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论语复习之3待贾而沽

待贾而沽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说明孔子有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人生追求。孔子五十多岁时，在鲁国做过官，但很快就下台了。接着，他开始了漫长的“周游列国”，可最终没有人重用他。14年之后，他无奈地回到鲁国，重操旧业。再5年，郁郁而终。那岂不是说人不出名，终生遗憾了吗？ 所谓人生在世，名利二字。一个“名”字，白了多少少年头，流了多少英雄泪！“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这是三闾大夫屈原的恐慌。“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这是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和精神慰安。“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这已把对“名”的追求推向了极端。　　至于“功成名就”、“扬名显亲”等，更是铸造着中国读书人的人格心理。就是孔子自己，如我们在前面已多次谈到的那样，虽然反复申说“人不知而不愠”之类的话，但也感叹“没有人知道我啊！”（《宪问》）不被人知道，不被人了解，也仍然是孔子作《春秋》也是为了“自见于后世”。（《孔子世家》）说穿了，正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因此，儒学并非不重名，并非不喜欢“令广誉施于身”（孟子语），而只是反对声闻过情，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罢了。有道是，追名逐利。世不重名，则人尽趋利。如此说来，追名倒也并不是坏事。至少可以使我们不生活在一条人人争权夺利的单行道上吧！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孔子教人的中心，都在这个思想，他说只怕自己无能，没有真才实学，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只要要求自己，充实自己。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写《史记》，在《伯夷列传》中，特别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孔子说，一个君子，最大的毛病，是怕死了以后历史上默默无闻，与草木同朽。但是历史留名，谈何容易？我们研究历史哲学时，常问同学们，脑子里能记得几个皇帝的名字？一个人当了皇帝，就现实来说，那已经很够了吧！死了以后，不必多久，连名字都被别人忘了，人生的价值又何在？历代有那么多宰相，民间又记得几个？历代有许多状元，我们知道了几个？而他们对于历史、对于国家社会贡献了什么？老百姓知道的少数历史人物，还是靠小说捧出来的，其他大多数的，有谁知道？所以，后世留名，谈何容易！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留了名。在功业上的历史人物，文天祥、岳飞，也是少数；至于其他历史人物，又有几人知道？从这里看人生，多渺小！在目前很短暂的一段当中去争名，上台去镜头上亮一下，有什么用？伊藤博文的话不错，求名当求万世名。 人谁不好名？看好在哪里。一个人真想求名，只有一途——对社会真有贡献。要历史留名实在太不容易，可是三代以后，未有不好名者，所以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但好名看什么名。遗臭万年也是名，但有什么用？真的大名，要对历史有贡献，就太难了。求利之道也是一样，几十年来，看到那么多朋友，发那样大的财，最后怎样？岂待下文分解。所以名利之道要看通的。真了解了人生，确定自己究竟走哪条路才是最重要的，不然就一生很其实，很本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分的企求。一个真正的君子，都是要求自己，学问也好，一切事业也好，只问自己，具备了多少？充实了多少？努力了多少？一切成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依赖别人，不要因人成事。在内省的修养方面，只问自己应对人如何，而不要求别人对你如何。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这些都是讲君子、知识分子的学问标准。要做到一个君子，必须矜而不争。“矜”是内心的傲，（骄与傲是两回事。没有真本事，看不起别人，是骄；有真本事而自视很高，是傲。）傲要傲在骨子里，外面对人不必傲，内在有气节，穷死饿死可以，绝不低头，这是矜。“群”则是敬业乐群，彼此相处融洽，但不营私，不走营私的路，走的大公之路。对于人的观察，不要听了对方一句话说对了，就认为他统统对了；也不要因为对方某一点不好，而因此不听他的好意见。上面这些话，都地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为中心，而引伸出来的。——南怀瑾《论语别裁》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评析】作为一个修道的人，难道还能任小人祸国殃民，任小人危害人类的精神世界吗，那一个修炼人的慈悲体现在什么地方？连这样的祸害人类的小人都坐视不管，那还是一个懂道理的人吗。因此子路不让他去，孔子说，我难道就像一个匏瓜中看不中吃吗！运用比喻。①表现孔子出淤泥而不染的自信。②含有对子路的责难进行申辩的意思，反映孔子心理上的尴尬和矛盾。表达形象生动，较一般陈述句更有感染力。练习三 追寻孔子行为背后的动机。从课文中可以看出，孔子热心于仕途，既有“替天行道”的社会责任感，也有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人生追求，还有从政的强烈自信。这里最主要的恐怕还是第一点。正是这种救世的自觉，使他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孜孜不倦地寻求施展抱负的舞台。这种力求用世的态度，比一般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态度更为积极。