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教案第一单元单元说明这个单元学习剧本。读剧本，戏剧场面和人物形象都是通过想象产生的，具有间接性而非直观性，这一点和欣赏戏剧演出不同，而和欣赏小说、诗歌、散文相近。不过，读剧本时，读者凭经验想象出来的首先是一些生动的戏剧场面，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也就是说阅读剧本要有“场面感”，这是剧本欣赏和小说、散文欣赏的基本区别。由于戏剧演出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剧本里的情节往往是对生活的高度集中和概括，剧中的主要矛盾冲突发展迅速。剧本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情节的发展和推进，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人物性格的塑造，都主要靠剧中人物的语言来实现，剧作者则隐身于背后。教学这个单元时，要适当介绍一些关于话剧的、元杂剧的知识，以及关于欣赏剧本的一般知识。此外，要让学生注意以下几点：1.概括情节。情节即故事，在概括剧情时，要把剧本里的显在情节（在舞台上表演出来让观众直接看到的情节）和潜在情节（通过一些别的方式交代给观众而不直接表演出来的情节）都包括进去，这样才能见出情节发展的全貌。如概括《雷雨》和《窦娥冤》的情节时都要注意这一点。2.了解主要矛盾冲突和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剧作中往往有多种矛盾冲突，要看看哪个是最主要的，矛盾对立双方分别是谁，还要弄清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人和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对于理解剧情、把握人物、欣赏具体的场面，以及推断剧情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如《哈姆莱特》一剧里，克劳狄斯和哈姆莱特是不共戴天的对手，乔特鲁德和雷欧提斯则是会对局面产生影响的两个变数：乔特鲁德处于克劳狄斯和哈姆莱特之间，左右为难；雷欧提斯被克劳狄斯利用，不过他既仇恨哈姆莱特，又对他怀有不忍之心。3.把握剧本的结构。结构也叫布局，是戏剧情节构成与展开的方式，一般可分为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个部分，划分的依据是主要矛盾冲突发展变化的阶段。如高潮是戏剧矛盾冲突最集中、最激烈的部分，事情的结局即将见分晓，读者处于紧张和期待的情绪中。课文里的剧本都是节选的，学生难以判断它们在整部剧作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教师可加以说明。为了让学生认识到剧作者必须苦心经营，巧妙安排结构，使剧本内容丰富而同时适合舞台演出，可以在教学《窦娥冤》一课时，让学生注意剧作是如何避开枝蔓情节，迅速引出主要矛盾冲突的。/
4.分析、品味人物的语言。人物的语言反映了人物怎样的心理，表达了人物怎样的思想感情，含有什么言外之意等，需要仔细揣摩。同时，由于戏剧中人物的语言很强调动作性，所以还要注意看人物的语言怎样推动着情节发展，从人物对话中看人物之间或隐或显的碰撞、交锋。如《雷雨》中周朴园和鲁侍萍重逢相认这个场面里，先是周朴园受到触动，有意打听往事，而鲁侍萍压抑着感情，沉缓应对；接着周朴园的话引起她的激愤，她忍不住揭开事情真相，却还不愿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周朴园先是震惊、痛苦，然后又冷静下来；最后周朴园急于从往事中脱身，鲁侍萍终于控制不住，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个场面里人物的外部动作虽然不强烈，内心却在经历着复杂而微妙的变化。此外，这个单元中的《窦娥冤》是元杂剧。元杂剧的唱词抒情性很强，并且在剧中所占分量很重，使元杂剧呈现出诗剧的色彩。在引导学生品味和欣赏语言时，要强调这一点。5.把握和欣赏人物形象。分析和概括人物形象的面貌和性格特征时，既要注意首要的、基本的方面，也不要忽略了一些次要的、细微的方面，避免将人物形象概念化、简单化。§·Ⅳ－1 关汉卿＼窦娥冤1、初步了解元曲、元杂剧的特点。2、认识元代社会的黑暗，认识窦娥的刚烈性格和反抗精神。3、从文学鉴赏的角度理解关汉卿设计三桩誓愿应验的用意。【教学过程】一、导入新课1、介绍关汉卿：关汉卿，号己斋叟，金末元初大都（现北京）人。元代杂剧的代表作家，也是我国戏剧史上最早也最伟大的戏剧作家。他与郑光祖、白朴、马致远齐名，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元代人说他：“生而凋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他曾在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说自己精音律，会吟诗，能吹萧弹琴，歌唱舞蹈，也会下棋射猎，多才多艺。他一生创作杂剧有60多部，但大都散失，现仅存15部。《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等流传很广。其中的《窦娥冤》是我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1956年，他的名字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南吕 一枝花】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梁州】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隔尾】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T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U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V、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赏析]著名的戏剧大师关汉卿(祁州今河北安国人同时也是著名的散曲作家。关汉卿的散曲现存套数12，小令35，其中散套[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是其代表作。以生动活泼的比喻，写书会才人的品行才华，具有民间曲词那种辛辣恣肆和诙谐滑稽的风格。“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偏、炸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于我这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这正是关汉卿坚韧、顽强性格的自画像。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能够终身不渝地从事杂剧创作，写出一篇篇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作品。白朴的词和曲，则是另一种风格。他一般注意意境，能和谐地借景描物来衬托人物心理。虽然不少作品也是表现闺怨哀愁，但很少当时散曲中轻佻庸俗的通病，文字清丽，颇有诗意。2、关于元杂剧：元杂剧有一套较严格的体制：结构：元杂剧一般是一本四折演一完整的故事，个别的有五折、六折或多本连演。折是音乐组织的单元，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自然段落，它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每一折大都包括较多的场次，类似于现代戏剧的“幕”。有的杂剧还有“楔子”，通常在第一折之前起交代作用。相当于现代剧的序幕，用来说明情节，介绍人物。杂剧每折限用同一宫调的曲牌组成的一套曲子。角色：扮演的角色有末、旦、净、丑等。元杂剧每本戏只有一个主角，男主角称正末，女主角称正旦。此外，男配角有副末（次主角）、外末（老年男子）、小末（少年）等；女配角有副旦、外旦、小旦等。净：俗称“大花脸”，大都扮演性格、相貌上有特异之处的人物。如张飞、李逵。丑：俗称“小花脸”，大抵扮演男次要人物。此外，还有孛（bó）老（老头儿）、卜儿（老妇人）、孤（官员）、徕儿（小厮）。演出时一本四折都由正末或正旦独唱。（其他角色只有说白），分别称为“末本”或“旦本”。剧本的构成：剧本由唱、科、白三部分构成。唱词是按一定的宫调（乐调）、曲牌（曲谱）写成的韵文。元杂剧规定，每一折戏，唱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其宫调和每套曲子的先后顺序都有惯例规定。元杂剧的唱词按一定宫凋写成。共分五个宫(五个全音阶)：正宫、中吕宫、南昌宫、仙吕宫、黄钟宫，分别个当于现在的C、D、E、G、A五个乐调(谱号)；曲牌，相当于现在的调号和板号(如二黄散板、西皮快板等)，也即简谱中的曲谱和节拍。元杂剧中一折限于一调一韵。科是戏剧动作的总称。包括舞台的程式、武打和舞蹈。科范或叫“科”“介”，是关于动作、表情或其他方面的舞台提示，如“笑科”“见科”“把盏科”“做掩泪科”“内作起风科”等。白是“宾白”，是剧中人的说白部分。”宾白又分以下四种：对白：人物对话；独白：人物自叙；旁白：背过别的人物自叙心理话；带白：唱词中的插话。宾白是元杂剧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曲白相生，方尽剧情之妙”，正说明这一点。此外，每本杂剧结尾处有两句或四句诗句，用以概括全剧思想，提出本剧剧名。例如，“秉鉴持衡廉访法，感天动地窦娥冤”。末句是戏的全名，“窦娥冤”则是简名。二、研读课文1、在课文中共出现多少曲牌？都属什么宫调？明确：共出现10个曲牌，都属于正宫调。2、根据10个曲牌和故事情节，把课文分成若干层次。明确：10个曲牌有3个层次。使剧情有张有弛，有烘托、有渲染，扣人心弦，催人泪下。/
第一层是［端正好］［滚绣球］两个曲牌，大意是窦娥指斥天地鬼神。第二层是[倘秀才]至［鲍老儿］四个曲牌，大意是窦娥告别婆婆。第三层是[耍孩儿]至［煞尾］四个曲牌。大意是窦娥发下三大誓愿。分析第一层：齐读第一层两支曲子。提问：窦娥为什么要指斥天地鬼神？明确：窦娥诉说自己莫名其妙犯法受刑，冤屈之大可“动地惊天”。又因为窦娥的冲突对象隐于幕后，而天地鬼神便成了她的指斥对象。由于内心的悲愤难以控制，便构成了对天地的怨恨与控诉。天地，在古代人的意识里，是被看作能够主宰世间万物包括人的命运的最神圣的东西。是不容侵犯的。但由于窦娥的冤情深重，而天地面对人间的邪恶残暴竟无动于衷，所以窦娥唱出“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的唱词时，便自然得到了人们的共鸣。[滚绣球]明确：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普通女子，窦娥对神明的天地本应深信不移，可是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她对天地鬼神由信赖而怀疑，由怀疑又转为愤怒的控诉：“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样，窦娥通过自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含冤难辩的悲惨经历，认识到了善良的人的贫穷命短，罪恶的人富贵延寿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她的觉醒意识和强烈的反抗精神。作为封建社会一个弱女子的窦娥，认识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又能怎么样？她除了对天地日月鬼神进行愤怒的控诉以外，只能是“落得两泪涟涟”。分析第二层提问：从“左侧右偏”“前合后偃”两句可见窦娥在赴刑场途中所受的苦难，可她为什么还要提出坚决走后街，舍近而求远呢？明确：因为窦娥的婆婆住在前街，怕婆婆看见自己受刑而伤心。这充分显示了她淳朴善良的美好心灵，展示了她性格中温顺善良的一面。然而，她的婆婆还是迎面赶来了。关汉卿驾驭语言的能力是惊人的，窦娥对婆婆的一段说白，出自这个封建社会小媳妇的口里是那样的贴切，表现得是那么自然、生动。在戏剧冲突的程度上，由急转缓，由怯转伤，抒情气氛加浓，窦娥的性格更加完美。可见窦娥对婆婆的孝顺，但像这样一个完美的善良的妇女，竟然惨遭如此的冤屈，被诬陷为杀人凶手，足见当时的统治是何等的腐败，社会是何等的黑暗。这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还为悲剧的产生蓄足了势，起到了深刻批判封建社会的作用。阅读［快活三］［鲍老儿］。提问：这两支曲子是窦娥临刑前对蔡婆婆提出的希望和要求，在表现主题方面起什么作用呢？明确：使人们对窦娥的悲惨遭遇更加同情。她劝婆婆不要过分悲伤，再一次表明了她善良、美好的心灵。这样的好人蒙冤而死，自然使人们对不公正的社会产生愤恨之情，戏剧的审美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分析第三层分析窦娥临刑时发出的三桩誓愿，说明她所希望的是什么。明确：第一个誓愿是血溅白练：她希望刑场上的人们能立刻了解她的冤屈；第二个誓愿是六月飞雪：她希望自己的冤屈会在上天得到反应；第三个誓愿是亢旱三年；她不仅希望个人的冤屈得到申张，而且希望上天能够惩治邪恶。她的三桩誓愿与第一层对天地的指责是什么关系呢？是否矛盾呢？/
