动地的描写,关汉卿希望唤醒世人的良知,激发世人对不平世道的愤慨,催促世人为争取公平合理的社会而抗争。因此,《窦娥冤》所表现的反抗性,是时代的最强音。剧本的第四折写窦娥三桩誓愿相断应验。耐人寻味的是,窦娥的冤案,最终却是由她的已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的父亲出来平反。窦天章当然不属贪官墨吏,可是,窦娥的冤魂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书案前“弄灯”、“翻文卷”,好不容易才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一细节表明,即便是奉命“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的窦天章,要不是窦娥鬼魂的再三警示,他也会糊里糊涂地将一份冤狱案卷,“压在底下”,不予追究。最后,冤狱总算平反了,但起关键作用的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特殊关系。换言之,窦娥得还清白,靠的是父亲手中的权力。这样的处理,固然反映出关汉卿崇尚权力的思想局限;但也体现出他让受害者亲属惩治恶人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寄寓着对元代吏治沉重的疑虑。因此,《窦娥冤》的结局,是有着比较复杂而深刻的涵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