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说》看韩愈散文的特色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从《师说》看韩愈散文的特色(肖旭)韩愈(70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审孟县)人，三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九岁步入仕途。先后作过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在监察御史任上，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被认为指斥朝玫，被贬为阳山令。元和十二年，从裴度平准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后二年，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后，奉召回京，任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韩愈，是我国古代继司马迁以后最杰出的散文大家。韩愈的散文内容比较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韩愈最擅长于论说文。他的论说文有严密的逻辑和紧凑的结构，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韩愈的《师说》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其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今天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文中所谓“传道”之道，是指儒家的正统思想。文章虽然肯定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但对他们却是轻视的。这篇体现韩愈进步教育思想的散文，既是他推动古文运动的重要创作实践，又是向青年传授求师之道的重要论文。关于《师说》的写作缘由，韩愈在文章的结尾处虽有说明，而实际上，此文是韩愈针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他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他又反复强调，文章兼有“明道”的作用，认为“道”是主体，是第一位的；“文”是手段和方法，是为“道”服务的。这是对六朝骈体文瘠义肥辞、无病呻吟痼疾的有力批判，是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一大进步。关于《师说》的写作背景及产生的社会效果，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譁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师说》引起世人“群怪聚骂”，正是因为它触到了世俗的痛处，体现了韩愈散文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战斗性。 韩愈是个复杂的人，在他思想中，既有革新、进步的一面，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师说》所体现的韩愈的教育思想，是闪烁着民主性的光华的。一，提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求师原则，强调能者为师，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学生只能墨守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把师和弟子关系社会化了。二，明确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认为弟子可以后来居上。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进步的教育观点。这些表明，韩愈的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当然，《师说》也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他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看不起有技艺专长的劳动人民。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这是我们不能苛责于他的。在强调文章要有“明道”作用的同时，韩愈又非常重视文章的表现形式。他说：“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又说：“辞不足，不可以为文。”(《上襄阳于相公书》)那么，《师说》在艺术上有哪些特色?严谨的结构《师说》按文意，可分四大段：第一段，论述求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指出：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真理和知识：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耆，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段的意思是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除疑惑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明白事理的，谁能没有疑惑呢?有了疑惑而不去请教老师，那种疑惑就永远解决不了。生在我前面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应该向他学习，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电该跟他学习。我拜老师是学习他懂得的道理，何必管他比我年纪大还是比我年纪小呢?所以说不论尊贵卑贱，不论年长年幼，谁懂得道理，谁就是我要向他学习的老师。第二段，批判世人耻于从师风气的种种表现，这段是本文的重点所在。“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 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着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共可怪也欤！”这一段的大意是：人们爱自己的子女，选择好的老师来教他们，可是对于自己呢，却把从师求教当作耻辱，这太糊涂了。孩子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学习断句的人，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除疑惑的人。不会断句，去请教老师，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却不去请教老师，这正是学了小的而放弃大的，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羞耻，而士大夫这类人，一旦有以“老师”和“弟子”相称呼的，有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就说：“那个人和那个人年纪差不多，学问也差不多。”他们认为把地位低的人称作老师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地位高的人称作老师则近于谄媚。从师求学的风尚得不到恢复，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士大夫们是看不起的。如今，土大夫们的智慧反而不如他们，这真是奇怪的事情!第三段，征引孔子言行，说明人皆可以为师，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子弟子”的道理。“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木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段的意思是：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向郯子、苌宏、师襄，老聃请教。郯子这些人，他们的品德、能力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一个可以作我的老师的。”所以说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高明，只是懂得道理有早有晚，学术技能上各有专长罢了。第四段，说明写此文的原因。“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最后一段的大意是：李家有个孩子叫蟠的，十七岁了，喜欢古文，六经以及它们的注释全学习了。他不受时俗的影响，来向我求教，我赞许他能行古人求师之道，就作这篇《师说》赠给他。从上述论证过程可以看出，作者先是正面阐述师者的职责、功用，并开宗明义亮出自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论点，十分简明扼要，为全篇立下了主旨。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社会上耻于相师的陋习，反复运用对比手法，揭露其自相矛盾，荒诞不经。最后，又引经据典，用人们崇拜的圣人孔子的行动和言论，再回过头来正面阐述学无常师、学生可以超过先生的道理，以增强论证的权威性。文章有事实，有道理，有立论，有驳论，立论坚定稳固，不容置辩；驳论条分缕析，切中要害。全文围绕着主题，思路层层演进，自然合理；逻辑完密严谨，无懈可击，故虽只有四百六十多字，却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凝练的语言语言上力求创新，是韩愈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他有句名言：“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就是说，当要把心中已经形成的思想倾注于笔端时，最重要的是摒弃那些陈陈相因的熟词套话。他用词力求准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比如，他只用了“传道、授业、解惑”六个字，就把老师的职能包举无遗。他十分注意文字的口语化，力矫骈文玩弄典故、诘屈聱牙之弊。《师说》全篇浅易晓畅，明白如话，没有用过一个典故。他主张“因事陈词”，“辞事相称”(《进撰平淮西碑文表》)，遣词设句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而长短错落，竭力用精炼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他在嘲讽某些人为自己子女慎重择师而本人却不虚心求师的矛盾现象时说：“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兀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理条清楚，词约意丰，十分简练地勾勒出他们舍本逐末、愚昧可笑的面目。又如他在描摹世人耻于相师的心理活动时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这些人浅薄无知而又自鸣得意的神态，跃然纸上。作者的刻画是如此入木三分，而用词又是如此经济凝练，达到了他自己提出的“半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词”(《上襄阳于相公文》)的高妙境界。在文章的句法上，《师说》根据论证过程中的不同需要，相应地采用了判断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反诘句(如“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感叹句(如“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及陈述句等多种形式，使文章气势多变，跌宕有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精当的修辞在修辞方面，《师说》也很有特色。首先，它运用了许多对比的手法。在文章的第二段，作者接连把三组对立的事实摆在读者面前：一，“古之圣人，其书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远矣，而耻学于师”。二，“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这三组对句，把人们对待从师的态度归成两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从情理上把耻于相师的人驳得体无完肤。《师说》还注意内容上的前后呼应。在第一段，作者提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在后段，他就批判了“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错误论调，前两句是承前段“无长无少”而言，后两句是对前段“无贵无贱”而发。这样前后照应，加强文章内部的有机联系，才能在短短几百字里把道理说清说透。顶真是论说文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师说》也把它运用得恰到好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写法，可以使文章思路连贯，论述缜密，读起来有一种明白流畅的快感。宋代大文豪苏轼曾高度评价韩愈的散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我们今天读他的《师说》，仍然可以从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得到一定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