明确：窦娥对天地鬼神的严厉指斥和要感动天地，显然是矛盾的。可见，窦娥诉冤过程中对天的怀疑和依赖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这正反映了作家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一方面，他通过窦娥指天斥地从根本上批判封建统治阶级，表达自己变革现实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不能从根本上提出救民于水火的办法，只能靠天地动容来昭雪窦娥的冤案。窦娥的三桩誓愿明明是幻想，却偏偏写成现实，明明是不合理的偏偏写成合理的，这说明了什么？明确：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乞求天地鬼神申诉冤屈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作者采用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一是表明社会的腐败黑暗，二是刻画窦娥强烈的反抗精神，三是表达人民要惩治邪恶的愿望。“煞”就是结尾的曲牌，为什么关汉卿要把“煞”分成［二煞］［一煞］[煞尾]三个曲牌呢？明确：说明蓄积在窦娥胸中的怒火再也无法控制，犹如地下岩浆，冲向决口。也说明剧作家意犹未尽，他要把窦娥的无辜受害，要把人们对窦娥的同情，要把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恨表现得痛痛快快，淋漓尽致。于是在结尾处一波三折，把高潮推向顶峰。《窦娥冤》中有两句唱词，两个牌文本不同，试分析其优劣。《古名家杂剧》本：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天也，我今日负屈衔冤哀告天。《元曲选》本：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第一句唱词用的是陈述语气，不如那质问语气强烈；第二句《古》本为哀告祈求，而《元》本则是对天的指责和否定。比较而言，《元》本突出了窦娥不屈服于恶势力的反抗精神，使人物形象显得更加高大，也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丰富和深化。【补充材料】“苌弘化碧”“六月飞雪”“东海孝妇”典故的出处：1、“苌弘化碧”出自《庄子•外物》：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沉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而为碧。2、“六月飞雪”出自《太平御览》：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月为之下霜。3、“东海孝妇”出自《汉书•于定国传》：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因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东海孝妇逆来顺受缺少反抗精神。十大古典喜剧：关汉卿《救风尘》、王实甫《西厢记》、白朴《墙头马上》、康进之《李逵负荆》、郑廷玉《看钱奴》、施君美《连闺记》、康海《中山狼》、吴炳《绿牡丹》、高濂《玉簪记》、李渔《风筝误》十大古典悲剧：马致远《汉宫秋》、纪君祥《赵氏孤儿》、高则诚《琵琶记》、冯梦龙《精忠旗》、孟称舜《娇红记》、李玉《精忠谱》、洪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方成培《雷峰塔》【链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1.《窦娥冤》/
《窦娥冤》——元·关汉卿 山阴书生窦天章因无力偿还蔡婆的高利贷，把七岁的女儿窦娥送给蔡婆当童养媳来抵债。窦娥长大后与蔡婆儿子成婚，婚后两年蔡子病死。后来蔡婆向赛卢医索债，被赛卢医骗至郊外谋害，为流氓张驴儿父子撞见。赛卢医惊走后，张驴儿父子强迫蔡婆与窦娥招他父子入赘，遭到窦娥的坚决反抗。为了与窦娥成婚，张驴儿想毒死蔡婆。蔡婆有病，张驴儿把毒药倾在羊肚儿汤让给张驴儿的老子吃，把他老子毒死了。张驴儿以“药死公公”为名告到官府，贪官桃杌横加迫害，屈斩窦娥。后来窦天章考取进士，官至肃政廉访使，到山阴考察吏治。窦娥的鬼魂向她父亲诉冤，窦天章查明事实，为窦娥昭雪了冤案。舞台上常演的有《斩娥》一折。2.《汉宫秋》 《汉宫秋》——元·马致远 汉元帝因后宫寂寞，听从毛延寿建议，让他到民间选美。王昭君美貌异常，但因不肯贿赂毛延寿，被他在美人图上点上破绽，因此入宫后独处冷宫。汉元帝深夜偶然听到昭君弹琵琶，爱其美色，将她封为明妃，又要将毛延寿斩首。毛延寿逃至匈奴，将昭君画像献给呼韩邪单于，让他向汉王索要昭君为妻。元帝舍不得昭君和番，但满朝文武怯懦自私，无力抵挡匈奴大军入侵，昭君为免刀兵之灾自愿前往，元帝忍痛送行。单于得到昭君后大喜，率兵北去，昭君不舍故国，在汉番交界的黑龙江里投水而死。单于为避免汉朝寻事，将毛延寿送还汉朝处治。汉元帝夜间梦见昭君而惊醒，又听到孤雁哀鸣，伤痛不已，后将毛延寿斩首以祭奠昭君。《汉宫秋》全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流传版本有：明脉望馆藏《古名家杂剧》本、明顾曲斋刻《元人杂剧选》本、《元曲选》甲集本、《酹江集》本、《元杂剧二种》本、《元曲大观》本、《元曲四种》本、《元人杂剧全集》本。 取材于王昭君出塞的历史故事。昭君出塞的故事，从西汉到元初，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它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大致情节是：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以宫人王嫱赐呼韩耶单于为阏氏；昭君入匈奴，生二子；呼韩耶死，从成帝敕令，复为后单于阏氏。元帝时，汉强匈奴弱，昭君出塞，是元帝主动实行民族和睦政策的具体表现。3.《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元·纪君祥 晋灵公无道，荼害百姓。赵盾劝谏不听；奸臣屠岸贾残害赵盾全家。赵媳庄姬公主避入宫中，产生一子，由赵门客程婴乔装救出。屠岸贾闻公主产子，进宫搜孤不得，下令十日内若不献出婴儿，即将国中与孤儿同庚的婴儿均杀死。程乃与公孙柞臼计议，程婴舍子，公孙舍身，救出孤儿。后孤儿成人，魏绛回朝，怒打程婴。程述真情，回府绘图，告知孤儿过去情景。孤儿遂与魏绛等，计诛屠岸贾报仇。4.《琵琶记》 《琵琶记》——元·高明 《琵琶记》，元末南戏，高明撰。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共四十二出。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是我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
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开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从，邻居张大公也在旁劝说。伯喈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试。应试及第，中了状元。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伯喈以父母年迈，在家无人照顾，需回家尽孝为由，欲辞婚、辞官，但牛丞相与皇帝不从，被迫滞留京城。自伯喈离家后，陈留连年遭受旱灾，五娘任劳任怨，尽服侍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则背着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时痛悔过甚而亡，蔡公也死于饥荒。而伯喈被强赘入牛府后，终日思念父母。写信去陈留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书房弹琴抒发幽思，为牛氏听见，得知实情，告知父亲。牛丞相为女儿说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食，往京城寻夫。来京城，正遇弥陀寺大法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至牛府，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氏，牛氏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后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5.《精忠旗》 《精忠旗》——明·冯梦龙 《精忠旗》署“西陵李梅实草创，东吴龙子犹详定”。对于原作者李梅实，我们别无所知。修订这个剧本的龙子犹，是明末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冯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室名墨憨斋，因此又号黑憨斋主人。江苏吴县人。生于明万历二年(1754)，卒于清顺治二或三年(1645或1646)。崇祯时曾为福建寿宁知县，不久退职家居。所作传奇有《双雄记》、《万事足》，经他改编、修订的戏曲有《墨憨斋新曲十种》，《精忠旗》是其中的一种。他的戏曲主张接近吴江派。经他收集、改编、整理和创作的还有小说“三言”、《新列国志》、《平妖传》，散曲《太霞新奏》，俗曲《挂枝儿》，笑话、笔记《古今谭概》、《智囊补》、《情史》等，诗文集有《七乐斋诗稿》、《春秋衡库》、《中兴传略》等，在中国俗文学史上有杰出地位。 《精忠旗》写南宋民族英雄岳飞被卖国贼秦桧谋害的故事，是我国古典戏曲中比较优秀的悲剧作品。岳飞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久远，在宋元戏曲中就有《秦太师东窗事犯》和《宋大将岳飞精忠》；明代传奇有《东窗记》、《精忠记》等作品。清中叶以后，花部勃兴，地方戏曲中出现了许多岳飞故事戏，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岳飞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当民族矛盾加剧的时候，岳飞形象更起了鼓舞人们团结抗敌的重要作用。6.《娇红记》 《娇红记》——明·孟称舜 《娇红记》上、下二卷，是现存中国宋以后中篇文言小说中最早的一部。现多以《娇红记杂剧》形式出现，在《娇红记杂剧序》中有“元清江宋梅洞尝著《娇红记》一编，事俱而文深。”一句，推知书作者为宋梅洞。宋梅洞，名远，今江西樟树人。《娇红记》单刻本，今所见，有明建安书林郑云竹刊本，书名作《申琦建拥炉娇红记》，题“元邵庵虎伯生编缉，闽武夷彭海东评释”。明代小说总集，多收录此篇，如：《艳异编》、《国色天香》、《绣谷春客》、《情史类略》、《风流十使》、《燕居笔记》等。 汴州人申纯，字厚卿，居成都，聪明卓异。宋徽宗宣和年间，到舅舅王通判家走亲戚，对表妹娇娘一见倾心，日夜思慕。后来二人常以诗词往来，传情达意，最终剪发为誓。过了一段日子，申纯不能老是赖在舅舅家不走，只好回自己家。申纯相思成病，借求医之由，又来到舅舅家，与娇娘相会于卧室，终成姻缘。如此月余，被舅舅侍女飞红窥见，娇娘略施小惠，让飞红千万不要说出去。 申纯这次回家，吃了定心丸似的，虽相思更烈，却不再生病，因为只须假以时日，即可迎娶入门。申纯派人上门求亲，但舅舅却以朝廷规定内亲不得通婚为由，不答应此桩婚事，二人绝望。申纯原与妓女丁怜怜交好，此时婚姻失意，重至丁怜怜处，丁告知曾见到娇娘画像，并求申纯问娇娘讨一双花鞋。未几，申纯又来到王家，又与娇娘幽会，私下偷娇娘花鞋，被丫环飞红发现要回，交还娇娘。娇娘怀疑申纯与飞红有点不清白，辱骂她。飞红又恼又恨，故意让娇娘母亲发现申、娇二人私会，申纯被迫回家。/
不久，申纯高中进士，重至舅舅处，欲图婚姻。但申纯母亲监视太严，无法相见，日夜思想，遂被鬼魅，娇娘与飞红和好如初，飞红主动为申、娇之事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安排二人相会，又请巫婆驱赶鬼魂。而二人行动不秘，又为娇娘母发现，申纯再度离开娇娘家。娇娘父母抓紧将娇娘许配给府尹之子。娇娘郁郁而病，婚期渐近，病情日重，估计不久于世，终与申纯诀别，不久去世。申纯闻讯，一病而亡。两家合葬于濯锦江边。飞红梦见二人成仙。第二年清明，娇娘父亲来到女儿坟前，见一对鸳鸯嬉戏于坟前。后人慕名而来，凭吊感叹，名之为“鸳鸯冢”。7.《清忠谱》 《清忠谱》——清·李玉 中国明末清初传奇作品。李玉著。反映明代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等人对东林党人的迫害史实，成功地塑造了颜佩韦等“五人义”的市民形象，他们舍生仗义，毫不畏惧，可歌可泣，与胆小怕事、迂腐可笑的请愿书生形成鲜明对照。特别是剧中描绘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抗争的场面，在舞台上展示了市民暴动的壮烈景象。这在中国戏曲史上尚属首创。8.《长生殿》 《长生殿》——清·洪升 清代初期，有许多人在作品中影射和探索明代灭亡的教训，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这样的作品，《长生殿》也同样，重点描写了唐朝天宝年间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导致王朝几乎覆灭；剧本虽然谴责了唐玄宗的穷奢极侈，但同时又表现了对唐玄宗和杨玉环之间的爱情的同情，间接表达了对明朝统治的同情，还寄托了对美好爱情的理想。 故事描写唐玄宗宠幸贵妃杨玉环，终日游乐，将其哥哥杨国忠封为右相，其三个姐妹都封为夫人。但后来唐玄宗又宠幸其妹妹虢国夫人，私召梅妃，引起杨玉环不快，最终两人和好，于七夕之夜在长生殿对着牛郎织女星密誓永不分离。为讨杨玉环的欢心，唐玄宗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海南岛为杨玉环采集新鲜荔枝，一路踏坏庄稼，踏死路人。 由于唐玄宗终日和杨玉环游乐，不理政事，宠信杨国忠和安禄山，导致安禄山造反，唐玄宗和随行官员逃离长安，在马嵬坡军士哗变，强烈要求处死罪魁杨国忠和杨玉环，唐玄宗不得已让高力士用马缰将杨玉环勒死。 杨玉环死后深切痛悔，受到神仙的原谅，织女星说：“既悔前非，诸愆可释”。 郭子仪带兵击溃安禄山，唐玄宗回到长安后，日夜思念杨玉环，闻铃肠断，见月伤心，对着杨玉环的雕像痛哭，派方士去海外寻找蓬莱仙山，最终感动了天孙织女，使两人在月宫中最终团圆。9.《桃花扇》 《桃花扇》——清·孔尚任 剧情梗概 明代末年，曾经是明朝改革派的“东林党人”逃难到南京，重新组织“复社”，和曾经专权的太监魏忠贤余党，已被罢官的阮大铖斗争。其中复社中坚侯方域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陷入爱河，侯方域送李香君一把提诗扇，而和其“梳栊”(和妓女结婚非正式叫梳栊)。阮大铖匿名托人赠送丰厚妆奁以拉拢侯方域，被李香君知晓坚决退回。阮大铖怀恨在心。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香君坚决不从，撞头欲自尽未遂，血溅诗扇，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全剧其中穿插当时历史事件，南明君臣如何花天酒地，四镇带兵打内战，史可法坚守扬州城破投河自尽等。10.《雷峰塔》 《雷峰塔》——清·方成培/
