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哈姆莱特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缺乏成为一个英雄的魄力，却在一个他既不能负担又不能放弃的重担下被毁灭了。每一个责任对他都是神圣的，这个责任却是太沉重了。要求他做的都是不可能的事，这些事的本身并不是不可能的，对于他却是不可能的事。他辗转反侧并折磨自己；他进退踟蹰着；总是触景生情，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最后做了一切，但他在思想中失去了他的目标，他的内心仍旧不能恢复平静。■关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W.William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亚的代表作有四大悲剧：《哈姆雷特》(英：Hamlet)、《奥赛罗》（英：Othello)、《李尔王》（英：KingLear）、《麦克白》（英：MacBeth）。著名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皆大欢喜》（《Asyoulikeit》）。历史剧：《亨利四世》《亨利五世》《查理二世》。正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还写过154首十四行诗，二首长诗。本·琼森称他为“时代的灵魂”，马克思称他和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为“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虽然莎士比亚只用英文写作，但他却是世界著名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其剧作也在许多国家上演。1616年4月23日病逝，出生日期与逝世日期恰好相同。莎士比亚和意大利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者伽利略同一年出生。被人们尊称为“莎翁”。■课文研讨一、整体把握1.全剧剧情《哈姆莱特》全剧是以哈姆莱特和克劳狄斯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为线索展开的。主要剧情是：从老国王哈姆莱特的鬼魂那里，哈姆莱特得知了克劳狄斯阴谋杀害兄长、篡夺王位的罪行；哈姆莱特装疯，克劳狄斯怀疑哈姆莱特知道些什么，便派人刺探他；哈姆莱特用一出有“谋杀”情节，并且所用手段和克劳狄斯杀害老国王的手段相类似的戏剧，来试探克劳狄斯，以此判断鬼魂所说的话是否真实；克劳狄斯果然露出了马脚，心里对哈姆莱特十分忌惮；不明底细的王后乔特鲁德找哈姆莱特谈话，哈姆莱特误杀躲在旁边偷听的大臣波洛涅斯，克劳狄斯借机立即派他到英国去，并在公文里让英国国王处死哈姆莱特；哈姆莱特半路上回来了，克劳狄斯已经设计好毒计，让哈姆莱特和波洛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比剑。课文节选的是第五幕第二场（未完），主要情节是哈姆莱特和雷欧提斯比剑，这是全剧的高潮。剧情发展到这里，克劳狄斯和哈姆莱特都清楚知道了对方要置自己于死地，他们谁都不能再回避、耽搁，形势刻不容缓。老辣狠毒的克劳狄斯抢占了先机，安排了看上去万无一失的“比剑”的圈套。2.紧张的情节“比剑”这一关键情节包含有若干悬念：哈姆莱特是否会答应与雷欧提斯比剑？哈姆莱特能否察觉到雷欧提斯使用的剑有诈？雷欧提斯会不会按照和克劳狄斯事先设计的计划行事？每一个悬念都关系着克劳狄斯的毒计是否能成功、哈姆莱特能否避免厄运，读者的心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
在大臣来征询哈姆莱特是否愿意成全克劳狄斯和雷欧提斯之间的打赌，同雷欧提斯比剑的时候，哈姆莱特正和霍拉旭讲到他对雷欧提斯的同情和歉意。对于比剑，他可能把它单纯理解为雷欧提斯要向他报仇，为了平息雷欧提斯的愤怒，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挑战。霍拉旭认为他很可能会输，而他自己心里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霍拉旭劝告他，让他不要参加比赛，他却没有同意。读者因为已经知道克劳狄斯的毒计，因此心里骤然紧张起来。接下来是比剑。遵照王后的预先提醒，哈姆莱特诚恳地向雷欧提斯道歉，将自己的过失归因于“疯狂”，求得他的谅解。雷欧提斯表示虽然不能放弃“复仇”，却也接受了他的“友好的表示”。此时，两人之间的气氛较为友善，但是危险并没有解除。选择用剑的时候，雷欧提斯根据事先安排换了一把剑，毫无防备之心的哈姆莱特对此没有提出异议。读者对事情的发展担心到极点。比赛开始了，第一回合哈姆莱特击中了雷欧提斯，国王用毒酒为他祝贺，让他喝下去，他拒绝了。第二回合仍是哈姆莱特取胜。读者的心里稍感宽慰。可是风云突变，王后喝下了那杯有毒的酒。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急速而混乱，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第三回合里，雷欧提斯刺中了哈姆莱特，哈姆莱特随即夺过剑来也刺中了他。王后倒地。雷欧提斯倒地，揭穿了克劳狄斯的阴谋。哈姆莱特用有毒的剑刺克劳狄斯，并用毒酒灌他，克劳狄斯死去。这一部分情节更是变故迭起，波澜起伏而扣人心弦。3.人物语言的动作化和性格化动作化比如，在交手前哈姆莱特向雷欧提斯请求谅解的一番话富有动作性。这段话真挚、恳切，打动人心，而在全剧里他一贯的语言风格是尖刻、讥嘲、不留情面的。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哈姆莱特对雷欧提斯的遭遇感同身受，对他产生了由衷的同情。透过这段话语，我们感受到哈姆莱特善良、美好的天性。同时，它对此后剧情的发展也产生影响：雷欧提斯被他的话感动了，一意要复仇的心犹疑起来，所以第一、第二回合他都无心进攻，延缓了克劳狄斯的毒计的实现；第三回合里，雷欧提斯决心击中哈姆莱特的时候，旁白是“可是我的良心却不赞成我干这件事”；临死前，他揭穿了克劳狄斯的阴谋，使得哈姆莱特能抓住最后的时机杀死克劳狄斯。又如，哈姆莱特连续两次击中雷欧提斯后，既有些得意，又对雷欧提斯的状态有些纳闷，因此脱口说了一句：“你怎么说？”雷欧提斯被这句话激起了斗志。他对克劳狄斯说：“陛下，现在我一定要击中他了。”这句话表明他还不能下定决心杀死哈姆莱特，想从国王那里获得勇气。而克劳狄斯对他使用了激将法：“我怕你击不中他。”然而雷欧提斯还是迟疑不决。光明正大、毫无猜忌之心的哈姆莱特又一次提醒他：“你怎么一点也不起劲？请你使出全身的本领来吧；我怕你在开我的玩笑哩。”终于，雷欧提斯冒失地刺出致哈姆莱特死命的一剑。性格化哈姆莱特的语言有这样几个特点：直率，不加掩饰；喜欢用比喻，喜欢嘲弄人，很多话有一针见血的效果。克劳狄斯是个惯于耍阴谋诡计的人，他包藏着可怕的祸心，却做出亲热和善的样子。他的一些语言，如“来，哈姆莱特，来，让我替你们两人和解和解”“我们的孩子一定会胜利”等都是言不由衷、笑里藏刀的话。4.关于哈姆莱特课文里，哈姆莱特在思想和行为上有两点非常引人注目，一是天命思想，一是无所顾忌地同意了克劳狄斯设下的赌局──和雷欧提斯比剑。这两点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先看天命思想。在这全剧的最后一幕里，哈姆莱特似乎忽然变成了宿命论的信徒。他说过这些话：“……无论我们怎样辛苦图谋，我们的结果却早已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把它布置好了。”“就在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一切都是上天预先注定。”“
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他如此强调天命，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其一，对于罪大恶极的克劳狄斯，哈姆莱特没有信心让他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不殃及别的无辜的人，因为此前他曾误杀大臣波洛涅斯，并间接导致了奥菲莉娅之死。他觉得自己在除“恶”的时候，同时也在作恶，因此无法摆脱良心上的不安，便把一切归于天意。其二，哈姆莱特接连遭到巨大的灾祸的打击，先是父王被叔父暗害，母后改嫁给叔父，接着是奥菲莉娅落水身亡，他不明白这些残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也只好把一切都视为上天注定。从去英国的途中逃回来的哈姆莱特虽然意识到事情很危急，他必须尽快对克劳狄斯采取行动，可是在脑子里充满了天命思想的情况下，他似乎无法确定一场周密的复仇计划，也不能很好地应对克劳狄斯设下的圈套。他对于比赛虽然有不好的预兆，但是他对生命、对世界都不觉得值得珍惜和留恋（“一个人既然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只能一无所有，那么早早脱身而去，不是更好吗？随它去”），为父亲报仇的念头也根本被抛到了一边。所以，对于克劳狄斯和雷欧提斯之间的打赌，即使他本能地意识到其中有阴谋，也不愿去深究，或想办法拒绝，他毫不迟疑地答应和雷欧提斯比赛，也许是希望一切都尽快结束。临死前，他对霍拉旭说：“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在哈姆莱特眼里，世界彻底失去了它美好、光明的面目，显得“冷酷”、狰狞。能和敌人同归于尽，对他而言，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结局。关于哈姆莱特，一般认为，忧郁、延宕（犹豫、拖延）是他性格中的两大特征。以上所讲的两点，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他忧郁、延宕性格在特殊时刻的一种表现。二、问题探究奥斯里克是一名善于逢迎，说话文绉绉的宫廷大臣，他来询问哈姆莱特是否愿意和雷欧提斯比剑时，哈姆莱特狠狠地捉弄他一番。这个情节轻松诙谐，但并不是剧情发展所必需的，怎么看待这类情节的存在？奥斯里克来征询哈姆莱特的意见时，拘谨守礼，套话连篇，咬文嚼字，而且反应迟钝，根本意识不到对方对他的嘲讽，哈姆莱特本来就很反感他，因此借机大大捉弄了他一番，制造出不少笑料。其实奥斯里克来哈姆莱特这里的任务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作者却饶有兴致地描绘了他自以为文雅知礼实则拘谨呆笨的表现，以及哈姆莱特对他的嘲弄。这种情节是插科打诨性的，具有调节欣赏者的情绪、活跃场上气氛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戏曲里，也有类似的情况。关于练习一 在课文节选的这一部分里，哈姆莱特表现出怎样的个性？他最终与对手同归于尽，对于这种结局，你认为哈姆莱特能否避免？设题意图：让学生熟悉剧情，并从中认识和评价人物的性格。参考答案：课文的主要内容是哈姆莱特和霍拉旭讲述他如何破坏掉克劳狄斯借刀杀人的阴谋，以及哈姆莱特掉入克劳狄斯设计的比剑圈套，最后敌对双方同归于尽。前一件事情表现了哈姆莱特敏感、机智，后一件表现了他草率、冒失，而总的来看，哈姆莱特做事情没有计划性，他总是被事件推动着走，不能事先做周密的安排和准备。从课文里来看，哈姆莱特的对手克劳狄斯高居王位，老奸巨滑，善于耍阴谋诡计，和他相比，哈姆莱特势单力孤，卤莽草率，不善于制定周密计划主动进攻敌人。他答应了“比剑”，就意味着克劳狄斯的阴谋已成功了一大半。只是在比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变数”，如王后喝下毒酒，雷欧提斯也被他用毒剑刺中等，才使他有机会在临死之际用毒剑向克劳狄斯发出致命一击。所以说，哈姆莱特是很难避免这种厄运的。二 哈姆莱特和雷欧提斯比剑这个片段，情节紧张激烈，扣人心弦。仔细阅读这一部分，说说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推动情节发展的。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注意把握人物之间的关系，看看它如何推进剧情发展。参考答案：在场的几个主要人物是：哈姆莱特、国王克劳狄斯、王后乔特鲁德、雷欧提斯。其中克劳狄斯和哈姆莱特是不共戴天的对手，乔特鲁德和雷欧提斯则是会对局面产生影响的两个变数：乔特鲁德夹在克劳狄斯和哈姆莱特之间，左右为难，关键时候爱子心切；雷欧提斯被克劳狄斯利用，不过由于他不习惯使用阴谋手段，加之哈姆莱特事先向他做了诚恳的表白，因此他既仇恨哈姆莱特，又对他怀有不忍之心。乔特鲁德、雷欧提斯的态度和言行直接影响了事件的进展。比剑中，第一、二回合，雷欧提斯由于一时不能下决心杀死哈姆莱特，因此他出手比较犹豫，被哈姆莱特占了上风。克劳狄斯迫不及待要致哈姆莱特于死地，在第一回合哈姆莱特取胜后，他就用一杯毒酒为哈姆莱特祝贺，哈姆莱特谢绝了他这种伪装的善意，而王后乔特鲁德或者是想缓和克劳狄斯和哈姆莱特的关系，也可能是潜意识里觉得这杯酒有问题，因此她不听劝阻地忽然替哈姆莱特喝下了这杯酒。在克劳狄斯的压力下，雷欧提斯终于向哈姆莱特全力发起攻击，以剑尖上染有剧毒的利剑刺中了哈姆莱特，而哈姆莱特夺过他的剑也刺中了他。临死前，雷欧提斯后悔自己不该参与克劳狄斯的诡计，向众人揭穿了克劳狄斯的阴谋，哈姆莱特得以抓住最后机会杀死克劳狄斯，为父亲复仇。三 有条件的话不妨阅读《哈姆莱特》全剧，并上网搜集有关《哈姆莱特》研究和演出的情况以加深对这部戏剧的理解和体会。设题意图：培养学生尊重、亲近、喜欢名著的习惯；了解一些关于某部名著的重要问题，引起他们进一步探究和思考的兴趣。参考答案：略。教学建议一、可从《哈姆莱特》全剧中挑选出一些哈姆莱特的对话或独白来，引导学生理解、欣赏，以便让学生对哈姆莱特有一个更为直观、全面的印象。二、在课文里，哈姆莱特的基本性格特征表现得不太充分，教学时要从文本出发让学生认识这一形象，而不要用一些所谓的“定评”来框定学生的感受和评价。三、注意让学生体味在“比剑”这个场面中，主要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推动情节发展的。把握人物之间的关系，看看它如何推进剧情发展，这是欣赏戏剧时应该注意的。■有关资料一、作家作品简介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杰出的戏剧家，诗人。1564年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他曾经在“文法学校”读书，后因父亲破产，中途辍学。21岁时到伦敦剧院工作，很快就登台演戏，并开始创作剧本和诗歌。他创作的大部分是诗剧，主要作品有《李尔王》《哈姆莱特》《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他的作品是人文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的创作生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590—1600年，包括十部喜剧（如《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等），九部历史剧（如《理查三世》等）,三部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于此时）等；第二个时期是1601—1608年，包括七部悲剧（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作于这个时期），四部喜剧和一些十四行诗；第三个时期是1609—1613年，包括三部喜剧（主要是传奇剧）和一部历史剧。二、歌德关于《哈姆莱特》的评论关于哈姆莱特
