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妈妈送行》为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怀念妈妈的随笔集。书中细腻、深情地描述了作为女儿的敬一丹,在妈妈的病床边,对于生命、亲情的思索。天渐黑,人,回归床前。床前月光下,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作者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敬一丹:为亲爱的妈妈送行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6月17日 12 版)
这一天
64年前的这一天,给了我生命的人,在64年后的这一天,告别了生命。
这一天,从此不同。
妈妈走了,在她90岁这一年,在我64岁生日这一天。
2019年4月27日,这一天到来时,我在三亚哈医大鸿森医院,妈妈就昏睡在身旁的床上,我还不知道,妈妈能不能醒来。
她陷入昏迷状态好几天了。肺癌折磨了她一年半,有过种种痛苦,有过种种挣扎,有过两次病危通知。而此刻,呼吸深大、腹水、衰竭……让我愈发不安。以往,这么长时间的昏迷还没有过,医生说,没有多少时间了。
凌晨,我期待妈妈醒来,哪怕短暂的清醒。
我握她的手,妈妈偶尔会轻轻地回握,这是清醒的?还是无意识的?
早晨,生日面,无声地摆在我面前。姐弟一直都在病房里,我们彼此都没有提我生日的事。没想到,小弟悄悄地用电磁炉精心地煮了一碗面,荷包蛋在绿绿的菜叶间,面汤冒着热气。
我的泪,滴在面碗里。
妈妈依然没有醒来。“儿生日,娘苦日”,这话说的不仅是当年,也是说的今天啊!在女儿的生日里,妈妈正受着怎样的苦!
妈妈昏迷着,昏迷着。
太阳升起,我想和妈妈说话,而妈妈紧闭着眼睛,呼吸声音粗重。我看着妈妈,在微信里写下:“妈,爱你,64年前,你给了我生命,今天,我和妈妈在一起,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
我知道,妈妈多日不动枕边的手机了,她已经不能看我的留言,但,以往每个生日我都会和妈妈交谈,有时是面对面,有时是写信。今天,我想对妈妈说的话,却无处可说!这些话留在哪儿呢?天地之间,哪里能被妈妈感知?就随着微信留在云里吧!
这一天,分分秒秒,都是揪心的。连接在妈妈身上的一根根管子输入、输出着液体,支撑着生命,衰竭的症状愈加严重,能不能熬过去?妈妈曾过了好几关,这一关,是最后一关?
上午,李慧灵医生来了。她是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三亚301)的主治医生,
妈妈依然昏迷不醒,吸痰时没有抗拒和挣扎,也许她已经没了力气。吸痰之后,看起来,妈妈呼吸轻松了些,但更严重的状况是:无尿无引流。李慧灵致电肾科专家,对方说:“没救了。”
李慧灵主任和鸿森医院的高滨主任、何晓枫主任低声交谈,美玲护士和伙伴们进进出出。
各种生命指标在监视器上显示着,医生用冷静的声音告诉我们:还有24小时到48小时,今晚比较危险。
倒计时!
下午,我们接来了爸爸。阿尔兹海默症虽然让爸爸忘掉许多事情,但对妈妈,爱恋依然。他走进病房,轻轻握着妈妈的手。我们不忍心告诉爸爸,这是最后的见面。妈妈没有睁眼,爸爸有些茫然,我们说:妈妈睡了。妈妈穿着淡紫色的睡衣,一直“睡着”,她不知道,爸爸也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永别。
太阳落了。天黑了。
妈妈的呼吸越发困难,她的肩头剧烈抖动,一呼一吸,都竭尽全力,一分一秒,都揪着我们的心。
夜色里,妈妈的气息越来越弱,呼吸的指标几度呈零,又几度升上来,妈妈顽强的生命力震撼着我。
在病房,王欣医生说:“人临终时,听力是最后丧失的,有什么话,你们就和老妈说。”随后,李主任示意医生护士走出病房:“让家人在一起。”
真的是最后时刻了?妈……
我想说,却说不出来。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终于,我伏在妈妈耳边,说:
“妈,今天是我的生日。”
妈妈没有回应。我又哽咽了……“妈,你给我的生命,我会更珍惜,妈!”
