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韩愈创作《师说》的动机内容摘要:提到韩愈的《师说》,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很熟悉。再教此文,突然觉得耍理解韩愈《师说》的思想内容,除了需耍依据全篇的内容,还必须联系作品的社会背景、作者生平经历等情境。关键词:韩愈《师说》创作动机这样解读《师说》,其结尾就不仅仅是附记性质的文字,文章的思想内容也就不单是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韩愈为什么要作《师说》?从表面看结尾从写作缘起作了解答,是为了赞许李蟠。究其原因就是一个“能行古道”。具体分析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另一方面是“不拘于时,学于余”。为什么李蟠能做到以上两条,就值得韩愈为他写篇文章赠送?正因为李蟠以他自己的求学经历实践了韩愈古文运动的思想。这恰好成了触动韩愈针对现实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斧正。一•置流俗于不顾,加青眼于后学“不拘于时”,所谓“时”,就是时俗,指当时“耻于从师”的不良社会风气。所谓“古道”,文中是指唐代以前由古以来尊师重道的风尚。韩愈生活的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监修学。但是,当时上层士族的子弟,不管品德智能高低,凭着高贵的门第,生来就是统治者。因而,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错误认识,
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了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上层“士大夫之族”非但自己不从师学习,也反对像韩愈那样公然为人师之人,并且对别人的从师学习“群聚而笑之”。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的韩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这种恶劣风气深恶痛绝。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Z不酬,礼貌Z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也。苟來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尊重的态度对待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当时向他请教的青年后学愈来愈多,他非常热情,対青年们奖励和指示有加。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会引起“不学无术者”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韩愈认为,所谓“师”,是指学业上事业上已有所成就的掌握“道”的人。有了疑惑,向人请教,这本是很正常的芋,但当时那些“不学无术者”以从师为耻,把当老师的人视为“狂人”。面对当时社会上出现这种学术逆流,韩愈廿冒狂名,抗颜为师,奖励投书请益的青年后学李蟠等。《师说》结尾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來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就这一点而言,近代伟大的青年导师鲁迅的精神是与他一脉相通,并发扬光大了的。《师说》开始的“古之学者必有师”、“人非生而知之者”,严正批驳了上层“士大夫Z族”宣扬的血统论和先验论,明确指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职责认识的局限,把教师的职责从“授
之书而习其句读”,扩大到“传道授业解惑”,打破传统师法森严的壁垒,把教师弟子的关系社会化了,提出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传到授业解惑”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平等的、相对的,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不过是因为“闻道冇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即能者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他论及当时社会上各种“耻学从师”的现象,慨叹山古以来的“从师问道”的风尚久已失传。以致于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IE韩愈借《师说》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联系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我们从中就可看出韩愈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也就更能明白他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顽固的“士大夫Z族”的反对,遭到当权者的重重排挤,以至“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作者赞许的正是李蟠的这种“师道”精神,“学于余”也不说明自己值得李蟠去学,其实是“学于道”,因为作者已说明“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而已。二、匡复“儒学”正道,阐发儒家“道”义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以期王朝屮兴。与强烈的屮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的思潮推向高峰。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解救现实危难。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主要
是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制度。无疑,从语境角度解读《师说》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把“传道”、“师道”、“能行古道”等等“道”义作为理解的重点。准确把握“道”的实际内涵是“儒家思想”,要从“传道”的角度去认识韩愈反对流俗见解的巨大勇气和斗争精神。再来联系他曾作《谏迎佛骨表》,他认为为人君的应当以儒家和纲常伦纪为依凭,不可崇佞佛教。可以说作《师说》是韩愈为了维护儒家的道统,抵制由佛教影响造成“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作的一次努力。三、摒弃骈俪辞章,首侣“文以明道”作为占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韩愈以他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优秀的古文创作,为该运动的后继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师说》正是这样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那样言之有物,耍阐发孔孟之道;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骊文章;语言要新颖。《师说》赞扬李蟠“好古文”,就是指的爱好他们提倡的那种古文。韩愈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莫政治实践的一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空洞而返归质朴真切,创作了大量包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师说》中作者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文中,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真正的文学境地。它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从正反方面申说“古之学者必有师”的道理。全文整齐的排偶句和灵活的散句交错运用,配合自然,使语言奇偶互现,错落有致,气势如虹,峨峨雄壮。在重视文采、语言和技
巧上建立新的论说文美学规范和秩序。总之,从语境角度解读《师说》,真是别冇一番风味。它反映了现实,发“做真儒家”“走正儒道”的先声,由反流俗力量来表达强烈感情倾向,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师道”思想;它也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存在明道倾向。解读韩愈,也可以把《师说》看作是他倡导古文运动的一个庄严宣言。(作者单位:河南鹿邑县教师进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