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文化审视

　　乡土中国的文化审视　　关键词：师陀《果园城记》乡土中国文化审视　　摘要：师陀的小说集《果园城记》是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品，小说集通过对中国乡土小城故事的描绘、漂泊无依的游子形象的塑造、苍凉和缓的挽歌式艺术氛围的营造等表现手法的娴熟运用，从文化层面上挖掘出乡土中国落后、麻木的生存状态以及民族性格中积习已久的民族劣根性，从而超越了当时简单的民族意识抒写，具有了文化审视的力量。　　　　20世纪30年代后，国土的沦陷不仅给心存正气的作家们带来了生活的困窘和精神的压抑，同时也促使他们对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审视和反思。或从辽阔、深厚的土地上汲取生命的气息与生存的力量，或揭示这片土地日渐腐朽、荒败的痼疾，进行民族文化的反省与批判，成为一时作家们共同关注的焦点。　　而此时期“乡土文艺”的提倡和再度兴起，不仅是对乡土中国的简单描述，更包含着强烈的民族回归意识和反抗精神。不同区域、不同风貌的乡土文艺作品都具有寓民族意识、社会意识于乡土意识之中的创作风格。在异族入侵的文化背景下，书写中华民族文化性格中百折不挠、沉潜坚毅的流脉，成为此时期作家们心理抵抗的宣泄手段。因此，在孤岛、沦陷区的文学园地中许多作品描绘了国人的生存状态。作家山丁、王秋萤、关永吉等的作品主要以东北黑土地为背景写出了北方民众血液中流淌的家国意识和反抗精神，宏扬了民族正气、暗示了民族解放的曙光。此时在孤岛上海，作家师陀则蛰居在斗室中始终怀着关注民族命运，审视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心境写下了大量乡土文学作品，从文化层面上挖掘乡土中国落后、麻木、静如死寂的生存状态，以及民族性格中积习已久的民族劣根性，从而散发出感其深忧其切的沉郁风格。　　　　一、乡土中国的小城故事　　　　师陀在初登文坛的时候就坦言自己是“乡下人”，在《黄花苔·序》中说：“我是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到身边的真亦可谓空空如也。”并谈及散文集为何名为《黄花苔》时说：“原因是：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而黄花苔乃暗暗地开，暗暗地败，然后又暗暗地腐烂，不为世人闻问的花。”可以看出，置身于繁华都市中的师陀心中始终保存着一种深沉厚重的乡土情结，使他不时地回望那已经远离的乡土。因此，在抗战时期的代表作《果园城记》中的序言里师陀写道：“ 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他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于是，师陀笔下的果园城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萧红笔下的呼兰城一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寓言性的文化范本。　　“果园城”是作品中“我”思念的故乡，表面上风景优美，家家户户的生活显得悠闲自在，以至于不熟悉这地方的情形的过路人，定然会驻足而观，并为这景象叹息不止。“多幸福的人！多平和的城！”然而当阔别多年之后重返故里，“我”发现这座小城的许多东西都不曾改变，大街上的狗依旧卧着打鼾，坐在家门口的女人们依旧亲密地与邻人闲聊，年近三十仍没有嫁人的素姑依旧在缝制着不知什么时候才会穿的嫁衣。而无名无家的说书人在给别人带来欢愉之后，死时也只是破席一卷离开人世，小刘爷、胡凤梧依然放荡不羁，“土皇帝”魁爷仍然专横、残酷，农场主葛天民、小学教师贺文龙忘记了曾经的理想适应了小城缓慢平静的生活，而徐大娘一直期盼能回家的儿子其实早已死去，这种绝望的期盼令人窒息。许多年过去了，外面的世界对于果园城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它依旧踩着自己的钟点做循环反复的运动。当然，这里也有邮差先生的淳厚、安详，有活泼可爱、精灵古怪的阿嚏的传说，但所有这些记忆都在温馨中打上伤感的底色。所有这些来来往往的角色中，真正的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果园城，这个仿佛永远“活在昨天”里的小城。这里既有宗法制乡村的平和、安宁、纯朴，更有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慵懒、庸俗和麻木。这就使读者在陶醉于乡村的平和生活之时，不由得产生对民族文化、民族性格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的愿望来。在这一点上，师陀的《果园城记》与远在香港的萧红所创作的《呼兰河传》有异曲同工的契合。　　　　二、漂泊无依的游子形象　　　　师陀的笔下走出了许多背井离乡的漂泊者，无论是《果园城记》中的“我”，《狩猎》中的“大空想家”，“突然离开祖辈世居的故土”、“开始了生活上的大狩猎”的孟安卿，还是《孟安卿的堂兄》中的孟季卿等等，都怀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而四处飘荡。而笔下的“果园城”不仅是他们乡土意义上的故乡，更是他们心灵的寄居地，是在疲惫的跋涉途中，在喧嚣的城市中不知所措时，总希望回头去寻找的失乐园。可是即使回到了果园城，游子们也不曾得到灵魂的安定。