不知道妈妈听到没有,她昏迷着。21:04,妈妈走了。
64年前的这一天,给了我生命的人,在64年后的这一天,告别了生命。
4.27,这个日子,是怎样的安排?是巧合?是隐喻?在妈妈的生命里,在我的生命里,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
这一天,从此不同,以后每年的4.27,我都面对一个问号,一个谜。
告诉?还是不告诉?
告诉,还是不告诉,困扰着我,困扰着很多人,困扰了很多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我们很自然地顺应着强大的习惯,运用着善意的谎言。
2018年4月的三亚。
椰树的影子映在游泳池里,妈妈在游泳。88周岁的老太太了,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喜欢游泳,我想起妈妈在松花江游泳的样子,在北戴河游泳的样子。
她不紧不慢,动作舒缓,头露在水面。
我有点儿担心,游到她身边。妈妈一如既往不需照顾的样子,挥手说:“我没事儿,我现在都注意了,你看,我靠边游,要是没力气了,马上就能扶着。”
她看着池水:“过去我能游十圈八圈,现在就能游一圈两圈。”
安静的池边,只有我俩。
妈妈目光直视着我,平静地问:“我是不是喉癌?”
我知道,我们之间会有这样的对话,迟早会有。
半年前,2017年10月10日,妈妈在哈尔滨医大二院体检,CT片子上出现了问题。小弟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第一次听到“纵隔”这个生词,第一次知道在气管和食管之间有这样一个存在,第一次理解医生说的“占位”,就是老百姓说的“长了不好的东西”。
这个坏消息,我们没有告诉妈妈。症状出现了。
妈妈经常发烧,反反复复,体重渐减,体力明显下降。过去,她每天去海边,后来,她已经不能走到海边,开车带她去,在海边坐一会儿,就很吃力了。
妈妈吃饭时,经常会呛到。吃第一口饭时,她自己和我们都很紧张,如果呛到了,这一顿饭就不能吃了。如果侥幸过了第一关,再试探着吃第二口,第三口,这顿饭才可能顺利吃下去。
饭桌上,小心翼翼,笼罩着阴云。我们瞒着妈妈做一些检查,验血做基因检测、PET-CT请专家会诊。我们私下里紧锣密鼓,面对妈妈轻描淡写,我们跟妈妈谎称,这些检查是为了治疗发烧咳嗽,妈妈没有详细问,我们也不敢多说。但我一直想,妈妈是个老公安,一向明察秋毫,她会意识到吧?我们瞒得住她吗?
终于,今天,在游泳池边,妈妈发问了:“我是不是喉癌?”
我停了一下,看着妈妈,尽量平静地说:“不是喉,是纵隔。妈,有问题也有办法。”我说了“有问题”之后,立刻说“有办法”,重音强调的是:有办法。
妈妈听着,缓缓地说:“行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该走了。”
终于,妈妈自己说出了“癌”这个字,这个字,不再是我们之间的禁区了。
后来,妈妈主动和亲友说:“我得癌了。”
妈妈也许早就猜到了。
妈妈是个特别明白的人,在她
身体出现种种症状的时候,她能不猜想吗?也许,在一个个不眠之夜,她曾苦苦猜想,然而,久久地,我们没有正面相告。
我女儿给我推荐了一个电影《别告诉她》。剧情是,一个华人家庭的奶奶患了癌症,家人选择瞒着奶奶,但在纽约长大的孙女认为,知道自己的病情是奶奶的人权,由此,文化冲突在这个家庭展开。剧情的来源是导演自己的家庭故事。
影片里的那些话,好熟悉啊:“别告诉她。”
“告诉就毁了她的美好心情。”“不告诉,是为了分担她的思想压力。”
这不是中国人家庭里普遍的声音吗?
在这部电影里,很多人都能看到自己。
让人警醒的声音是:她不应该知道吗?
如果她想说再见呢?
如果她想做些什么呢?
