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大学硕士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

校代码：10385密级：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作者姓名：刘晓千武兴华指导教师姓名：徐华职称：副教授学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论文提交日期：2008年3月论文答辩日期：2008年5月华侨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校址：福建省泉州市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中文摘要魏晋六朝时期是一个时代屡经变化，多种文化相互冲击和融汇的时期。诫子书的书写高潮也出现在此时。它在数量、形制、作家参与程度上都显示出超越以往诫子主题写作的全面繁兴。且多带有时代特点，如文体丰富、文学性、思想性渐强。继承先秦两汉以来诫子主题写作传统，魏晋六朝诫子书的书写内容除继续地对子辈修身、处世的叮咛外，更有内容上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如涉及饮酒、慎言问题；儒、佛、道思想并存现象，体现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随着魏晋六朝时期“文”的自觉和“情”的觉醒，带来的整个社会对文章形式的重视和对个体的日益关注，使得这一时期的诫子书在书写特征上也呈现出富有个性、情感涌动和富有辞采之美的特征，彰显文学色彩。魏晋六朝诫子书话语中透露出在一个充满动乱和纷争的社会，追求精神世界清高玄远的士人们整体上对道德人格的执着固守和秉承；对家族责任的背负和勇于担当，而在他们对子侄辈“宝身”的生存引导中，也传递着生命充满焦虑和珍视生命的讯息和理念。这些人性化的关注，会让我们进而更深层地体味魏晋六朝诫子书沉淀出的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文化内涵。关键词：诫子书；魏晋六朝；主要内容；书写特征；文化内涵1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AbstractWeiandJinSixDynastieswasaperiodwhichchangedfrequentlyandintegratedavarietyofcultures.Literatureofwarningthegenerationsalsoappearsupsurgeinthistime.Ittranscendsthepastliteratureofwarningthegenerationsinquantities、formsandtheparticipationofauthors.Mostofthemhavethecharacteristicsofthisperiod.Forexample,styleisricher,literaryandthoughtsgraduallystronger.InheritingthetraditionofwarningthegenerationswritteninQinandHanDynasties,theygoonwithwritingaboutcultivatingone'smoralcharacterandfollowingacertainpatter,what'smore,theyaredevelepedinwidthanddepth.Forexample,involvingalcoholandcautiouswords;Confucianism,TaoismandBuddhismexisttogether,whichreflectedthesociallife.Withthebeginof“literature”consciousnessand"feeling"awakeninWeiandJinSixDynastiesperiod,thecommunityfocusontheindividualsandtheformofarticles.Thetendencymakesthewarninggenerationswrittenfeaturesfullofpersonalities,feelingsandliteracygrace,Whichshowsmoreliterary.LiteratureofwarningthegenerationsinWeiandJinSixDynastiesperiodsuggetthatpeoplePersistlypursuitngthespiritualworldstilladheretoupholdthemoralpersonnalityandbeartheresponsibilityoftheirfamily.Theyalsoconveytheideaofcherishinglifethroughtheirguide"protectthemselves"totheirgenerations．Asfarasconcernedinthisview,wewouldappreciatethenationalandWeiandJinSixDynasties’culturalconnotationdeeply.Keywords:Literatureofwarningthegenerations;WeiandJinSixDynasties;Maincontent;Writingfeature;Culturalconnotation2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目录中文摘要………………………………………………………………………1英文摘要…………………………………………………………………………2引言……………………………………………………………………………………4第一章魏晋六朝诫子书的繁兴状态及基本特征…………8第一节魏晋六朝诫子书的繁兴状态…………………………………8第二节魏晋六朝诫子书的基本特征…………………………………10第二章魏晋六朝诫子书的主要内容………………………………12第一节年少立身的引导…………………………………………………12第二节睦亲齐家的寄望…………………………………………………15第三节为官处世的叮嘱…………………………………………………18第四节弥留之际的交待…………………………………………………22第三章魏晋六朝诫子书的书写特征………………………………26第一节彰显个性……………………………………………………………26第二节袒露真情……………………………………………………………28第三节诗意灵动……………………………………………………………31第四章魏晋六朝诫子书的文化内涵……………………………35第一节道德人格的固守与秉承………………………………………35第二节家族责任的背负与担当………………………………………38第三节个体生命的焦虑与珍视………………………………………39结语……………………………………………………………………………………42参考文献……………………………………………………………………………43后记……………………………………………………………………………………453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引言魏晋六朝是一个时代风云不断变化的历史时期，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发展，文学也由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逐步走向如鲁迅先生所言的相对“自觉”的状态。随着文学的样式和创作规模都前所未有地丰富和兴盛，“诫子”这一写作主题也悄然升温，经由两汉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呈现出了“十分发达”1P167，乃至“超前绝后”2P150的局面。这是一个怎样的繁兴状态、呈现怎样的特征；大量的诫子文本中又不倦地具体书写着什么，怎样写的；写出来的内容又会透视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面对魏晋六朝时期大量的诫子书，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和思索。这也是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所在。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先要弄清诫子书的定义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以便承前继后、有的放矢地进行研究和探讨。关于诫子书的界定。很长一段时期，学术界一般认为诫子书只是家训类、家教类的相关文献，而忽视其独立的文本价值。刘勰早在《文心雕龙·诏策》篇中就有“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亦顾命之作也。及马援以下，各贻家诫”3(P184)之说，也即将其归结为家诫类作品，而非一种独立的文献。三国两晋南北[4]朝到隋唐时期，是整个传统家训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以《颜氏家训》出现之前，几乎为各种形制的诫子书。也正因为此，在众多的家训学者那里，魏晋六朝时期诫子书就是广义家训文化中众多形式的一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家训研究的深入发展，诫子书逐渐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从家训中脱颖而出，因而，对诫子书也有了从外在形制到内在文化意蕴的专门界定。学者蔡雁彬在其硕士论文《汉魏六朝诫子书研究》中对诫子书的界定目前来看是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其言“所谓诫子书，从广义上说，是指以教诫子侄后辈为内容的各种家教类文献。从文体上看，它包括戒、敕、令、诰、书、疏等各体；从篇名上看，1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言及南朝颜延之的骈文时讲到“六朝时期诫子书十分发达，这一形式的文字因其特定的目的，本属谆谆叮咛，无需藻饰，然而颜延之的《庭诰》通体骈俪，文风整饬，如关于怎样建立家庭人伦关系曰：‘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于此可见，各体文章骈化之深。”（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钱穆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谈到当时人极重视教子时称“就现存此时代人教诲子弟子侄之篇章，论其数量之多，殆已超前绝后。”（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A].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5。[4]王有英.中国传统家训中的教化意蕴[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04）．4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有‘诫子书’、‘家诫’、‘家训’、‘遗令’、‘家仪’、‘门律’等多种名目；从形制[1]上看，既有规范的书体，也包括各种口头诫子之言。”这主要是从外在呈现形制的角度，将“诫子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献单元加以界定，并注意到了诫子书相类的内容和其存在形态之复杂多元，也意识到这一独特的文学创作内容的独立存在价值。从文化角度，陆祖吉《诸葛亮的文化解读》中阐释为“《诫子书》是古代中华民族重视家教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体现了古代士大夫修身养德的道德素养要求，尚志守道的崇高傲岸人格风范和勤学成才、为世所用的积[2]极入世精神，具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特色”。虽则专为诸葛亮《诫子书》的文化阐释，却对普遍意义上的诫子书文化意蕴的探讨有借鉴意义。诫子书总体上都呈现出传统儒家文化的厚重感。学者孟繁冶在《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心态》中[3]称“诫子书是从至亲至爱的血缘亲情出发来客观真实地反映魏晋士人心声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以为，对诫子书的界定首先要肯定诫子书是家长训诫、诫告子侄的文献作品，是传统家训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次诫子书外呈复杂多样的具体形态，内具文学性、饱含深厚的文化意蕴。关于诫子书这一研究对象，前人的研究主要体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广义的家训研究。作为家训文化的一部分，诫子书自然地表现出一定的教化意蕴，因此经常在各类家训的相关研究中，诫子书作为体现传统家训、家庭教育、家族观念的重要例证；同时从诫子书和家训的关系角度而言，“《家训》是继承发[4]展《家诫》、《诫子书》而来”的，且魏晋六朝时期的诫子书是系统完备的《颜氏家训》出现前，家训著作的重要形式。二是诫子书的独立研究。首先要提到的是学者蔡雁彬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硕士学位论文《汉魏六朝诫子书研究》。从其论文的摘要来看（今只可见其论文摘要，并无全文可见），这篇论文是迄今为止，关于汉魏六朝一段诫子书的唯一一篇专门系统研究。作者首先纵向论述了诫子书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注意到传统文化中的教子观念和戒慎精神是诫子书产生的伦理基础和精神渊源。并从文献的角度考察先秦诫子书到汉魏六朝的演变。继而从立身、论学、终制、女诫等诫子书的四类主要内容，横向剖析，并联[1]蔡雁彬.汉魏六朝诫子书研究[J].古典文学知识.1997，(02).[2]陆祖吉.诸葛亮《诫子书》的文化解读[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03).[3]孟繁冶.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心态[J].文史哲.2006，(04)[4]马玉山.“家训”“家诫”的盛行与儒学的普及传播[J].中国哲学.1994，(02)5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内容的线索及原因，并以诫子书为视角对此期的某些文化现象作了探讨。最后论述了诫子书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此研究成果之后，出现了某一单篇诫子书的单篇学术论文的考辨分析，他们是蔡雁彬的《从诫子书看汉魏六朝终制观的演变》（《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2月），分析了遗令诫子一类诫子书内容上所透视的时代思想文化对传统丧葬观的影响。