《雷峰塔》为中国清代传奇作品。今存两部，一为黄图珌撰，一为方成培撰。据明冯梦龙《警世通言》辑录的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改编，使早在民间流传的白娘子故事最后定型。《雷峰塔》传奇增加了《端阳》、《求草》、《水斗》、《断桥》、《合钵》诸出，奠定了全剧的悲剧冲突基础。《雷峰塔》以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波折为主线，展示了深刻的社会矛盾。由于白娘子的所作所为是违反和破坏封建统治秩序的，因此，以法海为首的一系列社会和神权势力视她为“妖邪”，必欲翦除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样，一切冲突涵盖为反封建力量与封建势力的冲突，《水斗》就是两种势力之间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最终以白娘子的失败而告终，同时也完成了白娘子这个具有优美品质和叛逆精神的悲剧形象的塑造，获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中国戏曲的艺术品貌与个性始终趋于综合一般来说，古代各个民族在前艺术阶段（即原始宗教阶段），各种艺术因素的萌芽是综合在一起的。到艺术阶段，欧洲各艺术种类趋于逐渐分化。譬如在古希腊时代的欧洲戏剧是有歌有舞的，后来经过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的改革，歌（舞）队渐渐失去作用，成为以对话、动作为手段的单纯戏剧。这种戏剧由诗的对话，演变为现在的完全模仿生活语言的对话，由诗剧转化为话剧。而歌、舞分化出去，以歌剧、舞剧的形式在整个戏剧领域各占一席之地。中国戏曲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始终趋于综合，趋于歌、舞、剧三者的综合。从秦（前221－前206）汉（前206－220）俳优作为中国戏曲早期渊源起，中间经历汉代百戏，唐代（618－907）参军戏，直至宋代（960－1279）南戏、元代（1279－1368）杂剧，这是一门艺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把五光十色的人间生活都铺展于小小的舞台，也为了使平素过着单调枯燥日子的百姓能在观剧时感受到种种意想不到的精神刺激，它不断地吸收其它姐妹艺术，如诗歌、音乐、舞蹈、绘图、说唱、杂技、武术等诸多营养，逐渐成为一种包容广泛，花样繁多得令人目不暇接的综合性艺术。换句话说，中国戏曲是在文学（民间说唱）、音乐、舞蹈各种艺术成份都充分发展、且又相互兼容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以对话、动作为表现特征的戏剧样式。以歌舞演故事只要看过戏的人大概都晓得，戏剧的一般特征是以演员扮演人物，以人物的对话和动作来表现具有一定长度的故事情节。在这个基本点上，中国戏曲毫不含糊，也不例外；但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却始终寻求并保持着表现生活的独特法则。这种独特法则主要是以音乐性的对话和舞蹈性的动作为标志。用中国学者王国维（1877－1927）的话来说，就是“以歌舞演故事”。音乐性的对话，在戏曲里叫做“唱”、“念”（即说）；舞蹈性的动作，在戏曲里叫“做”、“打”。中国戏曲是“唱念做打”的综合体，是用说、唱、舞等多种手段扮演角色、表演一个完整的戏剧故事。而且，这些进入综合体的各种艺术成份不再游离独立，也非平分秋色或互不相扰，它们之间界限模糊，彼此渗透，都归依于角色的表演。舞姿不论多么优美，武功不管多么高超，也仅仅是作为演员塑造人物的手段出现的。这与西方戏剧的综合性中各种成份界限清晰，甚至各自施展身手的情况，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在中国当一名戏曲演员十分不易，必须唱念做打，样样皆通。由此，我们也就了彻中国戏曲艺术何以极富魅力的奥秘了。试想，当梅兰芳登上舞台，那抑扬顿挫的道白、多愁善感的表情、圆润婉转的歌唱、妩媚多姿的身段和舞蹈，都只是在描绘着一个女人形象，诉说着她的人生遭遇的时候，你能不激赏痴迷吗？远离生活之法/
中国戏曲的对话是音乐性的、动作是舞蹈性的，而歌和舞的本身，就决定了它的外在形式要远离生活、变异生活，使之具有节奏、韵律、整饬、和谐之美。中国戏曲艺术比一般的歌舞还要远离、变异生活。表演者的化妆服饰，动作语言颇有“矫情镇物，装腔作势”之感，而这样做是为了把普通的语言，日常的动作，平淡的感情强化、美化、艺术化。为此，中国的戏剧艺术家长期揣摩说白、咏歌、舞蹈（身段）、武打的表现技巧和功能，呕心沥血，乐此不疲。久而久之，他们创造、总结、积累了一系列具有夸饰性、表现性、规范性和固定性的程序动作。任何一个演员走上中国戏曲舞台，他要表演“笑”的话，就必须按照极具夸张、表现性和且又被规范固定了的“笑”的程序动作去做“笑”的表演。即使在今天，也仍如此。远离生活形态的戏曲，依旧是以生活为艺术源泉的。由于中国戏剧家对生活既勤于观察，又精于提炼，因此能精确又微妙地刻划出人物的外形和神韵，做到神形兼备。脸谱、蟒袍、帽翅、翎子、水袖、长胡子，厚底靴、兰花手以及奇奇怪怪的兵器、导具，也无不是凝固为程式的东西。它们都以动人的装饰美、色彩美、造型美、韵律美，有效地增强了演出的艺术吸引力，赢得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为什么中国戏曲艺术连一颦一笑都要远离自然形态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这门艺术的大众娱乐性、商业性和戏班（剧团）物质经济条件的薄弱，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在古代中国，戏曲演出常在广场、寺庙、草台或院坝，而在乡镇农村，又多是剧场与市场的合一。成千上万的观众聚拢，如潮的人声夹着摊肆的嘈杂。处在这样的条件与环境下，艺人们为了不让戏剧淹没在喧嚣之中，不得不苦心孤诣地寻求突出自己存在和影响的有效手段。正是这个顽强地表现自我、扩张自我的出发点，使他们摸索以远离生活之法来表现生活的艺术规则：高亢悠扬的唱腔配以敲击有力的锣鼓，镶金绣银的戏衣衬着勾红抹绿的脸谱，火爆激烈的武打，如浪花翻滚的长髯……。这一法则的实践结果，已不止是造成赏心悦目，勾魂摄魄的审美效应。更为重要的是，舞蹈表演的程式规范化，音乐节奏的板式韵律化，舞台美术、人物化妆造型的图案装饰化，连同剧本文学的诗词格律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戏曲和谐严谨、气韵生动、富于高度美感的文化品格。超脱的时空形态既然承认戏就是戏，那么中国戏曲舞台上讲究的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逢场做戏”，十分鲜明地标举戏剧的假定性。而这与西方戏剧一贯采用的幻觉性舞台艺术处理原则，非但不同，且完全相反。在西方人们走进剧场，自大幕拉开的那一刻，戏剧家就要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可能的舞台手段，去制造现实生活的幻觉，让观众忘记自己在看戏，而是像身临其境一般沉浸在舞台上创造出来的生活环境与气氛之中。为此，西方的戏剧家将舞台当作相对固定的空间。绘画性和造型性的布景，创造出戏剧需要的规定情景。人物间的一切纠葛都放到这个特定场景中来表现、发展和解决。在同一场景里，情节的延续时间和观众感到的实际演出时间亦大体一致。这就是西方戏剧舞台的时空观，其理论依据是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它的支撑点是要求艺术真实地反映生活。在中国，戏剧家不依靠舞台技术创造现实生活的幻觉，不问舞台空间的使用是否合乎生活的尺度，也不要求情节时间和演出时间的大体一致。中国戏曲舞台是一个基本不用布景装置的舞台。舞台环境的确立，是以人物的活动为依归。即有人物的活动，才有一定的环境；没有人物的活动，舞台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空间。中国戏曲舞台上的时间形态，也不是相对固定。它极超脱、流动，或者说是很“弹性”的。要长就长，要短就短。长与短，完全由内容的需要来决定。中国戏曲这种极其超脱灵动的时空形态，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实很简单，是依靠表演艺术创造出舞台上所需的一切。剧本中提示的空间和时间，是随着演员的表演所创造的特定戏剧情景而产生，并取得观众的认可。/
中国戏曲的超然时空形态，除了靠虚拟性的表现方法之外，还与连续性的上下场结构形式相关。演员由上场门出，从下场门下，这上下与出入，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一个不同于西方戏剧以景分幕的舞台体制。演员的一个上、下场，角色在舞台上的进进出出，实现着戏剧环境的转换并推动着剧情的发展。比如在京剧《杨门女将》里，身著常服的穆桂英由丫环陪同上场，她这样的上场，舞台就是天波府内，来到厅堂拜见老祖母佘太君，从下场门回到自己的住所。接着在紧锣密鼓中，扎靠持枪的穆桂英率众女将从上场门浩荡而来，她这时已是在校场操练兵马，然后再从下场门回到营房。中国戏曲这种上下场形式，结合着演员的唱念做打等技术手段，配以音乐伴奏，有效地表现舞台时间、空间的更替和气氛的变化，使舞台呈现出一幅流动着的画卷。在一场戏里，通过人物的的活动，也可以从一个环境迅速而轻松地转入另一个环境。比如，只要人物摇摇马鞭，说句：“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中国观众立即就会明白他走了千里路途，从一个地方来到了另一个地方。虚拟手法——舞台结构之核心中国戏剧超然灵活的时空形态是依靠表演艺术创造的。那么，这种创造又是由何而来呢？我们说，是由于中国戏曲艺术有着一整套虚拟性的表现方法。这是最核心的成因。一个戏曲演员在没有任何布景、道具的情况下，凭借着他（她）描摹客观景物形象的细致动作，能使观众了解他（她）扮演的这个角色当时所处的周围环境。如《拾玉镯》中哪儿是门槛、哪儿有鸡窝，还能使观众了解他（她）真的在干些什么？如孙玉姣在穿针、引线、刺绣、数鸡、喂鸡。更微妙的是通过他（她）的虚拟式的演技，观众还能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所以，这种表演的虚拟性，不单单是用自己的动作虚拟某种客观物象，而且还要借这种状物绘景，来表现处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心理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拟方法又起着把写景写情融为一体的积极作用。中国戏曲的虚拟性给剧作家和演员以极大的艺术表现自由，拓宽了戏剧表现生活的领域。在有限舞台上演员运用高超的演技，可以把观众带入江流险峰，军营山寨，行舟坐轿，登楼探海等多种多样的生活联想中去，在观众的想象中共同完成艺术创造的任务。这恐怕就是何以在一无所有的舞台上，中国戏曲得以再现五彩缤纷的场景和千姿百态的人生的原因了。需要说明的是，虚拟手法的确使一座死板的舞台变得来去自由，但这种自由决非不受任何制约，它还是有所制约。这就是要受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个基本规律的制约。因此，舞台的虚拟性必须和表演的真实感结合起来才行。比如：在“趟马”（即一套骑马的虚拟动作）中“马”是虚的，但马鞭是实的。演员扬鞭、打马的动作必须准确且严谨，符合着生活的客观逻辑。高度发扬戏剧的假定性，与此同时又极其追求摹拟生活形态的真实性，达到虚拟与实感相结合。尤其是出色的演员在表演中往往能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流畅自然，让富于生活经验的观众，一看便懂。（摘自《中国戏曲》）■关于元杂剧元朝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一段辉煌的时期，杂剧成为当时一种流行的文学样式，涌现出了大批戏曲名家。元杂剧是用北曲（北方的曲调）演唱的一种戏曲形式。金末元初产生于中国北方。是在金院本基础上以及诸宫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新型的完整的戏剧形式，元杂剧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严格的体制，形成了歌唱、说白、舞蹈等有机结合的戏曲艺术形式，并且产生了韵文和散文结合的、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在结构上，一本杂剧通常由四折组成。一折相当于现代剧的一幕或一场，是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较大的自然段落，四折一般分别是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折之外可以加一二个楔子。楔子一般放在第一折之前，介绍剧情，类似现代剧中的序幕；也有的放在两折之间，相当于后来的过场戏。但也有少数杂剧突破了一本四折的形式，如《西厢记》是五本二十一折的连本戏。每本杂剧的末尾有两句、四句或八句对语，用以概括全剧内容，叫做“题目正名”。如《窦娥冤》结尾的“题目”是“秉鉴持衡廉访法”，“正名”是“感天动地窦娥冤”。/
在音乐上，杂剧的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楔子只能用一二支小令，不能用套曲。宫调，即调式，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调D调等。曲牌，是曲调的名称，每个曲牌都属于一定的宫调。剧本中每套曲子的第一支曲子前面都标明宫调。如《窦娥冤》第三折第一支曲子标示的【正宫】【端正好】，表示这一折自【端正好】以下各曲均属【正宫】。杂剧角色分为末、旦、净三大类。其中正末为男主角，正旦为女主角。此外，还有以剧中人职务身份为名的杂角，如驾（皇帝）、孤（官员）、卜儿（老年妇女）、孛老（老年男子）、洁郎（和尚）等。杂剧的舞台演出由“唱”“白”“科”三部分组成。唱是杂剧的主要部分。除楔子中可由次要角色唱以外，一剧四折通常由主角一人唱到底，其他角色有白无唱，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正旦主唱的称“旦本”。剧本中的唱词，即曲词，是按照曲牌规定的字数、句法、平仄、韵脚填写的，也可以在曲牌的规定之外，适当加入衬字或增句。每折的曲子必须一韵到底，不能换韵。白，即宾白，是剧中人的说白，因“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有散白、韵白，又分对白、独白、旁白、带白等。剧本还规定了主要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叫作“科范”，简称“科”，如“再跪科”“鼓三通、锣三下科”。■关于关汉卿关汉卿，中国元代杂剧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生卒年不详。约生于金末或元太宗时，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单刀会》等，是他的代表作。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慨慷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关汉卿的戏剧语言，被称为本色派之首。关汉卿在中国戏曲史上贡献卓著，被后人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其中《窦娥冤》被称为世界十大悲剧之一。