这声音来自年轻人,来自另一种文化背景中长大的年轻人。我们习以为常的想法,正在被质疑。世世代代,很多中国人都讳言死亡,一直都缺少直面老、病、死的坦然态度。
我曾经对我女儿说:将来我如果有病,一定告诉我实情,相信我的判断,尊重我的权利,我有知情权。我要自己选择治疗方式,自己决定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可是,为什么,我作为女儿,对妈妈却迟迟没有做到?直到她面对面直接发问?
其实,妈妈直面癌症,比我想象的更镇静,更坦然。
告诉,还是不告诉,困扰着我,困扰着很多人,困扰了很多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我们很自然地顺应着强大的习惯,运用着善意的谎言。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惯,让我们如此纠结!
在现实中,我们的选择往往很矛盾:
在亲人特别是长辈得癌的时候,人们多半选择不告诉真相,向亲人隐瞒病情,很多都是隐瞒到底,只有少半人选择如实告诉。
大多数人都希望知道真相,自己判断利害得失,自己决定接下来的选择。
我的妈妈,明白事理,心智健康,意志坚强,独立思考能力很强,一向主动掌控自己,对这样的患者,告诉,利大于弊。
告诉了妈妈以后,接下来的检查、治疗,妈妈就容易接受了。之后,很多次要采取治疗措施时,我们都提前告诉她,她并不问很多细节,只要一个方向上的明白。
方向上的明白,对患者来说,是获得了一种主动,了解生命进程,关系着生命的质量。至少,后来的日子,妈妈没有被蒙在鼓里。
假如,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在身体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精神的茫然,那生命的最后一段路,该是怎样的昏暗模糊!
管子·管子·管子
在肃穆的气氛中,护士们拆去了妈妈身上的一根又一根管子。再也没有缠绕,再也没有纠结,再也没有痛苦,妈妈的身体终于清爽了,终于解脱了。
“妈,咱们一起来翻个身。”
妈妈虚弱地躺在床上,半睡半醒。病房里的家人一起围拢到床边,一个人扶,两个人在另一边抬,还有一个人负责一根一根地拎起管子,那些连着妈妈身体的管子缠绕着、牵扯着,让妈妈很不舒服,她皱着眉头,忍着。
翻完了身,把一根根管子收拾妥当,小弟神情黯然地说:“妈妈身上有11根管子。”
我心疼地看着妈妈。
鼻子上是吸氧管,手臂上是PICC,手背上是需要单独注射的埋针。肚子上,是胃瘘管、胃肠引流管,还有极其重要的止痛泵、导尿管、腹水引流管,还有监测心率、呼吸、血氧和血压的监测仪导线。
这一根根管子,都是妈妈的生命线。
一开始,妈妈和我们连一根管子也不想接受。
妈妈在接受放疗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营养支持,妈妈吞咽有障碍,医生建议做胃瘘,我们意外:放疗未开始就要手术?我们觉得这毕竟是有创伤的,能不做,就不做吧。
医生又主张用鼻饲管。鼻饲管会给妈妈带来面容上直接的影响,鼻子里有了异物,食物进入也不会像从口进入那么舒服,我们以为妈妈不接受,但是为了营养支持,为了有体力应对放疗的考验,妈妈接受了这个营养支持的通道。放疗时,她的体力增强了,体重甚至增加了。那时,我们给妈妈拍照,或者与她视频的时候,以为妈妈会对鼻饲管有所顾忌。但是没想到的是,妈妈很开通,她接受了,不在意了。她以良好的心态和体力,承受了33次放疗。
放疗结束了,摘除了曾经让我们紧张的鼻饲管。当时我们体会到一种胜利感,它至少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我们甚至感谢这管子,帮助妈妈赢得了胜利。
几个月以后,到了10月底,妈妈的吞咽越来越困难。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像是一场无形的战斗,一旦出现呛,进食就失败了。吞咽困难影响了最基本的生存质量。如何解决吞咽的障碍?如何保证它的营养通道?我们只能接受了:造胃瘘。
在外科医生看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早在做放疗的时候,医生就有这样的建议。当吞咽障碍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只好采取了造胃瘘手术。
那一天,我们都很紧张,不知道妈妈能不能承受麻醉,能不能承受手术。
还好,一切顺利,手术结束以后的第一个早晨,当曙光照进病房的时候,病房里一片暖色。妈妈在初升的冬日暖阳下,竟显得神采焕发。