魏晋六朝时期在对诫子书的单篇论文研究中，以魏晋时期诫子书受关注的最多，而在魏晋时期又以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诫子书》最受关注，对其专门的研究也较多。仅就诸葛亮《诫子书》专项研究的学术论文有：张崇琛的《诸葛亮的是写给谁的》（《档案》，1998年2月）、杨玉春、于鹏飞的《诸葛亮诫子书中的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2月）、陆祖吉的《诸葛亮的文化解读》（《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2月）和岳孝利《诸葛亮家书的思想内涵》（《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几篇文章。他们从考辨的、思想文化的角度对流传千古的诸葛亮《诫子书》进行研究，揭示《诫子书》的真实性、思想性和文化性，这对普遍意义上的诫子书研究大有裨益。学者孟繁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其《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心态》（《文史哲》，2006年4月）一文中，从诫子书文本与士人心态的关系角度，很有见地认识到：源于血缘亲情的诫子书客观真实地反映出魏晋士人们对生命的尊重珍爱和对家族长远利益的由衷关怀，并认为魏晋士人有悖于生活方式的内心世界，表明在佛道昌盛、玄风竞煽的社会时期儒学的社会主导地位并未完全丧失。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对后来者的研究很有启发借鉴意义。以上可见，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诫子书”这一独特的写作现象，并且注意到了魏晋六朝这个独特的时代背景（对魏晋时期的关注较多），联系时代的思想文化从多个角度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多元阐释，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这些学者在学术上的筚路蓝缕之功，为后来者铺开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图。笔者注意到这一研究课题的多方面价值，面对前面学者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和专题研究普遍偏重文化视角而忽视文本的文学性研究现状，本文将立足于诫子书文本，以单篇诫子书研究为主，展现作为一种独特写作现象的诫子书在魏晋六朝时期繁兴的状态及基本特征，并以文学的视角关注此时期为数众多的诫子书中的写作内容、书写特征，进而由内容与形式的分析，从中把握出6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具有鲜明时代思想性的文化内涵，以此更全面的透析文本的价值和意义。鉴于诫子书书写的分散性和个体多元性特征，本文在综合整理归纳材料的基础上，着重以综合研究为主，个体研究为辅；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合相关历史背景，立足于文本，力争能够更多呈现魏晋六朝时期诫子书的文本意蕴。笔者希望能够通过此项研究，进一步加强对这一研究课题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以期能进一步强化人们对这一课题的重视程度。7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第一章魏晋六朝诫子书的繁兴状态及基本特征亲子、爱子、教子是每一位父母与生俱来的本能和职责。中华民族是一个重亲情、重伦理的民族。在漫长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中国人爱家、爱国的传统更是相得益彰、绵绵不息。专以诫告子孙、子侄为主题的创作可谓渊源久远，诫子主题的书写始自先秦时期，徐少锦言“周公开中国传统家训之先河”。[1](P22)就目前的史料文本来看，明确而有针对性的诫子书文本，最早可追溯至周文王《遗戒》，后有尹逸《遗言》、季孙行父《戒子》、田常《遗令》、孙叔敖《将死戒其子》等约17篇，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诫子书创作数量上没有明显的增长。经由汉代的发展，诫子的写作传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发扬光大。随着魏晋六朝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政权的更迭频繁和思想上儒、道、佛的多元并存；生命无常，思无定数，带给人们生存空间和时间的巨大震撼。在这特殊的命运面前，当时人也已由两汉帝国时期积极外向的建功立业而内视为对个人、家庭命运的关心和治理。乱世之中，谁都希望自己的家庭、家族能够在风雨如晦的日子中平安度过。“政乱于上，家治于下”[2](P148)的自觉，推动了诫子主题的写作。而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文学体裁的丰富和发展，使各类文学题材在体裁书写上呈现出巨大的包容性，让诫子主题可以在几乎各类文学体裁中自由地书写，这也客观上促成了诫子主题的大量呈现。第一节魏晋六朝时期诫子书的繁兴状态魏晋六朝时期诫子书的繁兴可以从数量上、形制上和作家的创作参与程度上见出。首先从数量上而言，据笔者统计，魏晋六朝时期有一百篇。相对于先秦时期的十七篇、两汉时期的三十八篇，这时期的数量的确“十分发达”。比较唐以后各朝代多以单本家训专著取代专门诫子书写作的情况，说其“殆已超前绝后”是不过分的。现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大量诫子书文本，主要保存于清人严可均所编[1]徐少锦.周公开传统家训之先河[J].学海.1999,(02).[2]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J].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C].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8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和存于《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南宋刘清之的《戒子通录》中。此外，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鉴诫》、《古今图书集成·诫子·人事》等类书及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和清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都有所辑录；这些书目的辑录使诫子书文本在数量上得以相互补充和完整保存，使我们今天可以明察魏晋六朝时期诫子书的存在状态。魏晋六朝时期各种文体的发展，也促进了诫子主题在各种文体中的写作。从形制上来看，诫子书文体上包括了戒、敕、令、诰、书、疏、诗、文等各类文体。适应各类文体的风格特点和写作特征，呈现出篇幅长短不一、书写有别的特色。尤要说明的是在魏晋六朝各类体裁的诫子书中，书信体散文数量最多，也最见出艺术性。这与此时期书信体散文的兴盛有关。自汉代开始发展的书信体散文，至[1]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到了成熟阶段。在三国时期的“俚语”中有“汝无自誉，观汝作家书”之说。书信体散文题材广泛、结构灵活、便于表达，便于传情的特[2](P233)征吸引众多好文者在“心声之献酬”中，去抒情达意。书信的发展带动了家书的活跃。自汉代始“家书内容的拓展，家书已经成为人们教子的重要手段。”[3]魏晋六朝时，书信体中的“诫子”内容大幅度、大篇幅地增加。像王昶《家诫》、嵇康《家诫》、王僧虔《诫子书》、徐勉《为书戒子崧》、杨椿《诫子孙》的作品都是千字左右的书信体散文。与此同时，在三国时期始见以明确的短篇《家诫》进行诫子的形式。从写作对象上包括了自家儿子、兄子、子侄、外甥的诫告，这一时期对女儿的告诫，在单篇诫子书中仍不多见，这也是本文主要研究父辈写给子侄辈的诫子书的一个因由。从诫子书的创作者的参与和写作数量的角度来看，虽然创作者的参与上还是如两汉时期以帝王和士大夫为主，但帝王与士大夫的参与写作人数明显增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可见帝王的参与写作，像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植、齐高帝、梁武帝、后魏孝文帝、北齐神武地、隋文帝、中山王滚、东海王司马越、豫章王萧嶷等都留有专门的诫子作品。从创作者的写作数量来看，有的甚至可见接连几代的诫子书作品曹操和曹植两父子的《戒子植》和《戒子》两篇诫子书作品，皆言简意丰地展现了对儿子的预警和叮嘱。来自于两代异曲同工地诫子之作，[1]柏秀叶.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论[J]认为在书信体散文的发展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成熟期。[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5.[3]王人恩.古代家书发展史略[J].社会纵横.2000,(06).9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让我们也从中可以见得诫子的书写传承意义。正是这种传承意义，带动了社会阶层自觉而广泛地进行写作。仅就个人的写作情况来看，并非一人只写有一篇诫子作品这么平均和单一，有些作家留下了多篇作品：三国时的忠臣诸葛亮留有《诫外甥》、《诫子》两篇传诵千古的名文、魏室名臣沐并的长篇《预作终制戒子俭葬》文中外加“又戒”、“又敕”短篇，近乎三篇诫子作品。而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诫子创作可谓规模上无人企及的：有四言古诗《命子诗》十章、五言古诗《责子诗》一首，另有五百余字的《与子俨等疏》一篇，写尽了心中对孩子的无限希望和爱护。此外，还有晋时李暠《手令诫诸子》和《写诸葛亮训诫应璩奉谏以勖诸子》两篇、梁武帝《手敕报皇太子》、《敕太子近食》和《宣旨太子进食》三篇、梁时大将孙谦《诫外孙荀匠》、《临终遗命》两篇；齐张融《戒子》、《遗令》两篇；齐豫章王嶷《诫诸子》、《遗令》两篇。第二节魏晋六朝时期诫子书的基本特征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先秦时期有诫子书十七篇，两汉时期有诫子书三十八篇。先秦时期的诫子思想更多地散见在《尚书》中的《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奭》、《立政》等篇以及《礼记》、《史记》等古籍中。而以明确和具有针对性的诫子书冠名的篇章不多。两汉时期，专章以诫子为目的而作的诫子书作品很多。像有名的汉高帝《手持太子书》、东方朔《诫子》、刘向《诫子歆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郑玄《戒子益恩书》等，虽则篇章有限，实为专门有意为之。概而言之，先秦、两汉时期整体上受儒家礼教文化影响，总体呈现出语言平实朴素；情感流露直白质朴；内容基本围绕立志修身、读书治学、仕宦之道等问题展开，且问题停留在生活层面的较多，所倡导的理想人格以儒家传统道德典范楷模为主，在这一传统道德范畴上也有结合时代政治、思想特征的个人关于生命和生活的独到见解和主张。魏晋六朝时期诫告内容总体上仍围绕两汉时期而来，但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发展。除基本围绕立志修身、读书治学、仕宦之道等问题展开外，还要涉及如何处理交友问题、饮酒问题、如何处理诽谤问题等带有鲜明时代性的问题探讨。同是由个人的生活感悟而发的生活体验，动乱多思的魏晋六朝时期体现出更10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浓重的谨慎处世的生活主张，且生活感悟带有一定的哲理思辨性质。这一时期，由于广泛参与写作的帝王、士大夫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更有热心于文学创作者，如：大诗人陶渊明、南朝梁代文学家简文帝萧纲、“北地三才”之一魏收等等，在他们的广泛参与下，这一时期的诫子书较之先秦两汉时期体现出较高的文学和文化质感。从思想上而言，处于多种文化相互冲撞和融汇的魏晋六朝时期，儒、道、佛、玄并存的局面，也影响到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在这一时期的诫子书中也呈现出儒、释、道思想兼杂的状况，在坚持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同时又在诫子书中或倡导儒道互补或引入佛理。多元的思想文化背景也令精神上追求玄远的父辈在具体诫告子孙中体现出身教与言教的矛盾，透视出理想人格与道德人格实践相冲突的现实生存困惑。从情感上来看，魏晋六朝是文学自觉和“情”的解放时代，人们普遍重视文章的形式，追求辞藻的华丽、句式的对仗和音律的和谐。在整个社会尚文风尚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诫子书作品也凸现：语言整饬、趋向骈丽；情感渐趋丰富、温和婉转的文学特征。对以上这些基本特征及其相应的原因，我们会在下面的研究中逐步展开。11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第二章魏晋六朝诫子书的主要内容为人父母的责任不是为子女铺路，而是给他们一张道路图。置身于魏晋六朝社会动乱频仍的生存环境中，当朝士人们与世飘摇，在太多的世事变换中，亲历其中，感悟人世，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在用精神世界的玄远体悟来摆脱现实生活的诸多苦闷；可一旦面对子孙和他们将要生存的环境，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慨与嘱托呢？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该怎样生存、又为何而生存？魏晋六朝的父辈们要求子侄要在立身、齐家、处世方面：立高远之志、睦欣欣之族、行谨慎之事。第一节年少立身的引导[1](P6)立身问题是每一个少年成长、成才的前提。“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习惯、志向都是年少时培养的。从年少时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树立远大的志向，无疑对孩子成人后的道德修养是大有裨益的。当人年幼时，对世事沧桑不会有明确的把握，也很容易走歪路，这时就需要家长加以及时引导。