那次在公爵府里朗读莎士比亚给了你们很大的快乐，你们认识了无可比拟的《哈姆莱特》。我们决定演出这个剧本。我接受了丹麦王子这个角色，当时我并不知道要如何进行。我开始背诵最感人的段落。王子的独白和那些能够充分发挥灵魂的力量、精神的昂扬和生动的感情的几场，在热情洋溢的表演里显示出激动的心情，我以为这就是学习这个角色了。我竭力使自己负起我的角色所承担的忧郁重担，在这重担的压抑下我设法通过他那喜怒无常和突兀离奇的错综性格去体会哈姆莱特，我以为是真正领悟了这个角色的精神。这样的钻研，这样的实践，我以为就可以逐渐和我的角色融合成为一个人了。但是，当我越往前探索，越是感觉到要把这个角色的总的行为形成一个完整的形象，就越困难；到最后竟不可能得到一个全貌，于是我把全剧一口气通读一遍，发现许多地方和我格格不入。有时在人物性格上，有时在表情上，两者好像互相矛盾，我近于绝望了，我找不到一个基调把我的角色运用自如而又深浅得宜地表达出来。我在这些迷途中做了很多努力，都徒劳无益，直到最后才在另一条道路上有了接近我的目标的希望。我探索哈姆莱特在他父亲死去以前的早年的性格里留下来的每个痕迹；我抛开这悲惨的事件，抛开事后继续发生的恐怖的变故，努力体会这个青年曾经是什么样子，他若是没有受到这些遭遇，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皇族的花朵，本来是娇嫩而高贵的，在国王直接的庇荫下成长起来，在他身上同时展示出来的是正义与皇室尊严的概念、善良与纯正的情感以及出身贵胄的自我意识。他是一个王子，一个天生的王子，他打算治理国事，只是为了善良的人不受任何阻碍，永远善良。他仪表非凡、天性淳厚、心地诚恳，他本应成为青年的典范，给人世以快乐。他对奥菲莉娅的爱情，并无任何显著的激情，只是静静地预感到一些甜美的需要，他天性中并不含有热衷于豪侠行为的成分；他必须在别人受到赞扬而他为了要战胜那些被赞扬的人时，他的热忱才能被激发被鼓舞。他的情操是纯洁的，他结识有义气的人，他也珍视那些使朋友胸怀中可以体会到正直精神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善于辨别和评价艺术与科学中的善和美；他厌恶卑贱和庸俗；如果仇恨能够种植在他那仁慈的心灵中，至多也只是为了得体地去蔑视那些狡猾而虚伪的廷臣，并以信手拈来的嘲弄去对付他们。他秉性从容沉着，举止朴实无华；他不喜欢赋闲懒散，也不过于贪求事功。他好像在宫廷里也要继续着一种学院式的生活习惯。他的快乐多半是一时兴会，很少是发自深心，他是一个良好的伙伴，温顺、谦让、贤明、谨慎，有人得罪他，他能够原谅对方。但是他从来不能和违背正义、违背善良与纯正的人结交。……请想一想，像我所描绘的那样一个王子，他的父亲出乎意外地死了。虚荣心和统治欲并不能激起他的欲望。作为一个国王的儿子，他感到满足，而如今他却不得不开始考虑到执政者和臣属之间的距离。继承王冠的权利不是世袭的，但如果他父亲享寿长久一些，就可以加强他唯一爱子的权利，而实现他继承王位的希望。然而实际上，尽管他叔父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诺言，他却看清楚自己将永远为叔父所屏弃了。他如今得不到恩宠，得不到财富，对于从青年起一向视为己有的事物，都感觉到陌生了。这时他的心情才开始呈现出忧伤悲哀的色彩。他觉得，他并不比任何一个贵族强，甚至还不如他们；他说他是每个人的仆人，他不是客气，不是谦虚，不是的，他只是颓丧、贫贱。他回顾他从前的情况，犹如一个消逝了的梦境。纵然他的叔父竭力安慰他，要他改变对自己处境的看法，都归无效。他的一切都失去了的感觉无法摆脱他。他受到的第二个打击把他伤害得更深、折磨得更重。那便是他母亲的结婚。父亲去世之后，这个忠诚温顺的儿子，还剩有一个母亲；他希望和他活着的心地高尚的母亲相伴，共同崇敬怀念那故世的英雄；但是，母亲他也丧失了，这比死亡把他的母亲夺去还坏。一个幸福的孩子常从他父亲那里得来的可靠的图像，如今是消失了。已死的他没有法子挽回；活着的他又无法掌握，而且她是一个女人，她也被理解在一般的女性名称“脆弱”的涵义里。
现在他才真感到意气消沉、孤独无助了；世界上没有一种幸福能够补偿他的损失。他的天性不是深思熟虑，也不是忧郁寡欢的，但沉思和忧郁成了他沉重的负担。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们看到他这样登场，我不想在这出戏里添上一些枝叶，或是掺杂一点夸张……你们生动地想象一下这个青年，这个王子，你们设想一下他的处境，当他知道他父亲的亡魂出现时，你们仔细观察他；在恐怖的黑夜里当那尊贵的鬼魂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你们要站在他的身边。他感觉到一阵非常可怕的战栗；他向这个神秘的形体谈话，他看见它在向他招手，他跟随着它并倾听着它。他耳中鸣响着那对于他叔父的骇人听闻的控诉；召唤他去复仇，以及直刺人心的再三反复的祈求：你要记着我！鬼魂消失了，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站在我们面前呢？是一个怒气填膺的要求报仇雪耻的青年英雄吗？还是一个欢欣鼓舞地被招来惩罚篡逆王位的叔父的天生王子吗？都不是！苦恼与惊讶攫住了这个孤独的青年；他痛恨那些含笑的坏蛋，立誓不忘记死者，最后说出这样意味深长的慨叹的话：“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我以为在这些话里面可以找到哈姆莱特全部行为的关键。我觉得这很明显，莎士比亚的意思是要表现一个伟大的事业承担在一个不适宜胜任的人的身上的结果。在我看来，全剧似乎都是由这种看法构成的。这是一棵橡树种植在一个贵重的盆子里，而这花盆只能种植可爱的花卉；树根伸长，花盆便破碎了。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缺乏成为一个英雄的魄力，却在一个他既不能负担又不能放弃的重担下被毁灭了。每一个责任对他都是神圣的，这个责任却是太沉重了。要求他做的都是不可能的事，这些事的本身并不是不可能的，对于他却是不可能的事。他辗转反侧并折磨自己；他进退踟蹰着；总是触景生情，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最后做了一切，但他在思想中失去了他的目标，他的内心仍旧不能恢复平静。“那么，你是不是坚决认为哈姆莱特必须在结局的时候死去？”塞罗问。“我怎么能让他活，”威廉说，“当整个剧本迫使他死去的时候？关于这件事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可是观众愿意他活着。”“我可以向观众作任何让步；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却无法照办。我们常常希望一个患有痼疾而垂死的英勇有为的人能够延年益寿，他的家属为他哭泣，恳求医生，但是医生也无法留住他的生命；既然医生没有办法违抗大自然的法则，难道我们可以任意违抗公认的艺术法则吗？引起公众所愿意的感情，而不是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所应有的感情，这是一种对公众的虚伪的顺从。”“谁付了钱，”塞罗说，“谁就可以要求货色适合自己的口味。”“在某种情况下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朋友回答，“但是广大的观众应该受到尊敬，不能像小贩从孩子那里骗取钱财一样去对付他们。把优美的东西呈献给观众，你必须逐渐在他们的心中激起对于优美的趣味和感觉；当理性本身不反对这种支出时，他们将怀着双倍的满足来付钱。你奉承观众，应该像对待一个惹人喜爱的孩子一样去纠正他开导他；而不能像对待孩子似的，娇纵溺爱，使他永远错下去。”关于《哈姆莱特》剧本塞罗这时走进来了，……他看见我们的朋友手里拿着的书，说道：“你又在读《哈姆莱特》？很好！我心里产生了许多疑问，我一点也不像你所感到的那样，认为这些疑问有损剧本的原来面目。英国人自己承认剧本的主要兴趣集中在第三幕；末两幕无趣地拖在后面，和其余的几幕很少联系；自然，剧本的结尾便静静地呆滞在那里了。”“很可能是这样，”威廉说，“有个别国家，它们产生了很多令人骄傲的杰作，然而自己却被偏颇和狭隘的心胸所指引，造成了错误的判断。但是这不能阻碍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鉴别作品并给予它公正的评价。要非难《哈姆莱特》的剧本结构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相反的，我认为从来没有人创造过这样杰出的剧本；不，这不是什么创造，这是真实。”
“你怎么说明这一点呢？”塞罗问。“我不想说明什么，”威廉说，“我只能把我对这个剧本的一些想法告诉你。”……威廉以坚信的口吻确定自己是正确的。继续说道，“看到一个英雄以自己的力量去行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爱去恨；去承担与完成要做的事情；把一切困难撇在一边；最终得以达到伟大的目的，这使我们感到喜悦。诗人和历史家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样骄傲的命运将落在一个人的身上。在《哈姆莱特》中我们得到的是另一种教训：这个英雄没有计划，然而整个剧本是有充分计划的。这里没有这样一个坏蛋，他按照自己所想望的和严密筹划的复仇阴谋而受到应得的惩罚。一件可怕的行为发生了，它带着它的可怕的后果向前滚转前进，甚至带累了无辜者；这个罪犯似乎要躲避为他所设的深渊；但是正当他以为能够逃避并且顺利地完成自己的路程的时候，他陷入了深渊。“因为罪恶的本质是使无辜者遭受到灾祸，正如美德的本质是把幸福带给不应享有它的人一样；其实，往往犯罪者并未受到惩罚，行善者也毫未受到褒奖。而在我们这个剧本中是多么奇怪！黑暗的深渊把鬼魂送来要求复仇；可是徒然！周围的境遇都趋向一个方向，迫切要求复仇；可是徒然！人间的或地狱的力量都不能扭转命运的摆布。审判的时刻到来了，邪恶的随同善良的一起倒了下来，一个种族刚被刈除，另外一个种族又滋生了。”……“……听我说，我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反复考虑之后，我发现这个剧本的性质中含有两层目的。第一种是人物和事件的最重要的内在联系和从人物与主要角色的行为中所产生出来的有力效果。我认为这些是十分完美的，而且所安排的顺序也是妥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它不容许任何干扰来破坏它，或者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形式。这些东西都深印在人们的灵魂里面；人们希望看到这些，也没有人敢于插手干预。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德国剧场几乎把这一切东西全部保留了下来。但是我认为我们人民对于这个悲剧中的第二种目的则持有错误的看法。我们要谈的就是人物的外在关系，它们到处都能体现出来，或者由某些偶然事件由各方面合并凑成。这些东西在他们看来似乎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仅仅顺便提到一下，或者甚至根本不提。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情节是松懈的、薄弱的；然而它们贯串在整个剧本中，而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会松散开来，当你把它们分拆开来的时候，它们的确便松散分离了……。“在这些外在联系之中我把挪威的骚乱、年轻的福丁布拉斯的挑战、派遣大使到他的叔父这里来，分配领地、年轻的福丁布拉斯向波兰进军以及结尾的时候他又回到丹麦等等都包括在内。同样，也包括了霍拉旭从威登堡回来，哈姆莱特打算到威登堡去、雷欧提斯到法国去旅行、后来回到国内、派遣哈姆莱特到英国去、中途遇到海盗、两个传递书信的使者的处死等等。所有这一切境遇和事件都非常适合小说的发展和引申，但是在这里，它们却十分损害剧本的统一性，尤其是我们的英雄没有计划，结果便更不合适了。”“这次你可谈对了！”塞罗说。“别打扰我，”威廉回答，“也许你并不以为我常常是对的。这些谬论犹如建筑物的临时支柱；当我们还没有砌起用来代替它们的坚固的墙壁时是不能把它们移开的。因此我的意见是这样：我们丝毫不能改动这些最初提到的重要的情境，或者至少不能大段地或个别地删减它们；至于这些外在的、单独的、多余的、分散的动机，不妨立刻把它们删掉，用一个唯一的动机来代替它们。”“可以这样吗？”塞罗问。他本来是躺着的，现在坐起来了。“剧本本身也存在这个情况，”威廉回答，“只要我用得恰当。挪威发生着骚乱。你不妨听听我的计划。“自从哈姆莱特的父亲逝世之后，最近被征服的挪威人又逐渐猖獗起来了。挪威总督派遣他的儿子霍拉旭──哈姆莱特的老同学，而且是同学中最勇敢贤明的一个──