圣人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圣人之道，非一家之道，非一国之道，乃普天下之道也。据乱世而奔小康，小康世而进大同也。天下大同者，天下各国远近大小若一也。周游列国而不被用，圣人则藏之矣。圣人将其藏于何处？一曰藏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二曰藏于得其真传之圣徒，三曰藏于其言行，这就是被孔门弟子记录下来的《论语》。练习一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第一种解释，朱子把“道不同”理解为道德修养方面的邪与正之间是不能妥协、合作的，至于说谈判，恐怕不能叫做“谋”。两者就好象走向相反方向的两种人，他们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因此，不可能谋划到一起去。第二种解释，《十三经注疏》把“道”不同理解为具体的职业技术不同，“各精其事，不能为谋”。第三种解释，张岱说：天下道理本来就不同，如果能得道，那么，不必强求完全相同，各自按照所得的“道”去做就行了。这种解释就好比说老子、孔子、释迦牟尼所得的道不同，但都是得道的人，他们不必互相商量，却可以各自按照自己所得的道去做。所谓“人各有志，不能强勉。”“道”在这里的外延较广，既指人生志向，也指思想观念和学术主张等。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司马迁感叹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真是各人追随各人的志向啊！”这是政治态度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　　司马迁又说：“世上学老子的人不屑于儒学，学儒学的人也不屑于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不是说的这种情况呢？”这是思想观念、学术主张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　　卡尔·马克思引用过诗人但丁的一句名言，叫做——“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 不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吗？ 孔子的自信通过以下方式体现出来：从内容说，一是将自己直接系于周文王之后，有一种雄视百代的气势；二是用归谬法证明自己受命于天，表明自己的命运非常人所能改变。从形式说，使用两个反问句，增加了不容置疑的力量。练习二：从政的强烈自信 【评析】阳货提出两个重大的问题让孔子回答。孔子也只能实话实说，有治世之能而不救民于水火算不上仁，有志参政而又屡次错过机会不能算明智之举。阳货听后依然没有指责孔子也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如何，而是感慨时光流逝岁月不饶人。孔子不好再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能当场表态：好了，我决定为官从政。至于是否一定付诸行动就另当别论了。也许是孔子的随机应变，也许是孔子的敷衍之词，也许是孔子的无奈表白。练习二文言常识：给出、收进用同一个词表示的，有以下词：沽、贾、鬻、售、乞、丐、贷、假等。 孔子一生仕途坎坷。但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封建统治者就把他的学说定位为“国学”、“正统”，当成统治人民的工具。孔子也因此世享太庙，千古流芳，加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等头衔，被目为文化的代言人。　　能享此殊荣，当然与他思想上的成就有关，但更重要是因为其强烈的宗法制等级观念，和一些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安定社会的言论，如教人民本份的“温、良、恭、俭、让”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教臣子忠君的“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和“事君，能致其身（侍奉君王，可以不惜生命）”；甚至公然愚民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假设：如果他主张更富哲理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类，还会被历代君王重视吗？　　孔子原梦想做个政客，最后不得志郁郁而终，他哪里知道：自己无意中做了最成功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博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比做个把诸侯强多了。这真是历史跟他开的一个玩笑。　　这是文人与政治互利互惠取得“双赢”的经典个案。后世附庸当权者欺世盗名的文人也层出不穷，可随着所处朝代的灭亡，历史总会还他们真实的面目。儒家思想适用于任何“家天下”的政权，所以孔子能雄踞文坛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 补充材料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译文】孔子对颜渊说：“用我呢，我就去干；不用我，我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到这样吧！”子路问孔子说：“老师您如果统帅三军，那么您和谁在一起共事呢？”孔子说：“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会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我要找的，一定要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 如果不能如愿以偿，我们就怨天尤人，没有用，除了增加别人的反感或得到一点廉价的同情，除了使自己的心里更增添忧愁烦恼之外，得不到任何好处。解决的办法在哪里？在于确定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学习。