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任安书
》(
节选
)
司马迁
司马迁(前
145
-前
90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
《
史记
》
共
130
篇,
52
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
《
史记
》
包罗广泛,体大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
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
史记
》
原名
《
太史公书
》
,东汉末始称
《
史记
》
。
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
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
“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
《
史记
》
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这种著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
史记
》
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
因为
《
史记
》
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
《
报任安书
》
和
《
史记
》
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
《
法言
》
)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
史记
》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
《
史记
》
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
史记
》
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
《
报任安书
》
中,把
《
周易
》
、
《
诗经
》
、
《
离骚
》
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
《
史记
》
的实情。
《
史记
》
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
《
史记
》
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
鲁迅
《
汉文学史纲要
》
称
《
史记
》
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
离骚
》”
,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尤其提一下
《
史记
》
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
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
《
史记
》
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
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
《
尚书
》
,是彻底的译写;对
《
左传
》
、
《
国语
》
,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
《
战国策
》
,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
《
史记
》
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
《
李将军列传
》
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
《
史记
》
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
《
史记
》
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
《
史记
》
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终于在太始四年(前写于这一年的
《
报任安书
》
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
本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
《
史记
》
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像。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
《
史记
》
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今天我们读着这部不朽的巨著,遥想司马迁当年写作时的艰辛与坚毅,怎能不对他的崇高精神无比敬佩呢!
本篇不仅对我们研究司马迁的思想以及
《
史记
》
的写作动机和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并且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
《
离骚
》
媲美。
此文之奇,首先表现为气势的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发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此文之奇,更在于他的纵横开阖、起伏跌宕。作者是坦率的,但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又是极其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但三言两语又无法说清,所以他就一一地如实道来。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充分表现出笔力的雄健。此外,行文的流畅,语言的生动,骈句、散句自然错落,排句、叠句时有穿插,使本篇在散文形式上也具有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
报任安书
》
是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全信以申辩自己为何不能“推贤进士”为主线,倾诉自己无端受宫刑的冤屈,吐露自己遭受奇耻大辱后的创痛,并述说自己何以忍辱苟活的深层动因。全文共
6
个自然段,可分成五个部分来赏读。
第一部分(第
1
自然段)诉说自己困厄受辱的处境,陈说无力“推贤进士”的苦衷,倾吐了愤懑的心情,并表达了对即将离世的朋友的怜念。
第二部分(第
2
自然段)回忆事情的经过,向任安说明真相。先写自己一生不得志,本来主观已经很努力了,只想尽忠职守,希望赢得汉武帝的赏识,然而不可预知的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自己与李陵并非旧好,但李陵的为人和素养都值得称赞,且作战勇敢,深入虎穴,始战获胜,卒因救兵不至,寡不敌众,败降匈奴。这是李陵的一时之过,败降也是权宜之计,因而为之向皇上直言陈情,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为李陵游说”,定为“诬上”之罪,加上四方无援,被处以宫刑。李陵既已生降匈奴,败坏了他家族的声誉,自己也跟着受刑,更被天下人耻笑。事情不容易一一跟俗人说清楚,可悲啊!可悲啊!曲抒冤屈之情,令人怜恻。
第三部分(第
3
自然段)对自己为何不索性一死以求解脱做出解释。第一层先说太史令这一职业的卑贱,并提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进步生死观,以结上生下。下面将生者辱与不辱的情况分为十种,最上等的是不污辱祖先,污辱到极点的是腐刑。接着又以猛虎关进笼子里受束作喻,触及自己的困境,并列举了西伯、李斯等九个王侯将相都曾关入监牢,来说明受辱不足为怪,说明勇与怯、强与弱都是形势造成的。第二层从人之常情说到自己的孤伶、苟活,是因为自己的志愿还没有实现,如果随便死去,那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著述就不能留传给后世了。
第四部分(第
4-5
自然段)对自己写作
《
史记
》
的思想动力,对
《
史记
》
的构成作了介绍。第一层列举了文王、孔子、屈原等名人在厄境中著书立说,被后世传颂。这些事例,用孟子的话说是“殷忧启圣”,用现代的话说是“逆境成才”,是符合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辩证观点的。这八个排比句从此成为激人奋发的名句。文中所叙述的八件事,虽不能说都是“圣贤发愤”之作,但作者不过旨在说明“发愤著书”是普遍现象。第二层紧承第一层,说明自己在效法圣贤,发愤著书,并介绍了有关情况:方法、篇数、篇目、特点等,更主要的是说明自己著书的原委和宗旨,以及忍辱成就此书后的最大意愿,而这些又都“难为俗人言也”。
第五部分(第
6
自然段)司马迁再次倾诉自己遭受酷刑后产生的深不可灭的耻辱感,答复任安的问题。具体写了痛苦的原因、表现,说自己已形同宦竖,又不能引退隐居,只能在世上隐忍苟活,实在无法推贤进士,也不想用言辞自饰,是非功过,只有死后乃定,又一次陈述其苦衷。
这封信是一篇对封建专制淫威的控诉状,一篇饱含愤怒感情的自叙文,是后人研究司马迁的重要材料。信中涉及他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是重要的史学资料,也是重要的文学典范。
翻译下列句子。
1
、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
2
、盖文王拘而演
《
周易
》
;仲尼厄而作
《
春秋
》
;屈原放逐,乃赋
《
离骚
》
;左丘失明,厥有
《
国语
》
;孙子膑脚,
《
兵法
》
修列;不韦迁蜀,世传
《
吕览
》
;韩非囚秦,
《
说难
》《
孤愤
》
;
《
诗
》
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
礼记
·
曲礼上
》
说“大夫之官犯了法,可以不受刑罚。”
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写成了
《
周易
》
;仲尼一生困顿不得志而作
《
春秋
》
;屈原放逐,就写成了
《
离骚
》
;左丘眼睛失明,就有
《
国语
》
传世;孙子受了膑刑,就编著了兵法书;吕不韦被流放到蜀地,
《
吕览
》
才流传于世;韩非被囚于秦,有
《
说难
》
、
《
孤愤
》
传世;
《
诗
》
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者抒发悲愤之情的作品。
3
、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4
、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
(
zhài
)
,
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我如果真的著成了此书,能藏之于名山,传给志同道合之人,以至广泛流布到社会上,就可以补偿以前受侮辱而不死所耽误的时间,即使受更厉害的刑罚,难道还有悔恨之心吗?
想借此来探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寻找古今历史复杂现象后面的共同点,成就自己独到的(历史)见解。
一、通假字。
1
、幽于圜墙之中。
2
、见狱卒则以头枪地。
3
、及以是也,言不辱者,所谓强颜也。
4
、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
5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
圜,通“圆”,指监狱。
枪,通“抢”,碰撞
以,通“已”
伯,通“霸”
罔,通“网”,法网
决,通“诀”。自杀。
6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
7
、
《
诗三百
》
,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8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9
、则仆偿前辱之责。
10
、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
摩,通“磨”。
底,通抵
失,通“佚”,散乱的文献。
责,通“债”,指下狱受腐刑。
曷,通“何”
二、解释下列划线的词。
1
、太史公
牛马走
再拜言。
2
、
曩
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
3
、素所自树立使
然
也。
4
、魏其,大将也,
衣
褐衣。
5
、
审
矣,何足怪乎?
6
、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
殆
为此也。
7
、思垂空文而自
见
。
象
牛马一样替人奔走的人。
曩,从前
然,这样
衣,穿
审,确切
殆,大概
见,显示
三、文言句式。
1
、人因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2
、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
3
、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4
、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5
、盖文王拘而演
《
周易
》
;仲尼厄而作
《
春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