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

中国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沈从文(1902-1988）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1922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先生出版了6O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 第六讲沈从文与京派文学 本讲重点：京派文学沈从文创作 具体重点：京派文学概念、成员、主要阵地成的背景共性特点代表作家京派与海派的论争沈从文创作创作简况文学理想创作心态作品题材作品风格关于《边城》 京派与海派关键一京派不是京味关键二京派不是单纯的地域性的概念关键三京派是指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参考书目：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京派”与“京味”京派指的是一个文学流派，京味指的是一种文学风格。京派与京味无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学概念。京派的作家大多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也就是说，他们同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虽然生活在都市（如北京），但他们的创作内容却与生活的城市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以家乡生活背景为主。比如，废名主要写家乡湖北黄梅的生活，沈从文则以家乡湘西生活为题材，芦焚也主要描写家乡河南的题材，后来被称为“京派的最后一位传人”的汪曾祺，也是主要以家乡江苏高邮的人和事为题材。惟一特殊的是萧乾，他的《梦之谷》等作品多以北京为背景，但是，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北京人，北京也就是他的家乡，而且，他的作品仍然是以“童年视角”为出发点的，在本质上与“乡土文学”和其他的京派作品并无相悖之处。因此，在京派的作品中，一般是读不到京味的，即使是萧乾的作品也不以京味为特点。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但他不是京派的作家。关于京味的特点，可以参见教材第四讲“老舍创作的视点与‘京味’”。 京派的成员一是二十年代末期语丝派分化后留下的偏重讲性灵、趣味的作家，如周作人、废名（冯文炳）、俞平伯等；二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成员和新月社留下的或与《新月》月刊有较密切联系的作家，如梁实秋、凌叔华、沈从文等；三是清华、北大、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的教授学者，包括一部分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如朱光潜、何其芳、李健吾、萧乾、李广田等人。 京派的主要阵地《骆驼草》（周作人编辑，1931年创刊）《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编辑，1933年接编）《水星》（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编辑，1934年10月编辑）《文学杂志》（朱光潜编辑，1937年5月） 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文化边缘（1）第一，30年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已经从北京转到上海，成为文化边缘的北京变得比较沉闷，但北京毕竟是文化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在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浓重的文化氛围为那些志趣相投的作家重新集结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文化边缘（2）第二，处于文化边缘的北京，远离时代的中心，加上这里的作家大多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较少沾染上商业和党别的味道，所以，比较容易形成一种平和、恬静的创作心态。此外，这些知名高校里的著名学者教授，大多拥有雍容高贵的气质，崇尚扎实稳健的文风，因此，在对时代和社会的态度上也大多趋于保守。 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文化边缘（3）第三，在文化边缘中能够甘于寂寞继续坚持创作的作家，大多是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特别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对于那些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的倾向，都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态度，有意识地与各种流行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 京派文学的共同特点1、题材的乡土化和平民性与他们的文学态度有关。他们出于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的不满，有意识地采取一种回避时代潮流、回避现代文明、回避时尚的态度，转而从文化的而不是政治视角来表现已经被人们所淡忘的乡村生活和民间生活，注重以传统的和民间的道德重写人生。与他们的怀旧情绪有关。他们对原本并不美好的宗法制农耕文明的理想化处理，与他们对畸形发展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格格不入才促使他们认真地去挖掘乡土中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与他们的人生态度有关。他们不但有受人尊重的地位，而且还有受人敬仰的知识和修养，他们对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看得很透也很淡。他们在审视的态度中含有批判，书写人生之的"常"与"变"。因此，既可以说是在时代变革之外寻求自足，也可以说是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来抵抗现代文明和文学的堕落。 2、审美趋向上的从容和节制他们生活在都市却热衷于以自己童年和乡土生活题材，在怀旧的情绪中去品味生活、挖掘诗意。