他是我国戏剧的创始人，数量超过了英国的戏剧家“戏剧之父”莎士比亚，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1958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关汉卿与达•芬奇等同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南吕 一枝花】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梁州】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隔尾】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T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U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V、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课文研讨一、整体把握1.主题及其进步意义剧中的主要人物是窦娥，她善良，本分，相信天理和官府，她的含冤被斩，是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各种流氓犯罪行径，尤其是对官府草菅人命的控诉；她被斩前质疑、责骂天地，为申明自己的冤屈又许下三桩誓愿，则表现了她不屈的反抗精神。剧作强调了官府的反动本质：视人命如草芥，滥施淫威，不能替百姓伸张正义，反而成为流氓恶棍的帮凶，置无辜的百姓于死地。剧中楚州太守桃杌是造成窦娥冤案的关键人物，他是地方官员的代表。他说自己是“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并且一见到告状的就下跪，说什么“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窦娥动用大刑，因为他相信：“人是贱虫，不打不招。”贪图钱财，而百姓的性命在他眼里如虫豸一般，他哪愿意动心思查清楚案件呢！窦娥在临刑前唱的“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就表现了对官吏们反动本质的深刻认识。2.情节和结构本剧是元杂剧中情节和结构最讲究的作品之一。剧作里，窦娥和张驴儿、桃杌的冲突与斗争是主要情节，那些和主要情节没有太大关系、却是人物活动的重要背景的情节往往由人物台词交代出来，而没有直接加以描述。比如楔子和第一折之间剧情的时间跨度是十三年，这期间在女主角窦娥身上发生了不少事情：随蔡婆搬到山阳县住，十七岁时和丈夫圆房，两年后丈夫病逝，服孝将近三年。在引入主要矛盾上，作者也显示出非凡的功力。第一折里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赛卢医，他的说白告诉我们他欠蔡婆四十两银子，蔡婆马上要来讨账，他打算杀掉她。这样从一开始人们就被带入紧张的戏剧氛围中。/
3.人物形象窦娥基本的性格特征是善良，安分守己，有主见，刚强，她的反抗精神是在外界迫害下激发出来并迅速高涨的，是人物性格合理的发展。善良，安分守己：对于自己凄苦的身世，年轻守寡的窦娥以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为了来世的幸福，她要侍养婆婆，为丈夫服孝，听婆婆使唤。从这里可以看出她的善良与安分。在公堂上受审时，她被打得昏死多次，也不肯屈招；可是一听说要对婆婆动刑，她不忍心婆婆受苦，更担心婆婆屈打成招，于是赶紧阻拦衙役，招认是自己药死了“公公”。被押赴法场的路上，她央求刽子手绕过前街从后街走，因为不愿让婆婆看见了伤心。有主见，刚强：窦娥冤窦娥坚决抵制蔡婆含糊应允的婚事。蔡婆胆小、怕事、怯弱，她眼看难以将张驴儿父子打发走，又感念他们的救命之恩，就想干脆答应和他们成亲了事。这样窦娥的处境就比较孤立，可是她毫不退让，反复劝告蔡婆，使蔡婆不能贸然行事。张驴儿父子一时不能如愿。张驴儿的父亲被药死后，张驴儿进行要挟，她毫不畏惧，情愿和张驴儿对簿公堂。/
在公堂上受审时，她被打得血肉模糊，昏死多次，也不肯屈招，仍辩白自己的冤屈。反抗精神：窦娥反抗精神之强烈，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她誓死不放过张驴儿，被判处死刑的她唱道：“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前往法场受刑时，她埋怨天地、质疑天地、责骂天地。对于窦娥这样的封建社会里没有什么见识的妇女来说，“天地”包含有王法、官府、天理、公道等意思。因此表面上看，窦娥是在斥骂天地，实际上是对一整套用以维护人心、统治百姓的封建秩序的怀疑和斥骂。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向世人申明自己的冤屈。剧中其余的重要人物各有其突出的性格特征，如张驴儿的无赖、狠毒，桃杌的贪财、愚妄、凶暴，蔡婆的胆小、糊涂。4.曲词的特点第一，抒情性强，反复渲染人物的感情。元杂剧中的曲词普遍具有抒情性强的特点，并且对人物的感情反复渲染，务尽务透，这一点和诗词作品强调含蓄蕴藉、点到为止大不相同。如本剧第一折里的“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等几段曲词，是表现窦娥对自己的命运的悲叹的。她先说自己“满腹闲愁”/
，老天知道了都会伤感；再尽情倾诉自己愁苦的情状：每日寝食不安，日夜受煎熬，看到烂漫的花枝、圆圆的月亮，也只能加倍觉得伤心断肠，心里是说不出的焦虑、烦闷，眉头总是紧锁着；接着她感叹自己的愁苦没有尽头，随即简略回顾了她不幸的人生遭遇；最后她无可奈何地宽慰自己，把自己的不幸命运归因于前世注定，为了来世的幸福，此生她要好好积德。这几段曲词将窦娥内心的痛苦、愁闷表现得淋漓尽致，动人心弦。又如发三桩誓愿的场面，窦娥都是先用说白提出誓愿，然后用“曲”抒发感情，曲词里相应使用了三个典故，将皇天能够体察冤情、自己的冤屈定能感天动地的意思说足说透，增添了感染力。第二，朴素本色，贴合人物的性格和处境。本剧是由窦娥一人主唱的，她的唱词朴素通俗，多用当时流行的俗语，大量引用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因此，她的唱词明白好懂，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很有表现力。此外，作者对人物在特定时候的心理把握得很到位，设计的唱词非常贴切，剧中的人物因此而显得活生生的，好像就在我们眼前一样。如第三折“快活三”“鲍老儿”两支曲词，这是窦娥临刑前和婆婆诀别时的唱词。她一面为自己的身世伤心，一面向婆婆“交代后事”。她反复唱“念窦娥”，表现了她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回想起自己的不幸身世悲不自胜的心情。她向婆婆“交代后事”：“念窦娥伏侍婆婆这几年，……只当把你亡化的孩儿荐。”这几句唱词看起来平平淡淡，实则意蕴无穷，极为动人。它让人感受到窦娥这位生命无端被戕害的青年妇女对生命的留恋，而她临死前对婆婆提出的要求之低，又表现了她在婆婆面前一贯的善良与温顺。剧作中的说白同样生活化、口语化，切合人物的性格和处境。二、问题探究1.窦娥是被昏聩的官吏屈判成杀人死罪的，却在第三折“滚绣球”一曲里责骂天地，对此你是怎样理解的？/
窦娥原本善良、本分，认为自己之所以屡遭不幸，很可能是因为前世做错了什么，此生只有好好奉养婆婆，才能修得来世的幸福。她的心愿很卑微，可是先有流氓张驴儿破坏在前，接着有昏官桃杌毁灭在后，他们联手剥夺了窦娥的生存权，将她逼上了绝路。原本坚信官府能辨明她的冤屈的窦娥怎能不万般委屈、愤慨呢？而呼天抢地，这是人们在遭受巨大打击时近于本能的一种反应，所谓“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以说，窦娥将一腔怒火烧向天地，是很自然的情绪反应。不过，从深层意义上来看，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了便于统治人民，往往以青天白日自喻，官府的公正、清明和天地的公正、清明一样，是不容怀疑的。表面上看，窦娥是在斥骂天地，实际上暗含着对一整套用以维护人心、统治百姓的封建秩序的怀疑和斥骂。因为窦娥已认识到，自己的冤案不只是由桃杌造成的，她原以为上级会复勘案件，完全没有料到自己马上就被押赴法场受刑。另外，窦娥的唱词里对不合理的黑暗社会现实的抨击，超出了一己遭遇的性质，具有广泛概括的意义，因此有着鲜明的社会批判的性质，这一点更多体现了剧作者的思想高度。不过，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窦娥还是无法摆脱对天地鬼神的信任和仰赖的，她也相信自己的冤屈一定能感动天地，所以在临刑发誓愿时，她满心期盼天地能主持公道：“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咒骂、指责天地，最终却又不能不依靠天地申明自己的冤屈，这是窦娥的命运的可悲之处，也是封建社会里普通百姓哀呼无告的普遍状况。2.窦娥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并且这三桩誓愿都实现了（第四折里交代楚州大旱三年），怎样看待这样的超现实情节？这一超现实的情节首先是表现窦娥反抗精神的需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窦娥是无力辩白自己的冤屈的，她的故事到她被斩就结束了。这样，她强烈的反抗精神便不能充分体现出来，为了突出窦娥的反抗精神及其巨大力量，作者安排了这样的超现实情节。其次，这种安排也符合普通百姓的审美心理。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被毁灭的主人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强大的力量的例子屡见不鲜，这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的、进步的事物的肯定和支持，也寄托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再次，超现实的情节使作品既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富于奇异的浪漫色彩。/
“六月雪”后来成为冤狱冤案冤情的代名词，可见这一剧情设计的成功。关于练习一 试根据以下的提示，探讨本剧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的来源。1.窦娥的不幸命运2.窦娥的美好品质和她含冤被斩之间形成的对比3.窦娥强烈的抗争精神设题意图：意在让学生更深刻地体会本剧的悲剧效果，并对本剧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参考答案：剧作中窦娥可以说是苦命的化身，她三岁丧母，七岁时父亲用她抵债，给蔡婆做童养媳，十七岁和丈夫完婚，还不到两年丈夫就去世了，最后更被流氓恶棍纠缠、陷害，惹上人命官司，终于含冤被斩。剧作者把一连串的不幸遭遇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产生浓厚的悲剧效果，极大地引起人们的同情。/
窦娥又是一位在道德上近于完美的青年女性，善良、安分原本是她的性格中的主要方面，在和越来越强大的敌对面的斗争中，她的性格中的清醒、有主见、刚强才突出了出来，可是这些不但不能够让她摆脱厄运，由于社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反而把她推向死亡。如她任官府怎样严刑拷打，都不肯含冤认罪，可为了避免官府对婆婆用刑，她主动屈招。她的善良、刚强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她的死期也定了。又如，她很清醒，有主见，坚决不肯嫁给张驴儿，即使在张驴儿用人命官司要挟她时，她也不为所动，情愿和张驴儿“见官”。应该说，她的这种做法是正确、果敢的。可是官府并不清正廉明，却是流氓恶棍的帮凶，不分青红皂白将她送上法场。这种个人的道德完美和社会黑暗现实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冲突，是这出悲剧具有浓厚悲剧效果的又一个因素。此外，剧作结构精巧，使情节紧凑集中，主要矛盾冲突突出，以及对主人公窦娥抗争精神的强调，都是这出悲剧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的部分因素。二 关汉卿的剧作中的人物语言朴素而富于表现力，不管是唱词或道白，都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仔细阅读课文里的第三折，挑选一些精彩语句进行赏析。设题意图：让学生学习品味戏剧里人物的语言。参考答案：比如“端正好”“滚绣球”两支曲词。这两支曲词是窦娥被押赴刑场时唱的。在和张驴儿、桃杌的斗争中，窦娥的有主见、刚强，逐渐表现了出来。在被押赴法场的路上，她的委屈和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在曲词里，她质疑、责骂天地，既是向天地辩白自己的冤屈，又是对天地没有主持公道的抗争，表现了她遭受巨大冤屈时的痛苦不平和满腔怒火。窦娥不屈的、强烈的斗争精神得到进一步表现。又如窦娥临刑前和婆婆诀别时的一段说白：“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这一段说白完全是年轻媳妇对婆婆的口吻，明白如话，自然真实，历来为人们称道。/
再如“快活三”“鲍老儿”两支曲词。具体分析见“课文研讨”。三 根据文意，解释下列语句中加点的词语。1.当骂呵，则处分几句。2.你敢是不肯，故意将钱钞哄我？3.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4.你老人家放精细着，你挣扎着些儿。设题意图：培养学生根据上下文意判断词语的意义的能力。参考答案：1.数落、责备的意思。2.大概是，莫不是。3.连，介词。4.“清醒”的意思。四 根据关汉卿的《窦娥冤》改编的戏曲作品有不少，其中有的剧作在情节上和原剧相比有较大改动。下面是程砚秋改编的京剧《六月雪》的主要剧情（有两种结尾），试和原作进行比较，说说你认为哪一种最好，并谈谈理由。/
