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明史观看古代史

以文明史观看古代史 第一部分 各个历史时期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地位 一、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初步形成——夏商西周、春秋战国 ㈠夏商西周 【阶段特征】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禅让”制被“家天下”的“世袭制”代替。 商朝：青铜文化光辉灿烂，经济获得明显进步，国家统治职能有了进一步发展（建立了较为复杂的官僚机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强化了法律的镇压职能），但氏族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的合一，使社会笼罩于神权统治之下。 西周：与商王朝相比，西周的统治有其鲜明的特点：其一，重视国家的制度建设，包括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官制在内的“周礼”体系得以确立。其二，重视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治国思想先河。其三，政治疆域和文化影响区域大大拓展，这与“分封制”的大规模推行密切相关。这是一个神权下降、王权强化、人文精神崛起的时代。 ㈡春秋战国 【阶段特征】 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中华文明由古代文明向中世纪文明转变。社会全方位出现转型的特征。王室权威由衰微而归于消亡，宗族制度解体。春秋末年开始的一系列变法运动造就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君主集权制、官僚制、郡县制以及重农抑商政策等，纷纷出现并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铁器时代到来，民族融合加强，出现了统一趋势。 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 ㈠秦汉 【阶段特征】 在中华文明史上，秦汉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其一，秦汉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对后世统一国家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长期统一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 奠定了此后不同时期“中国”版图的基本格局。 统一的政治伦理和价值观念的建立，使不同民族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特征。 其三，奋发进取精神推动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秦始皇时代，“海外地理”正经历着由方士传说到探险寻求的转变。 在汉代，中国开始了走向世界的进程；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汉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国度，而是世界交通网络中的东方中心，都城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的通道，大量的探险家和商人，沿着使臣开辟的路线，络绎不绝地奔波往返，各地的物质产品与精神成果，得到了充分的交流。以东南沿海港口为出发地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也已形成。 汉代的中国，是以全方位开放的姿态和胸襟，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吸纳色彩各异的文化元素，走上了直接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道路。 ㈡魏晋南北朝时期 【阶段特征】 马克垚指出“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中国处于分裂战乱状态。这时期中华文明发生了独特变化：一是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迁入内地，胡汉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吸收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与均田制）；二是北方人口大量渡江南下，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汉人与南方的少数民族居民相互交流，促进彼此的进步。质朴清新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的传入，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使典雅精深的华夏文化又吸纳了新鲜血液，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征。中国文化再次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九品中正制），刚健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中华文明的范围比过去扩大了，也进步了。” 具体表现在; 其一，政治局面：长期分裂割据。 除了西晋有短暂的统一之外，分裂割据是这一阶段的基本格局。在这种局面之下，既有残酷的战争掠夺，也有对峙之下的竞争和发展。 其二，民族关系：在冲突中走向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历史上以民族冲突激烈引人注目，不同文化互相冲突、交流并趋向融合构成了它的时代特色。少数民族的汉化，构成了民族融合的主流方向。 其三，国家制度：承秦汉启隋唐。 其四，士族政治：在盛极而衰的过程中显示其特色与能量 其五，思想文化：包容异质和张扬个性 三、中华文明的高峰——唐宋 ㈠隋唐——中华文明空前繁荣 【阶段特征】 马克垚指出“隋唐帝国，中华文明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经济进步，国力强盛，政治和社会组织合理发展，科学文化昌明发达。唐代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具有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于外来的文化能平等对待，吸收有益的成分。思想上儒、佛、道三家争胜，文化艺术上则多元交汇，辉煌灿烂。社会风气也相当开放自由，尚武任侠，昂扬激越，呈现出积极进取、恢宏博大的气象。 ㈡宋——中华文明的顶峰 邓广铭指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是空前绝后的。”从经济发展和科技这两个综合国力基本因素看，宋处于中华文明顶峰。 宋代经济远较唐代发达，城市繁荣，商业兴盛，生产力更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宋代的科学技术也十分发达，这一时期也是汉文化进一步扩展以及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中华文明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具体表现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科举制完善、文官政治形成、租佃契约关系定型、海外贸易空前发展、商品经济繁荣（铸钱与纸币）、科技发展的高峰、理学形成、兵制适应社会变化——募兵制等。 四、转型前夜的中华文明——元明清 ㈠元：短暂的元朝统治与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 【阶段特征】 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统一全国，行省制度是我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有效地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对明清以及后世影响深远；戏曲成就巨大，与唐诗、宋词并立于世；元朝民族融合有了新的进展，形成了新的民族；元朝的对外关系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世界意义，被认为是中国和欧洲东西方之间真正直接接触的开始。 ㈡明清——高度发展的农耕文明（中华文明的新发展） 【阶段特征】 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生产力仍在不断发展（农业、手工业技术进一步提高），商品经济发达，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趋于形成，各种农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地区性生产基地出现，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赋役制度变革，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发生明显变化，市民运动兴起。 对比：革命史观强调封建制度走向衰落。 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日趋强化，明清时达到顶点。在经济上，突出的是明清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缓慢。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曾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反侵略斗争，但由于中外差距的拉大，中国逐渐失去了对外关系方面的主动性，由对外开放走向闭关自守。与此时期政治、经济相适应，此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出现了文学艺术繁盛，科技相对停滞的双重时代特征。 第二部分 专题 专题一、古代史的几次重大转型 一、春秋战国——中华文明由古代文明向中世纪文明转变 【要点提举】 ㈠原因 1、 诸侯争霸、“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王权体制面临挑战 春秋战国中华文明的转型主要原因来自于——国君公室的衰微 春秋中后期政治的主要特征是诸侯中卿大夫强宗的崛起和国君公室的衰微。卿大夫专权以致夺取政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成果，必然不能再沿袭原有的统治模式，而需要采取新的统治方式。这在客观上使国家政权逐渐由分散趋于集中，血缘关系的纽带进一步松弛，从而为战国社会政治新局面的到来准备了条件。从这种角度来看，春秋后期卿大夫专权的政治格局，乃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经阶段。 2、变法运动——推动中华文明由古代文明向中世纪文明转变 实质：从春秋后期起，各国的变法虽然在方式、程度、成效等方面各有差异，但实质是一致的，就是比较彻底地摒弃原始民主制残余，进一步调整国家政治的格局，强化国家专政机器的职能，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创新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这对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作用：有利于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军事争霸中占有主动，较好地完成古代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历史性转变。 3、铁器时代到来是推动社会转型的因素之一。（见教材） ㈡表现 在政治上，王室权威由衰微而归于消亡，春秋霸主政治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器，战国的兼并战争则是统一战争的前奏曲和组成部分；战国的变法运动，破坏了贵族等级社会，造就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君主集权制、官僚制、郡县制以及重农抑商政策，纷纷出现并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上，伴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促成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空前发展。战国时期出现的井田制和宗族制度彻底瓦解，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以地主和农民为基本阶级的经济形态逐步完善。 在社会结构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陷入瓦解，个体农民家庭大量出现；拥有独立身份的“编户齐民”成为国家统治的基础，多种形式的奴隶劳动依然存在。 在文化上，表现出空前的繁荣。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历程，至今仍被国人引以为自豪；诗经、楚辞、诸子散文、都在历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唐宋——中华文明高峰，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变 学者公认中国社会在公元6—10世纪发生了重大变革，6世纪以前的社会和10世纪以后的社会有着重大的不同，其间跨越了南北朝后期到北宋前期的4个世纪，学术界的争论在于这种变革始于何时，变革过程导致的根本转变发生在何时。 关于社会变革，刘宗绪认为“社会变革阶段的划分，首先是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不同。社会变革是否发生，不应以新的阶级（或阶层）在经济上完全成熟为标准，而以旧的阶级（或阶层）衰落和新的阶级（或阶层）开始在政治上、经济上占主导地位为标准。6世纪以前，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是门阀士族，10世纪以后，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是非身份性的一般地主。” 钱穆认为“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故就宋代而言，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有不变。” 