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课资料韩愈和《师说》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为昌黎（今属河北），故世称韩昌黎。韩愈自幼勤勉好学，沉潜诗书。唐德宗贞元八年（792）中进士。贞元末，官监察御史，因上疏请求减免灾民赋税，贬阳山令。唐宪宗元和年间，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迁刑部侍郎。不久即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穆宗朝，历官国子监祭酒、京兆尹等，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故后世称韩文公。[在思想上，韩愈推崇儒学，排斥佛老；在文学上，他崇尚秦汉散文，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并因此倡导了有革新意义的古文运动，强调文学要为儒学道统服务，要求言之有物，辞必己出。韩愈诗文都有很高成就，尤以文章著称。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内容殷实，有以反佛、明儒道为内容之长篇，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有嘲讽社会现实之杂文，如《杂说四首》《送穷文》《进学解》。也有论述文学思想之作品，如《与冯宿论文书》《答尉迟生书》《答刘正夫书》。其文气势壮盛，辞锋骏利，语言练达。后人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对唐及后世散文创作有巨大、深远影响。与此同时，韩愈以诗为文，把写文之手法融入诗中，在诗的句法、章法、韵等方面作了改动，白居易、欧阳修、黄庭坚、苏轼等无不受其影响。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所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
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韩愈的古文1.道与文的关系。至道与文的关系，韩愈以为就学习而言，要“因文见道”；就创作而言，要“文以载道”。《答李秀才书》云：“然愈之所以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陈生书》云：“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题哀辞（欧阳生哀辞）后》云：“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这就是说学习古文的原因，为的是“因文见道”。《答刘正夫书》云：“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上兵部李侍郎书》云：“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上宰相书》云：“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送陈秀才彤序》云：“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所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这就是说创作古文的原因为“以文载道”。所以道是文的实质，文是道的形式。《答李翊书》云：“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则所重者是道的实质，其次才是文的形式。所以《答李翊书》又云：“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其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哗，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尉迟生书》亦云：“
夫所谓文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2.“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至文学的产生，韩愈以为由于“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扰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文学既生于不平之鸣，则愈不平，其文学愈善；而不平的因素虽多，最直接的是穷困，所以“文穷益工”。《荆谭唱和诗序》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种“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说的产生，其历史的来源，大概可以上溯于司马迁的一切著述，率谓其由于“抒其愤思”。韩愈颇推崇司马迁，司马迁的学说，当然可给他以极大的影响。然韩愈的特别提出这种说法，与他的不得志有关。他“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亦未即得仕。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后来三上宰相书，遍于当时执政者，虽爬上了仕途，而迭遭贬谪，几至杀戮。由于作《进学解》以解嘲，作《送穷文》以自谑。《送穷文》列举急欲送出的穷鬼有五个，就是智穷、学穷、文穷、命穷和交穷。的确他不惟仕途失败，文誉也不佳。《答李翊书》说“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正反映文誉的穷厄。《与冯宿论文书》说得更明白：“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人则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几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渭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这样当然使他穷得不平。不幸他又不是优游的隐士，而是有极大抱负的学者，因此益感不得志行道之苦，“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志益困（《上兵书李侍郎书》），遂由不平则鸣、文穷益工的事实，作出了不平则鸣、文穷益工的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韩愈论学习方法1.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的精深，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道德行为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败毁在于因循苟且。韩愈所说的勤，表现为口勤（多吟诵），手勤（多翻阅），脑子勤（多咀嚼、多思考），日以继夜地学习。他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勤奋以学，长年不懈，这是他对前人治学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治学多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如他所说：“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2.在博的基础上求精。韩愈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领悟到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博与精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博就不可能有精；没有精，博也只不过是一种大杂烩。他一方面强调博学，提出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另一方面又要求精约，提出“提其要，钩其玄”。这就是说，学习时要把握住要点，探索其精微之处，融会贯通，领会其精神实质。他一方面强调学习的系统性，反对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另一方面又要求学习时沉浸酞郁，含英咀华，深入钻研并沉醉于古籍之中，细细体味其精华。3.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韩愈认为师古圣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以古人为师，不必拘泥于章句，而要学习其思想、方法，要活学。如果只会背诵，模仿古圣贤人的陈词滥调，那么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剽贼罢了。“降而不能乃剽贼。”他赞成吸取前人的优秀成果，又反对沿袭剽窃，主张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他反对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他主张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闳其中而肆其外。他说：“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韩愈在文学上的较深造诣，能够造语生新，独具风格，自成一家，就在于他能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在于他深入思考：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韩愈提出的业精于勤、提要钩玄、含英咀华、师意不师辞以及闳中肆外、心惟其义等学习方法，是一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见解，可以作为我们进学的参考。（《中国教育史》，毛礼锐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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