秀才蔡昌宗进京赶考，佣户张氏之子驴儿随往。驴儿垂涎昌宗之妻窦娥，途中将昌宗推入河中，回家假说昌宗失足落水而死。蔡母悲痛成病，想吃羊肚汤，驴儿又在汤内暗放毒药，不想被驴儿的母亲吃下，当即身亡。驴儿于是诬告说蔡母杀害了他母亲，县官动用严刑逼供。窦娥不忍婆婆受苦，挺身含冤代罪，被判斩刑。行刑正值六月，忽然天降大雪，县官惊恐异常。窦娥的父亲窦天章，时任八府巡按，前来楚州巡查，解救了窦娥，同时，蔡昌宗也并没有死，窦娥一家团圆。（另一种结尾是：窦天章来楚州一带巡查时，乡民替窦娥喊冤，于是将张驴儿抓获。但当他赶去搭救窦娥时，窦娥已屈死于刑刀之下。）设题意图：让学生注意关汉卿原作是怎样用人物身世之苦来加重剧作悲剧气氛的，并加深对原作中窦娥强烈斗争精神的体会。参考答案：两剧情节上的主要不同之处：《六月雪》里窦娥是秀才蔡昌宗的妻子，《窦娥冤》里窦娥先做童养媳，成婚后不到两年丈夫就去世；《六月雪》里张驴儿在官府上诬告的是蔡母，《窦娥冤》里张驴儿诬告的是窦娥；《六月雪》里，窦娥在临刑前没有发三桩誓愿，天降大雪并不是应了她的誓愿。结尾部分两剧差别更大：以“大团圆”结尾的《六月雪》，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及时赶到，将她解救了，窦娥夫妻、父女团圆；以窦娥被斩结尾的《六月雪》，乡民为窦娥喊冤，窦天章抓获张驴儿，却没能来得及搭救窦娥，窦娥屈死。《六月雪》的两种结尾，窦娥的冤屈都很快被查明，没有了窦娥鬼魂伸冤报仇的情节。让学生注意到这些不同，然后让他们谈自己的意见。教学建议一、让学生借助注释认真阅读课文，了解剧情；根据文意判断一些词语的准确含义，记住元杂剧里一些特有的词语的用法和意义，如“婆妇每”里“每”相当于“们”，“则”相当于“只”，“兀的”相当于“这/
”“这个”，“委的”相当于“真的”“确实”，等等。二、可结合课文介绍一点有关的元杂剧知识，如元杂剧的艺术特点、体制等。也可对这种戏剧样式的优缺点略做分析，并把它和现在的京剧进行比较。三、要重视本剧的结构，让学生对剧本这种文学作品在结构上的特殊要求有一些认识。四、可有重点地选择一些唱词或说白引导学生欣赏，品味。有关资料一、作者简介关汉卿，号己斋叟，金末元初大都（今北京市）人，元代杂剧的代表作家，与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一同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并居“元曲四大家”之首。生卒年不详。他一生“不屑仕进”（［元］朱经《青楼集·序》），生活在底层人民中间。他是当时杂剧界的领袖人物，与当时许多戏曲作家、杂剧演员有着密切联系。元末熊自得《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明代臧晋叔说他“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明初贾仲明《录鬼簿》说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是一位熟悉舞台艺术的戏曲家，既是编剧，又能登台演出。关汉卿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自述“通五音六律滑熟”，“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鞠，会围棋，会双陆”，“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可见他的才艺、生活和个性。所作杂剧六十余种，今存十八种，其中有几种是否为关汉卿所作尚有争议；所作套曲十余套，小令五十余首。他的戏曲作品题材广泛，大多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表现了古代人民特别是青年妇女的苦难遭遇和反抗斗争，人物性格鲜明，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语言本色而精练，对元杂剧和后来戏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杨栋＼元杂剧的形式（一）折、楔子和本杂剧剧本的体例十分精严，一般由四折一楔子构成一本，演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少数作品也有一本分为五折或六折的，还有用两个楔子的。通常一本就是一部戏，个别情节过长的戏，可写成多本，如王实甫《西厢记》共5本21折，杨景贤《西游记》6本24折，每本戏仍是4折。这很像后世的连台本戏或连续剧。一本戏限定由男主角（正末）或女主角（正旦）一人歌唱，其他配角一般都只能道白不能唱。由男角主唱的叫末本戏，女角主唱的叫旦本戏。折，首先是剧本情节的一个自然段落，可以是一场（一个固定场景）戏，也可包含多个场次；另外又是剧曲音乐的一个单元，每折由一个有严格程式的套数构成。楔子，只唱一二支曲子，篇幅比折短小，位置也不固定。一般放在剧本开头，对人物、故事进行简要的介绍或交待，其作用相当于引子或序幕。也有一些放在折与折之间，则是为了剧情的过渡或联络，与后来的过场戏相类。（二）角色行当角色与行当同义，是中国戏曲根据剧中人物的性别、身份、年龄、品质与性情等因素综合概括出的各种性格类型。与此对应，演员也根据自己的应工分为不同的行当。元杂剧的角色有旦、末、净、杂四类。旦是女角，除了正旦的女主角，还有小旦、贴旦（可省作贴，一般为丫环）、搽旦（不正派的女人）等配角；末是男角，正末为男主角，外末（正末之外的男角）、冲末（开场之末）等为男配角；净类似京剧的花脸，一般为性格刚猛的人物（可扮男，也可扮女），也包括丑角的反派人物。元杂剧中原没有“丑”的行当，明刊版本中的丑是明人参照南戏增改的。杂是上述三类不能包括的杂角，例如，卜儿（老年妇女）、徕儿（小男孩）、孤（官员）、洁（和尚）、驾（皇帝）、邦老（强盗）等。杂剧剧本通常只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写明“旦扮×××”或“末扮×××”，以后则只标角色，不注人名。这是在阅读剧本时要预先了解的。（三）曲词曲词是杂剧的歌唱部分，由正末或正旦演唱，主要用以展示人物心理，抒发情感，有时也用来交待剧情，具有抒情兼叙事的双重功能。因为这种曲词采用的是曲牌体，即由一个个固定的曲调联缀的组歌，而且在剧中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往往以此指代元杂剧，称之为曲、北曲、元曲等等。杂剧剧曲的编排有一定的程式，四折戏用四个套数，每个套数都有固定的宫调。元杂剧共用九个宫调，即所谓“五宫四调”：仙吕宫、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和大石调、双调、越调、商调。每个宫调下都统帅着若干曲牌，每个曲牌都有一定的音乐旋律，与之配合的文词也有一定的格式，即格律。曲律与诗词不同，采用中原音韵的新四声。其特征是“平分阴阳”和“入派三声”，即平声分化为阴平与阳平两个声调，入声消失，所有入声字都流入平上去三声之中。这与今日普通话的声调很相似。曲文押韵也用《中原音韵》所归纳的“东钟”“江阳”等19部，可以平仄通押。此外曲比诗词韵脚繁密，一般句句押韵，而且每套都要一韵到底，不得换韵。曲文创作就是在一定的音乐框架中“填词”，必须遵守曲牌规定的字数、句数以及平仄格律等定式，这与宋词的写作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曲文与曲乐的配合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可以随时增添衬字、衬句，也可减字减句。因此杂剧曲文显得灵动活泼，口语性很强，实际上是一种解放了的新诗体。（四）宾白元杂剧中的道白，称为“宾白”。对此前人有两种解释，一说“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言其明白易晓也”。（徐渭《南词叙录》）一说“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单宇《菊坡丛话》）前一说有字义学根据，较为正确。/
杂剧道白的样式很丰富，除了对白、自白，还有“带云”（歌唱中附带的说白）、“背云”（旁白）、“内云”（后台人员或角色与台上角色的对话）等。这些都属于口语化的散文白，与此相对，还有韵文白。如上场诗、下场诗以及常见插入的通俗诗词，就都是由人物当场念诵的。可以说后世戏曲的各种道白形式，在元杂剧中已是应有尽有。（五）科范元杂剧的表演“唱念做打”俱全。科范就是做与打的做工表演，一般简称“科”，在南戏中则称作“介”，或通称科介。徐渭《南词叙录》说：“相见、作揖、进拜、舞蹈、坐跪之类，身之所行，皆谓之科。”元剧中的科，除了徐渭所说的动作表演，还有其他两种指义。一是规定某种特殊的情感表演，如“做忖科”，即做沉思的样子；“做哭科”“做笑科”，就是要求进行哭或笑的情感表演。二是指某种特定的舞台音响效果。如《汉宫秋》中的“内做雁叫科”、《窦娥冤》中的“内做风科”，就是要求后台根据剧情制造出雁叫或刮风的音响效果。（六）题目正名元杂剧结尾有“题目正名”，用两句或四句对偶句总结全剧内容，交待剧名。它不是情节的组成部分，其功能在于广告宣传，可能在演出结束时由演员在下场前念出和写于戏报上。一般取末句作为剧的全名，取末句中最能代表戏剧内容的几个字作为剧的简名。如关汉卿《窦娥冤》的题目为“秉鉴持衡廉访法，感天动地窦娥冤”，末句为全名，最后三字即简名。（选自《中国古代戏曲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顾学颉＼元杂剧分析欣赏举例之《窦娥冤》《窦娥冤》，是一本取材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著名的悲剧。读了这本悲剧，没有人不感到同情、惋惜和愤恨的。它给人一种窒息和压抑的感觉；同时，也给人以强烈的要求改变这种压抑的启示。从窦娥一生的遭遇中，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民共同的不幸，尤其是妇女的不幸。在她短短的一生中，遭到失母丧夫的打击，高利贷的毒害，泼皮流氓的欺压，贪官污吏的毒刑和判决。这种种不幸和灾难，一下吞噬了她的青春和生命，从而交织成了“惊天动地”悲惨无比的大悲剧。大悲剧的造成，主要原因有二：间接原因是高利贷剥削，直接原因则是官吏贪污、狱刑黑暗和恶霸横行。其间又掺杂着虽属次要、但却是对事态发展有影响的一些原因。高利贷是封建剥削的特征之一，而元代则达到了最高峰。元王朝在至元时由政府设立“斡脱所”，作为官营高利贷的法定机关，派回回人经营其事。帝王、后妃、贵臣、军官及寺观僧道、豪强地主，都通过这个机关进行高利贷剥削。地方上的土财主则开解典库（当铺）作为私营高利贷的处所。私人间的借贷也按照官府所订利率计算。例如本银一锭，满一年，本息共二锭；满十年，本息共一千零二十四锭。这种利息叫做“羊羔儿息”。满期，债户无力偿还，那么债户的牲畜、房屋、田地以及妻室儿女便当作抵押品被抢夺走；再不够，就连累到子孙、宗族和亲友，要他们代偿或作抵押。这类事，在宋元人公私记载里数见不鲜；元杂剧中更有着普遍的反映，“羊羔儿息”已成为最流行的话头在口头上使用着。本剧一开始就从高利贷这条线索入手，它的罪恶活动与可怕的后果，一直在支配着剧中每个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发展。窦天章还不起蔡婆的银子，才不得不把女儿送给蔡婆做童养媳，第一步就注定她失掉自由而堕入只能听从命运摆布的境地。接着，赛卢医也因债务的追逼，起了坏心，企图勒死蔡婆来摆脱高利贷的束缚，因而发生了犯罪行为。刚巧被泼皮张驴儿父子碰见，救了蔡婆。这样一个偶然机会，为他们向蔡婆索取报酬——勒逼成亲开了大门。同时，也是后来张驴儿威逼要买毒药而赛卢医不敢不卖，及误毒死自己的父亲的张本。剧情一步紧逼一步，趋向高潮，都是以高利贷为其有形的、无形的线索，并由此而很自然地引渡到张驴儿父子的身上。/
张驴儿这类泼皮无赖，在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也是种族压迫的象征之一。他们大多数是蒙古人或色目人，以属于统治种族的游民身份，依仗着与统治者的某些关系，到处游荡，惹是生非，向北人、南人进行勒索、讹诈和侮辱。由于他们过分扰民，不利于元王朝的统治，元统治者才不得不为此召集大臣们商议对付这伙坏蛋的办法，官书中也屡有禁令，但都无多大实际效果。不难想象，这件事不简单，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是人民痛心疾首最不易对付而又经常可以遇见的一种恶势力，最高统治者对之也颇感棘手。张驴儿父子对于窦娥婆媳的威逼、家室财产的强占和淫侮人身的企图，正是上述那种泼皮无赖（实际是元统治者的社会基础）具体形象的刻画，那种社会黑暗现象的典型描绘。等到张驴儿下毒阴谋未逞，反而误毒死自己的父亲时，又乘机威逼窦娥，仍未达到目的。闹到衙门以后，作品就转入另一条线索，以衙门的暗无天日、官吏的贪污昏聩和毒刑冤狱──阶级压迫、黑暗统治为暴露的主要对象。而这一切，正是元王朝统治下的主要特征。本剧并未正面写官吏受贿，但从侧面透露了一点消息。负责审理这件人命官司的楚州太守桃杌上场就念：“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当告状人向他跪下，他也赶忙跪下，并解释说：“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这些说法，虽是元杂剧里常用的滑稽打诨的套语，如：“我做官人只爱钞，再不问他原被告；上司若还刷卷来，厅上打的狗也叫”（见《救孝子贤母不认尸》）；“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可了”（见《灰栏记》）；“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见《魔合罗》）；但我们不应该把它们当作通常的插科打诨来看待。实际上，应该看作是作者鉴于当时环境和禁令，有不能明白直写的苦衷，故意用些与剧情似有关似无关的闲笔，逗乐取笑的陈套，使人看了不露痕迹，以旁敲侧击的巧妙手法来揭露、讽刺官吏的贪污腐化。最后，让窦娥鬼魂明确地说出“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的话，与“要金银”“衣食父母”的说法前后呼应。可见那些看似闲笔的打诨的话，实寓有深意，是正面的话，而不可等闲看过。全剧布局重点是放在衙门的黑暗和受害者的坚决反抗上的。这就不难窥见作者创作意图之所在了。像这样一桩人命公案，负责审案的官吏并未详细审问，研究案情，弄清真相；而只是一顿毒打，屈打成招，草草了事，视人命如儿戏。所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成了官吏逼供的普遍用语和最方便的方式。窦娥当然也逃不了这样的毒刑，她被打得──“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这类毒刑打拷，在元剧里也有着极普遍的详细的描绘和反映。甚至比较开明一点的官吏对之也发出无限感叹，作了一个真切的比喻：“……俺这衙门如锅灶一般：囚人如锅内之水，祗候人比着柴薪，令史比着锅盖。怎当他柴薪爨炙；锅中水被这盖定，滚滚沸沸，不能出气，蒸成珠儿，在那锅盖上滴下，就与那囚人衔着冤枉滴泪一般。”──这个比喻很形象，的确道出了衙门的残酷、黑暗和囚人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痛苦、冤屈和绝望。不正是这样吗？窦娥这场冤狱的造成，酷刑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它对坚贞不屈的窦娥本身不起作用，但要用之对付蔡婆以威胁窦娥的时候，善良的窦娥，却不得不以自己的死来代替婆婆的受刑了。看来，贪污、酷刑、冤狱三者结成不解之缘；可以说：贪污是造成冤狱的必然原因，冤狱是贪污的必然结果，而酷刑则是联系着两者的锁链。多少个善良的窦娥屈死在这条锁链之下呵！“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是对当时统治者血腥罪行的控告，是被压迫人民忿怒的呼声！窦娥，这个至死不屈服的反抗形象，具有既十分柔顺善良，自我牺牲，又十分倔强坚定，生死不渝其志的性格。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性格的优良传统。她虽年轻守寡，但对婆婆非常孝顺，决定侍养婆婆到老。当官吏要对蔡婆用刑时，她用自己的生命来解救婆婆的危难，这是超乎寻常人所谓“善良”的范围的。临刑之前，还央告公人们往后街走，怕在前街遇见婆婆，引起老人的伤心和气愤。──她为婆婆想得太周到了！然而对婆婆的要求却仅仅是死后过年过节时，“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说得多么委婉可怜，多么令人同情！甚至她做了鬼魂，案情大白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嘱告自己的父亲收养蔡婆。──这是她性格的一方面。/
