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师说”及其影响

　　韩愈的“师说”及其影响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闻焉。今之众人，其下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於其身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惑，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欤？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贻之。在这篇为弟子李蟠而作的文章中，韩愈开篇即将“传道”作为“师”之首要职责。所谓“传道”就是要传授孔圣儒学之道，并且，“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传道”之师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在韩愈所处时代，社会生活中对于师生传“道”之事，大多数人却无动于衷，漠然视之，不仅家长为孩子“择师而教之”，只是为了“授之书而习其句读”，并非以获闻圣道为目的，而且儒士大夫之间虽有师弟相称，却或之“群聚而笑之问之”，或则朋比为党，“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这使他不得不深浑地叹惋：“师道之不复可知矣！”所以，他要很认真地向人们重提孔子“三人行，必有吾师”的教诲，讲述孔子学无常师以求获闻大道，并且“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故事，以期学者“无贵无贱，无长无幼”地择善而从，唯“道”是求。如此，儒学振兴方能有望，孔圣之道才能代代相承，永存于天地之间。这确乎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一个严重问题。柳宗元曾述其时状况道：“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 （1）在这种风习下，韩愈不仅著《师说》，提振“师道”，而且毫不含糊地招收生徒，传道、授业、解惑，践行其“师道”。但这并不为世风所容，每每受到人们的讥讪。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常牵引，而增与为言词。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常熟，又絜絜而东，如是者数矣。（2）由此当可想见韩愈以师道传授儒学所承受到的沉重的社会压力。唯其如此，柳宗元虽亦重视“师道”，却一再拒绝收徒为师，并坦言自己才能、胆气均不如韩愈。这就使韩愈只能“独谓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跆而复奋”（3）了。“师道”之失，其来有渐，非唐所始。在先秦，孔子本是通过私人讲学亦即通过彰显“师道”来宣扬其学，并创立起儒家学派的。孔子殁后，七十二子之徒乃至子思、孟子、荀子，也都代代相传孔子之学，宣扬和发展、光大儒家思想。所以，早期儒学发展过程中，“师道”与“儒道”密不可分。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儒者与儒道均无甚地位可言。迨至两汉，儒学逐渐获得了独尊地位，但汉儒之学虽也师徒授受，甚至还很讲求师承家法，其所重者却是章句训诂而已，并不以宣扬儒道为意。魏晋以还，玄风骤起，释、老盛行，儒门淡薄，不断如带，圣道愈益湮而不彰。至唐韩愈所处之世，人们讥讪“师道”，表面看是不愿从师向学，实际上反映的乃是对汉魏以来儒学厌弃的心态。这也是儒学既发生内部危机，又受到外部冲击的反映。韩愈在这种背景下提倡并践行“师道”，就具有了应对外部冲击、消解内部危机，从而振兴儒学的意义。故其通过“师道”宣扬儒学的根本道理，其实就是对汉以来儒者章句之学传授方式的重大变革。这当然会遭到安于旧来学习方式人们的反对。柳宗元虽未像韩愈那样收徒为师，但在提倡“师道”方面与之有共同认识，故而他也对章句之学深致不满：“仲尼岂易言哉？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并提出真正有志于振兴儒学者就不应再为“章句师”，而应自觉认识到并担负起自己的职责：“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4）受韩愈“师说”影响，宋儒对如何“传道授业”、光大儒学问题十分重视。欧阳修接过韩愈的话头，进一步畅谈“师道”的重大意义，他在《答祖择之书》中说：三代之衰，学校废；至两汉，师道尚存，故其学者各守其经以自用。…… 后世师法渐坏，而今世无师，则学者不尊严，故自轻其道。轻之，则不能至；不至，则不能笃信；信不笃，则不知自守；守不固，则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学者惟俯仰徇时，以希禄利为急，至于忘本趋末，流而不返。夫以不固不信之心，守不至之学，虽欲果于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利禄之诱、刑祸之惧以迁之哉！此足下所谓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鲜而未有合者，由此也。（5）这就很贴切地阐明了“师道”与儒学二者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儒学所以难于振兴，实因师道缺失或师道不立。读孔子之书、修儒者之学者，多为弋获功利而非坚持古道，这样的人既无古道作为内在精神生命的支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对于儒学的真正信念，自然也就经不住“利禄之诱，刑祸之惧”。依靠这样的人，又如何能使儒学抵抗住释、老二氏冲击而得到振兴呢？其实，如欧阳修所说的经不住“利禄之诱，刑祸之惧”者，古往今来不知凡几，这很值得今人深思。如果说欧阳修从理论上发展韩愈的“师说”，那末，孙复和石介则以其自身实践来为人们提供了树立“师道”的表率。孙复（993一1057年），学者称之为泰山先生；石介（1005一1045年）是东京一带素有声望的学者，却对孙复执弟子礼。据说孔道辅（孔子后嗣，其时颇有名望的官员）谒见孙复时，“（石）介执杖屦侍左右，先生（孙复）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及其往谢也，亦然。鲁人既素高此两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 。（6）此外，胡瑗亦通过在湖学和太学教授生徒，严格师弟子之礼，树立师道尊严，为加强师通竭尽努力。这样，唐代后期韩愈始倡，经过欧阳修和孙复、石介、胡瑗的弘扬与实践，儒家“师道”终于自先秦之后而重新树立了起来。到二程建立理学之后，这师道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