全家欢欣鼓舞,这哪里像刚刚做了手术的老人?妈妈又一次接受了管子。
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以后,管子松动了,脱落了。是怎样脱落的?是在睡梦不小心动了,还是怎样的原因?迫不得已,又做了一次补救手术。一周内做了两次胃瘘手术,妈妈居然挺过来了。从此妈妈的腹部就多了一根管子。
那管子的样子实在是不好看,可那是妈妈的生命线。每当看到这根管子的时候,我的心情都很复杂,我的动作都小心翼翼。慢慢地,不论是妈妈,还是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就算是换一种吃饭的方式吧。
我们开始用心制作妈妈的营养餐。妈妈过去有点挑食,而有了这样胃瘘管,挑食也没有关系,每天20到30种食物,制造成营养全面的“匀浆膳”。我们太珍惜这管子了,它支撑着妈妈的营养供给,支撑着她的生命。
在医院的病床上,妈妈需要持续输液、用药,护士得频繁地在她血管里埋下点滴用的针头。后来佘护士长为她在手臂上安置了PICC,安置是在病床上进行的,禁止家属留在病房。我站在病房门口,担心着妈妈,她能承受吗?这也算是手术吧?门打开了,妈妈的右臂上多了一个装置,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装置,它连着好几根小管,可以同时持续给药,从此PICC就像妈妈身体的一部分,一直伴随着她。
可怕的纵隔瘘产生了,食管上的瘘,一共有四个,惊心动魄!李医生说,那种疼,是难以忍受的。止痛贴一再缩短换贴的时间,止痛针一再加大了剂量,最后,采用了止痛泵。它有效缓解了剧痛,又增
加了一根管子。
为了控制胃反流,启动了肠管,妈妈的身体上又多了引流管。
肾脏衰竭,不能自主排尿了,又多了导尿管。
最后的日子,腹水出现了。一听说这两个字,我就紧张起来,为了让腹水引流,又多了一根引流管。
一根又一根,这些管子伴着妈妈走到生命的终点。
在病床边,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想到这样的词:缓和医疗、临终关怀……
当妈妈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当我们接到了病情危重通知的时候,我们在通知书上签字,不进ICU,不做创伤性的抢救。但,没有涉及那些管子。
妈妈生命的延长,一直是痛苦和希望同在。
在纠结中,我耳边一次次回响妈妈的另一种声音:
“你看,我比以前好些了吗?”“我还能好吗?”
她曾一次一次地这样问儿子,问女儿,问丈夫,问亲人。她的目光中,有茫然中的热盼,语气中,听得出不确定中的期待,她心里是怀着生的希望的。
有一天,妈妈说:“我挺好,我和以前一样好。”床前一片笑容。
那天,妈妈从长时间的昏迷中短暂醒来,她微微笑着,看着我们说:“多好,还活着!”
我抱着妈妈,多好!妈,活着,多好!几秒钟后,妈妈又陷入昏迷。
也许妈妈曾经到了生死边缘,恍然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又奇迹般回来了。那么,现在昏迷了,也许,过一会儿,妈妈还会醒来吧?我在猜想,更在期待。
这让我觉得,她依然需要这些管子来支持吧?
我们如此纠结,医生也不轻松,医生倾尽全力,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面对濒危重患,经常陷入两难。用镇静药,会抑制呼吸;用利尿药,会因下床动作多带来大喘。一边想着营养支持,一边想着心脏负荷;一边想着疗效,一边想着副作用。状况频出,此起彼伏,以至于医生都说:愁死我了。医生也在问,还有必要生命支持吗?
在纠结中,已有的各种各样的管子还在运转,妈妈的生命还在艰难的循环之中,妈妈进入了衰竭期。医生告诉我们,到了没有引流、没有尿的时候就没有救了。在出入量记录本上,最后一个记录是我写的:4月27号,18:00。尿80毫升。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是妈妈生命中最后一个出量的记录。
三个小时以后,妈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肃穆的气氛中,护士们拆去了妈妈身上的一根又一根管子。再也没有缠绕,再也没有纠结,再也没有痛苦,妈妈的身体终于清爽了,终于解脱了。
然而,我痛苦的思索还在继续。在治愈无望的时候,重视生命的同时,得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的过程,而死亡过程也是有质量的。尽可能减轻痛苦,避免挣扎,平和地、有尊严地走过这个过程,也是一种生命质量吧?