她对蔡婆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但并不是毫无条件地顺从；反之，她认为不合理的事情，仍然据理力争，甚至严辞责备。当蔡婆引狼入室的时候，她极力劝阻蔡婆不应对张驴儿父子抱任何幻想。甚至用“怪不的女大不中留”等一连串的俏皮话，讽刺这个六十多岁还准备嫁人的老太婆。老太婆之所以终于没有招张驴儿的父亲做“接脚”，当然是受了媳妇的影响。窦娥自己呢，不用说，不听张驴儿的花言巧语，不受他的调戏侮辱，更不受他的威胁逼诱，一句话，她是个硬骨头，不屈服于任何恶势力之下。她敢于痛骂：“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而要“将滥官污吏杀坏”。她敢于痛骂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天地鬼神：“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惊心动魄，痛快淋漓的质问，直问得“天地”也哑口无言。她，以及广大的人民，被压抑在深心的反抗怒火，终于会像火山一样迸裂出万丈火焰，照亮一切黑暗，烧毁一切不平。伟大的剧作者深深知道这一点，以他浪漫主义的巨笔，大胆地发下三大坚定的誓愿，大胆地使它──实现，表现了窦娥、表现了广大人民、也表现了剧作者自己战斗的信心，胜利的信心。──这是窦娥的性格的另一个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窦娥，是善良的，同时又是战斗的、反抗的。她的善良，用在对待自己的亲人、受迫害者；她的反抗，用在对付作恶的坏人、压迫者。关汉卿塑造的这个伟大形象，给予了当时和后代以巨大的鼓舞和启示。（选自《元明杂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四、《窦娥冤》的结构（陈俊山）《窦娥冤》，正名叫做《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之一，写于他的晚年。的确如“正名”所标，这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大悲剧。它通过当时人民中间一个最普通的青年妇女的不幸遭遇和冤案，深刻揭露和控诉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与黑暗，愤怒鞭挞了无心正法、草菅人命的封建统治者的罪恶，热情歌颂了被压迫、被迫害的妇女们的斗争精神和坚强性格。这个杂剧，概括的社会生活是相当丰富的，今天的读者不难从中看出元代社会的面影：放高利贷的现象；流氓恶霸的横行；官吏们的贪赃枉法；下层知识分子的穷困潦倒；被压迫的妇女们得不到生命安全、财产保障；人民的愤怒和怨恨成为时代的情绪，等等。这些在剧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相当深广的艺术再现。《窦娥冤》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政治意义，几乎远远超过了当时所有的杂剧。/
要把如此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概括在一个篇幅不长的戏剧里，把窦娥一生的遭遇和冤情搬上舞台，就需要对生活素材进行严格的选择、恰当的剪裁和精心的结构。《窦娥冤》一剧，表现了关汉卿在组织戏剧结构上的高度才能。他把幼年的窦娥，因为抵债被父亲送到蔡婆家做童养媳这一情节，写成一个楔子放在前面，作为全剧的序幕。这个楔子是完全必要的。窦娥一开始的命运和蔡婆的身份，为后面戏剧矛盾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基础；窦天章和窦娥的离别给人们留下了悬念；也为最后平反冤案，做了远远的铺垫。从楔子到正戏开始第一折，一下子跳过了十三年。这十三年，窦娥的生活虽然悲苦，但缺乏造成剧作家所要表现这一重大冤案的可能性，所以省略不提。只有当窦娥由童养媳而结婚，由结婚而不久失去丈夫，年轻守寡而家无依靠的时候，才为张驴儿企图霸占窦娥为妻这个重大戏剧冲突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使戏剧情节的发展具备了必然性。第一折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的。为了引起主要的戏剧冲突，剧作家从蔡婆讨债、赛卢医赖债害命、张驴儿和他父亲救蔡婆，自然而迅速地引向张驴儿逼迫窦娥成婚。逼婚不从，于是转入第二折：张驴儿企图先害死蔡婆，更有利于霸占窦娥。然而毒药却被张驴儿自己的父亲误吃了，这使戏剧矛盾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因而也更大大增强了戏剧性。误吃毒药这个戏剧情节，在艺术处理上十分巧妙而又自然，表明关汉卿作为剧作家的确是高手。在一切威逼利诱之下，窦娥坚执不从，促成了张驴儿的告官。州官不察，妄判窦娥死罪，使戏剧矛盾发展到高潮。第三折把戏剧高潮推到顶点，在顶点上又掀起层层波澜：窦娥在刑场上提出三愿。通过三愿，又把似乎已经解决了的主要冲突，推向另一个新的境界。剧作家的戏路和笔墨是十分精彩的。三桩无头愿，竟然感动了天地，果真显示了冤情。看见了冤情而不改原判，这既进一步揭露了官吏们无心正法的罪恶本质，又为第四折窦天章亲自为女儿平反冤案，亲手惩罚真正的罪犯，留下了余地。这个戏，内容丰富，剪裁精当；故事曲折，脉络清晰；情节连贯，前呼后应；字字着落，没有虚笔；结构十分完整而严谨，而且表现了很强的戏剧性。（节选自《元代杂剧赏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窦娥冤吗《窦娥冤》是我国元代杂剧家关汉卿的代表作，它讲述的是一个薄命女子的故事。这个女子就是窦娥，她三岁丧母，七岁被父亲抵债送到蔡婆婆家作童养媳，十七岁结婚，婚后不久就成了寡妇，她在丧夫以后的愿望即是为婆婆养老送终，为丈夫守节。但是蔡婆婆在一次讨债时险些被借债者杀害，幸而被张驴儿救下，但是张氏父子在听说蔡婆婆家是两代孤寡的时候起了歹心，他们让婆媳二人分别作他们父子的老婆。蔡婆无奈只能把父子二人带回家。窦娥对父子二人的无礼要求坚决反抗，但无奈于父子二人，只能供养于家中，只是对再嫁之事坚决不从。后来张驴儿误药死其父，并诬陷为窦娥所为，他们走向公堂，官员被张驴儿买通，窦娥被迫承认张父被她药死的，被判处死刑。死时发出三桩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在她死后三桩誓愿一一实现。三年以后，已经作了官的窦娥的父亲到此地，窦娥的冤魂为自己翻案，最终惩治了张驴儿等人。题名为《窦娥冤》是写窦娥的冤案，从其经历来看她也的确是“冤”的。首先，她被父亲作为抵债的物品送到蔡家做童养媳；其次，他在婚后不久便成了寡妇，而且没有一儿半女的；再次，她想为夫守节却偏偏遇到张驴儿要逼娶她为妻；最后，在张驴儿误药死其父之后告上官府，无辜的窦娥被判处死刑。如此的一生是很悲惨、很冤枉的。那么造就她的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王智武曾在一篇题为《关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分析说窦娥悲剧的根源是：元代豺狼当道、流氓横行的社会环境和在元代那种混乱局面下无辜善良之辈总是牺牲品，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从社会的背景来看，窦娥的悲剧或冤屈是由社会造就的。那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窦娥的悲剧命运是不是可以改变呢？是不是可以运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呢？其实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窦娥的悲剧命运是可以由她改变的。首先，在最初她的命运发生改变——/
到蔡家以前，如果她不是那样的沉默的话，也许就命运她的悲剧了。她不知道怎么样去扮演一个女儿的角色，她不懂得用父亲的怜悯之心，也不懂得一个做女儿的有利之处。在楔子里可以看到，在窦天章送她到蔡婆婆家的过程中她命运一丝的反应，仅仅是在父亲走了以后才喊出一句“爹爹，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儿去也”。此时的窦天章想来也已经远去了，或许根本就听不到她的呼喊了吧！就算听到了，他拿到了上京赶考的路费恐怕心中对女儿的亏欠也减少了几分吧！而倘若窦娥是在一路上就显出她的可爱和对父亲的依恋，或许窦天章就不会那么狠心地撇下她而去了，毕竟窦娥是她的女儿，而且还是个苦命的女儿。可惜窦娥使用的是沉默，注定了她被“卖”的命运。其次，在面对张驴儿的无理要求的时候，窦娥采取了过激的反抗。一方面她对婆婆的讽刺太过火了，这使得他走入孤军奋战的地步。第一折【后庭花】【青哥儿】【寄生草】【赚煞】四支曲子是她对婆婆的劝说，但是语言尖刻，人们常说窦娥是集忠孝于一身的，但是在这里她竟然忘记了“孝”，用那样的话来说她的婆婆。在这里反而看到蔡婆婆的大度，不仅不和她计较，还在张驴儿父子面前为她说好话，让她免除了张驴儿对她的逼迫。另一方面，她对张驴儿的反抗太直接。她对张驴儿的反抗停留在言语和对她的**上。在张氏父子住在她们家的时间里她并没有思量怎么把这对无赖父子赶走，哦而是任其自由张狂，这自然也就助长了张氏的歹心。她甚至不会使用缓兵之计，不如蔡婆婆有计谋。在第一折末尾可以看到如果不是蔡婆婆的缓兵计，窦娥可能当场就成为了张驴儿的“猎物”了。由此来看，窦娥的悲剧产生的原因之一便是她的“直”：太执着，也太直板。最后，窦娥对封建统治太信任，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其本来的面目，更没有采用有效的措施来应付。从张驴儿误药死张父诬蔑为窦娥所为，并让她选择“官休”“私休”，窦娥选择私休时开始，窦娥对于官府一直都带有幻想。她先是义正严词地声称“我不曾药死你老子，情愿与你见官去来”。说明她觉得自己是清白的，认为官府可以为她洗脱冤屈的，其后对桃杌上台后说的“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她也没有真正的领会，如果她领会了，在张驴儿说他是原告以前反告张驴儿的话，也许结局就该重写了。而窦娥确实不仅没有领会到桃杌的本意，还说什么“只望大人高抬明镜，替小妇人做主”。更可悲的是在一顿棍棒之后她还是没有认识到官府的本来面目，却是来对婆婆的埋怨和对天下人的规劝“婆婆也，须是你自做下，怨他谁！全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都看取我这般傍州例”。她把自所遭遇的不幸归结为再嫁的结果，而不认为是昏庸官吏对她的迫害。即使到最后她被判处死刑她也没有根本地清醒，她认为是张驴儿这个“好色荒淫漏面贼”带给她的恶运。便是临死前的窦娥对官府的认识也未清醒，她觉得是天地神明的糊涂，是他们不分好歹，却没有看到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张驴儿、桃杌共同为她谋划的陷阱，她却是不自觉走入到其中的。如果在整个过程中窦娥提前清醒认识现实并采取行动的话，也就不至于有这样的结局。比如说，她要是认识到桃杌只不过是一个贪官、眼中只有钱，那么凭借蔡家的实力不可能输给张驴儿的。但是窦娥一次次地错过了机会，到做了鬼魂她还是希望由官府来为她伸冤。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鬼魂的能力是无限大的，也就是说做了鬼魂的窦娥完全有能力自己为自己报仇的。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而窦娥偏偏就是个不识时务的主儿。她的悲剧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她自己催化的结果。如果她能对现实的社会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一味的信奉她的“三从四德”，对官府的清明廉洁那样痴迷的话，她就不会是这样的悲剧性结局，更不会到死也只知道怨天尤人了。由此来看，窦娥的悲剧自然是张驴儿、桃杌等社会恶势力所赐予的，同时也是她自己性格的悲剧。用现代人与社会以及社会对人的要求的方面来看，窦娥的悲剧更大程度上是性格的悲剧。首先是窦娥不明白她没有能力改变社会的，也可以说社会不会为她的坚持而改变，那么这种情况下要生存的话，那么她要适应社会的要求。人如果不能改变环境，为了生存他就应该改变自己以求适应环境；其次是窦娥过于执着，到了一种忘记自己最根本的生存权利的地步，她不懂得适可而止。她对“孝”的执着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先是因孝留在蔡家，后是因孝留下张氏父子，再是因孝低头认罪，最后魂旦也不忘让自己的父亲照料婆婆。前三次的孝都是悲剧继续的基础。除了“孝”以外还有“忠”/