在社会动荡、思想激荡、行为任荡的现实世界面前，为了家族的长远利益，给家门之内传后的儿子、子孙、子侄们以正确的身心培养、及时的纠乱反正，就显得很重要。魏晋六朝时期诫子书对立身问题，注重立志、注重个人道德素养的培养和完善。立身离不开修身。儒家言及“修身”之道讲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这是言立身先得懂知识、明事理，继而才能将心立正，修意以诚。魏晋六朝时期诫子的方方面面，都未曾超越儒家正心诚意的修身要求，即使在魏晋玄风大涨时期，依旧如此。围绕立身问题，立志、读书、养德三个方面被首要的提到，并且三者之间展现出相辅相成，融汇贯通的内在联系。立身先要立志。中华民族是尚志的。孔子早就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2](P95)可夺志也”。志向是人一生处身行事的方向标。立志的高远、正实与否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和操守。“志乃人之大主意，一生之学术事业，无不[1]庄辉明、章义和.颜氏家训译注[M]转引孔子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4.12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1](P7)本此以贯之，故不可容其稍有差失”。立志是修身的重要前提。立高远之志，是走出凡庸，实现伟业的第一步。三国时期诸葛亮《诫外生》书中言：“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平庸，不免于[2](P1374)下流矣”。通过例举具体的做法，申说如何使“庶几之志”逐步升华为高远的志向，并且认为高远的志向也会形成强大的意志力和道德自律来自觉抵制世俗的诱惑；而“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导致的人生境界和人生行为，自然也很容易使个人滑落至“不免于下流”的地步。明确地肯定立志高远对人成才的重要的还有晋时名士嵇康，其千余字的《家诫》开篇即言：“人无志，非人也”，认为：一个人若没有远大志向，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可见其对子孙后世的严厉要求和殷切希望。读书有助于将志向转化为现实。读书、治学可以成才，传承家学、延续家族、成就伟业。魏晋六朝士人们也普遍重视子孙的读书问题。对爱学习，爱读书的人，父亲是全力支持的。晋杜预《与子耽书》言“知汝颇欲念学，令同还车到，副书。[3](P1701)可案录受之。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虽然无法知道所载之书具体为何，但爱书之情溢于言表。梁简文帝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亦言“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为学与。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寐，以思[4](3010)无益，不如学也”。另外，中山王曹衮、齐王僧虔、张融、豫章王萧嶷、梁王筠等皆在他们的诫子书中对子侄的读书方面有所督促、提醒。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为学是与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人与为学是相通[5]（P866）的。“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身心的修正要靠学习和道德修养的不断提高来完成。传统儒家思想中忠、信、仁、义、礼、智、信都是个人完善道德修养的美好品格。三国时姚信《诫子》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务，非人之为，心自甘之”“苟善，则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则王[1][清]刘熙载.刘熙载文集[C].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2]*[清]严可均.全三国文[A].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Z].北京:中华书局,1958.以下出于本书的诫子文本皆采用相应的简称注释.[3][清]严可均.全晋文[A].[4][清]严可均.全梁文[A].[5][清]朱彬撰.礼记训纂[M].饶钦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13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1](P1436)公之子反为凡庶”。虽然将行善与功名利禄联系到一起，有庸俗化地夸大善的作用，但却强调出行善的自觉性。姚信认为自我修养达到一定层次，行善是一种纯粹的道德自觉和始终不渝的道德操守。晋时大孝子王祥对此解释得更全面，其《训子孙遗令》言“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此五者立身[2](P1558)之本。”同时期的羊祜《诫子书》亦言：“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2](P1696)则忠信，行则笃敬。”希望子孙以良好的道德修身来弥补才能的平庸。立身的过程除美好品行的积极塑成之外，还伴随着对随时出现的错误的修正。立身不当或守志过程中总有一时迷失、犯错误的时候。而这时往往为事的当事者年少不知事而自得其乐、自以为是。这对于成长中的少年来说是很危险的，很多时候因这些小事而成的习惯，很可能就成为他们人生路上的绊脚石，甚至导致他们人生路径的陡转急下。面对于此，富含人生历练的父辈们，在时刻关心中，自然会及时诫告和引导。魏晋时期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注重对人物道德操守的品评。魏文帝曹丕希望儿子能自觉地改正不为当时社会舆论所认同的不良之举，于是《诫子》称：“父母于子，虽肝肠腐烂，为其掩避。不欲使乡[1](P1091)党士友闻其罪过。然行之不改，久矣人自知之。用此任官，不亦难乎。”绵里藏针，不容儿子不警戒。三国吴时潘浚离都在外作战时，在外听到儿子们在京都结交投降的俘虏，并给之以粮饷，有辱国格的做法，感到“心震面热”很是生气，《疏责子翥》言：“吾受国厚恩，志报以命。尔辈在都。当念恭顺。亲贤慕善。何故与降虏交，以粮饷之？在远闻此，心震面热，惆怅累旬，疏到[1](P1416)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责所饷。”这是忠臣的教子言语，受恩于国，就应以德报恩，不能在道德上败坏于朝廷。一旦做错了事就必须就地受罚，“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责所饷。”直截了当，态度坚决，“自呼谈士”的危险价值倾向，因之有感，《诫子书》云：“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不容儿子不迷途速返。南齐王僧虔眼见儿子对玄学清谈一知半解却盲目追求清谈时尚，《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3](P2837)自呼谈士。此最为险事。”以自己对玄学的亲身体会，告知儿子“谈何容易”的道理，并恳切地要求儿子转向读书致仕的传统价值追求。[1][清]严可均.全三国文[A].[2][清]严可均.全晋文[A].[3][清]严可均.全齐文[A].14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父辈们引导子辈的立身过程中，传达出希望子侄：心存远志，亲贤慕善，广咨博问，致力于孝悌、仁义至善至德的培养和完善的殷切希望，也体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吸收。第二节睦亲齐家的寄望“家”是个温馨纯朴的象征，作为士人脚步最初的出发点和心灵最终的回归点，“家”在士人们的深层情感心理中是一个圣洁的精神安抚之地。身在魏阙之上，心系亲情之中，或为一极普遍之心态。适逢魏晋六朝之乱世，社会如此黑暗，仕途如此多艰，疲于争斗，倦于奔波的士人，在对佛道空灵人生境界的追寻和摒弃中，士人们走向了自我逃遁，他们时时需让心灵返回那个“家”的意识中，去获得一种慰籍与复苏。“家”这时反过来又具有一种保护功能，可为士人情感心理提供依托和安顿。他们重家、爱家与家的深情可以直接移至国，在家与国的最终统一中，带来生命价值的完全释放。在政乱不断的时代，举国不定，士人们政治理想受阻，遂将生存价值的实现由国移至家。在乱世中，如何使家族内的成员间更好地密切团结，抵抗不安的外面世界，令整个家族在风雨飘摇中平静地前行，这是这一时期士人们要面对的问题。对此，这一时期的士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突出强调“和”的思想。他们注重个体的心智和谐后，家族之内的群体和睦相处注重个体心态和谐。自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不断发展壮大，也使家族内的成员不断增加，家族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家族之内的团结是每个持家人的必然要求，这在充满动乱的世界中尤显珍贵。希望团结，故而要求和谐。个体和谐是群体和谐的基础。三国时的向郎《遗言诫子》中言：“《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国之小子耳，而早丧所天，为二兄所诱养，[1](P1387)使其性行不随禄利以坠。今但贫耳。贫非人患，惟和为贵。汝其勉之！”希望子辈体悟“圣人守和”，静对存亡的智慧，和睦家族。同为三国时期的中山王曹衮在《令世子》中对睦亲的要求更是细致入微入理，其言：“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当造膝谏之，谏之不从，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1][清]严可均.全三国文[A].15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1](P1160)母。若犹不改，当以奏闻，并辞国土。”家门之内具体管教的严格，于此，可见一斑。同时期的王昶《家诫》中亦提及此种思想。对“和”的倡导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中庸”的思想。《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2](P772)节，谓之和”，“认为个体的和谐，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当个人在体现社会贵贱差异的礼义面前达到了主体的心志和谐之后，也就与他人有了共同语[3](P170)言”，这样也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可以在大家庭中融洽相处了。由个体之和达到家族的群体之和。家族的团结还离不开大家庭之内众多兄弟[4](P182)间的和睦相处。中国人自古就有多子多福的幸福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观念，也客观上促进了生育文明。古时，一家之内常常兄弟多个。兄弟间同父异母的现象也很普遍。“兄弟怡怡”，才能“宗族欣欣”。兄弟间的团结在大家庭里有时就具体到对“同居同食”的要求。晋室南渡之后，因着南方不如北方宗族观念意识强，宗族至南方后，多有入乡随俗出现不同族而居的情况。受这一历史现实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诫子文学中亦见有对兄弟之间孝悌、同居观念的申说，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家有同父异母的五个儿子。在一次大病之时，“自恐[5](P2097)大分将有限”于是留下《与子俨等书》，为了申说兄弟同居同亲之意；远举鲍叔牙、管仲；近举汉末及当时名士间亲如手足的事例，反复强调“四海之内皆[5](P2097)兄弟”之意。后魏崔光韶《诫子孙》现身说法，以自己和兄弟间的相亲相敬的事，暗示儿子间要亲近，其言：“吾既运薄，便经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饮食未曾一片不同，至于兒女官婚荣利之事，未尝[6](P2097)不先以推弟。”后魏杨椿留《诫子孙》中针对子弟间“时有别斋独食”的现象很是不满，并以自己兄弟八人同盘而食的讲述，告诫子孙道，“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又愿翠吾兄弟世,不异居异财,汝等眼见,非为虚假。[6](P3719)如闻汝等兄弟时有别斋独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睦亲体现“和”的思想。也道出了个体守“和”，则可以安身于世的道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1][清]严可均.全三国文[A].[2][清]朱彬.礼记训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8.[3]袁济喜.和：审美理想之维[M].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5][清]严可均.全晋文[A].[6][清]严可均.全后魏文[A].16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1](P772)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晚位焉，万物育焉”。向朗以“和”的思想勉励儿子，由和治心，从而使自己能对族人，对上级，平心以待，消除轻慢之心；继而，由个体内心之和，扩展为群体之和。在一家之内，表现为睦亲、维护家族的稳定发展，并能以“和”自守，内对族人，平心以待；对外人际自然能够恭敬有加，从而使自己活得游刃有余，优游于家国之间；也有精力和能力去齐家。和睦积成和谐，和谐以促家风的齐整。整个家庭、家族的和谐是齐家的重要表现。魏晋南北朝时许多大的门第内都有闻名的家风。和谐一致的传承家风是一个家族表现出的更高层次的和谐。在魏晋六朝的诫子文本中齐家还表现在家族之内文学艺术上的传递。自汉时由师法而扩大而来的家法、家学，至魏晋南北朝很流行。当时的社会动乱造成的学校停滞，客观上促成了家庭教育的很兴盛。士族门内有雄厚的经济和仕宦优势，加上多年来积习的门风传统，使他们很有能力在自家之内对子弟进行教育。这种教育除了修身的提醒外，就是利用业已形成的家族文化优势培养门族子弟，借以使他们形成区别于日益发展的寒门庶族的修养。南朝齐时张融《诫子》：“手则存焉，父书不读，况文音情，婉在其韵。吾意不然，别遗尔音。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岂吾天挺，[2](P2875)盖不颓家声。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见也。