到丹麦来督促舰队的装备，这方面的工作在新登位的淫逸的国王统治下却进展得很缓慢。霍拉旭熟悉故世的国王，参加过他的战役，并得到他的恩宠；因此鬼魂第一次出现的情境对他来说是近乎情理的。新王召见霍拉旭，并派遣雷欧提斯到挪威去，通知他们艇队即将抵达挪威，霍拉旭正是被委任办理这件事情的；另一方面，王后对于哈姆莱特按照他自己的愿望和霍拉旭一同出国这件事情是表示同意的。”“感谢老天爷！”塞罗说，“我们现在不要再谈威登堡和大学吧，那是叫人不痛快的事情。我认为你的意见非常好，因为除了这两个相距甚远的题目──挪威和舰队──之外，观众便不需要再去幻想任何东西了。其余的东西他会看到的；其余的东西就在他眼前；他的想象力可以驰骋于全世界。”“你很容易理解到，”威廉说，“我是怎样设法使其他部分联合在一起的。当哈姆莱特把他叔父的罪恶告诉霍拉旭时，霍拉旭劝他一同到挪威去，取得军队的协助，带着武装的力量回到国内来。哈姆莱特对于国王和王后是极大的威胁;他们觉得只有送他到舰队去,一面派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从旁监视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妥善的办法;正在这时候雷欧提斯从法国回来了,他们决定让这个一触即发易于动武的青年人去跟踪哈姆莱特。逆风推迟了船期,哈姆莱特回来了;他在墓地徘徊也许是想到了什么幸运的动机；他和雷欧提斯在墓场相遇的一场戏是一个重大的时刻，我们绝不能删除。之后，国王决意就地解决他，于是离别的欢宴、假意地和雷欧提斯调解等等都煞有其事地举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豪侠的比赛，雷欧提斯和哈姆雷特决斗了。没有这四具尸体，我无法结束这个剧本；这四具尸体不能缺少一具。公众选择的权利又发生效力了，哈姆莱特向霍拉旭吐露了遗言。”关于剧本和小说的区别一天晚上，我们朋友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小说和剧本问题的争论。塞罗认为这是没有结果而且争执不下的辩论；两者就它的本身来说都是最好的，但必须在它们本身的范围之内而言。“关于它们的范围和样式，”威廉说，“我承认我还没有弄明白。”“谁又弄明白了呢？”对方回答，“然而逐步往这个问题靠拢一些总是有意义的。”关于这个问题他们谈论了很久，也谈得很融洽，他们讨论的结果大致如下：“在小说方面如同在戏剧方面一样，我们所看到的是人的天性和人的行为。这些虚构故事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它们外在的形式；也并非要使这个人物在某种情况下必须说话，或者让那个人物的历史大致被叙述出来。遗憾的是许多剧本不过是小说加上对话而已；把戏剧写成书信的形式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小说里面，主要表现的是情感和事件，而在戏剧中则是性格和行为。小说必须缓慢地前进；主要人物的情感，在某种意义上说必须约制整个展示本身和得出结论的那种倾向。相反的，戏剧必须急速前进，主要人物必须迫切前进直到结尾为止，它并不有意去约制，但实际上是被约制了。小说中的英雄必须是受约束的，至少他不能有高度的主动性；而在戏剧里面，我们要求的是人物的积极活动和行为。葛兰迪逊、克拉里莎、派米拉、费卡·威克斐德、汤姆·琼斯等人物，如果他们不是受约束的，至少是行动缓慢的人物；而发生的事件则根据他们的情感成为某种形式。在戏剧里面，英雄并不由自己来形成什么；一切事情都面对着他，他在前进的道路上清除并屏弃各种障碍，要不然自己便被障碍压倒。”我们的朋友也是同样的意见，就是说在小说里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让机会来支配；但同时又必须常常被人物的感情所支配和引导；另一方面，代表外部无关事件的命运带动人物前进，他们是不由自主地走向没有预料到的灾祸，这只有在剧本里面才能是这样；机会产生同情的情境，但绝不会是悲剧式的；另一方面，命运常常显得非常可怕；而且具有最大的悲剧性，它把破坏性的连锁带给犯罪的人，而无罪的人却无缘无故地与他同归于尽。
这些考虑把他们带回到《哈姆莱特》剧本和它结构的安排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剧本里面的英雄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比之于性格；只有事件驱使他前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剧本具有小说的扩张性。但是当命运摆布一切，故事从一个恐怖的行为引申出来，英雄总是被推向前去做一些可怕的行为。作品具有高度意义的悲剧性，结尾也是最具有悲剧性的。（选自《莎士比亚研究》，张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三、关于哈姆莱特（索天章）《哈姆莱特》这部戏不一定是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但是它受到最多数人的重视。几个世纪以来，关于此剧的评论不可胜数，各种解释都有，几乎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解释了。只有一点似乎还没有人仔细研究过，那就是，《哈姆莱特》这部戏虽然是与英国历史剧完全不同的伟大悲剧，它却与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莎士比亚在写英国历史剧时，是从宣传都铎王朝的政治思想开始的。他在前几本英国历史剧里阐述了英明的君主的必要性和弑君篡位必然招致灾祸的论点。这些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谈过。莎士比亚写《亨利四世》上下集和《亨利五世》的时候，他的认识深入了一步，他的写作艺术也随之提高。他进一步发现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他对于像亨利五世这样的“模范君主”开始持有保留的态度，对于他所耍的权术有所怀疑。在《裘力斯·恺撒》一剧中他同样研究这一问题，开始感觉到它并不像他原先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等到他写《哈姆莱特》的时候，虽然篡位弑君是重要的背景，他看出哈姆莱特所面临的乃是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地为他父亲报仇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莎士比亚这时开始将眼光放在整个社会上面，同时仔细分析了哈姆莱特在极端复杂的条件下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样，《哈姆莱特》便超出了历史剧的狭窄范围，而莎士比亚的视野更加广阔了，他的观察更加深入了，同时他的写作技巧和语言艺术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莎评家集中力量研究哈姆莱特这一角色，特别是他迟迟不行动起来为他父亲报仇的原因。他们的某些看法很有见地，至今仍然站得住脚。但是他们只注意研究一个孤立的角色，而没有将他在戏中所处的地位和他周围的人和事考虑在内，他们尤其忽视了当时的社会条件。孤立地研究哈姆莱特的内在世界，自然会钻到牛角尖里去。近年来的西方评论家看到了这一点，开始将视线集中于研究戏的结构，它所使用的形象及其涵义，等等。研究的范围广阔得多了，因而对于哈姆莱特和其他人物的分析也更深入了一步。如果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解释，我们必然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伟大著作。在这方面，我国的学者们写了不少的文章。在我们总评此剧以前，让我们先看看这部戏的结构。……（此处省略了本文作者颇为详细的剧情介绍。）这部戏的结构大致如此。应当说它不算紧凑，有些戏可有可无，例如哈姆莱特对演员的谈话。莎士比亚加进这些谈话，不外是想要谈谈他对表演的看法，同时讽刺一下在当时很叫座的孩子剧团。这些孩子抢了成年演员的生意，莎士比亚本人和他所属的剧团都受到影响。但是谈话本身十分精彩，人们宁愿保留它而使结构松散、戏文过长，也不愿为了戏写得短些、结构谨严些而将它去掉。其他我们认为多余的地方也是如此。（可能由于我们理解不够，认为某些段落是多余的，其实不然。） 当我们理解了这部戏的结构以后，我们自然要问：这部戏讲的是什么问题？哈姆莱特这个人的特性是什么？他为什么延误了时机？有人说：“哈姆莱特的悲剧是无法解释的。对于它的解释之多使人感到，没有一种解释能够成为定论，而历来扮演哈姆莱特的演员对于这一角色的性格、处境的看法也和评论家一样地莫衷一是。”这话也对也不对。《哈姆莱特》的内容的确十分丰富，提出很多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它，自然会得出各式各样的结论，有些结论甚至互相矛盾。不过这部戏和任何一部戏一样，总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应当是一致的，至少大同小异。19世纪的批评家如德国的歌德，施莱格，赫德，英国的柯勒律治等人着重研究的是哈姆莱特贻误战机的原因。柯勒律治认为哈姆莱特想得太多，因而难以行动。他在《关于莎士比亚和其他戏剧家的讲演和注释》一书里说：“莎士比亚将这一角色放在必须当机立断、马上行动的环境里。哈姆莱特勇敢，对于死无所谓；但是他由于敏感而动摇，因为多思而拖延，在努力下决心的过程中失掉了行动的能力。”他的感官与思考器官之间失掉了平衡，想得太多了，从而失掉了采取行动的力量。
柯勒律治的看法与德国浪漫派作家的看法相同。有人说是德国人教会柯勒律治评论莎士比亚的。例如歌德在《威廉·麦斯特》这本小说里通过主人公之口评论哈姆莱特道：“一件重大任务被加在一个不能执行它的人的身上了。一种美丽的、纯洁的、高尚的品质，但是缺乏构成英雄的胆识。他辗转反侧，在苦思冥想中失掉了行动。”施莱格在他的《论艺术和戏剧文学》一书中也说：“《哈姆莱特》是一出思想的悲剧，它基因于对于人类命运的无休无止的沉思，目的为在听众中产生同样的思考。详尽地考虑一件行动的一切后果使人瘫痪不能行动。”大概从柯勒律治到布莱德雷（A.C.Bradley），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关于《哈姆莱特》的评论的主流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上述的一些观点。这些评论家在某种程度上神化了莎士比亚，在另一方面他们只注意研究哈姆莱特这个人物，对于其他方面注意得不够。T.S.艾略特是带头反对这种评论的作家之一。他在《哈姆莱特》一文中说：“这部戏远非莎士比亚的杰作，而是他的一个艺术上的失败。”又说：“可能更多的人认为《哈姆莱特》是艺术作品，只是因为他们发现它有趣；很少人因为它是艺术作品而认为它有趣。它是文学中的蒙娜丽莎。”艾略特的主要论点是，哈姆莱特的思想感情与引起它们的客观事物不相称，感情超过了客观事物。这也就是说，客观事物不足以引起这样强烈的、或这类的感情。查尔顿（H.B.Charlton）的看法与艾略特有相似之处，但他不认为《哈姆莱特》是艺术的失败。他指出哈姆莱特有一种将问题抽象化的能力，他在头脑中创造了一个根据他的想象而成的世界，而将它当做真实的世界。这种抽象化的倾向，以及其他种种，乃是他拖延不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这些看法都是很成问题的，但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评价莎士比亚的这部戏。19世纪的评论家正确地指出，哈姆莱特有思考问题的特点，还指出他的行动缓慢与他爱思考有关。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思考本身招致行动的缓慢。艾略特与查尔顿的看法中有一点是可取的，即哈姆莱特有抽象思维的倾向。他并不像艾略特所说的，他的思考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客观对应物”。他看得比较深，从个人的经历和周遭的一切中看到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道德、伦理的问题。他也不像查尔顿所说的，在头脑中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将它当做真实的世界。他的超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加上他对世界上、特别是丹麦宫廷中的人和事的观察，使他得出了对于丹麦的宫廷甚至整个社会的可怕的结论。他发现他所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弑君篡位的问题，可以一刀将他叔父杀死了事。问题太复杂，太可怕了，他感到他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哈姆莱特就学于威登堡大学。这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中心，因此他具有某些人文主义的思想。确实，在他遭遇变故以前，他的头脑中存有一个属于人文主义的理想。他父亲逝世，母亲改嫁（这时他还不知道他父亲是被他叔父害死的），使他大为震动。最伤害他的心灵的是他母亲的改嫁；“一抷之土未干”，她就和他的叔父结了婚。他听霍拉旭说他是前来参加老王葬礼时，说道：“请你不要讥笑我，老同学，我想你是来参加我母亲的婚礼的。”霍拉旭说：“确实，婚礼是紧接着葬礼的。”哈姆莱特回答道：“节约嘛，节约，霍拉旭，葬礼时烤的肉可以用做婚礼的冷盘。”他母亲的迅速改嫁伤透了他的心，所以他在第一段独白里说：“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这时他已经看到宫廷中的许多与他那人文主义的理想背道而驰的东西，因而他在同一段独白里说道：多么可厌，陈腐，平庸，无益，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啊！哎，它是没有锄过草的花园，已经荒芜了，被榛莽荆棘完全霸占了。这仅是泛论，哈姆莱特对于人生与社会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化。当老王的鬼魂告诉他说他叔父是弑君篡位的凶犯时，他再一次受到极大的震动。他一边大叫：“
噢，最恶毒的女人！噢，恶棍，恶棍，该死的恶棍！我的书板，我应当记下来：一个人可能总是满面春风，可是他不过是个恶棍；我肯定至少在丹麦事情就是这样。”他并未马上想到报仇，而是将这些话记在书板上！这是他喜欢抽象思考，从具体走向一般的倾向的具体表现。他现在感到事情太严重了，不单是为他的父亲报仇的问题，而是必须推翻克劳狄斯所代表的一切。这不是容易的事。克劳狄斯很会耍手腕，他得到不少人的拥护。他有一个严密的特务网，上至波洛涅斯，下至哈姆莱特的同学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都替他做特务工作。他是一个专制的国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如果不将他所建立的君主专制体制完全推翻，便不可能为老王报仇。哈姆莱特要应付的乃是整个专制政权，而不是克劳狄斯一个人。所以他听了老王鬼魂的话之后叫道：时代大乱了，哎，倒霉呀！老天爷竟要我诞生来整顿乾坤！莎士比亚用了许多形象来描写这一混乱不堪的社会。哈姆莱特将丹麦比做监狱。他对吉尔登斯吞说：“丹麦是一座监狱。”吉尔登斯吞说道：“那么世界也是监狱了。”他回答道：“很不小的一个；在那里有许多禁闭室，牢房和地窖，丹麦是最坏的一个。”莎士比亚多次使用“毒药”这个词：老王死于毒药，哈姆莱特和雷欧提斯都死于毒剑。王后误饮毒酒而丧生，最后克劳狄斯不但吃了哈姆莱特的一剑，而且被强迫饮了他自己准备毒死哈姆莱特的药酒。哈姆莱特并且将他的两位特务同学称为“毒蛇”。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这些形象，将镶嵌着美丽的星星的天空叫做“一群发臭有毒的蒸气球”。可见哈姆莱特认为他的神圣责任并不仅是为父亲报仇，而是要清除一切害人虫，否则他父亲的仇也报不了。整个的腐朽的丹麦便是哈姆莱特思考的“客观对应物”，他据此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并没有在头脑中制造一个与现实不符的世界，相反，他正确地总结了他的经验。如果说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比别人看得更远，认识更为深刻。他的拖延并非由于他想得太多，而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任务的复杂性。他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个思想的人，不是行动的人。凡是他看得准，能办到的，他马上做了。例如他误以为国王在窃听，便一刀刺去。