一旦学习是为了自我的修养，无论是道德的修养还是能力的修养，那么，修养好之后，我们可以努力寻找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把我们所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到实践中去，使自己得到充实和自信，使他人也受益。可是，我们能否如愿以偿，却有时间因素、空间因素、人为因素等等的制约。苏秦首次拜见秦王，秦王说采用苏秦之说的时机还不到；杜甫有才有德，但是生逢安史之乱，如何能“致君尧舜上”？我们自我修养好了，按正道去努力寻求机会了，不能如愿以偿，有何可怨的呢？此时此刻，我们仍然拥有我们的修养，就好比我们还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就好比我们仍然拥有我们的珍宝。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不满而放弃了自己的“家”，不要因为一时没有人欣赏而放弃自己的珍宝。这就叫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选择什么样的人来一起完成，非常重要。好比领兵打仗，做将军的选择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胜负。如果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力量和大胆，赤手空拳地要去和装备齐全的敌人去打仗，也许有成功的可能，但是，终归是冒险。他个人的失败也影响到你的事业，这样随便冒险的人，能与之为伍吗？虽然他说“我不怕死”，但这种人只能是空有血气之勇，难以成事，而足以坏事，要想成就事业，能与之为伍吗？面对事情，知道谨慎小心，不掉以轻心，不盲目自大，能够事先谋划，不匆忙上阵，不畏缩不前，这样的人，才是能够成就事业的人，才是我们可以与之为伍的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人，这种人智勇兼有，符合“勇”的规定。 【原文】 14·3子曰：“邦有道，危(1)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2)。”【译文】孔子说：“国家有道，要正言正行；国家无道，还要正直，但说话要随和谨慎。”【评析】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当国家有道时，可以直述其言，但国家无道时，就要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祸端。这是一种为政之道。当然，今天这样的作法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在一些为官者那里，更是精于此道，这是应当给予批评的。 【原文】 15·7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译文】孔子说：“史鱼真是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的言行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的言行也像箭一样直。蘧伯玉也真是一位君子啊！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辞退官职）把自己的主张收藏在心里。【评析】“君臣以义合”的观点,意思是“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陆贾说：“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所以，君臣关系不是牢不可破的关系，国君的作为符合道义，臣子才能“以道事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与仁民爱物的儒学原则相统一。如果君王有道，臣子的道义就可以得以推行；如果君王无道，那么，君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离开君王，以便减少君王的过错；另一种是离开君王，收敛自己的言行而保持自己的节操清白端正。在这两种选择中，需要看君王的无道是否可以得到纠正或减少，还要看自己的道德修养程度是否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如果君王已经是虐民害物的“独夫民贼”，那么，就不一定仅仅是这两种选择中的一种了。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评析】只看此语，好象孔子成了一个隐士，而且好象也在提倡着当隐士一样。假如孔子真想当一个隐士，何必再周游列国呢？实际上，孔子在这里所说到的人最高的只是贤者，还有一种更高修养的人，那就是圣人，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天下滔滔而不避”，他们以救民于倒悬和仁民爱物为己任，孔子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然而，天下之人无数，能达到圣人境界的没有几个，因此，孔子并不用圣人的这种境界去要求人们。达不到圣人的境界，那么，就有了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贤人在天下无道的时候，无法有所作为，但是，他们绝不同流合污，更不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他们会端正自我，“危行言孙”，也就是端正地去做该做、能做的事，而说话却小心谨慎，虽然他们不入世从政，却能坚守节操，这就是“避世”的做法。第二种情况，因为此地混乱而不能推行道义、有所作为，便会离开此地，寻找能够推行道义、有所作为的地方去，他们同样会坚守节操。第三种情况是，看到对方表情不好的时候就避开；第四种情况是，听到对方的言辞不好就避开。钱穆先生说，后两种情况是，“避地以降，渐不欲避，志益平，心益苦。”如果我们把各种情况联系起来讲，那么，可以说，当天下无道而无法推行道义的时候，圣人当然是以天下为己任，尽心尽力来救世，但是，没有圣人的修养，那么，如果能避世就避世，不能避世就避地，不能避地就避色，不能避色就避言。如果能避世、避地，当然可以，但是，我们却不一定具备避世、避地的条件，这样就只能避色、避言了，也就是说在乱世之中存身，要正而行，更需要心志的平与坚定。