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演变及其政治经济背景

2010历史文化史专题复习：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演变及其政治经济背景 一、“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及诸子百家的命运 1、“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各地诸侯、卿大夫纷纷僭越周礼，“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原有的一切权威被打倒，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了全方位的大异动。 在经济上，以铁器广泛使用为标志，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作为奴隶制经济基础的井田制已经土崩瓦解，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自耕农经济形成，土地私有制得到确立；政治上，周天子的至高权威一落千丈，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国诸侯、卿大夫则纷纷扩充实力，争夺霸权，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激烈变革的动荡时代。 面对这种政治、经济形态的激烈变革，一批摆脱了贵族垄断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的伦理观念、价值准则以及未来社会的模式进行了反省和思考，他们各抒己见，辨难陈辞，终于，一个被称作“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现了，从而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诸子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且耐人寻味的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呐喊不仅促成了中国第一个学术高潮的出现，而且诸子从不同角度为即将诞生的统一国家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对后世的学术乃至政治、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人们普遍认为，先秦诸子之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当然，诸子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并非完全一样，它们有的在当时并不显赫但后来获得了极大发展；有的虽盛极一时却难逃衰落的厄运；更多的则是逐渐与其它思想融合在一起，彼此难分，水乳交融。诸子之学命运不同，并不说明其学说的优劣，而是取决于社会对他们的需要程度，取决于历史的选择。 2、诸子百家的命运 （1）儒家：被冷落—遭压制—获独尊 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信徒众多，处于显学地位，但其学说却一直不得志于诸侯。儒家的孔子、孟子都曾周游列国，宣传其学说主张。然而，在当时礼崩乐坏、干戈相见的社会里，儒家所讲的“礼乐仁义”、“上下尊卑”的道理显得那么迂阔，不合世用，因此他们到处碰壁，壮志难酬。后来秦统一六国，以法治国，儒家思想更是遭到排斥，甚至演出了“焚书坑儒”的历史悲剧。到了西汉中期，统一的封建专制政权在完成了它的草创，进入巩固时期后，为了在理论上适应这种变化，就把儒家推到“独尊”地位。从此以后直到近代，儒家学说一直被奉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孔子也因此被尊为“至圣先师”。 （2）墨家：走向衰亡 与儒学迥然不同，曾经也有“显学”之称的墨学，到战国以后竟然销声匿迹成为“绝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是什么决定了它的发展命运呢？关于这一点，先哲们已有过一些评论。比如孟子曾批评墨子的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司马迁也说“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看来墨子希望在传统的宗法农业社会，建立一种无差等的普遍的爱，只能是脱离现实的天真幻想，无法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墨子还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争斗，其“非攻”的主张在当时兼并战争不可避免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切乎实际的。 （3）道家：分化融合 道家思想始终是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那“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理论由于蕴含了深刻的辩证哲理而受到人们的推崇。在政治上，它常被当作帝王的南面术。尤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道家理论政治，往往能收到与民休息、国泰民安的社会效果。然而在更多的时候，道家思想是以一种人生态度积淀在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它总是与儒家思想结合，互为表里，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从而“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则仕，退则隐”成为古代士人的经典处世哲学。追求“虚静”、“玄远”的道家思想还在魏晋时期广为流行并且成为玄学的主导思想。至于道家末流，东汉以后与民间方术结合演变成道教。 （4）法家：至尊到变异 法家学说由于直接为新兴封建专制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很快得到重视和实施。它不仅在战国时成功地实现了变法，而且迅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秦王朝的统治思想。然而，秦朝独行法术以至速亡的历史教训，给后世统治者以警惕和启发，于是从此以后，法家学说再也没有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是与儒、道等结合，形成一种以“外儒内法”为特征，更具有生命力的统治理论。 二、儒家思想的发展变化 汉武帝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但北方和南方经常边境不宁。有些从西汉初期延续下来的诸侯王国割据势力，虽已大大削弱，但仍然威胁着中央政权。此外，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这些都要求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以适应统一国家的形势。他们“举贤良”用人政策，正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 根据汉武帝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理，国家之需要；而今国家统一，但学派纷呈，各执一见，是无法统一思想的。所以他主张不在儒家六经范围之内的各家学术，都应罢黜，这样国家统治方可安宁一致。为加强君权，董仲舒还宣扬“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念。他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天子受命于天，地位不可动摇。但是，人君要爱护百姓，如果残暴，天将降灾祸于他。 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受到汉武帝的全面肯定。汉武帝一方面起用于文学儒者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另一方面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 儒学在民间开始处于独尊的地位。此后，儒学之士在中国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它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道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儒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但是，儒学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吸收了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 隋唐时期，我国儒学发展进入一个更辉煌的时期。 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唐朝皇帝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儒学在融合的趋势中进一步吸收佛、道精神，得到新的发展。古代史课本未涉及，只作一般了解。 儒家演进至宋元时，某种程度上有所更新，以程颢、程颐、朱熹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把儒学发展至理学，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 程朱理学家认为，“理”是世界的本源，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道德伦理，“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又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把天理和人欲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凡是合于封建礼法的言行为天理，不合于封建礼法的言行为人欲。这就是要人们完全接受封建礼法的统治，而不得有任何违背封建礼法的言行发生，这就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思想统治工具，它对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巩固地主阶段专政，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朱熹的《四书集改》从元代开始至明、清两代都被提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明朝中期，理学发展到王阳明的心学阶段，成为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 三、明清之际反主流思想的产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中国思想领域出现了一批带有民主思想色彩的思想家，开始了对儒学的批判。李贽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黄宗羲提倡“法制”，反对“人治”，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认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才能“天下治矣”。王夫之“天下惟器”的唯物观点，从根本上推翻了理学的唯心主义。 明清之际，随着民主启蒙思想的产生，儒学受到批判，但早期启蒙思想并未占据主流地位，在中国这种批判理性之火刚刚点燃便旋即熄灭，之后是漫长的沉寂。而同时期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扫荡了封建社会旧观念，旧习俗，为未来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整套政治构想，最终促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完成了欧洲社会的转型。导致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是：西欧封建社会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在文艺复兴时期王权与资产阶级暂时结合冲击教会的特权；西方统治者实行“重商主义”，使得自然经济迅速解体，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而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空前强化，统治者大兴文字狱，钳制了思想；经济上由于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政策，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民主思想缺乏生长的空间。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但又往往被我们忽视的原因是：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对儒家的批判只是局限于儒学中的陈腐之处，并不否定儒家思想，相反他们对于儒家文化仍然笃信不疑。（这一点在新课标教材中有明确说明）他们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但不完全拘泥于传统旧儒学的樊篱，构建起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例如黄宗羲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相，利用《左传》中提出的民为“神之主”和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崭新思想命题；又着重批判旧儒学的封建“君为臣纲”思想，指出君主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大害。顾炎武反对道学的空疏浮泛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他一生从不务虚，踏实钻研学问，提倡走出门户，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虽坚持以儒学六经为自己的治学原则，但绝不盲从，别开生面。他反对“天命论”和“生知论”，主张物质是第一性的，“天地之化日新”，物质不断变化是万物发展的规律。这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唯心体系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