他也能应付一般的意外，如他将他的特务同学送进鬼门关。唯有整顿乾坤一事使他犹豫起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肯在克劳狄斯祈祷时杀死他，因为死前忏悔的人死后可进天堂。有人说这是遁辞。不一定是这样。他可能真的相信天主教的这一套，同时想到杀一个克劳狄斯不难，可是杀了以后又该怎么办。他缺乏处理这样大事的胆识与能力。于是他踌躇了，以致造成悲剧。我们已经说过，整个的丹麦被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莎士比亚从戏的开头便有意地建筑这种恐怖的气氛。那夜晚的酗酒狂欢，震天的炮响，并不给人以欢乐的感觉，而是令人毛骨悚然。老王的突然去世，王后和老王的弟弟的仓促成亲，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惧。敏感的哈姆莱特对此不可能不有所察觉。我们可以说，他最初不但怨恨母亲的改嫁，而且对于改嫁之快产生疑窦。他可以说是生活在悲愤疑虑之中。哈姆莱特周围的人互相猜疑，互不通气。我们前面已经谈到波洛涅斯一家三口互不信任的情况。其他人也一样。克劳狄斯弑君一事只有他自己知道，王后毫不知情；连他的亲信波洛涅斯也闷在葫芦里。这个老头子令人可气又可怜，他一家三口都死于国王之手，可是他至死还不知道国王是个大坏蛋！王后对克劳狄斯实际上也有所保留，例如哈姆莱特对她的讲话，她绝不敢如实地告诉克劳狄斯，而他要杀害哈姆莱特的阴谋，王后也绝不会知道。两个小特务──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虽然一心为国王卖命，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国王想要借刀杀死哈姆莱特的阴谋，更不知哈姆莱特发现了这个阴谋，改写了国王的书简，他们糊里糊涂地被“送到了枉死城”。哈姆莱特更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和别人不能通气乃是当然之事，可是他和他所钟爱的奥菲莉娅也不能交心。不是他们两人不愿意畅叙衷肠，而是有人从中作梗。国王和波洛涅斯硬要她做一件违心之事，用谎言探测哈姆莱特的意向。这就在二者之间产生了误会。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不可能和她交心；不用说他不可能在复仇之事上得到她的帮助，他在她面前根本不敢吐露真情，甚至还要对她提高警惕。奥菲莉娅对哈姆莱特自然也是茫然不解。
霍拉旭的确是位正直可靠的青年，又是哈姆莱特的挚友。照道理霍拉旭应当助哈姆莱特一臂之力。但是霍拉旭是个“老好人”，未必能起很大的作用。哈姆莱特虽然对他无所隐瞒，但是觉得光靠他的帮助是不行的。他本来就是个内向的人，这些不利因素使他不得不从长考虑一下。他的拖延是有道理的。其实，克劳狄斯的宫廷不是铁板一块，反对他的人一定是有的。老百姓对他的不满在本剧中有充分的证明。雷欧提斯听说父亲被哈姆莱特杀死，打进了宫廷。戏里说，有丹麦人随着他进了宫。向国王报信的人告诉国王，老百姓称雷欧提斯为大人，喊着要立他为国王。他并且说老百姓喊声如雷。如果雷欧提斯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哈姆莱特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的冤恨比雷欧提斯大得多，他的地位比他高，他更受人民的拥护。可惜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和他在性格、思想方面的毛病，他没有看到这一点。他想在这充满恐惧、互相猜疑、互相敌视、反动势力最强的宫廷范围内，匹马单枪干这场翻天覆地的事业。他不可能成功；他失败了。（选自《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及其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四、《哈姆莱特》情节的魅力（高文斌）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戏剧的情节、性格、言语、思想、形象和歌曲等六大要素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安排”。这是两千多年前产生的欧洲传统的“情节中心”的戏剧观，与初步发展的古代希腊戏剧是相适应的。进入近代社会，由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发现，人们对戏剧中的人物投去了更多的关注，“情节中心”的戏剧观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艺术应以表现人和人的思想感情为中心的“性格中心”说越来越有影响。然而，即使是“性格中心”说也承认，情节对于戏剧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戏剧的基础，是其他要素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因此一部好的戏剧需要一个好的情节，没有好的情节戏剧很难在观众心中扎下根。莎士比亚在创造情节结构方面是杰出的，他的每部戏剧几乎都有引人入胜的情节故事。19世纪60年代，恩格斯在谈悲剧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莎剧的情节特征，他写道，“德国戏剧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那将是“戏剧的未来”。《哈姆莱特》作为莎剧的典范，也是“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典范，正是生动丰富的情节与典型的人物性格，进步的思想倾向，优美的艺术语言的有机融合，相得益彰，使《哈姆莱特》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一部伟大的经典。那么《哈姆莱特》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如何体现的？莎士比亚又是怎样设计安排《哈姆莱特》情节的呢？设置错综复杂的情节线索，扩大悲剧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哈姆莱特》安排情节的突出特征。在莎士比亚创作的前前后后，欧洲一直流行着“情节整一”的戏剧原则。这个原则是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古希腊戏剧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简单地说，就是要求一部戏剧只能有一条情节线索，而且要完整，长短适度。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只模仿“一个完整的行动”。“情节整一”的原则支配着18世纪之前的欧洲戏剧创作，并且成为古典主义法规“三一律”的一部分。莎士比亚强调戏剧模仿自然，创作从实际出发，走上了与“情节整一”完全相悖的道路。他的每部戏剧都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情节线索，每条线索都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内容，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哈姆莱特》设置了三条情节线索，以哈姆莱特为父复仇为主线，以雷欧提斯为父复仇及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为父报仇为辅助线索，三条线索对比交错，互相映衬，构成了戏剧的主要情节。与一条线索的情节相比，这个悲剧故事不仅反映了更广阔的生活，展示了从丹麦宫廷到贵族家庭，从守望的城堡到凄惨的墓地等生活的画面，而且包容了更丰富的内容。悲剧的故事情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哈姆莱特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父王被害，母亲改嫁，叔叔篡位，廷臣效忠窃国者，童年朋友背叛，意中人被利用，王子装疯导演“戏中戏”，放弃复仇良机，误杀波洛涅斯，争取母亲，国王两次借刀杀人，哈姆莱特手刃仇人，中毒身亡。
第二，哈姆莱特的内心矛盾：家庭变故后的苦闷，把复仇和“改造时代”相连，精神危机引发人文主义理想的动摇，第一次自责和自我激励，生与死的思考和批判意识的增强，放弃复仇良机的矛盾和第二次自责，第三次自责和坚定斗志，宿命论和虚无主义思想的发展。第三，展示气氛、环境和背景：鬼魂不祥地出现，宫廷内部混乱不堪，丹麦强邻剑拔弩张，关心国家的青年忧心忡忡，封建宗法家庭的面貌，天真的姑娘成为无辜牺牲品，小人物的不满，朝廷新老贵人的嘴脸。众所周知，莎士比亚的文学观念是现实主义的，就在这部戏剧中，他还强调演员是“时代的缩影”，“演戏都是为了给自然照镜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悲剧的这些故事就是全面地给莎士比亚时代“照镜子”，广泛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生活。通过这面镜子，我们既看到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新旧力量的矛盾冲突，以哈姆莱特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向以克劳狄斯为代表的腐朽势力的冲击、斗争，又看到了新兴力量在思想政治上还不成熟，哈姆莱特彻底战胜克劳狄斯的时代还未到来，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英国在伊丽莎白统治后期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社会动荡的时代特征。总之，《哈姆莱特》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如此丰富，是“情节整一”的戏剧无法胜任的。冲突是戏剧的基础，也是戏剧情节的基础。人们常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冲突就没有好的戏剧情节。这是一个戏剧常识，也是一个戏剧的重要原则。莎士比亚历来重视这一原则。他的戏剧，特别是悲剧，总是贯穿着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斗争针锋相对，场面惊心动魄，使情节充满了戏剧性。在这方面《哈姆莱特》是十分成功的。它不仅安排了三条交错对比的线索，编织了生动丰富的悲剧情节，而且设计了两个尖锐激烈、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在生死较量和痛苦抉择中，进一步增强了戏剧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哈姆莱特》的第一个冲突是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的矛盾冲突。这不只是与杀父淫母夺位者的冲突，而且是一场新旧力量的较量，是以哈姆莱特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新人与克劳狄斯为首的封建腐朽势力的殊死的搏斗，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第二个冲突是哈姆莱特内心的矛盾冲突，从表面上看，这是人性、人生、生死、道德等哲理问题的思考，是何时复仇，怎样复仇的焦虑，实际上它是哈姆莱特的人文主义理想的动摇和坚守，是新旧思想的抉择，同样是无法调和的。这两个冲突相互交织构成了悲剧情节的主线，虽然发展缓慢，渐次展开，但是冲突的过程环环紧扣，因此前后照应，紧密联系，一步一步地走向高潮，走向结局，而悲剧的情节也就波澜起伏，生动丰富，始终充满了巨大的艺术魅力。《哈姆莱特》的悲剧情节随着戏剧冲突的展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幕是悲剧的开端。这是一个极为精彩的开端，脍炙人口。在城堡若隐若现的鬼魂，不仅给悲剧营造了神秘、阴森、紧张的气氛，交待了背景和人物关系，而且揭露了克劳狄斯的“可怕罪恶”，既使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的矛盾骤然升级，又让哈姆莱特的忧郁更加沉重。同时，矛盾冲突的升级也制造了一个贯穿全剧的悬念，忧郁的王子能够与奸诈的国王抗衡吗？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完成命运交给他的“双重使命”呢？这个悬念成为后来冲突展开、情节发展的基础，引发了观众的强烈期待。难怪柯勒律治对鬼魂的戏那么赞不绝口。在第二幕和第三幕的一、二场，随着冲突双方斗争和哈姆莱特内心矛盾的发展，悲剧情节有了戏剧性发展。克劳狄斯做贼心虚，急于弄清对手的虚实，哈姆莱特小心谨慎，需要证实仇人的罪行，矛盾双方在试探和反试探的行动中开始了真正的碰撞。最初的碰撞还是遮遮掩掩的，“戏中戏”使冲突由暗到明，由隐蔽到公开。克劳狄斯摸清了哈姆莱特的底细，但也暴露了自己，由主动变为被动。哈姆莱特印证了克劳狄斯的罪恶，本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了。可是他正在精神危机中挣扎，在思辨中焦虑，似乎还无力投入行动。这段情节非常有戏，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最后终于剑拔弩张，戏剧的节奏也由慢而快，急速地向高潮发展。