可号哭看之。”齐张融有自名的集号为《玉海》。司徒褚渊曾问《玉海》书名的来源，张融回答：“玉以比德，海[3](P387)崇尚善。”可见，文集内涵盖的作者对道德重视和崇“尚善”的博大胸怀。作者希望儿孙能读父书、明父道、承父志，使其“不颓家声”，出于对文集的价值含量重视，所以才会专门告诫子孙读父书。张融现有文集数十卷行于世，家族之内世代内不懈的传承当是一因。若说文艺家风，自当不能忽视了显赫当时的琅琊王氏。自魏晋时期就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显赫当时的琅琊王家，家族之内长久的文化传承仍继续使王家保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每念及此，令王氏后代骄傲和颇有感慨的事。南朝梁文学家、书法家王筠在《与诸儿书论家世集》时言道：“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室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少传约常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1][清]朱彬.礼记训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8.[2][清]严可均.全齐文[A].[3][梁]萧子显.南齐书·张融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8.17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1](P3336)爵位蝉聊，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追溯往日之辉煌，寄望下一代“思各努力”，将辉煌接力下去。这是每一个大家族因袭的美好愿望。其祖父王僧虔当年《诫子书》言：“吾在世，虽乏德素，要复推排人间数十许年，故是一旧物，人或以比数汝等耳。即化之后，若自无调度，谁复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负令誉弱冠越超清级者，于时王家门中，优者则龙凤，[2](P2837)劣者犹虎豹，失荫之后，岂龙虎之议？况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这种希望家族后继有人的诫告无疑是一脉相承的。而这中不懈的教导也是卓有成效的。《梁书》载王筠“幼警寤，七岁能属文”，他本人也留有文集十一卷、中书集十一卷、临海集十一卷、左佐集十一卷、尚书集九卷。谢家也在诫子书中表达了这种期望。谢琨在一次乌衣之游中，宴饮之余，观族子作诗，因之而为《诫族子诗》，分别对谢灵运、谢晦、谢曜、谢瞻、谢微的诗作进行了诫告、激励，最[3](P935)后发出“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的传承文艺家风的由衷寄托。对睦亲齐家的嘱托和希望，饱含着父辈传承家风、永葆家门的寄望，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他们在政乱的世界中，对家族门风的这种倡导，对于发展家门是有益的，也使一个个的家族成为乱世中稳定的一隅，使其能够在乱世中团结互助、共度难关；同时，在乱世中仍能潜滋暗长地培养人才。一旦清明社会到来时，我们发现继续为官、富甲一方的，总能有在乱世中走来的当时家门中人。虽然，时势又会造出新的英雄，但先前以维护家族家门利益出发的长足的人才储备、培养，不可忽视，而这种不论外面风吹雨打，家族之内依旧书声朗朗的精神，也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教育不仅要从小抓起，而且要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长抓不放。第三节为官处世的叮嘱“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人生导向，对历代士人都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士人修身、齐家之后自然要走出家门，迈向社会。社会中生存，充满复杂的人际关系。在敏感动乱时代如若不善于在官场、人际场权衡，则很容易因言谈而招惹祸害，[1][清]严可均.全梁文[A].[2][清]严可均.全齐文[A].[3]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Z].北京:中华书局,1998.18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1](P883所以魏晋时代以降，人们多推崇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的审慎处世方式。[2](P82)就魏晋六朝诫子文学而言，也体现着“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观念。魏晋六朝的士人们经历着汉末动乱以来几乎接连出现的三国纷争、八王之乱、晋室南迁，北伐、南征等社会动乱、朝代频繁更替，朝代间伐诛异己的残酷政治争斗此起彼伏。在乱世中求取功名是要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面对自己血脉的延续者，士人们在劝诫子孙时没有传递太多要求子孙建功立业的思想，而更多的则是意味深长的“宝身”思想。“宝身”即以身为宝。以此，即便在倡导为官上，也表现出提心吊胆，处处诫子孙以与人、与世相处“慎”的思想。“宝身”思想的提出。在魏晋六朝的诫子文本中，明确地倡导子孙以“宝身”思想处世的极为多见。三国时王昶《家诫》开篇即言“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3](P1255)身全行，以显父母”。魏中山王曹衮《令世子》亦称“与其守宠罹祸，不若[3](P1160)贫贱全身也”。魏崔琰《谏世子书》言“今邦国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亲御戎马。上下劳惨。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经国之[3](P981)高略。内鉴近戒。外扬远节。深惟储副，以身为宝”。雷次宗《与子侄书》[4](P2597)亦称“但愿守全所志，以保令终耳”。表达保身免祸思想还有宋时王裕的《与[4](P2542)子瓉之书》仅几字言：“吾欲使汝处不竞之地。”同时的王敬弘亦有《与子恢之书》称“秘书有限，固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4](P2528)《宋书·王敬弘传》载“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求奉朝请，与恢之书。”梁时鞠彭《戒子殷书》寥寥数语预警到：“王弥曹嶷，必有子孙。汝善招抚。[5](P3323)勿寻旧怨，以长乱源。”也许我们不用查具体的内容所指，简短数语中，意味深长的人生体验已经跃然纸上了。经过了太多的仕宦迁谪，他们简短的诫子话语里并没有传递多少思想道德喻理，仅仅表达免祸全身的意味深长的人生体验和感受。父辈的良苦用心，不言而喻。谨慎之道的具体强调。蛰伏于皇权之下，在乱世之朝为官处世尚能全身者，[6](P503)(阮多离不开在现实纲常名教下时时刻刻的谨慎小心。与这种“终身履薄冰”籍《咏怀诗》)的生存状态对应的就是：若要“宝身”就该具备一切从“慎”的生存态[1][唐]房玄岭.晋书[M].长沙:岳麓书社,2004.[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3][清]严可均.全三国文[A].[4][清]严可均.全宋文[A].[5][清]严可均.全梁文[A].[6]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Z].北京:中华书局,1983.19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1](P1696)度。晋羊祜《诫子书》直言：“恭为德首，慎为行基”。同时期李秉《家诫》亦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1](P1763)在魏晋六朝诫子文本中“慎”道大致上包括了慎言、慎行、慎酒几个方面。这方面涵盖最多的当属嵇康在其《家诫》中谈及的谨“慎”之道。“慎”字在其千余字的《家诫》中，行文中出现六处，每出现处皆有具体而细致的事例作解释。比如：其诫告儿子与长吏居要“慎”行时言：“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宿留。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或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1](P1341)责之路解矣”。祸常从口出，所以言语也要“慎”：“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则当惧有不了之失，且权忍之。后视向不言此事，无他不可，则向言或有不可。然则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传吉迟、传凶疾，又好议人之过阙，此常人之议也。坐中所言，自非高议，但是动静消息，小小异同，但当高视，不足和答也。非义不[1](P1341)言，详静敬道，岂非寡悔之谓？”身行于世，难免会出现在争议现场，作为旁观者，这时该怎么办呢?“人有相与变争，未知得失所在，慎勿豫也。且默以观之，其是非行自可见。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问者，犹当辞以不解，近论议亦然。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亟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党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正坐视之，大见是非而争不了，则仁而无武，于义无可，当远之也。然[1](P1341)大都争讼者，小人耳，正复有是非，共济汗漫，虽胜可足称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体尽了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在争议现场，旁观者视而不见，或是不闻不问也显得尴尬，也会在这中立的态度中，表明自己不偏向任何一方的明确态度，仍不是“慎”的最佳之处，怎么办呢？对这种境况，嵇康劝儿子的做法：“就不得远取醉为佳。”饮酒而成的醉态是一种保护色。这似乎让我们明白许多名士嗜酒的苦衷。但放诞不羁，而又好酒的竹林名士嵇康却并不鼓励儿子追逐饮酒的社会时尚。乱世中的人们酷爱酒。酒精的麻醉能暂时忘记生存的苦恼。但，酒的麻痹神经作用也会使人在酒精作用下，容易失去礼范的规制，在如履薄冰的生活状态中[1][清]严可均.全晋文[A].20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很容易因此惹祸上身。这也是“宝身”的大忌。关于“慎酒”诫子文本中也是多有体现。三国时期诸葛亮即在《诫子》中言：“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1](P1374)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馀倦，可以致醉，无致迷乱”。肯定酒本身是合情合礼的交际方式和宣泄感情的工具，但饮酒易醉而迷乱，饮酒具体饮到何种程度，还得适情况而定，见机而行，以免坏事，因此上还是认为饮酒要注意有所节制的，当碰到酒就得有这种小心。为此王昶《家诫》曾专门对这一问题反复叮嘱“夫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若为人所强，必退席长跪，称父戒以辞之。敬仲辞君，而况人乎。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为人所属，下坐行酒，随其多少，[1](P1255)犯令行罚，示有酒而已，无使多也。祸变之兴，常于此作。所宜深慎。”又再次细致地强调了酒性难把握，“祸变之兴，常于此作”，传达了要儿子节酒，对饮酒要慎之又慎的担心和忧虑。嵇康亦在《家诫》中告诫儿子在争端尴尬现场以醉态掩护自己的同时，又不放心地专以诫告儿子“又慎不须离搂强劝人酒，不饮自已；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见醉醺醺便止，慎不当至困醉，[1](P1314)不能自裁也。”饮酒很容易让人醉，而社会交往中又难免频频饮酒，在场合上，酒要饮，这是礼节，还要有礼有节地做到饮而不醉，这在饮酒成为社会时尚的魏晋时代是比较矛盾和难做到的。好饮酒的竹林名士嵇康尚且理性地要求儿子如此，可见慎于酒的重要。即便到了西凉李暠《手令诫诸子》那里也明确提出：[1](P2357)“节酒慎言，喜怒必思”。而大倡“酒犹兵也，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的南朝陈时人陈暄亦在《与兄子秀书》[2](P3419)中坦言：“吾常譬酒犹之水，亦可以济舟，亦可以覆舟”的道理。总之，父辈们反复申说“慎”道，无非希望子孙能在野在朝，免祸全身。他们希望子辈们能在动乱中将生命的肉体珍爱自重。子辈们如能在乱世中全身全己，父辈们甚至是不力劝孩子为官出仕的，毕竟在那样不正常的官场秩序之内的全身保己，是异常艰难的，无异于虎口夺生。但，出仕毕竟又是扬名显亲的为孝之举，这是个矛盾的现实，又只能是以自己的为官处世经验恳切诫告了，告诉他们要谨慎、要自律、要中规中矩。处于动乱社会中，这种父母之心越发觉得可怜。[1][清]严可均.全三国文[A].[2][清]严可均.全陈文[A].21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第四节弥留之际的交待子侄辈们在一天天呵护中长大的同时，父辈们也在历经人生的风霜雪雨后走向衰老。生命总有临近尽头的时候，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临终是生命走向尽头的必经阶段。临终前，临终者总有些辞世之语，而这肺腑语言多向着儿子去说。在百余篇的诫子文学文本中临终时诫子的就有近四十篇。父辈们在临终前，将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传授给子孙，关心他们的修养问题、关心他们的生存安危，像由魏入晋的孝子王祥在《训子孙遗令》中表达了对“信”、“德”、“孝”、“悌”、“让”等立身之本的重视。北齐崔冏也在《临终戒二子》中勉励二子以恭敬节俭，戒二子以骄傲奢侈，认为如此可以免祸等，这在前文的表述中多有涉及。除此之外魏晋六朝的诫子文本中还体现出临终诉怀和诫告俭葬的要求，这其中又以对俭葬的要求最多。临终诉怀。父辈们直接在临终诫子中借以倾吐自己的理想报负、感怀一生。晋安平王司马孚《临终遗令》中表达了一生对道的坚守。“有魏贞士，河南温县[1](P1514)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陶渊明就在《与子俨等疏》中亦追述了自己清高明远的理想追求，也表达出在自己理想的执著追求中使得儿子们“幼而饥寒”的愧疚，体现出理想人格的实践与现实人生的矛盾。