在圣人来说，根本不需要避，而是身在现实中救苦救难，心在世俗名利外。来可泓先生说：“孔子是反对隐士思想和行动的，他也曾被长沮、桀溺等人骂得很难堪。但孔子认为他们是贤者，比之于当政的斗筲之徒要高尚得多。”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译文】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就更广泛地去学习以求更好；学习学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以便给更好地推行仁道。【评析】此语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说的。孔子说过，“学而时习之”，出仕是“时习之”的途径之一，也就是把所学的、所修的东西应用到从政的实践之中，但是，修身学习是无止境的，从政可以更好地修身，也可以更好地推行仁道。孔子还说过，没有修养好就让人去做官，是“贼夫人之子”，也就是说，不学习就做官是害人害己的事情。另外一种解释是，把“优”解释为“有闲暇”，那么，做官以后有闲暇就应该再学习，学习得能够游刃有余了就可以做官。这样也能讲得通。 人们误认为孔子培养弟子去做官，是鼓励弟子追求功名利禄，可是，只要我们翻一翻《论语》就可以知道，孔子向来反对追求功名利禄，而是主张做官必须“惠民”。人们认为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是歧视“劳动人民”，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教育弟子是“有教无类”的，而且培养的是道德修养，而不是把技能、智慧放在第一位，培养的是君子人格，从来没有根据金钱、地位或职业来判断道德修养的高低。“学而优则仕”是与“科举”或相当于科举的选拔制度相适应的，近代以来废除了科举制，官员的选拔不仅与“学而优”无关，而且也与西方的选举制度无关，如果再强调“学而优则仕”便会影响到官员任命的合法性，但是，如今，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官员的选拔与管理应该走上正常的轨道了。我们现在的教育目的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虽然说还是要提高学生素质，但是，学生毕业却不再与做官从政有任何直接关联，所以就误认为孔子之说不适合于现在的教育了，不过，我们要知道，孔子在此主张的道德修养好了，既可以做官，也可不做官，关键在于培养做人与做事的素质，这是任何时代的教育都适用的。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快乐）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这段文字中孟子的回答主要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一句可见出孟子对英主明君的期待，他期待圣君贤臣来治平天下。而且他自信地认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就表明了孟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我期许。这种浩然之气，这种大我情怀，应该是当代青年学子的一个精神的鞭策。上述对话中，孟子的回答体现了自视极高、自任极重的心怀。孟子本来想在齐国推行王道仁政，但是，齐宣王虽然能在广招人材，并给以优厚的待遇，但是，他却无意重用某家人材，所以孟子离开了齐国。充虞看到孟子的情况，就在路上问道：“先生好像有些不高兴的样子。前天我听您说过，君子不怨恨天也不责备别人。”在充虞看来，似乎孟子是因为怨恨齐宣王不用他，所以，有怨恨之情。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指的是时间已经发生了变化，情况也因此而发生变化。在此是说，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到应该出圣贤君王的时候就必然会有圣贤君王出现。所以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就是指有乱世必然会有治世，世界不会永远是乱世，必然会有天下太平的时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对社会的希望，因此，何必怨天尤人呢？　　　　“其间必有名世者”，是说一定会有贤者有一番作为。孟子推算，从周以来，由兴盛而衰落，如今已经有七百年了，从运数来说（朱子认为是五百年之数），已经超过了五百年，从现实的情况来考察，天下已经如此衰乱，应该是圣贤君王出现的时候了，也就是应该到天下大治的时候了。因为民心思治，所以，孟子也期望着百姓能够稳定下来。　　也许天数还不到天下太平稳定的时候，在当今这个时代，孟子要勇于承担使民生安定的重任，责无旁贷。实际上，孟子的意思是，无论是否到了天下要太平稳定的时候，忧国忧民的情怀都不能放弃，就像孔子所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到齐国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推行王道仁政以惠利民生，是想要借齐王来推行王道仁政，救民于水火之心，孟子能被尊为“亚圣”，也正是因为有此圣贤之心。 【译文】庄子在濮水边垂钓，楚王派遣两位大臣先行前往致意，说：“楚王愿将国内政事委托给你而劳累你了。”庄子手把钓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用竹箱装着它，用巾饰覆盖着它，珍藏在宗庙里。这只神龟，是宁愿死去为了留下骨骸而显示尊贵呢，还是宁愿活着在泥水里拖着尾巴呢？”两位大臣说：“宁愿拖着尾巴活在泥水里。”庄子说：“你们走吧！我仍将拖着尾巴生活在泥水里。”探究：儒家、道家立世异同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sì）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 中。”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老子和孔子的思想的影响最深最广最大。