从第三幕第三场到结尾，是悲剧的第三部分，也是悲剧情节的高潮和结局。矛盾冲突的激化使戏剧情节出现了两次起伏。一次是不杀克劳狄斯，误杀波洛涅斯；一次是偷换秘信，死里逃生。“不杀”和“误杀”使克劳狄斯得以处置哈姆莱特，哈姆莱特又处下风。绝处逢生，潜回丹麦，让哈姆莱特多少又夺回了一点主动。与此同时，斗争形势的变化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冲突。冲突双方的决战在即，克劳狄斯已经设下圈套，而哈姆莱特内心冲突更加尖锐，发挥才智、有所作为的渴望和人生如梦、成败靠天的虚无感，使他毫无准备，听天由命地钻入了敌人的圈套。击剑、服毒、刺杀和四人死亡，是悲剧的高潮，也是结局。这个结局是双方较量的结果，既然哈姆莱特还不具备彻底战胜对手的力量，那么同归于尽就是最好的结局。这个结局也是人物性格的必然，至死还没有摆脱内心矛盾的哈姆莱特，恐怕只能有这样的命运了。在这一部分，尖锐的冲突，复杂的性格，带动生动丰富的情节，几乎达到了水乳交融。（选自《〈哈姆莱特〉诠释与解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关于悲剧悲剧是戏剧的主要体裁之一。它渊源于古希腊，由酒神节祭祷仪式中的酒神颂歌演变而来。在悲剧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但他们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激情预示着胜利、成功的到来。亚里士多德把它定义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用的是语言，具有各种精心雕琢的装饰，各就其位用在剧的各个部分；模仿的样式是戏剧表演，不是一昧描述；通过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而使这两种情感得到净化。世界最早的悲剧是希腊悲剧，如著名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被称为“悲剧之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戏剧家们，把悲剧艺术推向高峰。我国古典戏曲中，也曾涌现出很多杰出的悲剧作品，如杂剧《窦娥冤》、《桃花扇》；传统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是屡演不衰的优秀悲剧作品。古希腊悲剧是整个西方戏剧的起源，所以悲剧是最古老的戏剧题材。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著名的古希腊悲剧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美狄亚》等。■关于悲剧意识在文学范畴内，悲剧意识应从悲剧两个方面特性去理解：冲突的性质。悲剧冲突表现的是人物的逆境和不幸，但并非所有的逆境和不幸都能构成悲剧的冲突，只有当正面主人公在出于自己意志的行动中，遇到不可避免的不幸或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时才成为悲剧的冲突。如果不是正面人物而是一个彻底的恶人，那么他的不幸使人觉得罪有应得而成为道德劝剧，主人公的不幸如果不是同自主的行动相联系而意外的或注定的，也不会构成悲剧的冲突。由此可知，悲剧冲突本质上是对历史与人性的内在矛盾的揭示，表现出对现存事物合理性的怀疑。悲剧所产生的情感效果。悲剧有不同的类型，如英雄悲剧，恐怖悲剧，家庭悲剧等，悲剧效果可以偏重于怜悯、同情或愤慨、恐惧等，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悲剧产生的是严肃,沉郁的情感并倾向于崇高之美,使人超越日常的生活态度和道德水平,激发正义感或产生对人生的更为严肃，深沉的感受,从而使心灵或多或少地受到净化，缺少这种崇高感，悲剧就变成了较低形态的情节剧或感伤剧。■王晓华＼我们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一） 有个事实常令研究者困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经历了浩劫却至今未创造出相应的悲剧作品。苦难似乎并未进入我们的内心，没有转化为深切的生命体验；即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习惯于把灾难喜剧化，甚至将之改造为甜蜜的记忆。 许多批评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当代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这是个合理但含混的判决。它没有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当代中国人缺乏悲剧精神？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使然，还是另有缘由？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追究悲剧精神之有无。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断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美国学者约瑟夫·Ｗ.米勒也说：“悲剧似乎是西方文明的发明。它在东方、中东、原始文化中是明显缺席的。”上述两种说法都把文明当作决定性力量，似乎悲剧属于特定的民族。然而，这类决定论思想难以经受事实的检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也孕育过悲剧作品。在对“吾国人之精神”下了定论之后，王国维本人先是在《红楼梦评论》中承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而后又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倘若王国维要自圆其说，就必须证明《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皆“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确实受了佛教的影响，但它们所吸纳的佛教思想业已融入本土文化，成为“吾国人之精神”的内在构成。进言之，即便上述悲剧确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下面的问题仍是不可回避的：佛教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缘何过了千年之后才结出三个悲剧之果？自元到晚清，为什么汉语文学中的悲剧仍如此稀少？要回答它们，仅仅从民族精神、文化特质、地域文明的角度探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另觅他途。（二） 在强调《窦娥冤》和《赵氏孤儿》是悲剧时，王国维曾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此话大有深意：动作“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者，方有可能是悲剧，并非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悲剧的产生必有特定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因缘。由此可见，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悲剧精神之有无，可能更为切题。事实上，这个工作早有人做了，只是我们未注意而已。在论述戏剧体裁产生的社会学－政治学背景时，狄德罗曾如是说： 一个民族并非同样擅长所有种类的戏剧体裁。我觉得悲剧更符合共和政体的精神；喜剧，尤其是轻松的喜剧，比较更接近君主政体的性质。 将戏剧体裁与政体联系起来看似突兀，实则非常符合艺术发生的原理。艺术是社会－历史的内在构成，其产生、兴盛、衰落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非任何社会、历史条件都能孕育悲剧，只有当社会-历史的运行机制开始成全个体的自由意志时，悲剧才有诞生的机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或者说，悲剧的主人公必须能够独立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成为自己生活的舵手（“他们的幸福与否取决于自己的行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人物为自己负责的重要方式是在公开场合表达思想（主要是其抉择）： 思想指能够得体地、恰如其分地表述见解的能力；在演说中，此乃政治和修辞艺术的功用。昔日的诗人让人物像政治家似的发表议论，今天的诗人则让人物像修辞学家似的讲话。性格展示抉择的性质，因此，一番话如果根本不表示说话人的取舍，是不能表现性格的。 《诗学》的汉语译者陈中梅先生专门强调，文中“像政治家似的发表议论”也可以翻译为“像公民似的讲话”。在做出这个解释时，他又特别指出：古希腊的“政治是全体公民的事”，“关心政治（即城邦事务）是全体公民的义务”。这几条注释非常重要。它间接地向汉语读者敞开了悲剧精神诞生的政治学机制：在所有公民都能参与城邦（国家）事务的共和社会里，个体（公民）有权利和义务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行“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于是便有了自我决定、自我塑造、自我承担的悲剧精神。作为悲剧学说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也是公民理论的阐释者，这并非巧合：悲剧精神实际上就是公民精神。恰如悲剧研究专家保罗·卡特莱兹（PaulCartledge）所说，古希腊悲剧诞生和兴起于古希腊实施民主政治时期，是“民主的创造物”。它以“民主之棱镜检视传统神话”
，从属于新兴的雅典公民文化。悲剧的创作者、演出者、观看者皆是公民，所体现的也是公民文化的法则和精神。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公民就是“既能出色地统治，又能体面地受治于人”的城邦成员。在共和政体中，他们“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决定国家事务，轮流行使统治权：“适于共和政体的地方，其群众自然地造就出一种人，他们在共和政治中既能胜任统治，又能受人统治，这种统治以法律为依据，处境优裕的人们根据各自的才能分配各种官职。”实际上，到了伯里克利时期，担任官职者已经不限于“处境优裕的人们”，第三等级乃至第四等级都可以担任执政官，雅典公民已经差不多可以完全“轮流行使统治权”了。轮流行使统治权的共和政体使城邦成员站立为主体，既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又接受法则（法律）的约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们只要对古希腊悲剧进行细致的解读，就会发现这种轮流为治的公民形象正是悲剧英雄的原型。 （三）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的悲剧之父，曾投票支持克利斯提尼的民主改革（悲剧正是从这次改革后兴起的）。其早期作品《乞援女》部分地敞开了悲剧精神的内核。在剧中，阿耳戈斯国王不是独揽大权的专制人物，而是谦和的协商者。当被追逐的五十位乞援女向他求救时，他清晰地表达了公民联合执政的共和精神： 这里可不是我家的炉塘，尔等坐在它的前方。 倘若城邦玷损了公共的利益，那么，让大家一起排难，由公众想出补救的办法。 我将与全体公民协商，在此之前，不会就此作出包含承诺的应答。 倘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他就完全可以将国家当作自己的炉塘，大可不必与全体国民协商。然而，此时的阿耳戈斯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掌管权柄的是全体公民，政府官员不过是接受公众委托的服务者。对于这点，五十位来自埃及的乞援女并不了知情，她们仍然呼吁国王独自做出裁决： 你就是城邦，不是吗？你就是人民。 你，一位王者，无须接受审判， 控掌祭坛，控掌国家的 炉塘，以个人的意志。 你尊居王位，权力 至高无上。 面对五十位年轻美貌的女子的恭维，国王并未飘飘然，以一言九鼎的气势独自做出决定，而是强调自己必须与公民协商： 此事棘手，不要把我当作判官。我已 说过，尽管身为主宰，我不会自作主张； 我要倾听公民的声音，他们的想法，以免众人 开口怨我，在日后大难临头的时光： “你敬重异乡的族氏，葬毁了自己的城邦。” 这不是踢皮球，而是遵守共和国的法律——重要事件需要公民大会的表决。尽管身为国王，他所能做的也仅仅是尽量说服公民大会的代表们。在协商结果出来之前，他并不敢断定自己一定能够成功：“我将安排那边的事宜，愿口才和运气伴我同往。”结果，“他的精彩演讲打动了国民的心房，赢得了他们对提案的赞赏”，公民们“高举右手，低空中密密麻麻，一致通过决议，使之成为律法”。在获得公民的支持后，国王自豪地宣布：城邦已通过议案，得到公民的一致 同意，决不屈服于压力，交出 这批妇女，它体现了众人的意志，
坚定，确凿，具有不变的法律 效应，虽然未经刻上石板， 也没有写入卷籍，但却可以 人人从中听见民众崇尚自由的声音。 五十位乞援女也因此懂得公民主权的意义，如是祝福阿耳戈斯人： 愿国家的中坚，这里的人民 保卫自己的权益，免除惊怕。 有一个处世谨慎的政府，服务于 公众的利益，通过体现睿智的协商。 其实，此时的阿耳戈斯公民面临巨大的压力——追逐者的信使已经发出了战争宣言，要与他们在战场上一决高低。由于议案是由全体公民表决通过的，因此，这压力指向每个公民。可以说，这些隐身的公民才是该部悲剧真正的主人翁，他们的参与和承担精神是这部悲剧的灵魂。没有这种普遍的参与和承担意识，悲剧就不可能诞生。以个体的身份站立起来，参与国家事务乃至宇宙的进程，这就是悲剧精神的根本。在《乞援女》中，公民是所有悲剧英雄的共同原型，决定悲剧进展的是公民共同主权的法则：顺应公民主权法则者可能经历受难，却必定拥有未来；逆之者则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将走向毁灭。同样的逻辑体现在埃斯库罗斯的另一部悲剧《波斯人》中。剧中强大的波斯海军之所以被希腊战士迅速击溃，就是因为：（1）希腊人是自由人，“他们不是奴隶，不是谁个的臣民”；（2）与希腊人相反，波斯人则受制于强权。这种对比注定了剧中人的结局。导演这一切的不是宙斯和命运女神，而是公民社会的法则。作为公民法则的受益者，希腊人以自己的胜利推动了世界的解放进程： 居家亚细亚的人民，遍及各个地点，将不再臣服于波斯，也不会再送纳贡品，受逼于王者的淫威；他们将不再匍伏在地，表示对极权的敬畏： 帝王的威势已不复存在。 他们将不再羁锁自己的舌头，他们已获得自由，可以放心地发表言谈，讲述自己的见解，强权的轭架，它的遏制已被破灭。 波斯人在失败后仅仅感叹命运的残酷，未悟出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正是其悲剧性所在：他们仅仅是悲剧人物，而非主动承担行动后果的悲剧英雄。与波斯人相比，埃斯库罗斯塑造的普罗米修斯无疑是个觉醒者。这位泰坦神曾协助宙斯推翻旧政权，但悲哀地发现自己成全的是位新独裁者： 一经登上父亲的宝座，他就着手分派既得的利益，给亲信的神灵，使他们各有特权，分享权利。然而，对可悲的凡人，他却毫不介意，试图毁灭整个种族，再造新的取代他们的地位。 经过痛苦的反思，他领悟到了两个道理：其一，“暴政的本质不会改变，它的顽疾代代相传”；其二，宙斯的统治无法长久，必将“走下权势的巅峰”，变为奴隶，甚至走向毁灭。正是由于上述洞悉，他才在众神中挺身而出，走上了反抗之旅，启动了救援凡人的宏大计划。为此，他遭受了残酷的惩罚，被钉在悬崖上，每日与痛苦和辛酸结伴。在深重的苦难中，他拒绝了宙斯信使的求和请求，宁愿沉入深渊，也不向强权妥协。综观全剧，观众会发现支撑普罗米修斯的是他的先见之明（普罗米修斯一词在希腊文中意为“想在先”）——暴政必然被推翻。那么，这先见之明的光源何在呢？仅仅来自对命运女神的信任吗？命运女神仅仅预言宙斯将为后代推翻，并未说出宙斯下台后的世界图景。倘若宙斯被推翻后的世界又重复了“暴政的顽疾”，那么，他的反抗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显然，普罗米修斯憧憬的是“暴政的顽疾”被消除后的世界。至于这个世界的具体状况，看过《乞援女》者都可猜出个大概。（四）