南朝史学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自言：“常耻作文士”，书中却从文章的言意之辨到宫商之别；从史书谈到音乐和书法，并对所著《后汉书》期之甚高，认为其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2](P159)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其实有一颗求名于后世的心。南朝陈时袁泌和梁名将明岌在他们的诫子中却表达出了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袁泌《临终戒子蔓华》言：“吾于朝廷，素无功绩。瞑目之后，[3](P3474)敛手足旋葬，无得辄受赠谥”。明岌《将死戒其子》称：“吾所以在此朝者。非要贵也。直是避祸全身耳。葬可埋圆石于吾墓前。首引之曰。晋有微臣。明岌[1](P3323)之冢。以遂吾本志也”。在乱世中，进国于忠的如此忠臣们，他们的爱国精[1][清]严可均.全晋文[A].[2][清]严可均.全宋文[A].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3][清]严可均.全陈文[A].[1][清]严可均.全梁文[A].22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神充满无奈和感伤，但也是他们的耿耿忠心传扬着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袒露生死观念，提出俭葬要求。三国时期士人积极向外建功立业的生命激情，到了西晋以至南北朝时期，士人们在不可忠于一朝的现实面前，生命的激情无法在短暂更替的国家中实现，于是生命价值寄托于外在建功立业的愿望，在玄风盛行的助长下，人们走向自我，将视线由国移至家。在关注自我的过程中，自我生命意识也得到了思考和体认，这在诫子书中表现为对生死观念的袒露。由魏入晋的王祥《训子孙遗令》中言：“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2](P1558)绝，但洗手足，不需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表现出对死亡的无所畏惧和生不逢时的慨叹。陶渊明也有对生命豁达的体认《与子俨等书》中[2](P2097)有“夫天地赋命，有生必有终，自古圣贤，谁能独免”之语。齐豫章王萧嶷《遗令》亦传达出对个体生命消逝的坦然“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贪聚，自幼所怀。政以汝兄弟累多，损[3](P2822)吾暮志耳”。南齐张融的诫子《遗令》则对死亡的见解达到了潇洒、超脱的地步，其言：“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妾二人。哀事毕。各遣还家。左手执[3](P2875)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先秦两汉以来儒家在丧葬问题上很讲究“慎终追远”，死后葬礼的安排，礼节十分繁多，包括具体如何守灵、下葬服侍、吊祭的进退讲究非常繁琐。魏晋南北朝时，苦于战乱浮萍不定的环境，和玄学的思辨带来的对生命理解的达观以及佛教涵盖前生、今世、来生的多层生命轮回的解释，整体上让魏晋六朝时期的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不再拘泥于生与死的一段，而使生命走向了宇宙间的通达。三国时的沐并，其《预作终制戒子俭葬》言：“若能原始要终，以天地为一区，万物刍狗，该览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祸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夫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寿为欺魄，夭为凫没，身沦有无，与神消息，含悦阴阳，甘[1](P1249)梦太极。奚以棺椁为牢，衣裳为缠？”带着这种对生命的豁达理解，沐并希望死后儿子能免于世俗的丧葬，像汉武帝时“杨王孙”那样，简单入殓，“今年过耳顺，奄忽无常，苟得获没，即以吾身袭于王孙矣。上冀以赎市朝之逋罪，[2][清]严可均.全晋文[A].[3][清]严可均.全齐文[A][1][清]严可均.全三国文[A].23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下以亲道化之灵祖。顾尔幼昏，未知臧否，若将逐俗，抑废吾志，私称从令，未必为孝；而犯魏颗听治之贤，尔为弃父之命，谁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将尸视”。[1](P1249)生命终结，不能再为家国的治理出力，俭葬，也是对加恩于己的国家和寄托厚望的先祖的愧疚感的表达。怀着这种赤子之心，他对儿子提出俭葬的要求是十分赤诚的，甚至于发出儿子若不尊父令“吾将尸视”的最严厉的诫告。受生死豁达观念的影响，魏晋六朝的诫子文本中更多地书写他们身没之后具体的丧葬安排。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都体现出明确地俭葬要求，集中在具体丧葬的安排上涉及是否在坟周围封松柏常青之树、是否起坟陇、奠基的具体食物、入敛的衣服、棺椁的大小、棺材内的摆设等。他们俭葬的要求基本趋同，简举几例为证：藏足容棺，不设明器，不封不树。（魏王观《遗令》）朝卒暮殡。幅巾布衣。葬不择日。（晋庾峻《临终敕子珉》）吾终之后，所葬时服单椟，足申孝心。灵明器，一无所用也。（后魏源贺《遗令敕诸子》）昔士安以蘧蒢束体，王孙以布囊缠尸。二贤高达，非庸才能继。吾死之日，可敛旧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车载柩，坟高四尺，坟深一丈，其余烦杂，悉无用也。朝晡奠食，于事弥烦。吾不能顿绝汝辈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荐素蔬，勿设牲牢，亲友欲以物吊祭者，并不得为受。吾常恐临终恍惚，故以此言预戒汝辈，溟目之日，勿违吾志也。（后周韦夐《戒子世康等》）在俭葬观念上，整体表达出生死豁达的哲学体认的同时，具体俭葬目的上还有一定区别：有出于对统治者所倡俭葬的响应。东汉以来的厚葬之风使葬礼形式上非常讲究，从棺椁的选材、下葬的物品、墓地的周围的封树一套很繁琐的规则。厚葬带来的社会盲目的攀比之风，同时大量墓地的修建占用土地、劳民伤财弊端很多。虽经皇帝几次下俭葬诏令，情况仍旧无多少改观。作为明知通达的士大夫，他们是响应和认同俭葬的。三国时韩暨《临终遗言》称：“夫俗奢者示之以俭,俭则节之以礼,历见前代。送终过制,失之甚矣。尔曹敬听吾言,敛以时服,葬以土[1](P1199)藏,穿毕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有对盗墓之社会风气的戒备。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盗墓之事频频发生。同时战乱促成的掘墓现象增多，令亲身经[1][清]严可均.全三国文[A].24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历者不得不戒。三国时郝昭《遗令戒子凯》言：“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死复何在也耶？今去本[1](P1257)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以免死后遭盗墓之祸，形骸露于郊野、“伤[1](P1257)孝子之心”。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对于即将辞世之人，难免涉及自己死后尸首的安排。处于乱世之中人，这种看似平常的遗嘱，会尤显得凄凉、无奈。魏晋六朝父辈们在诫子书文本中则体现出生死是人的常分，气绝便埋，不须厚葬的洒脱、超然。生活在战乱、纷争不断的社会中，生灵涂炭时有发生、目睹太多的死亡，他们对死亡已不再敏感或恐惧，对死后丧葬形式也不再看重。生命本身就是起点与终点的一个过程，走到生命的尽头，看淡了生命之后，他们有一种简单地来、简单地走；甚至于匆忙地走的心情，生命消失了就消失在天地之间，所以留下的形骸无需在丧葬时粉饰以太多的形式，给子孙添麻烦。况且，真正的孝子，无需太多形式，已经很哀了，再加以过多的形式，反倒会冲淡这种真实的孝。“敛以时服”、“朝卒暮殡”、“葬不择日”的诫告话语一以贯之整个魏晋六朝的诫子文本中。“生之有死，自然之理”（王祥《训子孙遗令》）的生命理解贯穿始终，融会佛、玄、儒三教，整体上表现出这一时期父辈们欲超脱死亡恐惧的思索和直面死亡的勇敢。25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第三章魏晋六朝诫子书的书写特征源于亲情，发自肺腑的诫子书文本“虽非错比藻翰之‘文’，而自是感荡心[1](P1513)灵之文。”阅读魏晋六朝时期的诫子书，常常为其流露的真切自然的父子亲情、渐趋富于辞采的哲理语词和彰显出的个性化的诫告所深深吸引，尤其是那些传颂不绝的千古名作，如：“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王昶《家诫》），“志当存高远”（诸葛亮《诫外生》），“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诸葛亮《诫子》）；“恭为德首，慎为行基”（羊祜《诫子书》），“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陶潜《与子俨等书》），“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简文帝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等等，这些充满哲理、富于真情和哲理的文学性语言，给人以精神的享受、心灵的震撼。这种凝聚浓郁亲情，凝结父辈独特生存感悟的文字，展现出魏晋六朝时期独特的诫子情怀。通过对典型作品的分析，笔者认为魏晋六朝时期的诫子书呈现如下的书写特征：第一节彰显个性诫子书是父辈写给子侄辈的话语形式，是个人化的写作活动，从写作视角来说，全部采用第一人称来诫告、劝说。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日渐积习的性格、气质、生活习惯都会在具体的诫说中表现出来。因而，诫子书中透视着父辈们的个性化性格和内心。比如，同为三国时期的君主，一生以仁义闻名天下，德高望重的刘[2](P1365)备《遗诏敕后主》诫子以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还非常谦虚地称“汝父德薄，勿效之”，表现出谦谦君子的风范。而魏武帝曹操在《戒子植》中称：“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2](P1071)十三矣，可不免欤。”曹操的诫告中对自己年轻时的作为给予高度的自我评价，显示出张扬自我的独特个性。刘备诫告刘禅重在修身养德，表现出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念。曹操诫子重在儿子的实际才能，显示出其“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1]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2]严可均.全三国文[A].26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刘备、曹操都生活于同一时期，都在汉末的动乱中崛起，刘备成为蜀国君主，曹操成为北方最高的统治者，生活的时代背景、社会地位如此相似的两人，在同样的诫子文本中体现出的诫告目的、诫告内容的截然不同，只能说明个人的性格、秉性使然。更进一步地说，萧嶷、萧纲，二人同为南朝的君主，豫章王萧嶷《戒诸子》“凡富贵少不骄奢，以约失之者鲜矣，侯王子弟，以骄恣之故，大者灭身[1](P2822)丧族，小者削夺异地，可不戒哉”。告诫其子戒骄奢、和睦相处，并且在其《遗令》中言“三日施灵，唯香火、槃火、盂饭、酒脯、槟榔而已。一盘，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后除灵，可施吾常所乘举扇,朔望时节，席地香火、槃火、盂饭、酒脯、槟榔便足。虽才愧古人，意怀粗亦有在。不以遗财为累。主衣所馀，小弟未婚，诸妹未嫁，凡应此用，本自茫茫然。当称力及时，率有为辧。事事甚多，不复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馀物，为后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铁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过度也。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馀皆如旧。[1](P2822)与汝游戏后堂船乘，吾所乘牛马，送二宫及司徒，服饰衣裘，悉为功德。”还具体地戒其子做三天道场，细致到把衣物赠给佛门等一些生活琐事。萧纲《诫子当阳公大心书》除了劝学之外，还提出立身之道与文章之道的不同，观点独特，其言：“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为学与。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以不取。[1](3010)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由二人诫告儿子的关注点的不同，二人兴趣、爱好的差异可见一斑。这是由个人性格、爱好不同所呈现的诫告内容上独特的个性化差异。从这方面魏晋六朝一百篇的诫子书的个性特征皆可作如是观。父辈们的个体差异带来反映在诫子书中诫告内容的个性化，而父辈们的形象也力透纸背。魏晋六朝诫子书中呈现的个性化特征，除了由每位父辈自身的性格、气质见出外，还体现出处于丰富多彩思想的历史时期，父辈们带来的他们在具体诫告上价值取向的相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言：“汉末以后，中国政治混乱，国家衰微，但思想则甚得自由解放。此思想之自由解放本基于人们逃避苦[1](P196)难之要求，故混乱衰颓实与自由解放具因果之联系”。随着汉末动乱，儒学一统的解体，玄学、道家哲学、佛学众多思想观念充斥着魏晋六朝时期士人的头[1][清]严可均.全齐文[A].[2]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7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脑，汉代的儒学独尊转化为儒、道、佛并存，人们的思想价值取向不再单一、教条，诫告子辈的道德行为标准也有所变化。曹操《诸儿令》、《戒子植》中体现的都是乱世建功立业中的法家思想，而中山王曹衮《令世子》诫子书体现的则是儒家的修身标准。三国王昶《家诫》诫告儿子“遵儒家之教，履道家之言”明显的是儒、道并用的处世准地，而南朝佛学的发展更是带来了佛教思想的盛行，萧嶷《遗令》诫子渗透出重佛的思想。