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上教案（2）

《在法庭上》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的一个片段，写的是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在法庭上相遇，聂赫留朵夫感到惊奇：偏巧这个案子在他陪审时开庭，偏巧被告又是她。看来这个巧遇出于偶然，但也有它的必然性。小说中的审判人员都是由坏人所组成，“当权的不仅完全是富人和贵族，而且是他们中最坏的人……最会坑害人的人”。堕落时期的聂赫留朵夫和他们是同类人，不论谁坐在审判席上，都是一样地“把无罪判成有罪”。是非颠倒，是专制社会特有的必然现象。如犯人所说，这里真理都被猪吃掉了，正直的人唯一去处就是监狱。官员们犯法不但不受惩罚，反而被任命为西伯利亚总督。玛丝洛娃案件被错判，看来出于法官们一时疏忽，属于偶然，但冤案是那个社会的必然产物，因此他们二人相遇毫不奇怪。男女主人公在法庭相遇，既是作者有意托起的奇峰，又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性格的外部动力是偶然性，偶然性推动性格的发展，意外相遇是聂赫留朵夫性格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他在纠正错案的活动中接触了触目惊心的现实，逐渐走上叛逆道路。没有偶然性就没有必然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统一，也正是人的个性丰富性的内在机制。托尔斯泰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联系，把男女主人公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给人一种惊奇，使读者带着强烈的愿望进入小说情节，因而产生了特殊的艺术魅力。 作者用精确的细节和深刻的内心展示，塑造了逍遥法外的聂赫留朵夫形象，逼真地再现了他心灵的震荡和变化过程。当听到被告人的名字是“柳波芙”时，他不相信是他爱过的姑娘，于是“戴上夹鼻眼镜”，目不转睛地看着被告人的脸。作者通过他的怀疑表现了双重的内涵：一方面揭示他的侥幸心理，但愿不是她；一方面相信她不会干出图财害命的事，这怀疑又是对玛丝洛娃品格的肯定，为法院制造冤狱留下了伏笔。 作者运用主观与客观的严重背离，表现人物性格的反常性，造成奇巧的艺术效果。站在被告席上的就是她，“这决不可能”的主观判断失去了真实意义。于是客观逼着他回到现实中来：“这个人就是她，就是那个半养女半婢女的姑娘……真心实意地爱过她，后来却在一种失去理性的疯魔状态里诱奸了她，过后又抛弃了她。”作者通过他回忆的内心独白，用简洁的文字写出了他在巴诺沃肇事后的心理，相爱和悔恨同时出现在他的心头，对自己的“疯魔状态”有所谴责。他“取下夹鼻眼镜”，灵魂里开始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斗争，表现了他性格在双向逆反中的一种寻求。但是马上承认自己卑鄙，在良心上谴责自己，还不可能。他希望别叫外人知道这件事当众出丑。虚荣心占了上风，表现了他利己动机的心理特征。玛丝洛娃严厉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又掀起他灵魂的波涛：“她认出我来了！”于是“就把身子往后一缩”，这个揭示人物心灵的动作，有着巨大的戏剧效果，呈现出受惊、害怕、躲闪、逃避等斑驳陆离的感情色彩。但是“她没有认出他来”，总算过了一道难关，他急切地盼望快点审完才好。作者用猎人处理受伤的鸟时又可怜、又懊恼、又厌恶的心情来比喻他这时的复杂内心世界，不由得想赶快弄死它，把它忘掉才好，利己的心态仍占上风。庭长要玛丝洛娃为自己辩护。在违背事实的诉状面前，除非把它全部推翻，换人重新审查，但这又办不到。所有的法官都“像追捕一头野兽”那样恶毒凶狠，要把她置之于死地，逼得她放声大哭。聂赫留朵夫受到了触动，也应声哭泣。两个人哭泣声的汇合，泪水向同一方面流淌。他的同情心有所抬头，利己观念有所动摇。虽然他把自己的眼泪归之为“神经脆弱”，但毕竟不是为了自己而流下的眼泪。为了掩盖眼泪他“戴上夹鼻眼镜”，表现了怕丢脸而产生的恐怖的心理。作者把他这时的心境比喻为“一只在房间里做了坏事的小狗”，被主人抓住，按在它做丑事的地方，小狗尖叫着，想躲开和忘掉是不可能了。外因引起了内心的变化，他开始感到灵魂的丑恶、卑鄙和下流。作者把人物灵魂深处的自我搏斗写得像战场上的生死搏斗一样。两种感情的撞击、互相推移，时而浮起，时而沉没，时而躲避，时而面对。作者不仅是悲剧人物的目击者，而且作为被欺凌人物的保卫者对聂赫留朵夫进行鞭挞。 作者把聂赫留朵夫押上道德法庭，进行灵魂的审判，审判人员变成了被告，这种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是伟大作家艺术才华的表现。从心理描写的技巧上说，作者除采用内心独白、形象的比喻外，还运用了戏剧化的动作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和变化。例如聂赫留朵夫“把身子往后一缩”，夹鼻眼镜戴上，摘下，又戴上。后来的契诃夫在《变色龙》（1884）中用大衣脱下来、穿上去、又脱下来的动作揭示警官奥楚蔑洛夫变来变去的丑恶内心世界，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教学建议 《在法庭上》节选自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它是托尔斯泰一生创作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他创作的总结。因此在讲读本文时，务必先让学生了解《复活》的内容和意义。可利用媒体让学生观看名著改编的电影或引导他们阅读《复活》全文。 《复活》中通过聂赫留朵夫的行动体现出来的“忏悔”“寻求道德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比较难以理解，可启发学生们进行讨论，说出内心的想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