他们的思想学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形成了儒道两家的不同传统，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1、价值观念孔子开创的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老子开创的道家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因任自然。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儒道两家对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人生道路便有了不同的设计。儒家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持乐观的态度，为士人君子设计了一条进取型的人生道路，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应为之奋斗的目标。道家对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则持有一种谨慎、冷静的态度，认为人性的真朴永远应该是人生进取的出发点，社会发展和人生进取都不应以丧失自然和谐和真朴之性为代价。事实上，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都同时具有积极用世和超然通达两种心态，只是孔孟更为用世而老庄更为超然。人们往往将老子看成是隐士的代表，对现实不满和失望并不等于逃避现实，认为世道已无法挽救也不等于不关心社会：抨击时政、反思传统和批判世俗，是隐士关心社会的独特方式，他们并不是逃避现实，而只是逃避政治。探究：儒家、道家立世异同 2、忧患意识儒家式的忧患意识更多的是关注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道家式的忧患意识则是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老、庄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敏锐地看到了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对策，是用自然主义来矫正和补救人类行为的偏差和失误。老庄这种基于自然主义价值观的忧患意识是站在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高度上来思考问题，因而便具有了不同于儒家的眼光，他们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对于人类来说，往往更为具有普遍性，值得认真思考和借鉴。探究：儒家、道家立世异同 3、入世的角度道家注重变通革新，儒家注重循序治理。所以社会变革时期，道家人出山较多，姜尚、诸葛亮等均是此例。道家的变革思想就会大行其道，就连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也崇尚研习易经，倡导变革。当天下大定，道家隐，儒家出，以治理天下。儒家崇尚个人应遵守在家庭、国家制度的不同地位。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应该通过某种有序固定的方式进行，如后世的科举制度等。儒家之所以更为盛行，是由于太平时期社会制度的需要。毕竟社会制度确立后，稳定渐进的发展便是社会的根本机制，这就需要大众遵循规矩行事。而这种制度能够运作的最根本前提，就是对广大民众的教育。由此产生了和平时期，儒家思想成为普通大众的的主要教材以及社会精英治世的思想理论基础。其实这是社会发展到某种阶段的必然需要，不能仅仅被指为是统治阶级服务所需要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经过了内战、文革和改革初期后的中国，儒家有复兴的趋势的原因之一。即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以极为强大的教育机制，让普通大众都接受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运作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教育大众起来天天“造反”。这也是为何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美苏两大阵营除了经济和军事之外的主要对抗领域。 儒道两家对待人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儒道两家各有特色，和而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在顺境中多以儒家为指导，建功立业，锐意进取，立人达人；在困境和逆境中则多以道家为调适，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超然通达。儒道互补构成了一种完整的、艺术的人生观。4、入世治理儒家有规矩可遵循；道家讲究变化，讲究前瞻性，讲究兼学各家，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所以不奇怪道家思想在当今数字化、制度化的西方商业界，反而大受欢迎的原因。因此在太平时期，道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通过不同的形式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个人的洞察和变通能力，不是能够通过学校的教育或学习轻易获得，从某种程度上，大众对于这种能力，具有相当的神秘感。就像历代普通老百姓对待道家的态度一样，摸不透、看不懂，从而敬而远之，造成道家在普通民众中间，较为冷落的局面。道家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很固定的修炼方法或社会组织形式，因此在入世政治上，不如儒家。在出世修炼上，又不如佛家寺院制度来的严谨有序。道家大道无形的理论，可能也注定道家本身在社会上，不会固定于一种组织模式和教育方法。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历代道家有如此繁多的门派和修炼方式，随着时间推移，旧的修炼方法渐渐消失，被新的方法逐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