动乱社会中相对自由的环境，带来人精神的自由和解放，社会个体意识的增强，人的个性化自由发展，形成个体的主体意识，使得父辈们在诫告子辈时，不拘泥于儒家传统经典或圣贤的言行举止，而是更多的表现个人独到的见解，这也使魏晋六朝时期大量的诫子书呈现出诫告上具体内容和目的的不尽相同，从而也客观展现出魏晋六朝时期诫子书充满个性化的特征。第二节袒露真情诫子文学最打动人的地方，除了它富含静穆哲理的语言，多样化的外在形式外，在字里行间流动的父子亲情却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最近发现的郭店竹简《语[1](P62)从三》也说：“父孝子爱。非有为也。”言父子之情出于自然，而不是人为的结果，不是出于说教或什么人制定的规范、制度。但父子亲情在众多情感中是最特别的。从人类父父子子孙孙的繁衍中可见儿子是父亲的复制，是父亲生命的延续。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和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就决定了父亲是高高在上的一家之主，是权威的象征。传统文化里，父亲为维护其天然的角色地位，言行都不是太过随意的，因而父亲总是给人充满严肃的距离感。《易·家人》言：“家人有严君[2](P335)焉，父母之谓也”，“父母”后专以称父亲。对于父亲历来都给人以严肃、不苟言笑的传统形象一问题，学者傅道彬先生也从文化学的角度在《父亲的发现及其文化意义》一文中讲到“父亲一开始就威风凛凛地坐在了人类面前。父字古文作。《说文》谓‘父，距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从父字的构成可以看出他一开始就是高举象征权威的木杖出现在众人面前的。”父亲手举的这个象征意味十足的木杖代表了父亲的充满力量的威严身份和传承文明的责任。“父[1]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8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亲的异体字是。字从又从卜，古写作，也是手持棍棒之象。古轻唇音，则父同音，因此凡从之属，即从父得意，例如政、教、敕、效、牧等等，皆从。这样父亲就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它是文明的象征，政教等等都是文明与文化的产物；而另一方面它又是暴力的象征，它是依据暴力推动着明显袒护父亲意识的[1](P497)文化事业。”可见，父亲角色文化意义上就是严厉的、文明的。因其严厉而似乎永远面带严肃；因其文明而又似乎总是家庭中最智慧、最权威者。因此，父对子之爱既是严肃的、又是纯真无伪的，是不分时代和社会而存在的本真、自然之情。它就最直接地表现为父亲对儿子成长、成才的关心教育。因之不同的时代对伦理道德的强调，父与子的情感也相对有所不同。比较两汉时期儒学一统的权威地位，对社会的伦理道德的特别重视，而带来的整个社会上对群体道德情感的看重而言；魏晋六朝时期，儒学式微，情感从社会群体的伦理道德中获得了解放和苏醒。“情”的觉醒，使人们关注个体，也从群体情感中过滤出更多的一己之情、一家之情。个体情感的发现和强调，使人们能够自觉地考虑每个独立个体的独特存在，人与人之间随之，也多了些人格平等意识，并产生沟通的自觉。这是珍视自己的存在后，推己及人，对他人存在的珍视。大的社会意识心理环境至此，具体到诫子书中则，绝对的发号施令式的诫告，渐渐减少，婉转述说的态势渐增，这使魏晋六朝时期的诫子文本带给人更多的亲近感。父子之间感情尚此，父子之间的家书式的诫子题材的书写更是难为的。钱钟[2](P1512)书对此讲到“盖父子之间，而兼君臣之分，家书亦必官样也”,所以“欲繁辞博称，则父子之间不文也，欲略言直说，则喜惧之心不达也。俚语曰：“汝[2](P1512)无自誉，观汝作家书”，言其难为”。儿子、子侄是一个家庭、家族的后续力量，专为他们所作的诗、文，总是充满情不自禁的诫告和教导，而这种写作内容若写得不好很容易伤及亲情。所以仅从父教育子的角度讲，父亲一般是不亲自进行太多枯燥的教育的。早在几千年前的孟子就有言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3](P179)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这是由于父子之间由于感情深厚，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往往不严，对于儿子的一些错误和毛病也因为溺爱和骄惯而放任，从而使正确的教育难以为继。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易子让别人来[1]傅道彬.父亲的发现及其文化意义[A].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1978－1998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库，龙江学人卷)[C]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2]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29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教育，既能从严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伤害感情。可是父子之间又不能不进行教育和交流的，故而，父子“情深只好寄诗书”。诗书这种形式自身还是有它表达上温情的一面的文体优势。魏晋南北朝时的诫子书书写“十分发达”的现象，或也有此一因由在。总之，两汉时期大多的诫子文学作品都给人生硬的情感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中整体上表现出的“情”的觉醒使这一时期的诫子文本中不断洋溢着藏不住的真情流露，虽然儒家深重的伦理文化作为一种中坚力量深深地贯穿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诫子文本创作中，但我们仍会清楚地看到较之两汉时期诫子文本情感上，生硬、直白情感的减少之势。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它任自然、重思辨的特征，让人们的头脑活跃起来，情感也随之灵动。《世说新语》中任情、率情而为的例子处处可见，无论是桓子[1](P406)[1](P349)野的“一往情深”，还是王戎的“情之所钟，正我辈也”，以及王伯[1](P420)舆的“终当为情死”，都是情的觉醒的生动写照。在这种充沛的情感面前，也带来了情感的漫溢。礼教束缚的减少，更让父亲的慈爱表达的真实无伪，重情的时代特征下，父辈在他们的诫子书中也毫无掩饰地讲出了他们对儿子的思念、愧疚和眷恋之情。三国王修《诫子书》言：“自汝行之后，恨恨不乐。何者？我[2](P982)实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矣”。直言不讳、不加掩饰地讲出了暮年之际对儿子的深切思念之情。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自己“自恐大分将有限之际”之际，临终作的《与子俨等疏》更是洋溢着对诸子的深厚感情。这其中有因自己不合流时俗辞官归隐而使诸子饱受饥寒的愧疚之情，言：“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家贫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3](P2097)世,使汝等幼而饥寒耳”，亦直言不讳地念念在兹，放心不下，。在这方面魏晋六朝诫子书中，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宣旨太子进食》和《敕太子进食》诫告独特，感人至深。南朝梁武帝萧衍因见太子守孝的至切，导致形神俱损的境况，很是担心、忧虑儿子的身体，于是我们看到萧统为我们留下的朴实细致到劝太子“多吃稠粥”的诫子言语，千载之下，甚为感动。《梁书·昭明太子传》载：“七年十一月，贵嫔有疾，太子还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带。及薨，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高祖遣中书舍人顾协宣旨曰：‘毁不灭性，圣[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1.[2[[清]严可均.全三国文[A].[3][清]严可均.全晋文[A].30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人之制。《礼》，不胜丧比于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强进饮食’”。太子奉敕，乃进数合。自是至葬，日进麦粥一升。高祖还是时时放心不下，近乎忧虑成疾的地步，于是又《敕太子进食》曰：“闻汝所进过少，转就羸瘵。我比更[1](P2970)无余病，正为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应强加饘粥，不使我恒尔悬心”。身为一国之君，亦有个人最朴实的爱子情怀，抑郁忧虑的文字里，传达着个人最真切的挂牵。其他如南朝王僧虔《诫子书》、徐勉《为书诫子崧》、北朝魏收《枕中篇》、杨椿《诫子孙》等虽具体诫告内容因人而异，却都能平心静气地与子辈倾吐心事，注重彼此的情感沟通，表现一己的喜怒哀乐，愈来愈关注个人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写得平易近人，真切感人。第三节诗意灵动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评价汉大儒郑玄的《戒子益恩书》时称：“郑康[2](P67)成《戒子益恩书》，雍雍穆穆；隐然涵《诗》、《礼》之气。”雍，和谐；穆，恭敬、严肃。其言文雍容静穆的语体风格，就如《诗》、《礼》一样，肃穆、恭敬。整个汉代的诫子书语体风格都可以作如是观。汉代社会在儒家思想观念的制约下，多数的诫子书以儒家重要经典作为理论依据，以明贤远圣，如孔子、孟子等作为道德典范和行为楷模。父辈们饱经《诗》、《礼》、《书》、《乐》的文化涵养和传统儒家礼乐文化对父辈们形成的心理积淀，儒家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成为他们判断人、事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教育子孙的最主要内容，而且会具体的教育中随时对传统的《诗》、《礼》、《书》、《乐》诗句和对明贤远圣事迹进行征引。魏晋六朝的诫子书承此而来也有儒家道德典范、明贤事迹的征引，如：《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向朗《遗言诫子》）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将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王祥《训子孙遗令》）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爱音旨，发斯谈者，岂非穷达不妄求。（陶潜《与子俨等书》）[1][清]严可均全梁文[A].[1][清]刘熙载.刘熙载文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31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这使得在充满告诫的警策话语中体现话语所传达的文化精神，表现出“雍雍穆穆；隐然含诗礼之气”的特征，凝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存、处世智慧；沉淀成一种民族性的感染力和凝聚力。在此种和谐、静穆、严肃的语言风格下，整体上带来阅读诫子文学作品充满智慧的恭敬、严肃之感。《尚书》曰：“戒之语用休”。休，释为美好。诫告之体虽属直接的应用文，也要用美好的语言传情达意，这就会借助于一定的文学手法。周振甫先生在《文心雕龙·诏策》篇译注中指出：“诏策，诫告都是古代的应用文，其中文学手法，[1](p178)带有文学色彩。”诫子文学内容是训诫性的，有鲜明的实用性，因而不能太随意，要有针对性，要有说服性，面对要么年少无知；要么，行为不规而乐在其中，有情感，有思想的儿子、子侄们，总是直接生硬地训诫，难免阳奉阴违，不能把诫告之语真真正正记到心里去，为使这种目的更好地传达，在行为中用语的选择和态度的取向上注意选用美好、简明易懂的言语，以在晓之以理的过程中顺利达[1](P179)到劝诫目的。诫子书多以“借故事和比喻来表达正意”的为多，显然，这种文学手法与充满想象和修辞技巧的纯文学相比，是有很大不同的，但仍彰显文学色彩。借助于一定的比喻可以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形象化。三国王昶《家诫》中云：“夫[2](P1255)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深刻的道理，用生活中熟悉自然现象打比喻：“朝华之草”早晨娇艳欲滴，晚上则萎蔫凋零、“松柏”经过长时间的潜滋暗长一旦达到树叶茂盛的程度，就是面临寒冬也不会有所衰减；以此说明成长如草长之势，则底浅根薄最容易消亡，而如松柏之茂，则底蕴深厚，长久不衰。如此生动形象的语言阐述自然界事物迅速成长的便很快死亡，迟缓长成的则茂密不衰的道理，形象地说明“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高雅君子厌恶急于求成的道理。明白易懂，易于接受。此外，以追忆自身亲身经历，晓之以理，叙述故事的方式讲道理的也有许多，这也增强了诫子书的叙述性。仅以魏晋时期李秉《家诫》和北朝杨椿《诫子孙》二文为例。魏晋时期李秉《家诫》开篇便言：“昔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吏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既出，[1]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2][清]严可均.全三国文[A].32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1](P1763)上顾谓吾等曰：‘相诫敕正当尔不！’侍坐众贤，莫不赞。”有声有色地讲故事的形式说出强有力的论据，具有耐读性。杨椿《诫子孙》亦以现身说法，叙述的笔调讲述了早年自己与两个兄弟服侍文明太后与孝文帝的经历，云：“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兄在高祖左右，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时口敕责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烈使大嗔嫌。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间传言构建者。吾兄弟自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和容易，纵被瞋责，慎勿轻言。’十余年中，不常言一人罪过。