埃斯库罗斯生活于雅典公民制度的建立期。这个阶段的剧场是进行公民教育的重要场所。文化水平普遍并不高的雅典公民来到剧场中观看悲剧，学习参与民主政治的方法（如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和辩论）。作为温和的民主派，埃斯库罗斯心目中的正义就是民主。为了宣传民主即正义的主张，他主动担当起群众教师的角色，时常在剧中直接阐释公民文化的法则。随着雅典民主制度进入鼎盛阶段，公民精神开始以更沉稳的方式推动悲剧情节的进展。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主人公俄狄浦斯出场后曾说： 我成为忒拜公民是在这件案子发生以后。让我向全体公民这样宣布：你们里头有谁知道拉布达科斯的儿子拉伊俄斯是被谁杀死的，我要他详细报上来；即使他怕告发了凶手反被凶手告发，也应当报上来。他不但不会受到严重的惩罚，而且可以安然离开祖国。如果有人知道凶手是外邦人，也不用隐瞒，我会重赏他，感激他。 这句话包含了三个意思：（1）我是忒拜公民，当然要承担公民的责任；（2）在我成为忒拜公民之前，案件即已发生，因而我不可能是凶手；（3）不论谁是凶手，举报者都会受到保护。然而，他话音刚落，先知忒瑞西阿斯就指出：“我说你就是你要寻找的杀人凶手。”俄狄浦斯当然不信，他与忒瑞西阿斯辩论，不经意中说出了恐吓性的话语：“要不是看你上了年纪，早就让你遭受苦刑，让你知道你是多么狂妄无礼！”忒瑞西阿斯坦然答道：“你是国王，可是我们双方的发言权无论如何应该平等，因为我也享有这样的权利。”这句话是对希腊民主政治的最好诠释：国王和普通人都是公民，二者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对此，俄狄浦斯心知肚明。正因为俄狄浦斯把自己当作随时要承担责任的公民，他才会郑重对待先知和报信人的话，直至承认自己就是弑父娶母的罪人，刺瞎自己的双眼，自我流放到荒野之地。如果他是专制政体中的国王，那么，他就会以欺君之罪处死先知和报信人，自己则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与其说《俄狄浦斯王》表现了人与命运的抗争（抗争实际上并未真实地发生），毋宁说它展示了古希腊公民的承担精神。公民即便贵为国王，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个刺瞎了自己双眼并甘愿流亡的人是公民，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国王。在将针刺向自己眼睛的时刻，俄狄浦斯王宣告了自己真实而高贵的身份：公民。作为公民，他遵守了普遍有效的契约，并为此忍受漫长的苦难。这种勇于承担的意志无疑是悲剧精神的核心。随着公民文化的成长，悲剧中拥有自我承担情怀的个体不再仅仅是神和国王，还包括普通人。欧里庇得斯甚至将女性推举到悲剧主人公的行列： 欧里庇得斯戏一开场，没有人闲着，我的女角色说话，奴隶们也有话说，还有主人、闺女、老太婆，大家都有话说。 埃斯库罗斯你胆敢这样做，不应该判死刑么？ 欧里庇得斯我当着阿波罗说，不应该；我是根据民主原则行事的呀。 在《蛙》剧的上述对话中，阿里斯托芬实际上触及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对待女性公民的权利。有的汉语学者以为古希腊的妇女没有公民权，实为误解。亚里士多德曾说严格条件下的公民身份“仅限于父母双方都是公民的人”。既然某些女性也是公民，难题就出现了：一方面，“公民政治依据的是平等或同等的原则，公民们认为应该由大家轮流进行统治”，另一方面，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在古希腊被视为家政，二者应该如何协调呢？根据民主原则，女公民也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和其他权利，但事实为何并非如此呢？应该说，短暂的雅典民主实践并未解决上述矛盾。在性别维度，绝大多数古希腊悲剧都是男人主导的，但女性公民毕竟享有部分权利（如参加宗教活动和决定后代公民资格的权利），因此，她们迟早要在舞台上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到了前451年，随着双亲公民资格法的通过，女性公民的地位获得了有限的提高，新悲剧家欧里庇得斯顺势创造了美狄亚的形象。美狄亚上场后，就开始感叹女性的卑贱地位：在所有能感受和思考的生物中，我们女人是最受虐待的种类。一开始，你就必须重金购买一个男人，作为你身体的独裁者。……这造就了怎样复杂的错误！然后是可怕的冒险：我们获得的将是好的男人，还是个坏家伙！……
如果我们的功课做得好，丈夫没有摆脱婚姻的羁绊，那么，我们的生活便是可羡的，否则，还不如死掉。 在受压迫的女性中，美狄亚又属于命运最不济者：为了获得爱情，她帮助伊阿宋获得了金羊毛，在逃亡的途中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远嫁到异国他乡后，丈夫却另有新欢。生性倔强的她因激烈反抗而得罪了国王（情敌的父亲），即将被驱逐出境。面对“还不如死掉”的处境，她拒绝扮演“温顺的殉难者”，而是精心设计了完整的复仇行动，先后杀死了情敌和孩子，让变心的丈夫承受巨大的苦痛，自己则驾龙车飞往雅典，与预先约定好的接应者会合。剧终时，观众看到的是如下意味深长的景象： 话音刚落，美狄亚脸上露出报复性的冷笑，驾龙车远去。伊阿宋蹒跚着离场。 如此离开的美狄亚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和“使命”，无疑是胜利者。从整个悲剧情节来看，复仇的美狄亚绝非激情的奴隶，而是精心设计并完成了反抗计划的悲剧英雄。那么，是什么在推动她呢？是纯粹的复仇欲吗？如果是，具有类似遭遇的女性数不胜数，为什么美狄亚的形象却如此少见？显然，必有某种实在的力量成全了她。这力量来源于公民社会的法则。古希腊民主政体中的女性不但可以成为公民，而且在家庭生活和宗教事务中享有一定的权利。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和男性的联结往往是共和式的。剧中的美狄亚虽然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但涉及的主要是家庭事务，因此，她实际上是在女性公民的权利范围内行事的。正是公民体系赋予女性的部分权利推动她站立起来，完成了“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她的形象既凸显了古希腊民主体系的局限，也见证了其力量。 （五） 悲剧英雄都是承担者。承担的能力源于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无所谓承担。只有当个体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自己时，他才能以承担者的姿态在宇宙中亮相。自我塑造需要一定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前提。轮流统治和被统治的公民法则给了每个自由人站立起来的机缘，雅典公民则是最原始的悲剧英雄。从这个角度看，古希腊悲剧不过是公民文化的特定形态。在公民文化受到压抑的中世纪，悲剧在西方也处于蛰伏状态，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复苏。体悟到了这个秘密，我们就会明白：悲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所以只能是例外，并非由于“吾国人之精神”天生具有乐天的特质，而是因为华夏大地长期缺乏悲剧诞生的政治学－社会学前提。从先秦到晚清，中国始终没有公民大会，没有人民普遍参与的法庭审判，没有轮流统治和被统治的政治理念。此间的数千年里，国人不是君王，就是臣民，唯独没有自由、自治、自律的个体。在这种语境中，即使贵为最高统治者的国王，也无法以普遍性的个体理念界定自己，更不要说被统治的臣民了。没有自由、自治、自律的个体精神，就不会有相应的承担情怀和罪责意识。中国文学中缺乏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亚这样的形象，原因就在于此。如果这种政治学力量始终控制着整个文化体系的话，那么，悲剧精神和悲剧形象就永无诞生的机缘。
然而，自元代开始，中国文学却出现了少量悲剧作品，原因何在呢？要理解其中的秘密，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到政治学领域之外。除了公民文化外，市场经济是个体性最重要的源泉和支撑。早期市场经济都是自发形成的，属于个体自愿结合的产物，个体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为了保证交易的公平和效率，市场经济要求个体遵守游戏规则，按契约行事。契约和规则将个体置于等高的平面上，推动他们形成普遍的个体意识。到了唐代，渐成规模的市场经济虽不足以挑战君王／臣民的二分法，但生产出了日益发达的市民社会和相应的局部性的自治场域。进入元代以后，这种局部性的自治终于结出了文学之果：一方面，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扩充着市民社会，另一方面，异族统治使大批文人下降到普通市民阶层，于是，在市民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中出现了《窦娥冤》等悲剧。在《窦娥冤》中，人物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商业关系：窦秀才欠蔡婆婆本利计四十两银子，才将女儿许配给蔡家；赛卢医借蔡婆婆二十四两银子，企图赖账，遂动了杀机；然后才有了张驴儿父子救人和逼婚等情节。从表面上看，商业关系似乎并未起好的作用，其实不然。倘若剧情全由商业关系推动，那么，按契约办事的准则就注定了不会有窦娥之冤。窦娥之冤来自落后的司法制度：没有公民参与审判，缺乏受公民监督的审判程序，是非皆由一人判定。对于这种不公正，屈打成招后的窦娥进行了勇敢的诘问：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错看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这种对天地的诘问空前大胆。它将最高权威放在被审判的位置。窦娥之所以具有反抗的勇气，是因为她心目中存在一个终极尺度：天、地、人都应以公平为准则。在个体无法轮流行使统治权的时代，公正至多只能偶然地存在。可是，窦娥却决意寻求公正。这必有某种超越政治学规范的力量推动着她。这力量来自哪里呢？我不说，读者诸君也会猜到。 追天问地的窦娥已经试图独自站立。她能进入悲剧形象的行列，不在于其哀怨情怀，而在于抗争精神。可惜的是，她的抗争都停留在中途：对天地的诘问很快就被叫冤声所代替，最终为他洗净冤屈的是另外的权力主体——她做了大官的父亲。阻碍窦蛾走向独立的是大一统的集权政体，是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秩序。在后者的束缚下，个体只能在市场领域获得有限的自由。当人们试图将经济领域的自由扩展到政治学领域时，巨大的惩罚性力量就会显示出其严酷品格。既然如此，抗争者要造就“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就必须把剑锋指向大一统的集权体制本身，而这恰恰是元代悲剧未完成的使命：无论是窦娥，还是《赵氏孤儿》中的程婴等人，都仅仅把剑锋指向了少数奸佞。当他们的目的达到时，本应受到质疑、反抗、审判的体制却都证明了其公正品格。对当时体制的臣服注定了他们的自由意志无法伸展和生长，只能处于萌芽状态。我们无须指责他们：在大一统的集权体制中，人们的思想也被世道严格限定了，窦娥不能不寄希望于“王家法不使民冤”，程婴们最终必然“谢君恩普国多沾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还仅仅是悲剧人物，而非悲剧英雄。由他们的命运可以看出，悲剧英雄的出场至少需要一个前提：“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体制出现致命的裂缝，成为质疑、反抗、审判的对象。 到了曹雪芹的时代，这种条件大体上出现了。此时，从秦朝延续下来的集权体系已经暮气沉沉，即将沉入到历史的夜色中。按理说，能够独立承担使命的悲剧英雄应该出场了，但事实是否如此呢？1904年，王国维断定《红楼梦》为“彻头彻尾的悲剧”，理由是：书中人物的行动出于个人意志，是自己生命苦痛的造就者和承担者，如“赵姨、凤姐之死，非鬼神之罚，彼良心自己的苦痛也”。的确，相比于窦娥和程婴等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表现出了更多的个体意志。卑微如袭人者，也强调人皆有自由之身：“便是朝廷，也有个定例，或几年一选，几年一入，也没有长远留人的道理，别说你了。”主体意识让宝玉痛恨自己的受束缚状态：“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了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可是，这略微伸展了的自由意志依旧非常孱弱，仍然无法与没落中的意识形态体系抗衡。小说中的两位主角——宝玉和黛玉——均未完成自己的主导生命意向：“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宝玉并未将其爱情进行到底，黛玉以他人的选择为自己的命运，两者都未完全站立起来，还不是自己生命的完整承担者。他们的结局并非个体意志的函数，而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孱弱的个体尚无法与强大的社会阻力抗衡，实为悲剧诞生的真正缘由。解决之道在于个体完成站立的动作而非“离此生活之欲”。王国维依据叔本华理论，因《红楼梦》表现了“离此生活之欲”而称之为“彻头彻尾之悲剧”，其谬莫大焉。彻头彻尾者，典型也。如果《红楼梦》为典型之悲剧，那么，从古到今的悲剧都应以“离此生活之欲”为主题，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亚》、《麦克白》、《奥德赛》、《窦娥冤》、《赵氏孤儿》却均肯定生命的意志和承担的勇气，因此，王国维之说难以成立。真正的悲剧英雄都是承担者而非解脱者。在中国人正在学习站立之际奢谈解脱，无异于自我谋杀。由王国维悲剧学说之欠缺，我们可以看出国人在学习站立、自治、承担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犹豫、紧张、冲突，遭遇到了多么大的阻力，体验了何等的艰难！
