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触充盈其间的科学精神
——《邓稼先》解读
王剑平
【摘要】杨振宁先生为向公众介绍他的挚友邓稼先,表达他的思念之情,写作《邓稼先》。细读《邓稼先》,却可以发现这样的特质:作者具有明确的读者意识,依据事实作出合理断言,运用富于理性的语言,表现出浓郁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读者意识 合理断言 理性语言 科学精神
【正文】
《邓稼先》是科学大家杨振宁先生所写的纪念性文章,被选辑在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作者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向公众介绍他的挚友邓稼先,借以表达他的思念之情。这篇文章“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更不同于一般写人的记叙文”[1],其特质在于:作者拥有明确的读者意识,基于事实做出合理断言,富于理性地使用语言,其间洋溢着科学精神。学生学习《邓稼先》,不仅要了解“两弹元勋”邓稼先,体会作者的思念之情,更要充分感触充盈其间的科学精神。
一、清晰明确的读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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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是一种价值取向,是抽象的,需要通过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态度表现出来。而且,科学精神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写作上,作者清楚自己“想写什么”、“想怎样写”,“不仅受自己主观愿望的制约,还受制于心目中的对象,这就是读者意识”[2]。将这种意识贯彻到文章写作的材料选择、行文处理之中,这就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要求,邓稼先其人其事一直鲜为人知。而且,要理解邓稼先所从事的“两弹”工作及其意义,则更需要相当高深的专业知识。这是一般公众难以企及的。要在报纸这样的大众传媒上介绍邓稼先,拟定什么样的角度、选择哪些材料,让世人便于理解、易于理解,这是作者杨振宁必须考虑的。虽然,杨振宁说:“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3],但是限于公众传媒和文章受众的客观需要,他对之进行了大胆的剪裁取舍,没有对邓稼先的生平事迹和巨大贡献作详细介绍,而是选择几个既能为公众所理解、又能实现写作目的的角度叙写邓稼先。如第一节《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作者将邓稼先工作的历史意义,放在一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近代史中进行高度评价。再如第三节,作者从普通人易于理解的性格、为人入手,对自己熟识的《邓稼先与奥本海默》进行比较,得出了“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的结论。这样写,绝不是因为“分隔大洋两岸二十余年,对邓稼先工作的具体情况不可能很了解,掌握的材料不会很多”,而是作者清晰的读者意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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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仅在材料选择上具有明确的读者意识,在行文思路和形式上也注意到普通大众的传媒阅读习惯。《邓稼先》分节行文,每节均用小标题标示出相应的内容要点,给人提纲挈领、一目了然之感。对于公众不太熟悉的《吊古战场文》和那首“五四”时代的歌谣,作者用自己的感受做引导,读者只要结合自身的中国地理和历史相应知识,也完全能够理解邓稼先身上所体现的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民族脊梁。
二、基于事实的合理断言
所谓科学精神,就是得出结论,作出判断,要有相应的事实基础,要靠相应的证据支撑,即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语),合理断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态度”就体现在其中。不根据事实妄下断言,妄作判断,就违背了科学精神。杨振宁先生在《邓稼先》一文中淋漓尽致地给我们展现了这样的方法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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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文第一节,基于1898年“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的史实,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在第二节,从“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事实中,作者做出这样的主观判断:“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还是在第二节中,杨振宁在如数家珍般地叙写邓稼先的重要人生节点之后,由衷地赞叹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这种基于事实得出结论的思想方法,在文中还有很多的例子。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培养其科学精神,这是绝佳的课程资源。
三、富于理性的语言表达
“语言跟着思维走”[4]。在《邓稼先》一文中,杨振宁先生秉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采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在语言运用上呈现出这样的特点:遣词用句准确、严谨,较少使用形容词,几乎不用比喻、拟人之类的修辞,多有客观、冷静地记叙,少用直抒胸臆、情感渲染的抒情。
在第一节中,没有进行全面的考证,仅有部分史实的支撑,作者使用推测语气较强的词语“恐怕是”、“可能是”来做出判断。在第三节,为了说明与邓稼先之间“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作者用词非常简洁准确:“同学一年”、“又是同学”、“曾住同屋”。在第四节,面对谣言,作者十分冷静、客观地记述科学家邓稼先的反应:“他说他觉得没有,但是确切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当挚友邓稼先写信告知事情真相的时候,作者内心产生“极大的感情震荡”。面对这“极大的感情震荡”,作者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情感渲染、铺排,而是客观地表达成:“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这是将科学理性转化为严谨的语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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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遍布全文的时间节点、时间段,也形象地展示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
一些时间节点,作者将之精确到“年”,如“邓稼先1924年出生在……,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如“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些时间节点,作者将之提升至“月”,如“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1986年5月邓稼先做了第三次手术”。
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作者则将之精确到“日”:“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86年)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
对于一些时间段,作者辅以相应的时间副词、延续动词(见着重号)进行精确表达,如“这以后的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由此,作者训练有素的科学思维可见一斑。
当然,文章不是无情物。科学家也有感情。科学家写文章除了昭告真知,也会诉诸真情,只不过出于职业习惯,他们会将这种真情潜藏在客观、冷静的言语表达之中,似无作家那般热烈、形象和直接,即所谓“爱之愈切,知之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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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总体目标与内容”中明确指出:“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逐步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是语文课程的目标之一。然而,科学精神绝不仅仅蕴含在科技作品之中,其他作品如《邓稼先》也有蕴含、也有体现。科学精神的培养,也绝不仅仅依靠“阅读科技作品”去实现,阅读其他作品如《邓稼先》也能实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语文教学的全过程,我们要秉承科学态度、采用科学的思想方法!
【参考文献】
[1][3]人民教育出版社 等.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下册教师用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4,15.
[2]荣维东.交际语境写作[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6:202.
[4]朱光潜.天资与修养——朱光潜谈阅读与欣赏[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46.
作者:王剑平 身份证:510221196807067514
单位:重庆高新区陈家坪小学 邮编:4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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