当时大被嫌责，答曰：‘臣等非不闻人言，正恐不审，仰误圣听。是以不敢言。’于是终以[2](P3719)不言蒙赏。及二圣间言语，终不敢辄尔传通”。讲故事的方式，平易亲切的笔调，将自己早年的经历讲述给子孙听，在晓畅、真实、恳切的文字间，自然打动读者，感动孝子之心。相比较，耳提面命、直来直去严肃、简短的诫告形式自然最易起到不伤父子和气又易达到诫告目的。除继承两汉以来惯有的文学手法外，受到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影响，对文章形式美的追求，使“本属谆谆叮咛，无需[3](P167)藻饰”的诫子书，呈现语句整齐、骈化的文字形式。“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诸葛亮《诫外生》），“勿傲吝，勿荒怠，勿奢越，勿嫉妒，疑思间，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源贺《遗令敕诸子》），文字整饬，兼有对仗，语义律动。陶渊明“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陶渊明《与子俨等书》）将自己平淡的文风，以骈散的语言见出，平淡中见文采。南朝徐勉在《为书诫子崧》中讲述了自己早年经营东田小园的初衷，其中对东田小园的描述亦很有诗意“桃李茂密，桐竹成阴，眷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迥谢，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渎中并饶菰蒋，湖里殊富芰荷，虽云人外，城阙密迩”，而对自己告老之后生活的描述骈散结合很有文学的欣赏性，“或复冬日之阳，夏日之阴，良辰美景，文案闲隙，负杖蹑屩，逍遥陋馆，临池观鱼，披林听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求数刻之暂乐，庶居常以待终”，东田闲营小园的描述及告老后的悠切日[1][清]严可均.全三国文[A].[2][清]严可均.全后魏文[A].[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3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子讲述中骈散结合，充满诗情画意，款款诉情，自然真切。以上可见，魏晋六朝时期的诫子书善于借助一定的艺术手法，讲究语言的诗意性表达，从而将本是严肃的告诫内容、直白生硬的诫告语气委婉化，甚至艺术化，而又不失告诫力度；在此基础上，加之，社会上整体尚文风气的影响，普遍具有文学素养的诫子书写作者的用心书写，使得这一时期的诫子书具有实用性的同时又兼得欣赏性。34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第四章魏晋六朝诫子书中的文化内涵文学总是能体现一定的文化，文化又具有一定的时代感。魏晋六朝时期的士人们在他们每一篇有意而为的诫子书书写中，带来这一时期诫子书书写繁兴的同时，也在无意间以文本形式展现出了具有时代性的文化内涵。动乱的时代，魏晋六朝的士人们在他们的诫子书中认真告诫着子辈们以道德立身、家族为望、生命保全的思想。第一节道德人格的固守与秉承纵观魏晋六朝诫子文本，其对子孙的倡导几乎都离不开儒家仁义道德范畴：他们倡导“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王祥《训子孙遗令》），主张“慕先贤”（诸葛亮《诫外生》）、“亲贤慕善”、“志在善人”（王修《诫子书》），他们远举先贤，近辟名士，以典范的道德楷模示例，希望子辈能自觉地效高人远节，闻一得三，“去否适泰”（潘浚《疏责子翥》）；力劝子辈们勤于读书、研习“经史道德”，理会尽在其中的“周孔之教”（李暠《写诸葛亮训诫应璩奉谏以勖诸子》），为此父辈们认同“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徐勉《为书诫子崧》）的谚语。父辈们对子辈的要求是具体的、善意的：希望他们生活中要作风简约知“恭俭之德”（杨椿《诫子孙》），明“未有奢华而能长久者”之道理；能对家人孝悌，做到宗族之内“惟和为贵”（向朗《遗言戒子》）；对他人要“念恭顺”、“推美引过”（王祥《训子孙遗令》）要恭亲、诚信、礼敬、谦和。在这些对儒家礼范道德不懈申说的诫子书中，真实地表达着魏晋六朝父辈们的道德信念和对道德人格的固守。虽然每位父辈根据自己立身处世的经验，对传统的儒家礼范道德有所选择或与其他思想有所整合、融会，使表现在具体道德取向上有所不同，但仍在总体上表现出“不否认伦理道德本身，使人类得以存在的善的内核，这种善是自觉的，存在[1](P251)于本心不需外在的约束，鼓励，是最良知良能的”。儒家治世、立身皆强调“为人之道”，分辨“人禽之别”，与两汉礼教下的虚伪的谦让礼逊有所不同，父辈们抓住了儒家文化中最实在的做人思想，执着固守，用心传承，这在魏晋六[1]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35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朝时期是很不容易的。魏晋六朝时期士人在人格建构方面存在着现实层人格和理想层人格实践的矛盾。玄学两大思想家王弼与郭象在对道家绝对自由精神改造与发展的基础上，建构的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带来当时士人们对自由、玄远精神的追求，这使得从玄学产生之初的正始到玄学理论得以发展的西晋、东晋，现实人生与理想世界的矛盾异常激烈，最代表这种激烈矛盾的要属嵇康和阮籍了。在士人们普遍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中，表现出了一种新型的人格理想，名教与自然鲜明地对立起来。他们蔑视现实社会的礼教，放任自然，行为高蹈，却在执着于探求天地玄虚之体的同时，也在探求人生安心立命之道。这种探求是痛苦的，也不是人间化的正常立身方式，个体的过分追求自由近乎到了无政府状态，自然招致统治者的不满。随着嵇康的被杀，天下名士为之震撼。郭象的“名教即自然”理论，解决了六朝名士对“名教”与“自然”的困扰，迥异于统治者所倡导的虚伪礼教，人们更加体认关注人作为“为人之道”的礼教，史书中记载的当时人大量“至孝”的人物事迹，从一个侧面也可见当时人对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礼范的体认。所以鲁迅先[1](P515)生言“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颜光禄集序》中早就指出“嵇中散任诞魏朝，独《家诫》恭谨，教子以礼”。东晋南朝佛法的盛行，在影响六朝人处世的同时，儒佛合流，也促成了双方在处世态度上的调和。理想世界是崇高的，但崇高的未必是现实的，经过魏晋以来重精神世界的痛苦探求以及儒学对玄、佛的消解、融合，南朝以来，人们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日趋平淡，这种转变也加强了人们对儒家礼范下道德人格的默守。在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冲突、融合中，虽最终都指向了对道德人格的体认，但在魏晋六朝诫子书对这种道德人格的传承中又表现出，同样以道德塑造人，魏晋时期与南朝以后诫告目的上境界的差别。南朝以后，会显出一定世俗化的特点，表现出以儒家礼范道德塑造人格以为官、为财的目的，这也说明人格的建构问题经过置疑、抉择，体认后，而走向形而下的回归。这方面，如南朝齐王僧虔《诫子书》中力劝儿子不要沉迷玄学清谈而读书、为官的告诫即为一例。魏晋时期的道德人格塑造多强调道德人格的形成乃“立身之本”（王祥《训子孙遗令》），关注人成为人的本质。仅以嵇康《家诫》为例。在《家诫》中嵇康教导儿子，遵守[1]鲁迅.鲁迅全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6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礼范、谨慎处世，细致到连走路顺序和饮酒多少都一一诫告。坚守道德信念的嵇康对世俗之情的了解透彻，表面上看似庸俗，实际上正是说明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人格是在具体的世俗生活中历练形成的。如果说这样理解算作牵强的话，再看他对儿子，要求立君子之志、谦敬，不作小卑恭，而“当大谦裕”；不作小廉耻，而“全当大让”的告诫话语，则正体现着孟子所倡导的“大丈夫”的气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1](P141)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言为心声，嵇康的这种价值取向说明其对道德信念的坚守，体现了高层次的道德自律精神。其在诫告儿子时价值取向也体现出，对孔孟理想人格的自觉传承。不管父辈们在具体道德人格坚守和传承中具体目的差别如何，在儒、道、佛并存的时代，这种道德人格的固守和传承，也是对儒家文化的坚守和秉承。这种固守和传承具体表现在：与崇尚老庄虚无风尚相悖，父辈们内心深处坚守儒家礼范道德，不论社会如何变化，始终坚持不渝地以儒家道德人格塑造子辈的自觉，所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由于政局动荡不安，官学兴废不时，读经热因受到玄学、佛教与道教的冲击而降温，但这时期的传统家训仍以儒家倡导的伦理[2]道德为根本，少有涉及玄学伦理和佛学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虚幻形式。”几乎所有魏晋六朝时期诫子书的文本都在不约而同地传达着传统儒家礼教道德，这就传承儒家文化角度而言，这些大量的诫子书无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形式。乱世中，士人们借助于玄学、佛学理论，从精神上甚至行为上化解生命的苦闷，但在具体的持家教子上高扬儒家可以令人修身立世的道德观念，固守可以让人得以存在的道德人格。这其中体现出的乱世之下士人们对儒家文化的选择和自觉传承，也深刻地说明着“建立在农业社会和血缘宗族制度上的中国，显现[3](P9)出的一种要稳定、要延续、要保存的充满韧性的保存性文化气质”。[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2]曾凡贞.传统家训与传统文化关系探析[J]广西: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6,(04).[3]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37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第二节家族责任的背负与担当黑格尔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时指出“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1](P165)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生存于宗法血缘的中国人，“出则事公卿，入则事[2](P92)父兄”，有着浓重的家国伦理情感。经前人考辨为魏晋时期人托名列御寇而作的《列子》中有这样一段话：“杨朱游于鲁，舍于孟氏，孟氏问曰：‘人而已矣，奚以名为？’曰：‘以名者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为贵。’‘既贵矣，[3](P216)奚不已焉？’曰：‘为死’‘既死矣，奚为焉？’曰：‘为子孙。’”这段对话尽管是以批判的笔调记叙的，但却客观地从一个角度反映了“重精神”、“重内心”[4](P112)的魏晋时期人们，仍存在着现实人间为名为富为贵为死为子孙的人生奋斗目标。为名为富为贵为死，最终都归指向为子孙的目的。魏晋六朝的乱世下，政治仕途的受堵，疲于奔波、倦于争斗的士人们将视线由国转至家。将生存的价值建立在家族的完好延续上。于是人们关注家门的建设，关注家门内子孙的成长、发展，希望子孙能有好的教养、能善始善终、能传承家风并最终能让整个家族得以延续。社会的动乱和家族势力的衰微，加剧了家族发展的忧虑和责任意识。魏晋南北朝社会，是一个鲜明的门第社会。世家大族经汉末日益膨胀的庄园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占据重要地位的宗族组织。在东晋的门阀社会[5](P1709)里，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这种由大家族把持社会的局面。除政治的优势外，世家大族成员以自己独特的家族文化特征，区别于一般的寒门士族。到了南朝社会士族势力衰微，大的家族失去原来的政治优势。出于保家兴宗的考虑，家族之内很重视教育，在家族内部进行子弟的成长教育和学术文化的传承。《北史·景慕十二王传上》载：北魏元子孝“敦穆亲族，乃置学馆于私第，集群从子弟，昼夜讲读，并给衣食，与诸子同”。不仅如此，在家学教育内容上改变了以往儒经一统天下的单一格局，文学、艺术、史学、谱学、科技、佛、道、[1]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3]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7.[4]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唐]房玄龄.晋书·王敦传[A].晋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7.38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玄等诸多领域的知识，全面加强家族的文化素养。家族的教育随时随地进行，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记载。例如：晋时谢混一次与族子乌衣之游的宴饮之余，以文义赏会，观族子作诗，遂作《诫族子诗》对族子的诗作优缺之处，进行讲评，并勉励同族子孙“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家族存亡，成员有责。责任缘于勇于担当的品质。在这种社会的转型期，涉世未深的子辈们，如若不强加教导很容易走入邪路，败坏家风。故而，频频叮咛、嘱托不断。明代张一桂在《明万历甲戌颜嗣慎刻本序》中谈及在社会最为动乱的魏晋南北朝时以诫子为主题的家训大量书写的原因时言：“迨夫王路陵夷，礼教残阙，悖德覆行者接踵于世；于是为之亲者，恐恐然虑教敕之亡素，其后人或纳于邪也，始丁宁饬诫，而家训所由作矣。”作为家训性质的诫子书以其广泛的形式上的创作和恳切的内容上叮咛嘱托的书写，释放着父辈们对家族期望的责任意识。这是魏晋以降“人”的自觉后，个人在社会动荡、仕途受阻后，个人由对社会的责任承担日趋冷漠后日趋见浓的转向对家庭承担意识的转换。中国文化中，家庭以父子关系为主，纵向的父子关系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础。也就是在这种父父子子的传承中，以具体的凝聚着个体对家族兴衰荣辱的关心为主要内容的诫子书，一篇篇，一代代，积成汇集民族性的爱家、顾家的观念和责任意识，同时，也让家族为本位的观念影响至今。张岱年《文化哲学》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家族本位的传统是很严重的，直到现在仍有影响。”