（六） 悲剧从无到有，对应着“吾国人之精神”的变化，并没有抽象的“吾国人之精神”。“吾国人之精神”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从元到明清，市场经济的兴起为国人提供了体验自立、自治、自我承担的机会，随之出现的是悲剧精神和悲剧形象。由于有限的经济自由尚无法与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抗衡，此间的悲剧人物留给后人的仍是半立半伏的扭曲背影。到了清末，公民主权思想逐渐从西方传入中国，部分人开始努力完成站立起来的全部动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认识到个体只有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才能站立起来：“何谓权利？人民在此一国之内，那一国的权柄，必能参与，一国的利益，必能享受，人家不能侵夺，也不可任人家侵夺，但各有界限。”有了权利，方有自由：“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一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之生命。文明国民每不惜掷多少形质之生命，以易此精神之生命，为其重也。”自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后，国人正式开始了建设公民社会的尝试。及至新文化运动兴起，国人更将寻求站立的行动理解为解放：“解放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也。”正是在寻求解放的过程中，能够造就“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悲剧英雄正式出场了。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新兴的中国话剧进入了以悲剧为主体的时期，《千秋遗恨》、《获虎之夜》、《名优之死》、《打出幽灵塔》、《雷雨》、《日出》、《原野》等众多悲剧先后上演，箫月林、周繁漪、仇虎等决绝的悲剧形象打动了万千观众。与窦娥、程婴、贾宝玉相比，箫月林、周繁漪、仇虎等新型悲剧人物表现出了强烈的追求自主、自由、自治的生命意志：箫月林为打出“幽灵塔”，宣告自己将因“死”而“返了自己的生”；“果敢而阴鸷”的周繁漪奋力反抗父权制体系赐给她的人生“苦药”，渴望自己像“火山的口”般“热烈地冒一次”，为追求爱情而不惜犯乱伦之罪，在希望破灭后说出了真相，引爆了毁灭性的雷电；野性十足的仇虎敢恨敢爱敢追求“黄金铺的地”，失败后以死拒绝镣铐，把决绝的反抗之姿投射到天地之间。他们果敢，奔放，不怕走极端，为体验解放的快乐而不惜走向毁灭。在他们这里，哀怨早已让位于自我决定的豪情。无论下一刻是生是死，他们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公。这些生命力洋溢、自我承担、有强烈内心冲突的个体已经是真正的悲剧英雄。周繁漪和仇虎的形象更是可以跻身于世界悲剧英雄形象之林而毫无愧色。如果他们所代表的精神谱系继续生长和扩张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必要讨论国人为何缺乏悲剧精神了。 可惜的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起，这条精神谱系被复杂的历史境遇切断了。就在曹禺的《原野》尚在广州《文丛》杂志连载时，“七·七”事变爆发。此后的中国被拖入连绵的战事，对民族命运的集体关注淹没了刚刚生长起来的个体叙事，救亡压倒了启蒙。十二年后，硝烟初散，但悲剧英雄们却仍无重新出场的机缘。从二十世纪中叶起，中国走上了强调集体意志的道路，宏大的人民意象遮蔽了个体的身影，公民文化的建构被推迟乃至耽搁了。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对普通中国人的流行称谓仍是老百姓、百姓、群众而非公民。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完全站立为个体，尚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翁。一个人如果不能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那么，他就无法自我决定、自我塑造、自我承担，不可能具有自我决定、自我塑造、自我承担的悲剧精神。他所能做的不是喜剧性的嘲讽和戏谑，就是把任何苦难都改造成甜蜜的记忆。造成这种状态的不是某种文化的特性，而是具体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体系。在它背后，没有类似命运的存在，只有待改变的现实。《书屋》2007-11■莎士比亚隽语抄新的火焰可以把旧的火焰扑灭；大的苦痛可以使小的苦痛减轻。《罗密欧与朱丽叶》聪明人变成了痴愚，是一条最容易上钩的游鱼；因为他凭恃才高学广，看不见自己的狂妄。愚人的蠢事算不得稀奇，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他自己愚笨。《爱的徒劳》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习惯简直有一种改变气质的神奇力量，它可以使魔鬼主宰人类的灵魂，也可以把他们从人们的心里驱逐出去。《哈姆雷特》我没有路，所以不需要眼睛；当我能够看见的时候，我也会失足颠仆，我们往往因为有所自恃而失之于大意，反不如缺陷却能对我们有益。《李尔王》要一个骄傲的人看清他自己的嘴脸，只有用别人的骄傲给他做镜子；倘若向他卑躬屈膝，不过添长了他的气焰，徒然自取其辱。《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都容易为表面的装饰所欺骗。没有比较，就显不出长处；没有欣赏的人，乌鸦的歌声也就和云雀一样。要是夜莺在白天杂在聒噪里歌唱，人家绝不以为它比鹪鹩唱得更美。多少事情因为逢到有利的环境，才能达到尽善的境界，博得一声恰当的赞赏。《威尼斯商人》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了好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在一切怪事中，人们的贪生怕死就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行为胜于雄辩，愚人的眼睛是比他们的耳朵聪明得多的。《英雄叛国记》疑惑足以败事。一个人往往因为遇事畏缩的原故，失去了成功的机会。最好的好人，都是犯过错误的过来人；一个人往往因为有一点小小的缺点，更显出他的可爱。《量罪记》他赏了你钱，所以他是好人；有了拍马的人，自然就有爱拍马的人。《黄金梦》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皆大欢喜》赞美倘从被赞美自己的嘴里发出，是会减去赞美的价值的；从敌人嘴里发出的赞美才是真正的光荣。《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黑暗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探察他的居心。《麦克佩斯》要是你做了狮子，狐狸会来欺骗你：要是你做了羔羊，狐狸会来吃了你；要是你做了狐狸，万一骗子向你告发，狮子会对你起疑心；要是你做了骗子，你的愚蠢将使你受苦，而且你也不免做豺狼的一顿早餐……《黄金梦》魔鬼为了陷害我们起见，往往故意向我们说真话，在小事情上取得我们的信任，然后我们在重要的关头便会堕入他的圈套。《麦克佩斯》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做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倘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一报还一报》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他一味对镜自赏，自吹自擂，遇事只顾浮夸失实，到头来只是事事落空而已。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也必须在他们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再由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会体会到他本身的价值的存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探 究】悲剧作品从人物悲剧命运造成的原因上可分为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试从读过的文学作品中举例加以阐述。【推荐阅读】Ø《哈姆莱特》(英）莎士比亚著 朱生豪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Ø《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及其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Ø《〈哈姆莱特〉诠释与解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悲剧与人类意识》赵凯 学林出版社2009年【远古先秦音乐】 我们的祖先和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一样，经历了几十万年原始氏族公社的生活。氏族公社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阶段。我国地域广大，各地都发现有远古人们活动的遗迹，但其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各种类型的文化在每个历史阶段存在和延续的时间，有先有后，有长有短，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大致说来属于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有距今约六千年左右的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与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它们的音乐遗物证明，黄河、长江流域是中(蟹)华民族音乐文化的最早发祥地。约五千年前，各个氏族部落先后进入氏族社会晚期，音乐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属于这个时期的龙山文化、青(蟹)龙泉三期文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乐器皆可为证。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创(蟹)造了原始音乐。从现存远古传说，可以看出音乐起源于劳动，并与巫术、原始舞蹈、诗歌溶为一体，为劳动实践和氏族集体的利益服务。我国古书所载“百兽率舞”与“奋五谷”等传说均说明它们与先民们的祭祀、狩猎、畜牧、耕种生活有关。各个文化遗存地区出土有原始乐器，如陶埙、用禽兽肢骨制成的“骨笛”、陶角、鼍鼓及陶铎等。从公元前二十世纪的夏朝起，我国历史进入奴隶社会。关于夏文化仍在探索中。夏以后的商（约前17—前11世纪）和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0年），已是文明灿烂的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音乐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出现了《桑林》、《濩》（hú音户）、《裓》（jiè音节）、《大武》等乐舞，并有更多的乐器品种出现。此外还产生了多种音阶调式，创立了十二律，已经有了绝对音高、半音观念，对旋宫转调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兴办了一些音乐教育事业。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和封建社会初步形成的时期。当时列国纵横，战争频繁，几百个小国逐渐归并为几个大国，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各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也推动了音乐文化的发展。首先在郑、卫、宋、齐、（今河南、山东）各国，商周旧乐“雅颂”开始失去往昔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民间新乐“郑声”日益受到重视。《诗经》所载十五国“风”和二“南”、“小雅”，很多都是各地优秀的民歌或贵族的吟唱。城市中的音乐生活也很丰富，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民间歌手和器乐演奏家。以编钟为主的钟鼓乐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南(蟹)方楚、越、滇等地的音乐文化相当发达。大诗人屈原填词、楚国女巫祀神时唱的“楚声”——“九歌”，越国裸体女巫跪唱祭祀的铜雕，滇人祭祀时敲击的铜鼓、羊角编钟，似乎使我们看到了南国艺术特有的神韵和丰采。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理论空前活跃。见于曾侯钟的乐律铭文和《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音律》的三分损益法，记述了我国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音乐美学方面，儒家孔丘、荀卿、公孙尼重功利、重情理；道家老聘、庄周重艺术、重精神。他们的见解，对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育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一、“百兽率舞”与《奋五谷》先秦典籍《尚书》中记有“击石挝石，百兽率舞”的传说故事。大约在几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开始进入以渔猎为生的母系氏族社会。他们在劳动之余需要抒发和表达生活和劳动中的感受，用艺术的形式再现狩猎时手持武器与野兽搏斗的情景，于是产生了用于祭祀以狩猎为内容的原始歌舞音乐。所谓“击石挝石，百兽率舞”，就是远古人们敲击着石头化装成各种野兽歌舞祭祀的生动写照。近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出上的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其内壁上有五人一列，共三列舞人，环绕盆沿形成圆圈。下面有四道平行带纹，代表水面。盆中盛水以后，这些舞人好像在河边，摆动着身上装饰的兽尾，欢快地歌舞。从画面来看，舞者神态逼真，作育节奏的跳跃动作。它是我们了解原始社会歌舞的生动的形象资料。至于敲击的石头，最早可能是原始的石制生产工具，后来逐渐演变成祭祀时伴奏歌舞的礼乐器。