与快速时髦的都市文明的疏离，与缓慢古雅的乡土生活的亲近，必然产生平和的创作目标和从容的写作态度，也必然会以和谐、圆融、静美的境界为自己的美学理想。 京派偏重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风格泛指描写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特别是表达都市人对理想化的农牧生活的向往，因此，又译为“田园诗”。田园诗最主要的特征，并不是主观理想，而是对现实的回避态度，是因为不满现实而产生的对古代单纯简朴生活的幻想。在艺术上，牧歌或田园诗则强调抒情性手法的运用，具有悠长、舒缓、优美的特点。文体上创造出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抒情体小说把写实、记“梦”、象征结合在一起，使小说具有抒情写意的特点语言的简约、古朴、活泼、明净3、文体风格的抒情体格式 京派的作家小说：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师陀）、凌叔华、林徽因、汪曾祺等。散文：废名、何其芳、李广田、沈从文、芦焚、吴伯萧等。诗歌：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汉园三诗人”）、林庚等。戏剧：李健吾、林徽因等。理论：朱光潜、李健吾（刘西渭）等。 由此可见，京派的作家队伍并不算庞大，但很整齐，一是每种体裁都有成就卓著的作家，尤其是在小说、散文和诗歌三方面有所建树；二是每位作家都有多方面的成就。京派作家几乎都是多面手，沈从文、废名、芦焚，既是著名小说家，散文也写得非常漂亮。何其芳、李广田，既是著名散文家，诗歌也有不小的名气。而李健吾既是著名戏剧家，还是翻译家，也写小说和散文，但他的“刘西渭”的名字在评论界似乎更响一些。萧乾的小说成就虽不算高，但也很独特，同时，他还是一位很有知名度的新闻记者，在二战期间，他曾是欧洲战场上惟一的一位中国记者。而凌叔华（陈西滢的夫人）写小说只是她的业余爱好，她的专长应该是文化研究，她曾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等著名大学讲坛上讲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尤其是文人画）。林徽因（原名林徽音，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夫人）更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才女，她毕业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也曾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但她的爱好是绘画与雕塑，也从事戏剧、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 “京派的鼻祖”——废名（冯文炳）作品风格：“理趣”、“禅趣”和“涩味”；“平和与讽刺”代表作品：《纺纸记》、《菱荡》、《桥》、《莫须有先生传》 海派的构成广义的海派：是指所有的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主要有三个流派：一是左翼文学；二是新感觉派文学；三是鸳鸯蝴蝶派文学（“鸳鸯蝴蝶派”当时也有新旧两派之分）。旧鸳鸯蝴蝶派主要以一直致力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周瘦娟、张恨水为代表，而新鸳鸯蝴蝶派则以原来的新文学作家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也有人把后来于40年代崛起的张爱玲作为新鸳鸯蝴蝶派的后起之秀，即海派的新代表。狭义的海派：则主要指鸳鸯蝴蝶派。 1、表现病态的城市生活，描写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人们精神的寂寞、疲倦和堕落的心理。2、描写手法上的情节的淡化与人物感官的体会与意识流。3、结构上以多线索并进为主，大幅度跳跃，语言上跳脱，音节短促，收放自如。“海派”的创作特点 京派与海派的论争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文学者的态度》1933年12月1日苏汶在《现代》4卷2期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从人的基本生存的角度，为上海作家进行辩护。1934年1月沈从文发表《论“海派”》一文。鲁迅《“京派”和“海派”》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注意：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实际上使用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态度；而鲁迅在《“京派”与“海派”》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则是使用的狭义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政治和社会的态度。因此，沈从文与鲁迅所说的“海派”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沈从文创作简况在多姿多彩的现代文学史中，沈从文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受到世人的关注。他早期出版的《鸭子》、《阿丽思中国游记》、《入伍后》、《雨后及其它》、《神巫之爱》等作品集，深受鲁迅先生开拓的“乡土文学”影响，包含着对湘西故土生活的叙写，作品题材新颖特异创作初露才情。30年代以后，中篇小说《边城》、《阿黑小史》、短篇小说集《虎雏》、《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新与旧》，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以及长篇小说《长河》的创作，不仅为他赢得了“多产作家”的称誉，而且为他确立了现在文学史上别人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埃德加·斯诺编译的第一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文学成就的作品集中就收入了沈从文的作品，并将他与巴金齐名，称“这两位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过巨大贡献”。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他竭力维护文学的纯粹性和严肃性，坚决反对文学的党派性和商业性。在小说创作中，对都市中的现代文明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精心建造了一个美好的湘西世界。