刘宗绪、杨宁一均认为“变革开始于隋唐，完成于宋朝。” 【要点提举】 ㈠社会变革开始于隋唐（6—10世纪发生重大变革的原因） 1、门阀士族的衰落 最重要的原因在经济方面。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削弱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松弛了宗族的血缘纽带，聚族而居走向分户析产，宗族成员不断迁徙，士族经济处于不稳定状态，经济地位的不稳定从根本上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地位社会声望，士族政治走向衰落。此外，门阀的盛衰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中叶，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地位动摇，土地买卖界限松弛，最终导致均田制崩溃，不能保证士族继续占有大量土地和荫客、部曲等劳动人手，士族因此失去了往日的经济地位和特权，其社会、政治地位也必然随之衰落下去。土地私有制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 其次，文化的发展与普及使士族失去了以往的文化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士族与平民之间的差距。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文化得以在更广泛的空间内普及，学术的中心由家族转向社会，这使得士族渐渐丧失了以往的文化优势，社会政治地位也逐渐下降，最终导致士族的衰落。 第三，隋唐时期用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将选人用人大权收归中央，剥夺了门阀士族垄断官吏选举的政治特权。庻族寒门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提高了政治地位。 第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使士族失去了在礼法门风上的优势。士庻区别日趋泯灭，动摇了士族赖以生存的等级特权。 2、两税法：国家对土地的管理开始放松，国家虽然十分注重户籍的管理，但不再以人身为本而分配土地，中国的土地所有制逐渐形成了自由的租佃制。 3、三省六部制演进：（略） 4、科举制：（略） ㈡转型完成于宋朝（表现） 宋代所发生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君主独裁形式的文官政治代替了权利与血统相结合的贵族政治；平民文化兴起；理学学说的出现，既是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又体现儒释道融合的特点；在以上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国家管理方式和宗法家族文化。 从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看，宋代是从庄园农奴制向封建租佃制的重大转折时期；从经济观念的演变看，宋代是商品经济观念发生转折的时期；从学术思想的变化看，宋代是从传注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时期，从政治体制演变看，宋代是从“皇权—吏员”体制向“皇权—士大夫”体制转型时期。 【视角探微】 1、唐朝 安史之乱与唐朝社会转型 唐初立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都面临重大转型，各方面的制度都在发生者深层次的变革。在这种转型过程中，选官问题、军事体制问题、边疆问题、财政问题等都出现了新的矛盾。而唐玄宗晚年的朝政又不理想，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在政治上导致了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局面的出现，以及政治体制变革的继续；在社会经济上影响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以及社会开放心理的笼缩；在思想文化上则促进了士大夫经世思想上抬头和唐宋间思想的转型。安史之乱后唐朝还持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 2、宋朝 ①王安石变法：中国走向近代的朦胧探索 ②宋朝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变化（士人地位的提升与社会转型） ③宋朝危机显现 哲学上出现了不少派别，相互问难辩难。在政治上，由于问题很多，内忧外患连续不断，不少知识分子奋起寻求改革，同时也有不少人反对改革，形成了改革与反改革的长期党派斗争，这是宋代的一大特点。但总的说来，宋代思想状况一改唐代生动活泼的局面，转向保守。宋儒发展成为理学，理学用纲常名教建立起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对人进行全面的压制，扼杀自由思想的追求，盲从、僵化逐渐成为一种思想定势，这大约也是阻碍社会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3、唐宋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现象比较 三、明清——与近代工业文明擦肩而过 【要点提举】 ㈠内外部孕育的转型因素，呈现出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征兆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大量涌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黄册、赋役制度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1、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生产力: 明清时期，由于农耕经济高度发展，一方面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为农业人员流向手工业部门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大量农产品投放市场。同时，与市场紧密联系的私营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纺织业兴起，是手工业商业化发展的集中体现。于是，在手工业中首先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和发展，是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及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在传统农耕社会内部孕育的新的生产关系。白银成为市场上的主要货币也大大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生产关系：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国古代传统的生产关系进入了一个松弛化时期。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土地所有权与耕作权分离的扩大和地租形态的变化，如永佃租和押租制的发展，分成租向定额租进而货币租的过渡，等等。这加强了佃农的经济独立性，扩大了他们从事生产的自由。 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方面则表现为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削弱，如“摊丁入亩”彻底取消人头税，户籍制的松弛和匠籍制的废除，大大放松了官府对农民、手工工匠和商人的人身控制，佃农、雇工法律地位全面提升。劳动者社会地位提高，无疑对促进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又是一个有力推动。 所以，为增殖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以及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工场手工业经营形式——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产生并缓慢地发展起来。因此，明清时期已经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由雇工劳动，出现了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变化同西欧农奴制的废除一样，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 明清之际是诸多矛盾交织、发生天翻地覆巨变的时代。一方面专制集权高度膨胀，礼教纲常愈趋苛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极端腐败，纲纪凌夷，政教失控，危机四伏，正统礼教的腐朽黑暗面暴露的更加充分。明朝政权衰败、统治机器松动，对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但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士大夫主体意识高涨，纷纷集会结社，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 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和“西学东渐”近代科学的传入，也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思想界注入了崭新的时代气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顺应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的大势，代表新兴市民阶层利益，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早期启蒙思想。其中尤以清初三大思想家为最。他们最主要的观念是倡导言论自由，建立自上而下的监督机构，以保证各级政权机关清正廉洁、决策正确和国家社会安定。他们以前所未见的犀利笔锋对以往正统宋明理学做出总结性批判，开创了具有深刻而新颖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批判、务实精神的一代进步思潮。 以三大思想家为代表的君主批判意识是在明清之际政治经济天崩地裂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他们的思想在其后数百年间仍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给后世民众以深刻的启迪。 3、科技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 在科学技术上，明代同样处于近代化的前沿，虽然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正向新的突破点逼近。同时随着东西方之间的初步交往，西方的文化科技知识也渗透进来。正因为有这样的成就，在中国知识界中有一种将其向前推进的动势，能够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异质的但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中国学术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 《天工开物》是一部全面系统总结历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巨著。书中的精彩记述，无一不是作者运用数量、比重等数学、物理学方法亲自“穷究实验”的结果，并由此把劳动者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概括层面。作为反映近代工业因素萌动时期工农业生产技术的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不但在中国科技史上前所未见，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而且在世界科技从古代中世纪传统向近代科技转变的潮流中也居于前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明朝对外来文明态度 虽实行过海禁，但明朝对待外国人、外国文化的态度相对是开明的，利玛窦的活动就曾得到万历皇帝的鼓励。明朝末年，虽是内忧外患，但崇祯皇帝为挽救颓败，对新鲜事物仍持开放态度。 ㈡阻碍转型的因素 16世纪，中国游离于世界经济圈之外，因固守传统文明而失去活力。 1、专制皇权强化导致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缺乏民主环境。 2、经济政策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海禁与闭关锁国，重农抑商。 明朝、时开时禁 清朝，康熙五十六年，清朝闭关自首的政策正式开始。 3、文字狱与文化专制政策 表现：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控制、强化理学主导地位。 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对文化和文化交流的态度的主线是走向专制和封闭，即内部对文化发展的专制逐渐强化，对外则封闭隔绝外来文化。这种政策对当时乃至后世造成了及恶劣的影响。 首先，它严重抑制了中国社会的自由思想，窒息了近代的学术空气，扼杀了适应时代的民主、自由、科学精神，进而也阻碍了中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延缓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它极大地扭曲、摧残了文化。促成了乾嘉学派的出现，这一派只重训诂之学，不顾社会现实，虽然对古文化的整理作出了贡献，但就中国文化发展进程而言，毕竟是一种畸形状态。 启示：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发展经济和科学文化的首要前提。 八股取士被认为是明清科举制度最为严重的弊端，它一直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的一个重点。 4、清对外来文明态度 清朝入主中原，将在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重新加固。