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的延宕

哈姆莱特的延宕*　如何阐释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人物哈姆莱特的延宕一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难题，不过，也正因为是一道难题，它才为不同的批评视角与批评方法施展自己的拳脚提供了舞台。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从父亲的鬼魂那里得知一个惊人的秘密：现任国王（哈姆莱特的叔父）谋杀了前国王（哈姆莱特的父亲），篡夺了王位，并诱使王后改嫁给他。父亲的鬼魂要儿子为自己复仇，听了父亲的述说之后，哈姆莱特也发誓要复仇。但事实上，哈姆莱特的复仇计划被一再推延。首先哈姆莱特怀疑鬼魂之言的真实性，他必须证实鬼魂之言，因此他以多种方式来测试叔父与母亲。当鬼魂之言被证实后，他又深感这一谋杀事件与整个社会邪恶有内在关联，而当他将自己的复仇与伸张社会正义联系起来时，他又怀疑自己是否有维护整个社会正义的能力，“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把它重新整好”。更要命的是，一旦将个人的复仇同对抗整个社会的邪恶联系起来，他又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固然不好，冒险反抗，拼死一搏也未必更好，因为谁也未从死亡的国度回来告诉世人，是悲惨的人间好还是不可知的冥界好。总而言之，哈姆莱特越来越失去了复仇的理由，他犹豫困惑，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只是偶然杀死了叔父，而事实上他的复仇计划与行动都被抽空了。关于哈姆莱特“延宕” 的根源，众说纷纭。歌德的著名分析是哈姆莱特的延宕出于他的道德责任感与软弱天性的冲突。歌德认为哈姆莱特既是一个美丽、纯洁而道德高尚的人，又是一个天性软弱、缺乏坚强意志的人。一方面，他意识到自己有为整个社会伸张正义和重整乾坤的神圣责任，他不能丢弃这一责任，另一方面，他又没有足够的心灵力量担负起这一责任，因此，他在行动中一再犹豫、彷徨，以致于最后被他肩上的担子所压跨。“莎士比亚要描写：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这出戏完全是在这个意义里写成的。这是一棵檞树栽种在一个宝贵的花盆里，而这个花盆只能种植可爱的花卉；树根生长，花盆就破了。”①屠格涅夫在谈到哈姆莱特的“延宕”时比较分析了他与堂·吉诃德的区别。与歌德的看法不同，屠格涅夫认为哈姆莱特不是一个有信仰而道德高尚的人，他延宕的根源恰恰在于他天生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他只关心自己，只关心自己的境遇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便无休无止地在自己身上绕来绕去，即无休止地分析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弱点，进而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怀疑一切，包括他心爱的自己。一个连自己也不信任的人当然找不到行动的理由，最后，哈姆莱特将自己交给了宿命。与哈姆莱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堂·吉诃德，后者因坚定的信仰而是一个风风火火的行动的人，尽管他的行动充满了喜剧性和悲剧性。歌德和屠格涅夫的分析虽有不同，但也有某种一致，那就是他们都是从某种天性的分析出发来解释哈姆莱特的“延宕”。而在别林斯基看来，哈姆莱特的延宕并不是出于他的天性，而是来于外部环境与内在心性的冲突。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发挥了别林斯基的思路，将哈姆莱特的延宕分析为一出典型的社会悲剧而非性格悲剧，即哈姆莱特的延宕乃是因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为彻底改变罪恶的社会而在行为上要做出审慎的选择所致。在有关哈姆莱特“延宕”的解读史上，最有影响的还是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批评。与歌德和屠格涅夫的分析不同，对哈姆莱特“延宕”的精神分析批评不再注意对作为“天性”的某种“意识”的分析，比如在歌德那里的“高尚”与“软弱”和在屠格涅夫那里的“自私”与“怀疑”，而是注意对作为“无意识”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与别林斯基以来的社会历史批评不同，对哈姆莱特“延宕”的精神分析批评不再注意社会外部压力与个人内部意识的冲突，而是关注社会外部压力作用于个人无意识而形成的象征表现。