近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文化遗址，发现了至今年代较早的“石磬”（图2）。它的斜上方，有一个悬桂用的圆孔，并有长期使用的磨损痕迹，整体打制得非常粗糙，有的棱角还十分锐利，形状像耕田用的石犁。我们曾将它悬挂起来敲击，仍能发出清脆嘹亮的声音。测音结如表明，其音高为 大约从六、七千年前起，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我们祖先的经济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变。他们除狩猎以外，已经开始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在音乐上得到相应的反映。传说在一个叫做葛天氏的氏族里，流行着一种集体歌舞。表演时，由三个人手里拿着牛尾，踏足而歌。殷商时代甲骨文中的“舞”字，写作“”或“”，像一个人两手各执一根牛尾在舞蹈，就是表现了当时人们跳舞的形象。《吕氏春秋》记载，跳这种舞蹈时所唱的歌有《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等八阕（què音缺）。其中，《奋五谷》是祝愿五谷更快地成长；《遂草木》是祈求牧草长得更加茂盛，《总禽兽之极》是希望牲畜繁殖得很多；《敬天常》和《依地德》是颂扬天和地的功德，反映先民们为了耕种的需要，对气候和土壤的重视；《达帝德》、《载民》、《玄鸟》（燕子）等，则是歌颂祖先与图腾（氏族的标志）的。在原始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如生死、风雨、雷电等，都不能理解。为了更好地生存，他们常常在一定的季节举行种种宗教的仪式，唱歌跳舞，祈求祖先、天(蟹)地、图腾保佑他们，希望风调雨顺，免除灾难，更能够五谷丰稔，牲畜兴旺。这八首歌就是在宗教仪式上唱的。它的内容说明，农耕和畜牧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奋五谷》等乐舞在音乐上有何特点，由于年代久远，已难以查考。看来它与原始舞蹈结合紧密，可以推知节奏应是它的基本因素。曲调可能较为简单朴实，古人记载说原始歌曲“乐而无转”（《盐铁论》），其旋律性不强，是可信的。二、治水之歌一《大夏》《大夏》传说是我国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产生的著名的歌舞。 大约四千年前，黄河流域洪水为患，农田无法耕种，人民颠沛流寓。传说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舜（shún音顺）任用鲸（gǔn音滚）来治水。鲸用筑堤堵水的办法，始终不能制服洪水。后来，舜又让鲧的儿子禹来治水。禹用了十年时间，日夜操劳，不敢稍懈，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终于疏通三江五湖，凿开龙门，让洪水通畅地东流入海。洪水平息后，禹又亲自拉犁开荒，发展农业生产。人民为了欢庆治水的胜利，歌颂禹的功绩，举行盛大的歌舞祭把活动，人们表演的乐舞，后来就叫做《大夏》。 春秋时期，南(蟹)方的吴国（今江苏苏州一带）有一个贵族，名叫季札，非常喜爱音乐。有一次，他充当吴国使臣，到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去访问。他听说鲁国保存了很多西周宫廷中的著名乐舞，就请求参观学习。鲁国很热情地为他演出了《大夏》、《韶》等古乐和“大雅”、“小雅”、“周南”、“召南”，以及郑、卫（今河南）、豳（bin音宾）、秦（今陕西）、齐（今山东临淄）、魏（今山西）、陈（今河南、安徽一带）等国的民间歌曲“国风”。 据说《大夏》演出时，舞者每八个人站成一行，称为一“佾”（yì音义）。舞者头上戴着毛皮帽子，袒露上半身，下身穿着白色短裙。右手持羽毛，左手持乐器“籥”（yuè音月），边唱边舞，颇为质朴、粗旷。季札看后，深深地被它的内容和表演所感动，说：“真美啊！像这样勤劳而又有道德的人，除了禹，谁能比得上呢？”季札的话，虽然带有过分赞誉的成分，但也说明《大夏》的内容确与大禹治水有关。所以商周以来，它一直被奴隶主贵族用来作为祭祀山川的乐舞。 《大夏》已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它共分“九成”（九段），用“籥”伴奏，又称“夏籥九成”。“籥”在甲骨文里写作“”像是用数根苇竹制成的管子，周围用绳子捆扎在一起，管子上端有一个吹孔，可以吹奏发声。一个籥，可吹出数个不同的乐音。这种乐器，就是后来“萧”（排萧）的前身。《大夏》用这种乐器伴奏，比起“击石拊石”的原始乐舞来，要进步多了。不过，因其乐音较少，推想其曲调可能比较简单。 除《大夏》以外，这个时期还流传一首与禹有关的南(蟹)方民歌。据《吕氏春秋》记载，禹在治水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涂山氏”氏族的女子。后来禹又到其他地方巡行，那个女子便派人站在涂山（今浙江会嵇）南麓，唱着她所作的“候人兮猗”这首情歌，等待禹的到来。这首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首南(蟹)方民歌。这首歌的歌词，实际上只有“候人”两个字，即等待她的情人的意思。它可能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里，人们的爱情生活。结尾的“兮猗！”两字，是感叹词。“兮”，古音读如“啊”，“猗”与“兮”字音相同。这种结尾形式表明原始歌曲是用婉转起伏的旋律抒发其强烈的思念之情的。歌词中词语的重复，说明旋律性已逐渐成为原始音乐的重要因素。三、埙的演变和音阶的形成与发展 埙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吹奏乐器。其形状有管形、橄榄鱼形、圆锥形等多种。它们的顶端都有一个吹孔，埙体上有的无按音孔，有的有若干按音孔。多为陶制品，也有骨制品。 埙的历史很悠久，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埙，是大约六千年前居住在今天浙江杭州湾河姆波遗址的居民使用的椭圆形无音孔陶埙与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两个陶埙。其中一个无音孔，另一有一音孔者能吹出一个小三度音程：即羽（F）与宫（bA）两个音。 据近年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殷商时期众多陶埙的测音结果来看，这些陶埙的绝对音高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可吹出小三度昔程。就是说，都能吹出后来五声音阶中的lado（羽、宫）或misol（角、徵）两个音，它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一种音阶形式。估计当时的乐曲，如《奋五谷》等，可能就是由这少数几个音组成的。 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在今天山西万泉县荆村和太原市郊义井村，还使用一种二音孔陶埙。这种陶埙能吹出三个音： 荆村埙义井埙 其中荆村埙吹出的音，构成一个纯五度和小七度音程；义井埙吹出的音，构成一个小三度和纯四度音程。就是说，荆村埙能吹出相当于后来G调五声音阶中的635（羽、角、徵）或D调的261（商、羽、宫）三个音。义井埙能吹出相当于G调五声音阶中的612（羽、宫、商）或C调的356（角、徵、羽）三个音。当时人们尚无绝对音高观念，因此，这两个埙实际上就是在半坡埙所吹出的小三度音程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商”音或“羽”音。它们所构成的两种三昔列，应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三声音阶。 据目前考古实物证明，埙的进一步发展是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近年在甘肃玉门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至奴隶社会早期的火烧沟文化遗址的平民墓葬中，出土了二十多个彩陶埙。其形休呈鱼形，鱼嘴处是吹孔，埙体上有三个按音孔。测音结果表明，这些埙的绝对音高各不相同，但都能吹出相当于后世五声音阶中的domisolla即宫、角、徵、羽四个骨干音。有的埙还能吹出fa（清角）。少数埙能吹出羽、宫、商、角四个骨干音。据此推想，当时可能至少已有上述以宫、羽为调式主音的两种四声音阶调式。 埙的基本定型，大体在晚商时期。实物有河南辉县琉璃阁殷墓、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三枚一套的陶埙和殷墟1001大墓出土兽面纹骨埙。三者埙体均呈圆锥形，有五个按音孔。测音结果表明，辉县埙与妇好埙基音相同，均为a，因此当时可能已有绝对音高的观念。从辉县埙的音阶结构来看，实际上是在甘肃埙两种四声音阶的基础上增添了两个变化音。如以a为宫，可构成宫、角、徵，羽与清羽及变宫的音阶序列；或以e为宫，可构成羽、宫、商、角与清商、清角的音阶序列。变化音的出现，说明已存在使用色彩性变音进行变化装饰或旋宫转调——改变调高转换音阶调式的可能性。 后世文献都说“商已前但有五音”，至周代始有“七音”。近年出土的殷王室妇好墓五枚一套的编铙能奏出相当于后世G调的56145的音阶结构，如果联系起来看，我国五声音阶正式形成，可能不会早于商周之际。 关于七声音阶“七音”的最早记载，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前632）。如果从商埙已能吹出七声结构中的某些偏音的事实来看，它的正式形成可能与“五声”相差不会太远。目前由于缺乏确证，尚难定论。 随着七声音阶的出现，牵涉到中国传统调式研究中经常遇到的新、旧音阶与清商音阶问题。旧音阶“角”、“徵”之间为“变徵”（#fa），半音位置在四度、五度和七度、八度之间；新音阶“角”、“徵”之间为“清角”（fa），半音位置在三度、四度和七度、八度之间；清商音阶“角”、“徵”之间为清角，半音位置在三度、四度和六度、七度之间（“”表示半音关系，其余均为全音）： 在上述三种七声结构中，五声音阶的五个正音始终处于核心的地位。这就是子产所说的“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左传·昭二十五年》）。 从现有测音材料看，辉县塌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七声结构，但是清角在火烧沟文化遗址鱼形坝已经能吹出的事实，以及清羽在辉县埙中的存在，说明上述三种七声结构都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音阶形式。 从半坡埙产生最早的一个小三度音程到晚商至春秋之际出现完整的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其间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漫长岁月，可见，人们对于音阶的认识是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的。四、巫与商代音乐 巫原是原始社会拥有较多知识、能歌善舞，传说能交通神人的神秘人物。 商殷的巫，与史、卜、贞等同掌占卜的职务，能替鬼神说话，影响国家的政治与国王的行动。《尚书·洪范篇》就讲到商殷的国王有疑难的事情就应该和卿士（高级贵族）、庶民（低级贵族）商量并以巫、史等所进行的“卜筮（shì音事）”定吉凶，“卜筮”的吉凶有决定行动与否的作用。占卜、祭祀时，巫常要唱歌跳舞来配合，所以巫也是商殷精通音乐与舞蹈的人。 商代音乐属于巫文明。 商原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以玄鸟（燕子）为图腾的原始部族。夏末，已进入今河南地区居住，并在汤的领导下灭夏建立商朝。商代在盘庚迁殷前（约前16—前14世纪），尚处于刚进入早期奴隶制的阶段，从郑州二里岗等早商遗址出上的二音孔或三音孔埙看，这个时期的音乐文化并不特别发达。在祭祀等重大场合，往往由巫主持表演本部族的传统乐舞《桑林》和赞颂汤代夏立商武功的乐舞《濩》等等。我国古书《左传》记有一(蟹)个(蟹)故(蟹)事：公元前641年，商王室后裔宋襄公在楚丘为晋侯举行盛大的宴会，晋侯提出要看宋国祖先的传统乐舞《桑林》。这个乐舞，据说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装成先批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由于它描写了筒狄吞玄鸟卵生商始租契的具体过程，因而使讲究礼法的晋侯看了十分害怕，不得不躲到房中去。商代音乐正因为带有浓厚的原始古风，而显得那么粗野离奇，荒诞不经。 商代音乐真正进入文明的盛期，是在定都安阳以后（前13—前11世纪）。出土于安阳殷墟王室墓葬的成组饰有狰狞可怖的饕餮、夔龙等纹样的各类乐器均可为证。这个时期，不仅王畿及其邻近地区，甚至一些偏远的方国，如武丁时进贡“亚弱”编铙的弜国、出有多件青铜大铙的今湖南宁乡与安徽、浙江、江西等地，均已存在相当发达、既有商文化特征又有本地特色的音乐文明。 商代后期，乐器的品种已相当多样，制作工艺也很巧妙。打击乐器有多种形制的铙、铎、磬（qng音庆）和鼓等。铙与铎，最早原是原始社会末期象征氏族贵族权力的礼乐器，用陶上制成。现存实物有陕西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的素面陶铎商代的铙均为青铜铸造，或手持演奏，或植于座上演奏。商铙因其形休的大小不同而有大铙、小铙之分。其中，单个的大铙，有人称为“庸”（yòng音拥）。卜辞中“其（置）庸，壴（鼓）于既卯”就说明这一点。由多枚铙组成一套的称为编铙。小型编铙比较常见，一般由三枚组成一套。近年在殷代大型王室墓葬妣（bǐ音比）辛墓中发现有五枚一套的编饶。我们曾对这套编饶进行测音，其音高大约相当于：G、A、C、F（？）、G，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大型编铙比较少见，现存实物仅见于湖南宁乡一带。商代的磬有石制、玉制和青铜制等多种。它分为两种，一种为单个的大磬，如安阳武官村殷代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纹饰瑰丽，声音悠扬。经测音，其音高为#C;，与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遗址出土石磬音高相同。一种是编磬，一般均为三枚一套。近年在殷墟西区出土有五枚一套的编磬。鼓，在原始时代已有，叫做“土鼓”，鼓框可能是由陶土制成，故有此名。另有一种大鼓，鼓腔用木制成，外施彩绘，鼓面蒙有鼍皮，又称鼍鼓。商代的鼓有多种，一般鼓身下面有鼓座，鼓身上面有羽毛作为装饰，甲骨文中的“”字，就是它的正面形象。近年在湖北崇阳出土一件晚商至西周早期的铜制贲鼓，即是这样一种形制。此外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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