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康熙年间，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不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受到限制，对洋商与中国贸易的态度也更加严厉。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妄自尊大，是一个原因；心怀恐惧，是另一个原因。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如果说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尚有萌发生长的空间，至清入关后，空间越来与狭窄，在缝隙中挣扎。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首先，生产力发展状况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明清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主要是量的积累，而不是质的提高，不能估计过高。这是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产生，但却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其次，国家政权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和影响，所实行的各种措施对经济基础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抑商政策、闭关政策、重税政策等严重摧残了工商业，使其难以顺利发展；另一方面，国家采用各种手段扶植小农经济，使自然经济不致解体，而这种旧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极其牢固，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第三，封建土地所有制具有高度的剥削性，造成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农民因贫困无力购买所需物品，另一方面，地主一旦富有，大量资金消耗于非生产用途，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 第四，宗法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法制度本质上是专制而保守的，与以自由企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相互矛盾的，它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工商行会组织也染上浓重的宗法色彩，从而妨碍了商品与劳动力的自由流通。在这种环境下，资本主义萌芽是无法持续成长的。 【视角探微】 1、明清时期对外政策从开放到闭关的主客观原因和对“海禁”政策的认识。 2、16世纪东西方对比（政治、经济政策及发展状况、思想、对外关系等）。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与西方启蒙思想对比。 【例题】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洪武）二十七年春二月，倭寇浙东，上命都督杨文、刘德等巡视两浙。随后，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而沿海之人，往往私入诸番，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 ——《明太祖实录》 材料二：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了“争贡”事件。事情源于日本大内氏贡使与细川氏贡使为了争夺朝贡贸易特权，在宁波港发生械斗。明朝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市舶司，终止日本与明朝的朝贡贸易。正常的官方贸易断绝，民间走私贸易便取而代之。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三：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海外贸易）为命。……一旦禁止，则利源阻塞，生计萧条，情困计穷，势必啸聚，勾连入寇。 ——（明）唐枢《御倭杂著》 材料四：。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先后即位的明穆宗、明神宗都实行比较灵活的开放政策。由于海禁的开放，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五：福建漳州府的月港，在海禁时期是走私贸易的中心。1567年开放海禁后，该港的年外贸税收如下： 1567年 银三千两 1573年 银六千两 1576年 银一万两 1583年 银二万两 1594年 银二万九千两 ——摘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请回答：（1）据材料一、二，分析明朝的对外政策和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 （2）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你认为“倭患”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3）据材料四、五，你认为“倭患”得以解决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4）从“倭患”问题的产生与解决的全过程，你得到哪些启示？ 答案：（1）政策：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先后禁止民间和官方的对外贸易。原因：打击倭寇骚扰，确保海防安宁；日本贡使为争贸易特权发生械斗，影响极坏；明朝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国家，海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是太大。 （2）由于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致使沿海地区许多靠从事外贸为生的商人与平民生计无着，为了生存，他们铤而走险，进行走私贸易，甚至进行海盗式的劫掠；一些日本武士、商人为了追逐巨额利润，与中国沿海的一些商人和海盗相勾结，劫掠东南沿海，从而形成“倭患”。 （3）根本原因是明政府放弃了海禁政策，使对外贸易合法化，沿海商人与平民获得明显收益，政府的税收也稳步增加，“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 （4）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违背规律必受惩罚；闭关政策于事无补，实行积极灵活的开放政策才是长治久安之道；解决问题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倭寇浙东，上命都督杨文、刘德置 ——《明太祖实录》 终止日本与明朝的朝贡贸易。正常的官方贸易断绝， 专题二、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演进与强化 【要点提举】 1、萌芽：理论上，韩非子最先提出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 2、实践：秦国商鞅变法，规定废分封，行县制 “燔诗书而明法度”，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①春秋初年，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世卿制，后来慢慢扩展成为推荐制，到春秋末年，选官与任官之风大开并渐成为制度，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发展阶段。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是“贵”的没落和“贤”的升起，符合社会政治文明演进的总趋势。——墨子“举贤能” ②战国时期，各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运动，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建立了一整套官僚制度，开创了政治制度的新局面。——商鞅变法内容：按军功授爵 ③至战国时代，各国普遍推行了郡县制，以此作为一种强化中央集权的有效体制。郡县的长官均有国君直接委任，并按时接受考核，郡县的行政和军事权利都掌握在国君手中，从而为君主的中央专制集权提供了行政组织上的保障。郡县制度的确立彻底摧垮了旧贵族赖以抗衡王权的物质基础，为自上而下贯彻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扫清了道路，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3、建立于秦朝：秦统一后，为了巩固统治，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皇帝制、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并颁布秦律。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特点：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权利高度集中成为秦朝统治的最基本特征。 4、巩固于西汉： 内容：西汉改革管制，组成内朝和外朝，加强皇权。实行刺史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僚的控制。颁布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解决王国问题。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 特点：强化了皇权。重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统治。将儒家思想改造为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需要的指导思想。 5、完善于隋唐： 内容：实行三省六部制，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将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三从而消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创立和完善了科举制，扩大了官吏来源，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调整和健全了府兵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不易形成将帅用兵的自重局面。 特点：用分权的办法加强皇权。官员选拔规范化、制度化，考试成绩取代了门第出身。 6、加强于宋： 北宋：集中军权。设三衙统领禁军，并与枢密院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以防武将专权。 集中行政权。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派文官做知州，知州设通判，二者互相牵制。 集中财权。在各路设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 集中司法权。中央派文官担任地方司法职员。 通过以上措施，皇帝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财政、行政和司法大权，铲除了封建藩镇割据的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 特点：强干弱枝（北宋）；在中央分权基础上的地方分权（北宋）； 唐宋时期我国的政治制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建立了合理完善的行政体制，使国家的政令在幅员广大的疆域内基本上得到执行，保证了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唐宋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从决策与执行（三省六部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到官员的选拔与任用（科举制），考核和黜陟，监察和谏诤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合理完善的制度，互相协作，互相制约，使之正常运转。当然，这些制度不可能尽善尽美，在运转中会出现各种问题。（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 提醒：在皇权与相权方面，唐朝和北宋均通过分权的方式来削弱宰相的权利。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三； 北宋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军权、财权。 元朝时，废三省，施行一省制，即中书省，长官为宰相，由此宰相地位逐渐位高权重，威胁皇权。于是，明朝建立后，裁撤中书省，废除 丞相也就成为必然。 由此可见，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在唐、北宋、明朝尤为突出。 7、元朝新发展：在中央健全了中央官制， 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事物；设宣政院，统领宗教事务和管辖西藏地区。元朝实现了全国性的大统一。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和对辽阔疆域的管辖，在中央设中书省；地方实行行省制度。既是元朝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功的尝试，同时又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新举措，是对古代郡县制度的重大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特点：地方行政体系有了重大发展（元）和；建立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直辖管理制度（元） 行省制度的创行是我国地方行政体制的重大变革。省的名称一直沿用到当代。元代以前各朝代的地方行政体制，无论是两级制还是三级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中央与地方行政区之间空挡过大的缺陷。