然而,想到和做到,中间还有那么多沟壑。
告别时刻
我流着泪拥抱妈妈,贴着她的湿冷的脸颊,能感受她抱我的微弱的力量。接着她又和姐姐、弟弟相拥,好像在和孩子们进行一个仪式。
2019.4.15,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
午,妈妈极度虚弱,看着我说:“你爸呢?我要死。”
我马上写大字给妈妈:我去接爸爸。
妈妈这两个月已经听不见了。沟通只能写。
下午五点,妈妈坐着,身体虚弱打晃,双手支撑在床上。
妈妈嘴动着,却无声,努力半天,才含糊地说出来:“不—能—说话了。”
妈妈停了一下,又想说什么,但再不能发出声,说不出来了。
她默默看着我们,无力地向我们微笑,双手合十地对我们晃动四五下。
我一下子定住了,这是妈妈从来没有过的表达!
我流着泪拥抱妈妈,贴着她的湿冷的脸颊,能感受她抱我的微弱的力量。接着她又和姐、弟相拥,好像在和孩子们进行一个仪式。
我用大字在本上写:妈妈,爱你!
妈妈轻轻点头。
这是妈妈在清醒状态时的表达,也许她意识到将要告别了,不久,她陷入昏迷,偶有短暂醒来。
12天以后,妈妈和我们永别。最后告别妈妈的仪式,完全尊重妈妈的生前愿望。
身穿警服,这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的。那是一套橄榄绿色的马裤呢警服,是1980年代的警服样式,是她工作时曾经穿过的。
最后告别人世,选择什么样的衣服,用什么样的方式,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思。
妈妈为什么穿警服?
妈妈对自我的形象是有要求的。告别时刻,服装是特殊的语言,是向世间无声的表达,妈妈在不到80岁的时候,就做了准备,准备的原则是“像韩殿云。”
妈妈唯一的选择是警服。
从妈妈的选择里,我们可以看出她对自己公安职业的在意、珍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为自己的公安身份自豪骄傲。
我曾经问过妈妈,警服也在更新。你要不要换一套最新款的警服?妈妈说:“不,我就要我穿过的。”
是啊,警服带着妈妈的气息,带着职业痕迹,带着那么多的记忆。
从妈妈的讲述中,我似乎看到了,从惨烈的事故现场,到省公安厅的预审室,从黑龙江边境小镇,到广交会保卫,都有那个女公安的身影,有时着便衣,朴素利落,有时着警服,透出一股英气,这是最美的警察,最美的妈妈。
我看着花丛中穿着警服的妈妈,宁静安详。
妈妈的工作单位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代表来了。他们穿着警服,出现在告别现场,来向一位老公安告别。
与妈妈告别的人们,有的是亲属,有的是友人,有的经常在家居环境见面,从来没有看到过妈妈着警服的职业形象。然而,此刻,在最后告别的时候,人们都懂得了她,她的生命有不同的色彩,人们对她有不同的称呼,而她最在意的、最珍惜的、最自豪的,是她的职业色彩、职业形象。
妈妈的遗像是笑着的,笑得那么爽朗,那么阳光!好像在告诉我,生死不能左右,告别可以坦然。
歌声响起,那是爸爸写的《云颂》,爸爸80岁写给妈妈的情诗被谱曲演唱,是妈妈最珍爱的。爸爸没有来告别,我们担心他承受不了这别离之痛,只好做了爱的隐瞒。就让这浓浓诗情来送老伴最后一程吧!
歌声又响起,那是妈妈的歌声,是妈妈80岁时录制的歌《母亲》《儿行千里》。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响起:“……不管你走多远,不管你在干啥,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
熟悉妈妈的亲友,听到妈妈的声音,潸然泪下。
在鲜花丛中,妈妈以她最想要的形象,做了人生最后的谢幕。
(本文摘自《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妈妈送行》,敬一丹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第一版,定价:56.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