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_与_新乡土中国_之比较》

第29卷第2期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Vol.29,No.22008年4月JournalofNingxiaTeachersUniversity（SocialScience）Apr.2008《乡土中国》与《新乡土中国》之比较徐榕（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武汉430074)摘要:费孝通先生的名著《乡土中国》，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形态，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徐杰舜教授担任课题组组长的\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最终成果《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是新时期研究农村问题的专著。通过对时代背景、理论基石、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键词:《乡土中国》；《新乡土中国》；比较中图分类号:G25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331（2008）02-0158-03收稿日期:2007-11-20作者简介:徐榕（1984-）,女,广西桂林人,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一、时代背景比较《乡土中国》写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全书不足5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乡土中国"这一符号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用费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乡土中国》就是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的一种尝试的记录"。费老后来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世界各民族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的设想，便是他自《乡土中国》开始一贯持有的学术思想的延续。《新乡土中国》是徐杰舜在当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从人类学的理论切入，经过田野考察，综合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统计学，以及“三农"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武义县为案例，系统、全面、翔实地总结和概括了武义新农村建设的10条经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新农村建设的县域样本。[1]贺雪峰认为，费老用随笔写作的《乡土中国》是对传统中国乡村的最好理解，贺雪峰本人因为在当下中国做调查，也试图理解当前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于是写就了《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2]而《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这个课题的产生，源于武义20年前后巨大变化形成的反差对课题组的徐杰舜产生了极大的文化震撼，他基于多年在农村调查的资料积累和经验总结，以及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组织了一批人类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对武义开展调查研究，希望通过调查对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进行总结和提升，并对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于是，就有了现在呈现于我们大家眼前的《新乡土中国》一书。《新乡土中国》的一个特点是把握了时代背景，也就是书名中的“新"字。费孝通先生当年研究的中国确实是一个“乡土中国"。那时的农村基本上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村；就整个中国来说，也基本上是乡土的。费老的一本英文版著作的书名中译可能更准确地注释了他的乡土中国的准确含义||“捆在土地上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尽管农民还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中国最广大的地区仍然是农村，但是中国已经 第2期徐榕:《乡土中国》与《新乡土中国》之比较159不是捆在土地上的中国了，中国农村已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了。农民的种子、化肥、农业机器都是来自城市或城镇，甚至来自更遥远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现在其实更多是捆在市场上，而不是捆在土地上。如今，就整个中国而言，已经不是“乡土中国"，而是“市场中国"。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更多与市场、现代化，甚至全球化相联系，这就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和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们考察当代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一个基本时代背景。二、理论基石比较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这是对前现代中国农村生存环境和农民生活状态最深刻、简约的提炼。在讲述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差异时，费老从“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角度进行比较。可见“差序格局"在“乡土中国"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乡土中国》指出，中国人传统的社会网络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在这样的网络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圈子的中心，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仿佛扩散开来的一个个圈子，体现出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这就是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而，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比如忠孝两全，忠也是对的，孝也是对的，人们没有一个准则去判断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就形成了很多的灰色地带。就是这样一个“差序格局"结构的乡土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中外人类学家们关注的热点，他们走进田野，深入调查，对乡土中国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在对中国农村社区、宗族、市场、民间宗教等方法的研究中，人们对旧乡土中国作了深刻的解读，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市场经济的卷入，中国社会渐渐失去了“乡土本色"的特征，现代理性与城市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作为解释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工具的“差序格局"，其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要求都把新乡土中国的理论聚集在城乡融合上。《新乡土中国》在对中国农村建设思想进行梳理之后，认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石就是城乡融合。据《新乡土中国》研究，恩格斯早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提出并论述了“城乡融合"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之一。而由于城乡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都有过相关的论述。所以从根本上说，城乡融合就是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石。徐教授还界定了城乡融合就是城乡从分离、对立，在互动中逐步走向融合的过程，并逐步实现城乡一体的结果。并认为从这个理念出发，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乡村与城市逐步融为一体。这对提高人们对新农村建设意义的认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于“城乡融合"（Urban-ruralcomposition）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立场，指出要“消灭城乡差别"，达到“城乡融合"。他们认为，城乡融合就是不断缩小乃至完全消灭城乡对立的过程和状态。城乡融合就是要从本质上消灭城乡对立，而不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具体形态。城乡对立一方面表现为发展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即地区差别。城乡融合的理论就是为解决城乡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而提出的。把城乡融合的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从城乡关系发展的这种轨迹来看，所谓城乡融合就是城乡从分离、对立，在互动中逐步走向融合的过程，并逐步实现城乡一体的结果。徐教授在对武义新农村建设的经验进行理论提升时，确定“城乡融合"为新乡土中国的理论基石，仅把“城乡一体"作为城乡融合的结果，这样处理，既符合理论提升的规范，又肯定了“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意义。城乡融合作为新乡土中国的理论基石，实际上就是新农村建设的终极目标。三、研究方法比较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说：“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空间的坐落，这就是社区⋯⋯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写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第二步工作是 160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第29卷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发现了每个社会结构有它配合的原则，表现出来的结构的形式不一样。"[3]从书中我们能明显看出费老的社区研究法，而《江村经济》一书则是费孝通以小型社区窥视中国社会的实验性范例。实际上，以社区为视角观察中国社会，曾经被早期社会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当做方法论的立业之基。1935年，吴文藻先生曾说：“`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社会是描写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的。"[4]《乡土中国》作为费孝通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也代表了他研究方法的转向，进入了他社会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微观的视角中跳出来，进而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分析社会的整体架构，提出自己的普遍模式理论。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微观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那么《乡土中国》则是依据实践的经验所总结出的总体框架。这对于费孝通学术道路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因为此后它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人文生态"等等的概念，都可是看作是此类研究的纵向和横向拓展，从实际研究中提炼出来。而这些理论方法的中国特色也造就了世界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中国学派。而《新乡土中国》的研究方法和之前我们所熟悉的社区研究法完全不同，他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徐杰舜以人类学的整体观和整合观进行理论观照，认为以县域为切入点是对新乡土中国武义模式的最佳解读，这种立足县域的县域研究方法，实现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一个大转换。在我国，县是一个基本的行政单元。目前我国共有2071个县，包括400个县级市。虽然从总量上讲，县域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不大，但它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的比重还不大，但它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但在新的形势下面临诸多的困难和问题，发展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县域经济、文化发展事关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大局，是需要我们以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来研究的一个大课题。新农村建设是关系中国农民命运、关系中国农村前途、关系中国农业发展的悠悠大事，如何实施，并使之梦想成真是中国人普遍关注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当前，放眼望去，轰轰烈烈进行着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普遍的特点是“以村为战"。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妥，更谈不上有错。但是从人类学整体论和整合论的理论去观照，人们就很容易发现，“以村为战"的新农村建设模式规模小、范围小、影响也小，因此，徐杰舜认为，“县域整合"才是新农村建设的最佳战略。总的说来，费老的《乡土中国》虽然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但是综其全书看来，却是渗透着对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相关社会学科的深刻认识和精辟见解，从而使薄薄的一册面向大众的学术著述，蕴现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如长辈一般的娓娓而谈中道出了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质和伦理道德观念。而徐杰舜的《新乡土中国》不仅对武义改革开放，特别是新农村假设的经验进行了历史性总结，而且立意高远，资料翔实，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理论提升准确，且图文并茂，具有相当的可读性，既可作为武义县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份历史总结，更可为中国乃至世界提供一个“新乡土中国"的图像。参考文献:［1］徐杰舜.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J］.社会研究，1935.［责任编辑安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