而元代行省既是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本身又具有中央派出机构的特点，有效地弥补了这一空挡，使全国的行政体制基本上做到了上下结合、浑然一体。 行省的权利很大，地方军政大权基本都掌握在行省手中，表现出与隋唐以来地方权利逐渐削弱趋势的不协调。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适应当时形势的较为有效的措施。元代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巩固地方统治成为比加强中央集权更加迫切的任务。为此，各地军、政两方面必须密切合作，以便遇事能够迅速作出决策。在这样的背景下，行省就成为军政合一的地方统治核心。 8、强化于明清 明初：在中央，废丞相 权分六部 ；地方实行三司分权。 改大都督俯为立军都督俯，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 制定《大明律》。 设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加强思想控制。 设内阁（明朝设立的内阁是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的产物，英国的内阁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 清： 沿用了明朝的内阁 六部 。 增设军机处，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特点：皇权空前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确立，在明初特定的环境下，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对于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社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加以考察，这种高度的君主极权政治及与之相应的各种极端残酷而落后的高压手段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必须予以否定。 【视角探微】从体制运行的效率来看中央集权的社会职能 1、秦汉时期中央集权体制的社会职能 马克垚“秦汉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建立一套官僚机构，负责管理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察各方面的工作。地方上也设立各级行政机构，由中央委派有俸禄的官员主持。这套官僚系统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最有效的系统。它对全国的农业生产、工商业活动，都要干预、督导；它负责全国道路交通的维持与修理；它对全国的人口、土地都要登记，逐级上报，以便为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提供根据，它征收全国的农业税、人头税、工商业交易税等来维持皇室、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它还自己经营庞大的农业、工商业以补开支；它保持着庞大的军队，以保卫国家、进行扩张、维持社会治安；它还关注公众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以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定。但我们并不能像一些西方史学家那样，认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利是压倒一切的。事实上，在国家机器之外，人民依旧有广大的活动空间，而国家管理之恩的施行，也是在社会的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变成材料题） 如；盐铁官营与均输平准，丝绸之路，“中国”版图的确立。 2、秦汉时期中央集权体制对皇权的制约 秦汉时期，皇权还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如廷议制度，国有大事，皆由朝臣讨论后向皇帝提出意见，最后由皇帝裁决。这种制度是氏族社会民主制和周代内外朝的遗留，对皇帝权利起到了一些限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倾向。 与皇帝制度相适应的一整套中央官僚体制也在秦汉时期建立并完善起来。 3、唐宋时期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 唐朝安史之乱：地方节度使权力过大威胁中央集权。 宋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实现了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为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由于矫枉过正，后继者又不知变通，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如地方权利太弱，在反侵略战争中无力抵抗；对军队防范过甚，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在对外战争中居于弱势；官僚机构分化事权和互相牵制不当，造成机构重叠、官员队伍庞大、效率低下等问题。 2、 元朝国家制度的特点与评价 最大特点是“蒙汉杂糅”，各种来源不同的制度构成一个混杂的体系而运作。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落后的民族总是要被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蒙古政权兴起后，迂回曲折的汉化历程，几乎贯穿了全部蒙元时期的历史进程。新王朝的政治制度具有明显的二元性，既沿袭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又保留了大量的蒙古旧制，其中贯穿了民族特权与民族歧视的特点，成为区别于传统的汉族王朝的基本特点。 第一，基本保存、沿袭蒙古的旧有制度。 第二，仿效中原王朝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及相应的制度。 第三，在某些领域地区，汉制与蒙古制并行，因族而分，因俗而治。如宫廷的礼制、民间的服饰及刑法等。 5、明朝内阁与英国内阁比较 明朝设立的内阁是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的产物，英国的内阁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 6、明清专制主义的强大与统治效率的反差。 7、朝仪和文书、舆服、后宫、陵寝等相关规定与“君尊臣卑”的政治伦理制度化。 二、中央集权制度的辅助手段 ㈠选官制度 【要点提举】 1、察举征辟与九品中正 （对九品中正制的评价） 九品中正制实施之初，使荐举之责由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长官转移到专职举士的中正官和吏部，选材的标准除前代的经学、德行、乡党清议外，又增加了家世、才干等内容，较征辟、察举制更为完备。到了晋朝，最终成为门阀士族垄断选举的工具，成为具有封闭性、凝固性的维护门阀特权的制度，阻碍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造成士庶分隔的局面。南北朝后期，由于门阀制度的衰落和寒门庶族的兴起，南北政权纷纷放宽门第限制，采取了考试取士的方式，入仕的大门开始向各阶层较为平等地开放，为隋唐科举制的确立准备了条件。 2、科举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隋朝：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开始采取分科考试办法选拔官吏；隋炀帝时，始设进士科，科举制形成。 唐代：科举制度继续实行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原因：封建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及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相较以前的选官制度，科举制更能满足中央集权政治的要求。首先，科举制打破了以往世家大族垄断选官的局面，使各阶层人士能更广泛地参与到国家政权中，从而稳固了政权的统一。其次，科举制以才取士，能够选拔出比较优秀的人才加入政权。再次，科举制考试有固定的考试内容，促进士子必须娴习辞赋，熟谙儒家经典，无形中加强了思想的统一。 科举考试在唐代虽有较大发展，但在面向社会、公平竞争等方面还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它保留了察举制的残余，推荐在科举考试中仍然占有突出地位。门荫和科举的同时并举，调整了统治集团内部各个阶层的权利和矛盾，而科举制主要是为中下层知识分子参与政权提供了一条途径。 宋科举制完善 两宋时期，科举制度在考试内容、考试方法上都与唐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是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史上承上启下、完备定型的阶段，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注重维护考试的公开、公平性，向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开放，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就其进步意义来说，科举网络了大批英才，奠定了宋代文官政治的基础；它刺激了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尽管如此，宋代科举制仍带来了一定的弊端。例如，科举取士名额不断扩大，致使官僚集团急速膨胀，形成冗官问题，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 在历代科举制中，对宋代尤其是北宋科举的评价最高，北宋科举是中国科举史上所能达到的最合理阶段，大批卓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脱颖而出。 明清：科举成为加强思想控制的工具。（略） 【视角探微】 1、纵向对比——唐朝科举制与宋朝科举制比较。 2、横向对比——中国古代科举制与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比较。 3、科举制度的产生兴起、发展、消亡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变化的联系。 4、关于科举制废除原因。 首先，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是科举制度废除的基本原因；其次，广泛兴办的新式学堂是科举制度寿终的直接原因；再次，日趋没落的书院制度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废止；最后，社会心理的变迁促成了科举制的消亡。 清代废除科举制度意义重大，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标志着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结束，新的近代教育制度正式确立。 ㈡监察制度 【要点提举】 1、性质与职能 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权力运行的有效性）而设立的制度。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系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其职能体现了加强以皇权为中心的集权体制，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2、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沿革 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到了清代将原来独立的六科给事中监察系统合并于都察院。与地方十五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合一使清代监察权进一步集中，另外还制定了封建社会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使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完整，也使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发展到了顶峰。 3、特点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着封建社会存在数千年，说明了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经过长期的监察制度建设和实践，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特点。 ①监察出于皇权、维护皇权 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监察大权，所有的监察机关有监察权，但只是皇权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可以说，古代监察制度 是皇帝的耳目、皇权的工具 ，同时也是制约官僚的一种制度。 ②监察机构独立自成系统，自上而下垂直管理 自两汉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监察机关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系统，基本上是与各级行政机构相分离的。中央的监察官员由中央任命，有事直接向皇帝奏报，地方的监察官员由皇帝指派或者由中央监察首长任命，有事可向监察首长汇报也可直接向皇帝奏报，这样确保了监察权力的独立运作，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监察机构的上下一体，也提高了监察官员的权力行使。 ③监察制度以小制大，以内制外 古代多用年轻、资历较浅、品位较低的官员担任监察官员，因为官小才不计较个人得失，年轻才敢作敢为。监察官员虽然官职不高，但职权很大，从秦汉到明清御史基本上都没有超过七品的，但他们可以监察“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所有的官员而且可以“风闻奏事”，凡属国家政事，无论大小均可监察，在执行监察时可不受任何机构、官员的约束，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以小制大”使得监察官员要发展，必须勇于履行职责，忠于职守，这也正是统治者所希望的。 ④重视监察官员的选任和素质 由于监察责任重大，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不但非常重视监察官的工作能力，而且还非常重视监察官的“德望”和“品德”，把廉洁奉公列为选拔监察官的重要条件，因为“以法治人，先当治其身，违法何以责人”，这是由监察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既要求监察官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又要求监察官有丰富的为官经验和较高的文化素质并根据政绩对监察官员进行考核，并采取一些量化的方法，这样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假现象。 4、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局限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政治运行中，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手段，对于国家机关和官僚的权力监察及约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作用是有限的，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和不足之处。 ①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都是围绕服务于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设计的。在这种制度下，监察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又与封建君主的治国方略和个人素质密切相关。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有明君、也有昏君、更有暴君，例如，明君唐太宗以“纳谏”闻名，善于听从不同意见，遂使魏征成名，监察制度运行的也比较顺利；而昏君隋炀帝独断专行，不喜欢忠言逆耳，而且有时以判死罪的办法对付进谏之官，这样皇帝统治下的王朝，监察制度就形同虚设了。 ②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为统治者所服务，是维护皇权的工具。它是由统治者皇帝设立的，那么谁来监察皇帝呢？虽然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单线垂直的、是独立的，但是权力的源头却在皇帝。其独立也是相对于官僚系统，却绝不可能独立于皇帝之外。不管是在制度上、法律上，皇帝是不受制约的，不受法律控制的，除非皇帝本人自愿接受监督。归根结底古代的监察制度不出人治的范畴，这种人治与法治根本性的冲突已经决定了：监察制度只不过是皇权手中的工具。 纵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虽然是为专制君主服务，并为其操纵，加之制度本身设置不是十分严密和完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王朝固有的内在矛盾，挽救不了封建封建剥削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古代吏治的腐败得到整饬，同时对于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和封建王朝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安宁稳定起了某些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 【视角探微】 1、商鞅的监察理论：对地方官的监察割裂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 这种做法始于汉武帝，他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十三部，每部派一名刺史在自己的监察区内进行巡察。巡察时“乘传（公家驿站马车）周流”，年底回京汇报。唐代在地方划分十道（监察区），由中央派出十道巡按使在各自的监察区内巡视。明代在地方设十三道（按省划分），配置十三道监察御史，再从他们中间选派巡按御史出巡地方。中国古代对地方的监察，以这种巡视方式实行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它的成功之处，就是用流动的方式把监察官与行政官的利害关系割裂开来，保证监察官能够较好地履行职责。汉、唐、明统治者践行了商鞅的监察理论，并且在实践中又有新的发展。 2、监察制度的作用主要受制于时代环境（政局稳定、政治清明）、统治者个人素质。 三、政治体制在魏晋南北朝和宋朝时期的特点 【要点提举】 1、门阀政治的形成与发展——中央集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阶段。 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变态，东汉至西晋时期，士族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显著提高，但总体上仍然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不足以超越皇权。到了东晋时期，权利结构才发生了变化，门阀士族的势力得以平行甚至超越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门阀政治的条件下，门阀士族内部及士族与皇权之间势力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规模动乱的出现，是江左社会的一个稳定因素。从宏观层面考察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它从皇权政治而来，又在一定条件下回归皇权政治。 门阀士族的衰落：南北朝后期，门阀士族已经显示出衰落的迹象，至隋唐时期，终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衰落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经济方面。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削弱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松弛了宗族的血缘纽带，聚族而居走向分户析产，宗族成员不断迁徙，这使得士族经济不再像以前那样相对稳定，经济地位的不稳定必然从根本上动摇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世袭特权难以维持，士族政治也随之走向衰落。此外，门阀的盛衰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朝中叶，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地位动摇，土地买卖界限松弛，最终导致均田制崩溃，不能保证士族继续占有大量土地和荫客、部曲等劳动人手，士族因此失去了往日的经济地位和特权，其社会、政治地位也必然随之衰落下去。 其次，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使士族失去了以往的文化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士族与平民之间的差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的中心在士族集团，总体上，士族子弟即使不学无术，普通平民仍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他们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文化得以在更广泛的空间内普及，学术的中心由家族转向社会，这使得士族渐渐丧失了以往的文化优势，社会政治地位也逐渐下降，最终导致士族的衰落。 第三，隋唐时期用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将选人、用人大权收归中央，剥夺了门阀士族垄断官吏选举的政治特权。 第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使士族失去了在礼法门风上的优势。 2、宋代文官政治形成 这种政治体制的确立是唐五代以来社会结构变化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同时也与宋代的科举制度、崇文抑武国策等因素密切相关。 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承上启下的转型时期，从唐代开始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变化，在宋代得以最终完成。在经济结构上，传统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崩溃，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迅速发展，土地转移和流通的频率加快，租佃契约关系得以确立。这种变化诱发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门阀士族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取而代之，平民社会的因素开始显现，社会流动性空前增强，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 宋朝建立后，吸取前代武人拥兵自重而皇权式微的教训，宋太祖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方针和“右文”、“重文”的价值取向，制定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对文人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这种“以儒立国”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风尚，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确立提供了保障。 科举制度的大发展，削弱了门第血统在科举中的作用，增加了寒门士人仕进的机会，使科举考试向整个社会敞开了大门。科举制度蓬勃发展，使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促使官僚集团的结构由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化，以科举起家的官僚取代士家大族成为社会新贵，把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 此外，宋代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官学、私学的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前代，这既提高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也为文官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宋代文官政治的确立，改变了自汉代以来官僚集团的整体素质，酝酿出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培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使宋代官僚政治展现出区别于各代的特色。 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对北宋的政风和学风产生了重大影响。 专题三、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 【专题提示】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并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民族文化作为当代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以世界上不同民族原生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全球化的这种不可回避的趋势，对各民族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导致各民族社会的转型和其他文化的变迁，乃至重新组合。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地各民族文化趋同的同时，首先进行的是打击和摧毁各民族文化传统，这对各民族原生的民族文化传统几乎是致命的。那么，探讨和研究在全球化时代下，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做到“和而不同”就显得意义非常重大，同时对各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战略价值和意义。 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首先是民心所向，即以民族认同感为基础。 【要点提举】 民族认同感的含义 人们相互接触时，往往会有一种“求同”或“求异”的定势心理。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交往的时候，通过生理上的相貌特征和语言、宗教等精神层面异同的观察就会形成不同程度的“认同”或“认异”，于是，很自然地产生民族意识，其表现形式也就是文化的“认同”或“认异”。正因为如此，在长期的交往中，把这种群体意识符号化就产生了稳定的民族称谓。为了加强本民族的团结，增强其民族凝聚力，该民族内部总要想方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即认同感。比如，它总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而自己独有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它们强烈的民族感情，把它们升华为该民族的文化标志。他们还常常把从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为民族形式和风格，使人极易辨别其民族属性，这也就是所谓的民族个性和风格。这些实际上都是共同心理的表现，起着维护和巩固其成为一个独立群体的作用。随着民族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的逐渐消失，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将是最有区别于其他民族最明显的标志，甚至可以将其视为该民族名副其实的“族徽”。 