这与家族观念的深入人心和[1](P23)家族责任意识的世代背负不无关系”。第三节个体生命的焦虑与珍视书写魏晋六朝诫子书的父辈们生活在一个战乱和分裂交织的时期：先是三国时期的纷争，后经西晋短暂的统一，不久又发生“八王之乱”，最终使得西晋灭亡，晋室南迁，接下来的北方十六国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候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年里没有多少安宁的日子。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带来[1]张岱年.文化与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39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加之，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许多文人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广、嵇康、陆机、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绣、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等。太多战乱、政乱变动，挚友的被杀、亲人的离去，生命的非正常消失，带给当时人生存的巨大苦闷和困惑。恐惧、忧虑让他们收起了触摸政治的触角。《诫子通录》中载晋司徒何曾在一次“侍晋武帝宴退”后告其子遵曰“国家应天受命，创业垂统，吾每侍宴未尝闻经国远图，为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也。后嗣[1](P30)其殆乎此。吾子孙之忧。汝等犹可没身。孙辈必遇乱亡”。偌大个国家，君臣很少谈及治理国家的正事，在朝者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如此下去，“国将不国”的亡国之日肯定指日可待。日子在可以见到末日的状态中生存，不会舒畅，充满焦虑。这种生存状态很真实，纷争的三国如此，政乱的西晋如此，偏安的东晋如此，战乱的南北朝依然如是。时代如此，生存于家、国夹缝中的士人们，在政治上普遍采取委曲求全、与世浮沉的态度。毕竟，在乱世中求功名，是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才行的。虽然他们并非简单的怕死之徒。他们的价值取向诚如刘大杰先生所言，这一时期“一般读书人的明哲保身、隐名遁世，不一定是附庸风雅[2](P17)的名士气，也不一定是贪生怕死的怯懦病态了。”这全然是一种保全生命于乱世的权宜之计，是充分认识社会，个体生命自觉后的生存原则。南朝梁名臣明[3](P3323)岌《将死诫其子》中言：“吾所以在此朝者，非要贵也。直是避祸全身耳。”一语准的地道出了在频繁更迭的世道上依旧仕宦的辛酸目的。这种无奈在魏晋六朝的诫子书中具体表现在大量对自己死后俭葬安排的书写和对子侄辈反复告诫的“宝身”思想。这一时期的俭葬大有简单地告别世界的意思。但在一己的洒脱离世，走出尘世的解放之前，却不能省略作为自己生命延续的子辈们的生存安危。这是任何一种超脱的思想都无法让人免俗的地方。正因为此，也就不会有纯粹的出离于人间的洒脱。在充满真情、诗意灵动的写作间，父辈们以道德人格塑造子辈，更以反复的“宝身”避祸全身思想的强调，关心亲人后辈的善始善终。“宝身”思想是父辈们经历现实生存焦虑后，总结出的指导亲人后辈的苦闷生存原则，带有强烈的在动乱时代谨慎生存的警戒心理，是父辈们生存焦虑的一种反映。宝[1][宋]刘清之．戒子通录[M]．四库全书本.[2]刘大杰.魏晋思想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Z]北京:中华书局,1958.40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身全己的生存，充满审慎，是明智之策，也是苦闷之实。这一时期诫子书中愈是倡导“宝身”的生存，愈是显现出现实生存令人苦闷不安的讯息。个体的追求洒脱与群体（家族的生存）的生存延续，构成一对无法摆脱的矛盾，也构成魏晋六朝时期士人们精神世界中一种深层的焦虑。这是在这一时期的诫子书中可以管窥得到的。即便惬意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也会有临终之时对儿子们的歉意。对己、对子辈的“宝身”生存法则或可理解为对深层精神焦虑的一种解决办法。矛盾的解决在于对生命的尊重与珍视。这不是一个新鲜的方案，儒、道两家一直都有“贵生”思想的流露。中国人是热爱生命的，人生中的一切的幸福享受都必须建立在生命的基础上，因此，在心理上，国人非常珍惜生命，一般不肯轻易做拿生命冒险的事，这较之西方酒神的悲剧精神是很有国情差别的。死是不好的事物，惹人生哀。所谓“生，好物也；死，恶物[1](P1459)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故而，即使以超脱的人生哲学著名的道家，[2](P87)[2](P295)亦讲“天长地久”、“长生久视之道”。魏晋六朝诫子文本中鲜明的教子全身远祸的思想，透露出父辈们对乱世中生命无常的焦虑的同时，也透露着对生命延续的渴望。正因为爱生，又存在生命安危的焦虑，因而才会不断强化“宝身”的思想。诫子书体现的是对下一代生命生存的关照，在魏晋六朝生命意识觉醒、生命情调巨大波动、生命价值多元阐发的时代，对一己生存价值的思考和对群体生存（家族的生存）的担忧，使魏晋六朝士人们在他们笔下的诫子书中充满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保全于世的种种告诫、叮咛、嘱托都体现出对肉体生命延续的渴望。精神上希冀超脱的魏晋六朝士人们，用他们的达观消解一己的生存苦闷和死亡恐惧，在精神世界的不断挣脱中，显示出个体对生命珍重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是很重要的，先有自身的自觉，才能觉人。故而在魏晋六朝诫子文学中的对生命观念的流露中，我们看到了父辈们个体自觉后对子孙们的“觉人”作用。父辈都是[1]《论语·颜渊》爱孩子的，“爱之欲其生”，对生的具体立身处世、生存价值的引导中，源于为对生命的重视，也传递着谨慎为生、珍爱生命的理念。[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2]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2003.[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41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结语魏晋六朝时期诫子书为我们展示了在动乱的时代氛围里，当时的士人们对家族之内儿子、子侄辈成长的由衷关心和忧虑。他们引导子辈在立身处世上“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存高远之志，修炼个人的思想品德素质，谨慎地生活处世，珍爱生命，和睦亲族，延续家门。在诫子书这种文字形式的诉说中，写作者受时代尚文风气和至情思潮的影响，行文语言渐趋注重文学手法，情感表达流露出自觉的对话和沟通意识。这些体现着受时代文化因素影响的诫子书书写特征，客观上为我们留下了充满文学色彩的诫子文本。虽然每篇诫子书写作者的性格、气质、生活经历因人而异，但在相同的诫子主题的写作中，却在整体上彰显出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内涵，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传统儒文化所内具的使人类得以存在的善的内质；理解中国人爱家、顾家观念的浓厚和矢志不渝；体会在个体不断走向觉醒的时代，带给人精神世界的深层焦虑和对生命的更加关注与珍视。总之，魏晋六朝诫子书并非简单地等于父亲对儿子的教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教育学读本。它体现了魏晋六朝独特的时代性、思想性和文化性。在内容上它极具包容性，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是作者抒发自己肺腑之言，展现一代文人生存价值取向的载体。它情真意切的性质提供给我们许多真实而有益的资料，也是使我们通过这种文本透视每位诫子文学创作者的真实心态、处世哲学的一个可靠的人性化的窗口，使我们能够由此进而概观整个纷乱的魏晋六朝时期士人最真实的生存价值取向。笔者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通过对本文的写作，能够使人们对魏晋六朝诫子书的认识更加深入，并且给它一个恰当的评价。42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参考文献[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Z].北京：中华书局，1958.[2]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8.[3]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59.[4]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5]欧阳询.艺文类聚[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7]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8]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9]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10]胡平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11]朱彬.礼记训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3.[1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4]庄辉明、章义和：颜氏家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5]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1.[1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17]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18]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9]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从[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2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1]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22]李书友.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23]侯外庐、赵纪彬等.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4]刘熙载.刘熙载文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25]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26]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27]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3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28]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9]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30]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32]鲁迅.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3]黑格尔.历史哲学[M].商务印书馆，1963.44 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后记三年前，带着一份对古代文学的热爱和懵懂，我有幸来到华侨大学，进行古代文学的深造。谈及深造于我是不容易的，扎实的国学功底，逻辑的演绎论证，是做学问必备的基础条件，而这于我都是缺乏的。因此，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并不轻松，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每一本我都啃得很吃力，所幸对古代文学的热情支撑着我，更有幸的是，我的导师徐华一直以她对学生特有的宽容和耐心，不断地给我以学习上和生活上的极大支持和鼓励，使我能够在高山仰止的学术面前，渐渐学会走路。这过程虽然来得缓、来得慢，却未曾间断地交织着督促与进取；引导与领会，学海无涯，终生受益。导师的教导之恩，一生难忘。诫子主题书写展现人间至淳的血缘亲情。对这一论题的选择，得益于对“魏晋时期诫子书创作十分发达”的问题思考，也源于自身对亲情的无限珍重而引起的研究兴趣。研究工作不是简单就能应付的，从查找资料，到归纳整理材料，再到根据研究现状，分析演绎求证和得出自己的观点，每一步都要求踏实、用心，戒骄戒躁、坚持不懈，整个论文的撰写过程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做学问的艰辛和快乐。三年的学习，交上今天的答卷，心中充满感激和不安。感激于我的导师徐华老师在我论文选题、写作期间对我的悉心指导和鼓励；感激于所有给我以帮助和指导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感激于一直以来无私支持我的家人们。他们的帮助，让我有信心面对自己的努力。答卷总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在限定时间内虽认真写作、几经修改，还是令我感到不安，最后交出的作业有如爱因斯坦当年在课桌下拿出的第三只小板凳，其中的浮浅和不足之处是不可避免的，希望老师能给予宽容与谅解；学无止境，研究工作也无尽头，也希望我今后在漫漫学路上再接再厉。是以为记。2008－3－21于华侨大学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