在《释梦》一书中，弗洛伊德别出心裁地将哈姆莱特延宕的根源解释为深藏在“无意识”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延宕乃是这一情结的象征表现。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性本能是人最基本的本能，这种本能的冲动是绝对的、不顾一切的，甚至连乱伦的禁忌它也不在乎，他称这种本能为“俄狄浦斯情结”，即“杀父娶母情结”（对女性而言则是 “杀母嫁父情结”）。弗洛伊德指出，作为性本能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人类的童年就会表现出来，但由于社会禁忌的压制，它便作为无意识而藏在内心深处，但被压抑进无意识深处的性本能和俄狄浦斯情结不会消失，它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伪装形式发泄和表现出来，从而得到一种变相的满足和精神的平衡，否则就会出现精神病。据此理论，弗洛伊德说，对哈姆莱特而言，他的叔父杀死他的父亲又娶了他的母亲的行为“使他看见自己童年时代受到压抑的愿望的实现，”当他反省分析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比他要惩罚的那个犯罪的人更好”，因此，他迟迟不能对他的叔父下手。弗洛伊德的学生恩莱斯特·琼斯根据老师的理论更为细致地对哈姆莱特的延宕进行了分析，写成了《哈姆莱特与俄狄浦斯》一书。恩莱斯特·琼斯明确地指出，哈姆莱特之所以不断地寻找复仇的理由来坚定自己复仇的决心而最终还是在实施复仇计划的问题上徘徊，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要杀的叔父就是他无意识中的他自己的象征，是他的叔父替他实现了杀父娶母的无意识意愿。换句话说，“替父报仇”是意识层面上的社会性冲动，是“超我”的要求，而“同情叔父”则是无意识层面上的个人性冲动，是“本我”的要求，哈姆莱特的“自我”便被这两种要求牵扯着、撕裂着，从而使现实的“自我”难以行动。关于哈姆莱特的延宕还有一些分析，但上述分析提供了较为重要的角度。（余虹）　*《哈姆莱特》，作者：〔英〕莎士比亚（1564—1616）。①歌德《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转引自《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页。哈姆莱特的延宕* 　如何阐释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人物哈姆莱特的延宕一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难题，不过，也正因为是一道难题，它才为不同的批评视角与批评方法施展自己的拳脚提供了舞台。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从父亲的鬼魂那里得知一个惊人的秘密：现任国王（哈姆莱特的叔父）谋杀了前国王（哈姆莱特的父亲），篡夺了王位，并诱使王后改嫁给他。父亲的鬼魂要儿子为自己复仇，听了父亲的述说之后，哈姆莱特也发誓要复仇。但事实上，哈姆莱特的复仇计划被一再推延。首先哈姆莱特怀疑鬼魂之言的真实性，他必须证实鬼魂之言，因此他以多种方式来测试叔父与母亲。当鬼魂之言被证实后，他又深感这一谋杀事件与整个社会邪恶有内在关联，而当他将自己的复仇与伸张社会正义联系起来时，他又怀疑自己是否有维护整个社会正义的能力，“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把它重新整好”。更要命的是，一旦将个人的复仇同对抗整个社会的邪恶联系起来，他又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固然不好，冒险反抗，拼死一搏也未必更好，因为谁也未从死亡的国度回来告诉世人，是悲惨的人间好还是不可知的冥界好。总而言之，哈姆莱特越来越失去了复仇的理由，他犹豫困惑，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只是偶然杀死了叔父，而事实上他的复仇计划与行动都被抽空了。关于哈姆莱特“延宕” 的根源，众说纷纭。歌德的著名分析是哈姆莱特的延宕出于他的道德责任感与软弱天性的冲突。歌德认为哈姆莱特既是一个美丽、纯洁而道德高尚的人，又是一个天性软弱、缺乏坚强意志的人。一方面，他意识到自己有为整个社会伸张正义和重整乾坤的神圣责任，他不能丢弃这一责任，另一方面，他又没有足够的心灵力量担负起这一责任，因此，他在行动中一再犹豫、彷徨，以致于最后被他肩上的担子所压跨。“莎士比亚要描写：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这出戏完全是在这个意义里写成的。