广义的民族认同不仅包括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卷入，而且还包括个体对他民族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卷入。在单一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往往与国家认同是重叠的，但是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是较民族认同更高层次的认同。民族认同感包括以下几个要素：民族自我认同、民族归属感、民族态度和民族社会参与和文化实践。 中华民族认同感 分析中华民族认同感需要以认识中华民族为前提。中华民族是由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所构成的，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或包容了中国境内各民族而形成的一个现代民族，它有主体民族但没有共同的血缘关系，有共同的主体文化但又包括了一些构成中华民族这一大族体的各民族的文化，并且各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国家政体内的亚文化，都有保持与发展自己文化的权利。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人们认同自己的国家以及国家内的主体文化，从而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中华民族认同感就是对中华民族这一族体的归属意识。” 在当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渊源，二是共同的民族文化，三是共同的国家——中国，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是对中国国家及中华文化的归属意识，这种认同感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有深远的民族渊源及文化渊源的。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包含人们的民族价值观、民族感情、责任感、民族内部的亲和感与凝聚力。 民族认同感的来源 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认同感产生的源头和认同的基本内涵。 民族文化传统是长期以来对其传统文化进行选择、过滤、积淀后，民族代代相沿继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因子。这些文化因子深深地嵌入民族群体中每一个单个民族成员的身躯上、血液中，这就像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原型，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意识到其存在自己的骨肉和血液中，他们也无法凭自己的意志决定对它们的取舍。 民族文化传统对于文化上的“认同”，犹如水之源头，树之根本，如果没有这些文化传统就谈不上“认同”。反过来，通过“认同”和“认异”，回味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更能增强民族意识和凝聚力，以便进一步承受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并自发地进行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沿袭，这是其一。 人们在民族文化的继承当中，绝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它是一种主动地自发地对民族文化有意识的传承、改造和创新。这种改造和创新包括对异民族文化的“认异”过程中对其优秀文化成分的有效吸收、整合，将这一部分经过消化后的优秀成分转移、融合到本民族的文化当中，形成符合时代条件，顺应社会发展的有生命力的新型民族文化，并使其成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份子，为本民族自身发展服务，这是其二。这样一来，这些“认同”或“认异”的结果，又充实了民族文化传统，使其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连续性，承前启后、生生不息。 这段话的启示：中华民族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中华民族文明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通过民族融合（交融和碰撞）一方面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形成了作为大家庭一员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中华文明呈现出多元化和一元化的统一。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认同感的构建： 下面这段话给我们备考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有学者指出“我们不能指望从课堂中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应该从传统文化中、从生活实际中、从民风民俗中领悟中华民族的特征。通过旅游寻根、祭典祖先、解读家谱和考察节日，可以使青少年一代感受到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要点提举】 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将史实梳理分类 1、 民族认同感在民族关系中的体现 （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精神层面：心理、价值观，情感。物质载体：传统文化、民风民俗、制度。） 意识(价值观)认同: 秦汉（心理价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 情感认同：唐蕃会盟、土尔扈特部回归 管理认同：疆域变化。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与开发。（中央政权将少数民族地区作为其统治范围的一部分） 随着唐王朝的兴盛与强大，少数民族纷纷内附，对于内附的少数民族，唐采取羁縻政策。 体制认同（汉化措施）：北魏——孝文帝改革、辽夏金仿汉制等， 血统认同：元，迁徙杂居融合而产生新的民族——回族 风俗习惯认同：魏晋南北朝、唐（书中小字内容） 2、碰撞交融促进民族认同 如，实施胡汉多元化体制意味着承认民族发展的多样性；辽：番汉分治；元：二元制 民族冲突、民族战争 民族经济文化交流 3、民族政策 ——顺应或违背民族认同 4、 从民族认同感的源头——历史传统文化出发备考 ①物质痕迹（物质文化遗产）古代大型工程、古建筑等 长城带的民族关系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长城带古代的经济、文化结构与古代民族的构成格局，决定了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地区与畜牧业经济地区的关系集中表现于长城一线，其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对立统一也沿长城一线展开。与此相适应的中国古代的民族问题也集中于长城一线，表现得异常突出，无论是民族间的联合与交流——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还是民族间的斗争——军事的、政治的——都沿长城一线展开，它对于主体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主体民族与长城带各民族的关系，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曾起过重要作用。 ②精神烙印（非物质文化遗产） ③文化常识 ④交通（巩固国家统一、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促进民族融合） 灵渠、大运河、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 专题四、古代主流思想演变历程 【要点提举】 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 1、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仁”，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节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他维护周朝的“礼”，主张贵贱有“序”，是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学说，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德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宽刑薄税。但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合时宜而未被采纳。 3、秦朝时，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遭到重创。 4、西汉时期董仲舒对儒家思想加以发挥，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大一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的同时崇尚法制，儒学从此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 5、宋代的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南宋的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他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6、明朝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说明它已走到极端。这两种观点成为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的官方哲学。 二、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明后期：李贽是一位以“异端”自居的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家的虚伪。李贽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它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的色彩。 2、黄宗羲：清初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倡“工商皆本”，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3、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君国利病书》，它提倡“脚踏实地”的学风，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4、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为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与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5、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在明清文化上也有反映：例如：文学上，出现了揭示封建社会走向没落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借写妖狐鬼怪故事批判封建社会的《聊斋志异》等。 三、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①对那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土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精神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②对有些内容可抽去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大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大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③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视角探微】 1、私学兴起与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衰败导致学术的下移，官学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渐瓦解，在这一过程中士阶层兴起并壮大起来。士阶层的壮大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师资条件，昔日的官学之士离开官府，流落民间，促成了春秋战国多元性的文化格局，从而为私学创造了成熟的文化环境。 私学的兴起，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带来了春秋战国文化的繁荣，促成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2、秦代焚书禁学与汉代独尊儒术比较（原因、目的、手段、影响、启示） 秦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就需要统一的学术形态，秦王朝虽短暂，但也在构建统一的学术体系上作出了艰辛的探索。秦朝建立后，在学术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种新官学，统治集团原本希望在博采先秦诸子百家的基础上来建构新的官学体系，博士官制度就体现了这种意图。然而，这种愿望却与现实的政治决策产生了冲突，本应代表官方学术、体现统治者意图的博士们对秦王朝的现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引起了统治阶层学术政策的重大变化，博采众长的新官学一转成为先秦法家一家学说的极端化发展。 “焚书坑儒”表明秦王朝在文化领域由博采先秦诸子学说向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转型，新官学的内容也由综合宽容转向了专制。 