。她忠于死去的丈夫不从张驴儿，她忠于封建道德的“三从四德”，她也忠于封建官僚。她选择“官休”，到死也不认为是封建官僚害了她，死后依然幻想用“官休”来为自己伸冤。窦娥的悲便是悲在她的这种不自觉上。如果窦娥明白了这一点的话，或许她只能一个人叹息，而不是怨天尤人了，更喊不出一个“冤”来。窦娥对封建恶势力的坚持不懈的反抗精神是值得学习和称赞的，但是窦娥的性格绝对不是现代人的生存之道，也不是可以效仿的。http://www.rongshuxia.com/book/4144016.html■苏力＼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内容提要】本文以元曲《窦娥冤》为材料分析该剧隐含的几个重要的法理学问题。作者论证了,剧本中没有证据表明窦娥的悲剧是官员贪污腐败的产物,不是官员的司法道德问题,而主要是由于裁判者的认知能力和传统中国社会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局限;同时,分析了当代语境中的“铁证如山”、“无罪推定”、“刑讯逼供”等法律问题在历史场景中的意义;此外,对该剧的人物性格和戏剧结构以及中国传统的部分鬼戏作出新的解说。【关键词】悲剧 证据 刑讯逼供 无罪推定 鬼魂一、悲剧是如何发生的?要一领净席,等我窦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者。⋯⋯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盖了窦娥尸首。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①面对着行刑的刽子手,满腔冤愤无处可申的窦娥发出这种令天地、百姓战栗的誓愿。苦命的窦娥,三岁母亡,七岁时父亲将她卖给蔡家作童养媳;长大成亲两年后丈夫身亡,窦娥本一心伺候婆婆,谁料大祸天降,无赖张驴儿父子威逼她婆媳同他们父子成亲。窦娥坚决不从。张驴儿本想毒死蔡婆婆,不料毒死自己的父亲。张驴儿以“公休”要胁窦娥“私休”———顺了他的淫欲,窦娥不愿。到官府衙门,张驴儿恶人先告状。为保护蔡婆婆不受刑讯,窦娥委屈地承认是自己毒死张驴儿之父,被判死刑。面对死亡,坚贞的窦娥发下了这三桩誓愿。此后,竟一一实现。两年后,做了大官的窦娥之父窦天章,巡视楚地,窦娥冤魂告状,冤案得以昭雪。这个催人泪下的悲惨故事,引发了历代观众、读者的诸多同情。现代以来,许多《窦娥冤》研究都利用剧中一些细节(例如,审理此案的太守桃杌收取了“诉讼费”)强调窦娥或窦娥之类的冤屈是官吏贪污腐败、刑讯逼供和昏庸无能造成的。①窦娥在剧中似乎也有类似的概括:在全剧结束前,窦娥的冤魂希望父亲“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1517页)。通过这种概括,窦娥的形象因此被阐释为一种反抗的形象。然而,这种概括未必是关汉卿的看法,而更多是现代语境中学者有意无意的创造。我们必须足够精细,将剧中(哪怕是作者偏爱的)主要人物的观点同作者本人的观点区分开来。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窦娥之冤与“无心正法”的“滥官污吏”其实关系不大。首先,从剧中情节来看,窦娥之冤与官吏的“贪污”无关。不错,审理此案的楚州太守桃杌上场诗是“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并且称“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1507页),后人很容易将此理解为贪污腐败;②但这是一种基于今天的语境对历史误解,把韦伯定义的、更多同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的、领取固定薪俸的官僚制③视为一种无条件普适且应然的制度。据学者考察,至少在元代初期,军官甚至州、县官吏都是没有俸禄的,④官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收取诉讼费来维持生活甚至机构的运作。而且,即使把这种自谋生路的做法界定为“贪污”,戏剧中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甚或细节暗示判定窦娥死罪是因为桃杌收受了张驴儿的钱财。而且,最重要的是,为女儿窦娥平凡昭雪的窦天章也仅仅是认定“/
州守桃杌,并该房吏典,刑名违错”(着重号为引者所加,1517页)———一种事实认定上的错误,从来没有认为桃杌是因为收受了钱财而徇私枉法。其次,窦娥之冤也很难归结为官吏昏庸无能的产物。确实,同传说中其他廉洁、睿智的官吏———例如包拯、况钟———相比,这位楚州太守桃杌确实能耐不大,未能明察秋毫。但是,由于制度的限制,由于天才人物的罕见,像包龙图这样有特殊才智的官吏是可遇不可求的。⑤最重要的是,关汉卿在剧中也有意或无意地———因此也是更有意义地———展现出,即使像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窦天章,一位廉洁、刚正的官员,如果不是有窦娥的冤魂以及冤魂的执著,如果窦娥不是他的亲生女儿,仅就证据而言,他对窦娥的案子也会做出与桃杌相类似的判决。与上述两点相联系,第三,一些学者牵强附会地拔高窦娥的觉悟,认定这一悲剧根源于封建统治。一段最经常引用的唱词是:“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1509页)。许多学者鉴于在传统中国“天”有时或往往同皇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认定窦娥在反抗封建统治,特别是反抗皇权。抽象来看,这种解释也有根据;但是这种解释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天”在传统社会中是专指,是专有名词。而事实并非如此,否则,与关汉卿同时代的马致远的“断肠人在天涯”就会是一首反诗了。事实上,《窦娥冤》本身就表现了窦娥对自己的悲剧根源有冲突的、前后不一致的理解。除了前面的引文外,临刑前,窦娥对蔡婆婆说,“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衔冤”(1510页);之后,在向父亲申冤时,窦娥公开声称“不告官司只告天,心中怨气口难言”(1514页),又说:“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1516页),似乎是在反思自己的行为(为免除婆婆受刑讯而委屈认罪)的后果。窦娥的三个誓愿也不是在反抗封建秩序,而主要是希望借助超自然的、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来向整个社会证明窦娥无罪。如果其中有强烈的谴责和抗议的因素,那么也并非仅仅甚或主要针对皇帝、衙门或官吏,而是针对着整个社会。因为,受“亢旱三年”之苦的并不仅仅是官吏,而是楚州当地百姓。这是一种社会的“连带责任”或“集体责任”。从心理学上看,只有一个感到自己被整个社会冤屈和放逐的人才可能对社会有这种强烈抗拒和挑战,才会这样愤世嫉俗。这种辨析其实并没有降低《窦娥冤》的意义。相反,在我看来,恰恰因为关汉卿(或者是这一故事原型的记录者或创作者)没有像同时代的一般文人将类似的冤案仅仅归结为官吏的贪污无能,《窦娥冤》(以及故事原型)才具有更深刻的意义,获得了一种真正悲剧的崇高感(我在这里使用的悲剧是古希腊意义上的,即人努力也无法避免的命运),才使得它得以在大量元代公案剧中显得格外醒目。当然,我并不是说关汉卿已经洞察了这一悲剧发生的社会根据。他甚至还多少有将悲剧归结为坏人(张驴儿)作恶的道德主义倾向。但是关汉卿毕竟没有把窦娥之死归结为官吏的贪赃枉法,没有把对传统中国的司法制度的批判停留在政治道德层面上,因此,他的作品才为我们留下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切入,深入思考一系列有关法理学和法律制度重要问题的空间,也因此,更为深刻,更有力量,更有生命力。二、谁的话更可信?窦娥之怨是一个典型的司法悲剧。这不仅因为窦娥是被司法制度处死的,而且是在桃杌并无作恶动机的情况下处死的。从法理的角度来看,《窦娥冤》提出的深刻问题是,在一个相关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术都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案件审理者能通过并且应依据什么来获得一个基本正确的判断?该剧表明,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司法很难处理像窦娥这样的案件,这种悲剧实际上不可避免。在窦娥的案件中,案件审理者楚州太守桃杌及其吏典并不了解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也不熟悉张、窦、蔡等人的背景。但出于职责他必须审断此案,而核心问题是,究竟是谁毒死了张驴儿的父亲?/
张驴儿和窦娥相互指控,但双方都没有提出而且也无法提出现代司法要求的可靠的直接证据。在没有充分信息的条件下,案件审理者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谁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获得相关的证据,审理者只能依据程序动用刑讯获取口供———但并不是如今天的一些学者所言,是“不管青红皂白地逼供”。①如果从桃杌或其他非该事件经历者的立场上看,即从陌生人的立场上看,张驴儿在公堂上提出的证据和理由都更有道理。最重要的一点是,死者是张的父亲。一般说来,儿子毒死亲生父亲的可能性尽管不是没有,但这种可能性要比窦娥或蔡婆婆毒杀张父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正如张驴儿所言:“我家的老子,到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人也不信”(1506页),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张驴儿准确地把握了普通人的心理,知道所有的普通人包括审理案件的官吏,在这一点上,首先会更倾向接受自己的指控。其次,张驴儿的“法庭辩论”在普通人看来也更言之成理。在公堂上,张驴儿称蔡婆婆是自己的后母,窦娥否认,但仅仅是否认而已,窦娥并没有提出任何有证据支持的辩驳。张驴儿的证据是“大人详情:他自姓蔡,我自姓张,他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他养我父子两个在家做甚么?”(1507页)这种逻辑推论很有道理,更有窦娥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支持。第三,张驴儿声称,窦娥也承认,毒死张父的汤是窦娥做的。尽管这并不能证明窦娥下了毒,但毕竟表明窦娥完全有机会下毒。尽管张驴儿也有机会下毒,但机会小得多(时间上少得多)。这一点也不利于窦娥。最后,尽管是出于利他主义,窦娥为救助蔡婆婆采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也变成对她不利的证据。①窦娥首先受到严酷刑讯,但窦娥挺住了,坚称不是自己下的毒药。这时,窦娥实际上已经渡过死刑的威胁———楚州太守已经称:“既然不是,你与我打那婆子”。如果蔡婆婆也能挺住刑讯,那么依据当时的法律,就要对张驴儿拷刑,②或只能“取保放之”。③但这时,窦娥称“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是我药死公公来”(着重号为引者所加,1508页)。窦娥不仅承认自己下了毒,而且承认张父是自己的公公,这与她前面的矢口否认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突然的转变,尽管很高尚,在窦娥本人看来也合乎解救婆婆的逻辑;但是在常人看来,则不很近人情。因为在这里,这种利他主义的风险太大:为了免除一个并无直接血缘关系的长者不受刑讯(刑讯尽管痛苦难熬,但由于法律的限制,一般不会有死亡的威胁④),窦娥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名誉,这是一个可以理解却不大明智的行动,超出了一般人,包括今天的一般人可能理解和接受的情理范围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楚州太守认定是窦娥投毒杀人。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但显然并非官吏无能或腐败的产物;因为当时可以被认作证据的一系列信息都不利于窦娥,尽管按照今天的标准看来,这些信息是非常不充分的,值得辩驳的。三、证据问题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些关于证据和举证责任的理论问题。铁证如山。在我们看来,按照今天的标准,此案中提出的不利于窦娥的证据并非“铁证如山”,并非“没有合乎情理的怀疑”。例如,窦娥就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质疑,即“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1508页)。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个反驳对方证据的证据,而只是要求对方提出更强有力、更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有罪。在古代社会中,这可能会引起一个更有司法经验的审判官吏的注意,促使他深入调查,取得更多、更强有力的证据。但是,在讨论近代以前的司法制度时,在证据问题上,有几点特别需要注意。首先,当我们要求铁证如山时,我们假定中国传统社会对这种重大刑事案件或涉及死刑案件,采用的证据原则也是或应当是“铁证如山”或“没有合乎情理的怀疑”。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仅仅从法条上看,甚至当代中国各诉讼法采用的证据基本原则的文字表述(与实践并不相等)也都笼统是“以事实为根据”。其次,要求铁证如山的前提假定是,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搜集到如山的铁证。但是,任何有实际经验的司法人员都知道,这是一种愿望创造出来的神话。作为理想,值得追求。但即使在今天,/