在小说的抒情诗手法和田园诗风格方面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创作心态“乡下人”人生体验和角色认知 题材系列“湘西世界”和“现代都市世界”。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题材特点：极具地域特色的湘西（从更大范围上讲则是“楚地”）的民风、民俗。湘西题材创作也可分为“现实”和“怀旧”两种情况。 小说中的抒情风格小说的牧歌形式、意境营造文体意识 “性爱”描写对性爱内容的不同态度沈从文观察不同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视角）要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如《柏子》、《萧萧》、《八骏图》等 《边城》中的人性美翠翠的情感世界牧歌田园诗风格 沈从文的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 沈从文的名作《边城》叙述了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一个山水如画的古渡头，一户独处的人家——老船工年逾古稀，小孙女翠翠情窦初开。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大老托人说媒，可翠翠偏偏对二老动了情。大老跌进了激流，二老也出走了，老船工在误会中大病一场归天了，只留下翠翠孤独地守在古渡头。故事结束了，山依然青，水依然绿，人依然那么美。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边城》，那就是：“美”和“爱”。边城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沈从文 《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呼应的田园牧歌情调。这种情调若和当时由卑鄙的人渣组成的动荡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小说《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祖孙之间的亲情、兄弟之间的手足情来表现人性之美的。 翠翠与傩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爱情 第32、33段：“第二天天一亮，翠翠就同祖父起身了，用溪水洗了脸，把早上说梦的忌讳去掉了，翠翠赶忙同祖父去说昨晚上所梦的事情。‘爷爷，你说唱歌，我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缠绵，我象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得到了虎耳草，我可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我睡得真好，梦的真有趣！’” 傩送用整夜的歌声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慕，让人不由想起《诗经》《乐府》里咏叹爱情的美丽诗章，这是湘西古风犹存的明证，更是这里的人把爱情视作圣洁感情的表现。翠翠的梦写了她渴望得到幸福生活的躁动心理。翠翠在睡梦中受到歌声召唤，她摘取了一捧虎尾草，准备送给意中人，一个少女纤尘未染的心豁然眼前，让人感动。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纯洁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 作品展现人性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老船夫阅尽人事、饱经风霜，他称得上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在祖父的身上，同样流淌着炽烈的爱，也存在着难以排遣的矛盾与孤寂。亲情 祖父对翠翠的爱寄托着对不幸的女儿的哀思，他的后半生是为翠翠而活，他的惟一的生活目标就是要使翠翠快乐。但他并不真正了解孙女儿内心的情感躁动，他只能用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的话语来安慰孙女儿：“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情都不许哭泣。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围绕孙女儿能有一个好归宿展开的。但他又害怕翠翠会重蹈母亲的悲剧，所以，他去探天保的口风，征求翠翠对天保兄弟的看法，给翠翠讲她母亲的故事，唱那晚听来的歌，也因此他没有把天保兄弟的选择直接告诉翠翠，只是提醒翠翠注意夜晚的歌声。 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 天保、傩送，这一对爱情上的竞争对手也是磊落胸襟、一往情深，天保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弟弟。傩送为了纯真的爱情，宁愿放弃碾房的陪嫁，兄弟俩都显示了高尚美好的情怀。手足情 课文对天保的刻画不多，但这个人物的性格却同样鲜明地突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爱翠翠，但无法让翠翠同样爱上自己，当得知弟弟也爱着翠翠，便怀着十分复杂的感情退出了角逐，既表现出浓重的手足之情，又流露着失败的落寞。从他对老船夫的冷冷的神情和生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矛盾和痛苦。 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通过老船夫对子女的挚爱亲情，去和当时社会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形成对照，去呼唤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那“无悔无忧”的远古社会，去保存那“遵从古礼”的美德。总结 翠翠的形象来源翠翠的形象有三个来源。一个是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子。“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得来。”(《湘行散记·老伴》)一个是在青岛崂山看到的女孩子。“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看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水云》)据沈先生说，这个女孩是他与其三姐在汽车里看到的。当时沈先生对三姐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写一个小说。”另一个来源就是沈夫人。“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朴素式样。”