秦代焚书禁学与汉代独尊儒术的目的均是为了统一思想，但采用的手段却大相径庭。秦代重在“禁”，采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强制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激起了激烈的反抗。汉代重在“尊”，将儒家经术作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将其贯穿于学校教育和入仕途径之中，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士人专注于学习、钻研儒家经义，促进了汉代经学的兴盛，推动了当时学术的发展。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提高儒学的地位，将其官方统治思想而已，并非禁绝其他思想学派。这样，既确保了思想的统一，又为不同思想留下了适度的发展空间。 就推行文教政策而言，秦始皇的失败和汉武帝的成功，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解决思想意识形态问题，不能依赖行政强制，更不可能迷信暴力手段。而且，从思想的属性而言，本来就是各不相同，思想可以受诱导，甚至被蒙蔽，但要达到完全的控制和统一，是最不容易实现的。尊重思想自由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的过程。 3、玄学与佛教的融合与佛教的中国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就是玄学的发展为佛教哲学的传播准备了思想基础。正是基于玄学与佛学有诸多相通之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使佛教在中国日趋兴盛，佛教与玄学日趋融合。西晋时，玄学与佛学的融合已经开始，这种亦玄亦佛、玄佛融合的现象，即使以儒学为主体、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渗入了佛学的成分，也使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日益中国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是在这一时期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质朴清新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的传入，使典雅精深的华夏文化又吸纳了新鲜血液，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征。中国文化再次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刚健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4.明末清初民主思想和欧洲启蒙思想的比较 5、其他相关问题 ①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不同 ②宋代文化发展的内外环境： 外部环境：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交流未尝不是中华文化弃旧图新、广纳博采的有益过程。 文化环境：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豪放词派成为词坛的审美主流。南宋中期之后，苟安行乐之风盛行，北宋晚期的典雅词风大规模回潮，但旧中有新（稼轩词派的强大影响、理学的兴起引起的思想规范和风格净化作用）。 宋朝重文轻武政策、宽松的政治环境，历来被视为宋代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 ③唐宋古文运动：关键词（科举、士人、政局、经济），依托：教材列举大量的相关人物。 ④元代空前发展的戏剧 元代堪称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杂剧、散曲、南戏等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后世通常将元代戏曲与唐诗宋词并称，凸现了元代戏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后人评价元曲“文而不晦，俗而不俚”，“明白如话”，充分肯定了其艺术风格以自然本色为主流这一特点。 元杂剧兴盛的原因： 经济上，元代城镇经济的繁荣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政治上，元初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痛苦，也激发了人民的愤慨和反抗之情。创作主体构成方面：科举制在元朝不受重视，即使偶尔开科取士，对用人格局也无根本触动，文人社会地位普遍低下，失去了进身仕途，一大批文人以创作杂剧为生，大大壮大了创作队伍，提高了创作水平，使杂剧的传播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此外，元杂剧的兴盛还有其文艺自身发展的原因，如剧场的建筑、演员的技艺、音乐的成熟、表演的提高等。 专题五、古代经济制度 经济政策及其他 【要点提举】 一、经济制度 历史上关系农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㈠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 1、“屯田”与“均田” 屯田制是魏晋时期一项重要的土地制度，曹魏所实行的屯田制度最为完备，这种田制使东汉时期被割裂的土地与农民重新结合起来，促进了北方地区经济的恢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北魏的均田制——是土地私有制确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土地改革，它的目的不是改变土地私有制，也没有实际地改变当时私有土地的占有状况，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了农民一定的私有土地；均田土地不许买卖，抑制了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措施对于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土地私有制 安史之乱以后，土地私有制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制度。 ㈡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 1、我国古代主要赋税制度的类型： ①以人丁为主要征收标准的赋税制度（编户制度、租调制、租庸调制） ②以土地和财产为主要征收标准的赋税制度（初税亩、两税法、方田均税法、一条鞭法、地丁银） ③征收货币的赋税制度（募役法、一条鞭法、摊丁人亩） 2、赋税制度的发展演变： ①初税亩：春秋后期从鲁国开始实行，前提是“私田”的出现。规定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实际田亩数征税，鲁国初税亩，承认私田合法，它与齐国“相地而衰征”等新税制的出现，标志着井田制的瓦解。 ②编户制度：主要盛行于两汉，前提是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确立地主土地私有制。秦始皇时，让百姓自己申报土地，载于户籍，国家依户籍征发赋税余徭役。西汉时期，政府把农户的人口、年龄、性别和土地财产等情况都详细登记在户籍上，作为征收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的根据。编户农民对封建国家承担的义务有四项：田租、算赋或口赋（人头税）、徭役和兵役，并以人丁为主要征税标准，它的实行标志着我国古代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 ③租调制：主要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前提是实行均田制（按人口分配国家掌握的土地）。受田农民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租、调，还必须服徭役、兵役。这是由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减弱以及纺织业的兴起所决定的。 ④租庸调制：实行于隋至唐中期。租是田租，调是人头税；庸是指纳绢（或布）代役。隋朝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交纳一定数量的绢来代替服役。唐朝则取消了庸对年龄限制。标志着对劳役地租这种最落后的赋税形式的否定。 ⑤两税法：唐朝中后期，为解决财政危机，于780年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每户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变化的产物，标志着以人丁为主的课税标准开始改变。 ⑥“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北宋神宗于 1069年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其中“募役法” 收取免役钱，限制了地主的特权；“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亩纳税，增加了封建国家的田赋收入。 ⑦一条鞭法：明朝后期开始实行，1581年，张居正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把田税、丁税、杂税合一，按田亩的多少征收，用银两交纳。由于大地主的阻挠破坏，一条鞭法实行不久就停止了，但改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下来。纳银代役、赋役征银的办法，标志着赋税制度由繁到简、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变。 ⑧摊丁入亩和地丁银制度：清朝雍正时将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到田赋中，征收统一的赋税地丁银。反映出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逐渐松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标志着延续了数千年的“人头税”的废除。 3、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赋役制度沿革的特点 ①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向以田亩为主过渡，人头税在赋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以两税法为标志。 ②农民由必须服一定的徭役兵役发展为可以代役，以“庸”为标志。 ③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以两税法为标志。 ④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由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发展，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对商业征收重税。这种演变说明，随着历史的进步，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 二、经济政策——重农抑商 1、重农抑商政策 教材上提到的“抑商”措施：西汉时汉武帝开始盐铁官营，征收工商业者的营业税、财产税，对私营工商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唐朝政府设置官员管理物价、税收，并对市的买卖规模和时间都有限定；北宋政府在广州等地设置“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商税；明中后期，政府设立众多关卡，对商业收重税；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 评价： 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在这时，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并在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失去了初期的进步性。 2、 禁榷制度 马克垚的看法有所不同： “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国家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加以管制，或则全部国营，或者官商合营，或者通过国家允许民营而收税，这就是所谓的禁榷制度。”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第317页。 ①战国形成思想 ②汉朝成为国策：汉代说是对商人要“重租税以困辱之”，其实主要是实行国营工商业以取利。 ③唐朝两税法：杨炎实行两税法，正式收取商业税，对坐商按户征收资产税，对无居处而行商者，向所在州县税三十之一，要“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佼利”，这就是说要使行商与农民、坐商、手工业者都一样向国家纳税，不许他们有佼利，即有多余的利益。从国家的规定上看，重农抑商的色彩减轻了。 ④禁榷制度在汉武帝时得到全面实行，但从东汉到唐前期一直处于消歇状态，中唐以后又复盛行，到宋代而大盛。 宋朝王安石变法中有关市易法的规定就是禁榷制度的体现。 从中国古代国家对土地的管理政策和工商业政策来看，国家对它们的控制其实是有限的，社会经济的运行有它本身的规律，国家的政策并不能改变它的实质。夸大中国历史上的土地管理政策和重农抑商政策所起的作用，是不合适的。 三、其他相关问题 ㈠人口迁移 中国古代人口的迁移，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有助于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提高了各民族的素质；促使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也促使人口分布趋向合理；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南洋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为当代的中国学生必须了解我国人口的历史和现状。 2003年高考文综就涉及了美国、中国人流迁移和城市化问题。 1、中国古代人口的流向 ①向中原迁：由人口稀少的荒漠草原向黄河流域迁移。