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读书的最初几个月里,课堂小组讨论简直是我的梦魇,后来我才体会到——课堂也是学生的“舞台” 一过9月的爱丁堡,5点不到,已无天色,而一天的课程也才正式开始。为了照顾在职学生,学校把很多课程安排到了他们的下班时间。作为全职学生,这样的“夜校”生活直接导致了我在爱丁堡的日子常年不见阳光。 在爱丁堡的“夜校”生活是在一个叫Paterson'sLand的百年建筑里度过的。班级是个“联合国”,同学来自亚非拉,年龄分布老中青。通常每门课会有20到30名学生选修,其中,1/3是本地学生,1/3是在职学生,1/3是留学生。学院老师们风格各异,教学手法也不尽相同。不过不管哪门课,哪位老师,都有共通一个点,授课之中必用小组讨论。 在开学初期,除了苏格兰老师浓郁的口音外,小组讨论是我最头疼的环节,在英国学习的研究生课程是之前未曾接触的领域,既无案例借鉴,又无理论基础。无奈,每次上课老师必要加入小组讨论,少则一次,多则三四次。讨论通常围绕一个问题,小组成员大家需要各抒己见,讨论结果由小组推选意见领袖,再与其他小组甚至老师展开辩论,辩论的结果会成为老师授课的下个篇章。其间,授课老师会巡视每个小组,观察小组成员表现,记录每个人的发言数量,作为课堂表现,算入期末成绩总分的30%。得知这一要点之后,小组讨论的气氛明显活跃。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小组讨论简直是我的梦魇,一旦讲师放下教鞭,一声令下讨论,课堂最艰难的时刻就正式开始,比听不懂苏格兰口音还要让人尴尬。6、7个人围坐一起,每个人都需要有所贡献,分享观点,提供案例,表述结论,各有其职。在职学生通常在这个时候发挥最为出色,他们通常都来自于与专业相关的行业,案例经验信手拈来,讨论中的领袖人物也多是出自他们。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则是其次的活跃者,而中国学生则是相对沉默。除了语言原因,大部分中国学生还很陌生这样的课堂形式,在国内课堂参与大多都是老师提问你问答或者非正式的讨论。所以每当老师巡视到小组时,我的每一根神经都会紧张起来,抓紧笔杆,脑海里搜罗话题。常常和我分到一组的英国学生Andrew Reid,为了让我在好辩的同学里面能有机会发言,经常会好意地主动邀请我说几句,每每这个时候,我只好鼓足勇气,说出自己刚刚组织的说辞,同班的中国学生情况类似,情急之下也会谢绝发言机会。 虽然每次上课,都希望老师不要中断,一直讲下去,忘了让人尴尬的小组讨论,但是这样的祈祷从来没有灵验。擅长此类的同学们则每到讨论时间都迫不及待,组织分工,因为相比较而言,课堂分可要比论文分来得容易得多。三个月之后,第一学期评分出来,我果然败在课堂分下,论文分数一样,总分却低于Andrew。痛定思痛,决定课堂上重新做人,再加上对苏格兰口音磨合已过,更是壮人胆。每到课堂小组讨论,一改以往忸怩状,发言起来是见缝插针,从国内杂志上找来的案例,更是让欧洲同胞们大大地了解了改革开放的中国。 直到这个时候,才第一次体会到我的同学们争相小组讨论的乐趣,课堂也不仅仅是老师的舞台,学生同样是这个舞台的表演者,只是角色不同,但是每个角色都需要投入的演出,这出舞台剧才精彩出色。圣诞的聚餐时,我的邻座是导师Claire女士,一位认真内敛的英格兰人,在几杯红酒下肚后,对我说:“我这个学期备课轻松了许多,因为你们的小组讨论给我不少灵感和素材。”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