(《水云》)但这不是三个印象的简单的拼合，形成的过程要复杂得多。崂山那个女孩子只有一个触机，使散放的印象聚合起来，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翠翠，栩栩如生，什么都不缺。 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四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 翠翠的情感世界翠翠与船总兄弟翠翠与祖父翠翠对父母 初遇傩送（第一年）初遇天保（第二年）不见傩送傩送邀请（第三年）老大淹死老二离去 第一年：翠翠初遇傩送二老，就对二老有个难忘的印象。二老邀翠翠到他家去等爷爷，翠翠以为他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地说：“你个悖时砍脑壳的！”后来知道那是二老，想起先前骂人的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到家见着祖父，“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第二年：翠翠对大老的印象不深，但是当祖父和翠翠到城里看龙船，从祖父与年长的谈话里，听明白二老是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滩过的端午后。翠翠和祖父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忽然停住了发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这说明翠翠的心此时正在飞向滩边。 第三年：傩送邀请翠翠去看船，翠翠听到两个女人说闲话，说及王团总要和顺顺打亲家，陪嫁是一座碾坊，又说二老不要碾坊，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翠翠心想：碾坊陪嫁，希奇事情咧。这些闲话使翠翠不得不接触到实际问题。但是翠翠还是在梦里。傩送二老按照老船工所指出的“马路”，夜里去为翠翠唱歌。“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平时攀折不到手”的虎尾草，她很容易地摘到了。她内心里以前对傩送朦胧的感情，现在开始明确起来了。“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又表现出她内心的忐忑不安。 爷爷问翠翠选哪一个，翠翠其实心里是早有所属的，只是在爷爷面前不好意思说出来。这造成了文末傩送对老船工的误解，于是对他冷淡。而哥哥占了先，就一定让弟弟先开口，结果一唱定乾坤，这里只有良心和道德，再加上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为了成全弟弟，哥哥决定远走他乡，却不幸淹死。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造就了翠翠等待的命运，傩送最终是离去了，可能明天就回来，又或者永远都不回来…… 这是作品中最主要的两个人物。相隔着中间一代人，祖孙俩组成的家庭是残破的，所以在悠长的岁月中，祖孙二人不仅生活上相依为命，也在感情上相濡以沫。重点分析第13章翠翠的“负罪”和“赎罪”。只要看看表现祖孙亲情的文段，我们就能意识到这种真挚亲情是植根于纯朴民风中的。但是翠翠与爷爷间仍旧有着隔膜，不能逾越。直到爷爷故去，听杨马兵说的一切一切，翠翠才可以明白祖父的死因，又如何与自己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都明白了。 翠翠父母的爱情，他们在对歌中相爱，在绝望中殉情。爷爷对翠翠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种歌唱出了你”，原来，翠翠就是纯洁爱情的结晶。翠翠父母的爱情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翠翠的爱情观。翠翠的感情十分单纯，她向往着拥有一段和父母一样的爱情。这由翠翠对母亲的爱情故事感兴趣也可以看出来，这是源于她内心对爱情朦胧的期盼。 “牧歌”一词最初起源于拉丁文（pastoralis），是古希腊一种描写牧人生活或农村生活的抒情短诗，后来泛指描写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特别是表达都市人对理想化的农牧生活的向往，因此，又译为“田园诗”。《边城》的艺术风格，是一首抒情的田园诗，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沈从文执意要把《边城》写成“纯粹的诗”，主要是出于“怀旧”的主观抒情并要把它凝结成“诗”。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成为作者隐秘诗情的载体，抒情才是小说的“本事”与目的。所以，作者叙事的笔端，倾泻着、流动着作者对“爱”与“美”的诗性的讴歌与咏叹，使故事本身成为对“爱”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追觅与幻想。为此，作者还在艺术上追求诗意化的表现。 人物描写方面，以关于动作、对话的白描与韵味发掘翠翠内心丰富的“潜台词”。如，翠翠只爱傩送，因此明确地向爷爷表示拒绝天保的求亲；傩送月夜上山为她唱歌传情，她在睡梦中身体随着歌声漂浮起来，“飞窜过悬崖半腰”，去摘象征美好爱情的“虎耳草”，追觅着甜蜜幸福的爱情。情节结构方面，以经纬交织、明暗结合的手法，衍生多变的波澜，切合、烘托内在的情绪节奏；在乡土风俗描写方面，将人物的活动置于一幅幅风俗、风情画面上，形成了诗情画意的意境，如，作者特意在故事中间穿插了对歌、提亲、陪嫁、丧葬、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构成一道鲜亮的风景线，使《边城》具有独异的乡土文学色彩，再加上几分童心话语的调色、叙述语言的抒情化等，构成了《边城》诗一般清新俊逸的风格。 在表现的内容本质及超现实的创作方法方面，它具有牧歌的风格。它的故事建筑在梦幻的基础上。这篇小说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一半是“梦”，一半是理想的“现实”，并非对当时的二三十年代的湘西现实社会的写真。人物与故事是对当时社会真实的超脱与超越。作者在“边城”世界里有意识地消解了种种对立因素（两种婚俗观念的对立除外），既无阶级的对立，又无经济利益的冲突，更无人际关系的矛盾，有的是慈爱孝顺，达到了一个非对立因素的自然和谐、反璞归真的理想境界。作品的结尾采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的结局：“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作者不忍心让翠翠彻底绝望，而让她带着希望接受爱情的考验与磨难，等待恋人的归来。也许会给读者留下希望、期待与遐想，使结尾更有余味袅袅的牧歌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