如：“五胡”内迁、女真、蒙古人的南下。 ②向江南迁：由人口众多的黄河流域迁向人口稀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如西晋“永嘉之乱”后、唐朝“安史之乱”后、北宋“靖康之变”后，中原人民流落江南。 ③向边疆迁：大多由政府组织军民迁移，从事戍守、开发、屯田等。 ④华人外流：我国古代有很多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到海外谋生、居住，形成华人外流。如唐朝有人随海上丝绸之路下南洋，明朝郑和下西洋后去南洋的人更多。 ⑤外族内流：在长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不少外国人来华经商定居，形成外族内流。如唐朝时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我国居住经商，元朝时形成的新的民族“回族”。 2、人口迁移的原因：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的落后和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少数民族内迁；北方战乱不断，南方相对安定导致大量北人南迁；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组织军民迁移；统治阶级专制统治、土地兼并等，也使农民流离失所，导致人口被迫迁移。 3、清代前期我国人口急剧增长的原因 ①国家统一、疆域扩大、社会安定，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较大的生存空间。 ②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的提高，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较强的物质基础。 ③政府奖励垦荒，宣布“更名田”，实行“摊丁入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者的负担，进一步刺激了人口的增长。 ④城镇居民人头税的废除，推动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增加了人口的容量。 ㈡经济重心转移 中国古代人口的迁移，促使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从战国到两汉，这里一直比南方发达，经济重心在北方。 1、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古代对南方的开发比较早，但直到三国时期，都处于初步开发阶段，从魏晋开始，北方处于战乱状态，南方相对安定，北方移民的涌入，统治者的重视，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大大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迅速，南北经济趋向平衡。隋朝统一后，随着北方经济的恢复，北方又一次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但北方的某些方面也依赖于南方的补充，大运河的开凿就是这一形势的体现。唐中期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相对安定，全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北宋灭亡之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宋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江浙地区长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南方经济领先北方的格局最终形成。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 2、经济重心南移的三个明显特征：北方人民南迁，带去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二是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封建割据或封建战乱时突出；三是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重心的南移有一定的影响。 3、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完成的标准：人口数、农产品的产量超过北方；南方持久、稳定地占据优势；新的经济重心取代旧的经济重心，成为新的财税支柱来源。 4、经济重心转移的原因： 历史原因：北方长期战乱，破坏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南方则相对和平稳定；北方农民大批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统治者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重视发展生产。 此外，经济重心转移的原因还可以从地理角度来认识：①气候影响：宋代以前粮食主要以旱地作物小麦、粟为主，这类作物适宜生长的环境是北方的温带大陆气候。宋时占城稻传入后成为主要农作物，明朝时产量提高、面积扩大，水稻不适宜在温带大陆性气候下种植，而适宜在江南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种植，这里光热条件好，雨热同期，水资源丰富，水利工程开发好。②自然环境：江南多以平原丘陵区为主，土层深厚，易于开垦和操作。茶树、甘蔗、柑橘这些经济作物更是适宜在江南种植。北方水土流失严重，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环境恶化，影响了农业生产。③交通运输及对外贸易也促进了江南的发展。 ㈢政治经济重心转移带来的相关现象： 唐末五代之前，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统一的，都位于北方黄河流域，这种局面大约持续了2000多年，随着后来政治经济重心的分离，出现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现象。 例如大运河的开凿与经济、政治中心转移的关系。隋朝开凿大运河，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控制全国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满足了统治者从南方获取财富的需求。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迅速，南北经济差距缩小，隋朝时从南方获取财富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同时，大运河的开凿也有利于南北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交流往来，由于政治中心位于黄河中游一带，运河南北两段被开凿成向西北、西南倾斜的走势。到了元、明、清三代，形成了政治中心在北，经济中心在南的格局。统治者需要连接另外两大地理单元，即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同时更需要得到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支持。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大运河不仅是连接南北两个经济区域的重要交通线，而且是连接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国家生命线。因此，隋朝大运河绕道洛阳，河道迂回曲折，运转不迅捷的状况就急需改变。元朝于是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将隋朝大运河裁弯取直，以缩短航程。在运河凿成后的1000多年历史中，沿线的经济随着运河的发展而发展，成为特殊的经济发展地带，一些城市的兴衰也与运河的变迁密切相关，如开封、扬州等。 【视角探微】 1、土地兼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 2、赋役制度变化的社会效应。 3、结合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评价商鞅主张“重农抑商”与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两种经济思想。 4、中国古代五个时期的货币及影响：（1）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货币，是诸侯国商业兴盛的表现，但货币不统一妨碍了各诸侯国经济交流（2）秦把圆形方孔钱作为统一货币，有利于各地经济交流（3）王莽发行大钱取代西汉五株钱，是掠夺财富的一种手段（4）北宋市场流通的有铜钱、铁钱和金银，四川地区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又出现“会子”。（5）明朝中后期，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专题六、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 【要点提举】 1、对外交往的途径和繁盛原因。 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交流的途径：①贸易，包括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②官方互派使节、留学生③宗教传播④战争。 中国古代对外交往频繁的原因：（1）国家强盛，经济文化各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2）海运交通发达，航海技术进步；（3）王朝统治者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4）政局稳定。 2、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商路六次演变：（1）秦汉时期主要以陆路为主（2）隋唐时期既有陆路又有海路（3）两宋时期海路贸易发达（4）元朝时期陆路、海路、内河漕运并举（5）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远达东非、红海，但中后期逐渐闭关（6）清朝闭关锁国，只准广州一地对外通商。 3、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朝贡贸易） ①前期以陆路为主，唐朝时海陆贸易并重，后期以海路为主。汉代以陆路交通为主、海路为辅；唐朝不但有东西陆路交通，而且已开通向西、向东的海路交通；宋元明清时，陆路贸易下降海路贸易地位日渐上升。 ②官方贸易不以营利为目的，而着力加强友好往来。不管是路还是海路，带去的都是我国最精美的工艺品、丝绸和瓷器，虽然畅销，但有不少是相赠的，返航时不仅带回货物，而且常常有外国使臣搭船来中国访问。但朝贡贸易基本上无助于海外市场的开拓及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③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同步进行。西亚不少商人带来了西方宗教，中国科技也相继西传。 ④外贸促进了民族融合。不少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在我国定居，长期与中国人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在元朝时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视角探微】 1、两宋时期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及原因。 2、两宋时陆路贸易地位开始下降，海路贸易地位上升。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⑴是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相隔，如西夏控制河套地区。⑵陆上丝路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陆上丝路位于我国西北，地处内陆，只能向西运输商品，而我国传统的外销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等的产地都在东南沿海。陆路西运，远离商品产区，既不经济，又不方便。何况对于环太平洋各国，陆上丝路无法到达。陆上丝路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要越过葱岭和戈壁沙漠，风沙弥漫，行程艰巨，又只能靠骆驼运输、运输量有限，而且时间久，运费高。⑶与当时主要贸易商品有关，汉代对外贸易中丝织品占很大比例，而两宋时期陶器制品比重很大，其易碎，不适合于陆上长途运输。⑷经济中心南移，南方经济地位提高，尤以海运为主。⑸宋代航海业和船业发展，航海经验的积累。如南宋时，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 3、如何看待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为世界航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和的远航，还导致了明中叶私人手工业与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导致了移民海外热潮和奢侈之风的兴起，导致了朝野率皆用银与新思想的出现，这一切使中国社会内部孕育了变化的潜流，其作用与意义极为深远。 较之前代，宋代海外贸易在各方面都有显著增长。首先，贸易港口大大增多。其次贸易范围有所扩大；再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商品的种类都有了很大增长，进口商品主要是一些原材料，如香料、矿石、马匹等；而出口商品大多数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这表明中国在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不但商品的种类增加，而且贸易额也有所扩大。 4、新航路开辟与中国（作物的传入、西方传教士来华、西方殖民者东来） 主要参考书籍 《世界文明史》 主编 马克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主编 杨宁一 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十五讲》 作者 张岂之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历史学习精要》 主编 刘芃 朱汉国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