即使不考虑财力资源的制约因素,在任何国家,至少在某些案件中,无论调查人员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获得“铁证”,有时甚至完全无法取得基本的相关证据。第三,更重要的是,由于一种简单的唯物主义哲学指导以及对于自我认知条件缺乏反思,当代人,包括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法律家,都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证据力是作为证据的人和事自身的性质,因此证据是否充分,是否铁证如山,是否“没有合乎情理的怀疑”,都是一个脱离社会语境的“客观事实”,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会作出大致相当的判断。而我想指出的是,“铁证如山”或“没有合乎情理的怀疑”实际上都是裁判者的一个判断,其客观性更多是一种社会共识的产物,而并非是某个客观实在的对应,也不是“证据”本身的性质。不错,我们常常会认为某些证据是铁证如山,不容置疑,社会中的其他人也会这样认为;但是这种确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同他人分享了许多共同的前提。一旦当我们不分享这些前提时,我们就会对同样的证据作出不同的判断,甚至会认为被其他一些人认为是非常有力的证据根本不是证据。换句话说,证据的证明力从来是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创造。证据本身并不具有证明任何事实的力量,除非我们首先接受一个关于世界是如何联系的世界观,并把这个世界观看作天经地义。①在分析窦娥的悲剧上,因此,判断张驴儿提出的证据是否“铁证如山”就不可能基于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和常识,而必须力求从窦娥生存的那个社会来看。如同上面分析显示的,如果从陌生人的立场看,此案中的张驴儿至少提出了“优势证据”;并且我们今天看来,张驴儿的“优势证据”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也许就被认为是“没有合乎情理之怀疑”的证据。有罪推定。一些熟悉当代法律理论的人还可能认为此案搞的是“有罪推定”(严格说来应当译作“假定”),因为桃杌在认定真正的罪犯之前就动用酷刑对被告依次“刑讯”。我反对刑讯逼供。但是我认为这里的刑讯逼供与有罪推定无关。首先,尽管人们从今天的视角出发很容易这样认为或理解,但古代社会无论中外都并非“被告人不供认,就要受到拷打”。②在窦娥的案件中,负责审理此案的楚州太守并不是一上来就听信了张驴儿的指控,而是在听取了双方的辩论言词和“证据”之后,相信了张驴儿提出的证据以及对这些证据的言之有理的解说,才认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1507页),才决定动用刑讯。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张驴儿实际也是此案的被告人之一,但他并没有受到拷打。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古代,也并不存在“被告人不供认就要受到拷打”的制度,只是对那些有足够嫌疑且不供认的重大刑事———特别是人命———案件的被告才会动用刑讯逼供。其次,尽管古代社会无论中外都会采取刑讯逼供,但这并不是因为已经认定被告是罪犯。刑讯逼供在当时并不是作为一种刑罚,而是作为获得证据的一种手段,尽管今天看来不合理,却符合当时的法定程序,①甚至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认可。②在这个意义上看,古代的刑讯在性质上更类似今天各国司法中对于那些可能有重大社会危险的犯罪嫌疑人普遍采用的各种强制措施(例如逮捕、拘留),从总体上看,都是为了防止更大社会危害而不得已为之的程序,而并非惩罚。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这些强制措施都在法院尚未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剥夺了刑事告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例如自由,其中有些措施与法定惩罚只有名称上的差异,因此将这些强制措施都视为定罪前的惩罚,都属于“有罪推定”。第三,甚至不能简单地说存疑判决就是有罪推定。现代哲学认识论和司法经验显示,绝对的、本体论上的客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获得,司法审判可能获得的只是一种交流意义上的确信无疑。③正因为这种确信仅仅是交流意义上的,不同的人对同一些或同一个证据也常常没有统一的判断,甚至会有相反的判断。此外,即使获得这种交流意义上的确信无疑,也未必能保证其正确。因此,在司法实践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判决要求排除一切怀疑。即使是最强调无罪推定的美国刑事司法,要求的也仅仅是“/
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beyondreasonabledoubt),而不是“不存在任何怀疑”(beyondalloranydoubt)。事实上,在任何刑事案件中,都会有某些问题因各种原因查不清,或可以提出可疑之处,但是只要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裁判者就可以也应当作出判决。这些判决也可以说是存疑判决;如果说这就是变相的有罪推定,那么,这就意味着许多法学家津津乐道并视为无罪推定之典范的美国的刑事证据标准,竟然也还是有罪推定!还必须注意这里的怀疑主体,因为这也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经常忽视的一个问题。在人们对证据的判断发生分歧的情况下,法律并不要求所有的人都确认无疑,而是把认定证据和有罪无罪的权力交付给特定的有权决定的人———在欧陆法律中,这就是法官,强调的是法官自由心证;④而在英美法中,决断者则是法官和———在有陪审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陪审团。⑤因此,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都只是对法官或陪审团而言,并不要求其他任何人都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更不是要求刑事被告没有质疑。这就再一次印证波斯纳法官的洞见,在司法中,证据的认定虽然有认识论的因素,但是最终的标准却是政治的,其中有政治合法性的权力。①毋庸讳言,这种权力的配置确实给法官或陪审团滥用权力留下了某种可能;但如果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这一刑事司法制度的原则就完全无法运作。更重要的是(这肯定会引起许多当代法学家的不快),严格说来,历史上只存在过作为举证责任转移制度意义上的有罪假定和无罪假定,并且总是两者同时存在,其功能仅仅是为了分配举证责任。无罪推定或有罪推定,只要运用适当,同样可以有效保护刑事被告的权利。②事实上,作为制度而言,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今天为法学家激烈抨击的那种想象的有罪推定,即只要事先假定了被告有罪,就一定会判定被告有罪;或者是,只要被告没提出或提不出强有力的、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就一律认定有罪;更不存在单一的、制度化的有罪推定或无罪推定。自贝卡利亚以来,许多中外法律家都振振有辞,认定近代之前的世界各国或许多国家的司法制度都采取了有罪推定的司法制度,认为有罪推定必然导致对刑事被告权利的侵犯。这已经成为一种通说,成了当代法学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美国有些法学家甚至认为只有英美法是无罪推定,认为当代欧洲例如法国的司法制度也采用了“有罪推定”。③也有中国法学家指责英美国家的一些为了解决举证责任的做法为“有罪推定”,违反了他们心目中神圣的永恒真理。④然而,有这样一种司法制度吗?这只是一个稻草人,一个虚构出来的神话。我们不应当迷失在语词构建的迷宫中,而只要看看一个简单、常见的事实就可以推翻这种意识形态的神话。这个事实就是,无论古今中外,各国、各个时期的正式的司法制度都设立了某种形式的上诉制度;而上诉制度的设立,如果还有任何其他意义,那就是要对下级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予以某种方式或某种程度的审查;其前提就是承认下层法院的判断可能有错,初审中被认定有罪的人有可能无辜或罪不那么重。在这种上诉或申诉制度下,即使上诉人没有提出新的、强有力的证明被告无罪的证据,也往往(尽管并不总是)会引起上一级案件审理者对案件的重新调查、审查或审理,并因此纠正了一些冤错案件。⑤如果当今的通说真的成立———近代以前的司法都是有罪推定,都是不供认就刑讯,都是不能证明其无罪就认定其有罪,那么上诉就只可能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提出了新的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时,才允许初审被定有罪的人上诉;或者,即使形式上允许“上诉”,最终结果也只会是千篇一律地肯定或确认初审或下级法院的有罪判决,而不会有仅仅因上诉或申诉就启动的案件重新调查、审查和审理。而这种没有结果的“上诉”实践将很快消灭任何上诉,因为人们会很快知道这一上诉制度的实际后果,不会有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为这种不会带来任何命运改变的行动花费额外的代价。有一种做法常常被视为“有罪推定”的实践。例如,当代中国的“文革”时期根据家庭成分或历史经历判定某人有罪,并施加惩罚。但是,严格说来,这也不是有罪推定,而是在当时“裁判者”看来,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或以往“罪恶历史”就是此人“有罪”的充分证据了。但是,这里所涉及的还是我在上面所说的与社会共识相关的证据标准,而与有罪推定的原则无关。/
这种状况在历史上,特别是社会动荡时期曾多次出现。例如,在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法国大革命的群众就仅仅因为某人是贵族出身或曾同贵族有过性爱就被送上了断头台,尽管法国的《人权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写入了无罪推定的原则。这种做法的极端形式今天已经被摈弃了,至少是在法条上;但与此相类似的做法,在今天许多哪怕是发达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也都在一定程度内存在或允许。例如,允许直接或间接地用被告“前科”或先前的某些行为作为证据,通过影响陪审团或法官,支持对被告受指控之罪的认定。①严格说来,这就是允许用一个人先前行为所展现的态势来影响对于受指控行为的认定。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由于这种做法有很大的风险,出于审慎和权衡利弊的考虑,我原则上不赞成;但从智识的角度看,你很难说,这种做法就一点道理都没有。人们的行为确实有一种稳定的基本态势;“一岁看小,三岁知老”的说法未必都是唯心主义。因此,如果从智识上看,②今天许多法学家批评的所谓的“有罪推定”其实更多涉及对证据的判断。其中包括对具体证据的认定,即这个证据本身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以及对诸多证据的综合判断,即这些证据是否构成“充分且没有合理怀疑”的证据,足以认定犯罪。经常发生的争议是,比方说,有多位可靠证人看到被告在案件发生前后曾在现场出现,并且在现场发现了被告之指纹。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就足以证明其是罪犯了;而另一些人可能认为这还不充分。他们的判断可能同样是真诚的、无私利的。这种判断上的差异是非常正常的,与有罪推定无关,而与个人的判断力,与个人的气质和性格(多疑或轻信),与经历、训练,以及与塑造判断力的社会的科学知识或有根据的常识信仰有关。但是,如果其中持任何一种意见的人(或者双方)对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认为自己的判断不可质疑,就很容易走上“诛心”之路,真诚地指责对方搞“有罪推定”或“纵容罪犯”。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具体判断上的分歧上升为原则的分歧,试图用当下社会中更具政治合法性的语词来增加自己的话语权,试图从意识形态上(也称原则问题上)战胜对方。这就变成了一种求政治正确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窦娥冤》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类的悲剧:在一个没有强有力自然科学技术、实证科学研究传统和职业传统支持的司法制度中,哪怕司法者很有良心和道德,也将注定不可能运送正义,而更可能运送灾难和悲剧。也许这应当是《窦娥冤》对于我们的永远的警示!（《中国社会科学》2005-02）窦娥是无辜的，是冤大屈深的，她不甘心屈从于现实的压迫，她坚信自己的死定会“感天动地”，在人间以奇迹的方式显示出来。第一桩，“血飞白练”，通过这种方式，窦娥向世人显示她的清白无辜。在唱词中，窦娥提到两个典故：苌弘化碧、望帝啼鹃。表明她死得和苌弘一样冤屈，和望帝一样凄惨。第二桩，“六月飞雪”，如果说第一桩是通过她自身的奇迹来表明她的冤屈，第二桩则是通过违反常规的自然现象来证明社会的不公平，社会上人为制造的黑暗。“飞霜六月因邹衍”的冤狱故事，更表明了窦娥所遭受的是人间冤狱。第三桩，亢旱三年。引用“东海孝妇”的故事，矛头更直接地对准昏聩的官府，“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窦娥希望通过第三桩誓愿，直接惩诫残暴昏聩的官府，也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冤屈能够象“东海孝妇”/
一样，得到昭雪。三桩誓愿，从时间的延续上，一桩比一桩更久长；从空间范围上，一桩比一桩更扩大。三桩誓愿依次递进的过程，也是窦娥反抗精神依次上升的过程，是她斗争的矛头更加明确的过程。行刑尚未开始，第二桩誓愿就已显示出预兆，更说明了窦娥的冤屈感天动地，社会的黑暗已引起上天的震怒。三桩誓愿的实现是窦娥反抗的最终结果，也是悲剧高潮的结束。窦娥死去了，但给人间留下了一个勤劳善良、坚强不屈、富于反抗精神的感人形象。也给人间留下了一曲对黑暗社会以死抗争的回肠荡气的悲壮歌曲。从此剧看元代社会状况：1.放高利贷2.流氓恶霸横行3.官吏贪赃枉法4.下层知识分子穷困潦倒5.被压迫的妇女们得不到生命安全财产保障6.人民的愤怒和怨恨成为时代的情绪第三折滚绣球赏析1.窦娥将一腔怒火倾向天地，是很正常的情绪反应。2.天地指的是封建秩序，窦娥实则是骂当时的封建秩序。3.有着鲜明的社会批判性质，体现了作者思想高度。4.窦娥无法摆脱对天地鬼神的信任和依赖，她也相信自己的冤屈一定能感天动地。5.这也正是窦娥命运的可悲之处，体现了封建社会普通百姓求告无门，只能求助于天地的现象。窦娥冤中曲词特点：1.抒情性强，反复渲染人物感情2.朴素的本色，贴合人物处境和性格本剧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的来源：1.窦娥的不幸命运2.窦娥的美好品质和她含冤被斩之间形成的对比3.窦娥强烈的抗争精神此外，窦娥冤与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高中语文课本中出现）中都有超现实场景，都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主要有两层含义：1.符合普通百姓的审美心理，表达了一种美好的希望2.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富于奇异的浪漫色彩 /
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