这是一棵檞树栽种在一个宝贵的花盆里，而这个花盆只能种植可爱的花卉；树根生长，花盆就破了。”①屠格涅夫在谈到哈姆莱特的“延宕”时比较分析了他与堂·吉诃德的区别。与歌德的看法不同，屠格涅夫认为哈姆莱特不是一个有信仰而道德高尚的人，他延宕的根源恰恰在于他天生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他只关心自己，只关心自己的境遇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便无休无止地在自己身上绕来绕去，即无休止地分析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弱点，进而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怀疑一切，包括他心爱的自己。一个连自己也不信任的人当然找不到行动的理由，最后，哈姆莱特将自己交给了宿命。与哈姆莱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堂·吉诃德，后者因坚定的信仰而是一个风风火火的行动的人，尽管他的行动充满了喜剧性和悲剧性。歌德和屠格涅夫的分析虽有不同，但也有某种一致，那就是他们都是从某种天性的分析出发来解释哈姆莱特的“延宕”。而在别林斯基看来，哈姆莱特的延宕并不是出于他的天性，而是来于外部环境与内在心性的冲突。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发挥了别林斯基的思路，将哈姆莱特的延宕分析为一出典型的社会悲剧而非性格悲剧，即哈姆莱特的延宕乃是因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为彻底改变罪恶的社会而在行为上要做出审慎的选择所致。在有关哈姆莱特“延宕”的解读史上，最有影响的还是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批评。与歌德和屠格涅夫的分析不同，对哈姆莱特“延宕”的精神分析批评不再注意对作为“天性”的某种“意识”的分析，比如在歌德那里的“高尚”与“软弱”和在屠格涅夫那里的“自私”与“怀疑”，而是注意对作为“无意识”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与别林斯基以来的社会历史批评不同，对哈姆莱特“延宕”的精神分析批评不再注意社会外部压力与个人内部意识的冲突，而是关注社会外部压力作用于个人无意识而形成的象征表现。在《释梦》一书中，弗洛伊德别出心裁地将哈姆莱特延宕的根源解释为深藏在“无意识”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延宕乃是这一情结的象征表现。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性本能是人最基本的本能，这种本能的冲动是绝对的、不顾一切的，甚至连乱伦的禁忌它也不在乎，他称这种本能为“俄狄浦斯情结”，即“杀父娶母情结”（对女性而言则是“杀母嫁父情结”）。弗洛伊德指出，作为性本能的“俄狄浦斯情结” 在人类的童年就会表现出来，但由于社会禁忌的压制，它便作为无意识而藏在内心深处，但被压抑进无意识深处的性本能和俄狄浦斯情结不会消失，它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伪装形式发泄和表现出来，从而得到一种变相的满足和精神的平衡，否则就会出现精神病。据此理论，弗洛伊德说，对哈姆莱特而言，他的叔父杀死他的父亲又娶了他的母亲的行为“使他看见自己童年时代受到压抑的愿望的实现，”当他反省分析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比他要惩罚的那个犯罪的人更好”，因此，他迟迟不能对他的叔父下手。弗洛伊德的学生恩莱斯特·琼斯根据老师的理论更为细致地对哈姆莱特的延宕进行了分析，写成了《哈姆莱特与俄狄浦斯》一书。恩莱斯特·琼斯明确地指出，哈姆莱特之所以不断地寻找复仇的理由来坚定自己复仇的决心而最终还是在实施复仇计划的问题上徘徊，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要杀的叔父就是他无意识中的他自己的象征，是他的叔父替他实现了杀父娶母的无意识意愿。换句话说，“替父报仇”是意识层面上的社会性冲动，是“超我”的要求，而“同情叔父”则是无意识层面上的个人性冲动，是“本我”的要求，哈姆莱特的“自我”便被这两种要求牵扯着、撕裂着，从而使现实的“自我”难以行动。关于哈姆莱特的延宕还有一些分析，但上述分析提供了较为重要的角度。（余虹）　*《哈姆莱特》，作者：〔英〕莎士比亚（1564—1616）。①歌德《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转引自《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