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停滞，葛天民、贺文龙们也早已失去了进取心，湮灭在俗常的生活中，没有一点声响。果园城中那座塔，以及“ 矿业、堤岸、树木、阳光，这些景物依旧和我们许多年前看见的时候一样，它们似乎是永恒的、不变的，然而也就是它们加倍的衬托出了生命的无常……”（《果园城记·果园城》）这里的一切都不能给人以灵魂的慰藉，于是只有“归来”后的“再离去”。在此，师陀不仅写出了时代变幻中传统宗法制在农村生活中的日渐凋敝，更写出了徘徊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漂泊者的无奈和感伤。这些乡下的城里人，城里的乡下人从故土到异乡，从乡村到都市的人生漂泊之旅，也正是他们精神跋涉之旅。师陀正是以细腻、洗炼、明净的笔墨进行时代生活的素描时，刻画了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交替年代中，知识者复杂的探索心态。而且，师陀笔下的“流浪者”、“跋涉者”的精神气质也表现了苦闷的心灵进行跋涉的精神历程。　　如果说此时期国统区作家路翎的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以澎湃的激情展示了青年知识者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中独立的个性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探索精神，师陀笔下的知识者则是以沉郁的心境表达了在战乱的年代中，在农村宗法文化与都市文明的双重背景下，对本民族的文化内蕴进行严肃认真地清理的心态。师陀的创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危难时刻，有责任感、爱国心的知识者在激昂的控诉声中冷静而理智的思索，从而显示出深刻的文化心理内蕴。　　　　三、和缓笔调下的苍凉挽歌　　　　师陀的《果园城记》以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乡村小城人们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他用抒情的笔调描摹果园城，城中的果园和城里的人家在平静中度过时光，而果园城“永远繁荣不起来，不管世界怎样变动，它总是像那城头上的塔样保持着自己的平静，猪仍旧可以蹒跚途上，女人仍可以坐在门前谈天，孩子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可以在街岸上打鼾。”（《果园城》）果园城仿佛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小城，在这里空气也是平和、平静的。平静得窒息一切生命的活力与生机。于是葛天民的人生哲学是“一个有才能的年轻人，在十年之后他已经自以为老了”；满怀鹰击长空志向的小学教师贺文龙在俗事中耗尽了心力，而从希望中一步一步落下去；“一个像春天般温柔，长长的像根杨枝，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宛然笑着的”素姑在年华的流逝中变得憔悴枯萎了；“眼里常常有一种燃烧着的静寂的而同时却又像是愤怒着的小兽眼中的光”；城主朱魁爷的四姨太太也以一条麻绳结束了生命。 　　其实，早在《里门拾记》《落日光》《无名氏》等短篇小说集中师陀已经在为宗法制农村社会唱了一曲挽歌。“百顺街”（《百顺街》）留存的三大美德竟是：按祖先的习惯平安度日；避实击虚，硬来软受；对家长里短好充侠士好汉，爱抱不平。师陀笔下广袤的土地也被描绘成旷野、荒原，《毒咒》中毕四奶奶凄厉的咒骂“这块地上有毒，绝子断孙，灭门断户，有毒！”这仿佛是一个模糊的预言。而《百顺街》和《毒咒》都以一场熊熊大火的燃烧作尾。这似乎又隐喻着对无望的落末的乡村文化与麻木、庸俗的民族性格的痛恨。而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则通过对吴王村地主宝善堂三代人命运的典型化描绘，吴王村变成无望村的破败结局，预言了残暴、腐朽的封建宗法制、家长制日渐萎缩的生命力和必将没落、崩溃的命运。　　“凡是到果园城来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幸全，他一走进城门，走进那些浮土很深的街道，忽然他会比破了财还狼狈，首先他找不见他自己了”①。果园城寂静而沉闷的环境让所有的生命无声无息地枯萎消逝。而师陀正是以和缓的笔调诉说着他对这种静止而封闭的小城社会和宗法文化的深刻思考，在苍凉的挽歌中揭示其没落的必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民族文化的反思。师陀一方面以诗化的方式为乡土中国蒙上了一层恬静的面纱，极尽展示其世外桃源、田园牧歌式的一面，来抗拒、讽刺现代都市文明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师陀更道出了对乡土中国因循、腐朽、落后一面的理性批判。只不过他批判的笔端蕴藉着哀婉与感伤，正如他所言：“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是我怀念着那广大的原野。”②基于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批判者又是凭吊者的双重立场，师陀的作品没有描写农村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日趋激烈的政治革命，而是充分展示出传统文化下似乎静止的生存状态和心态，并进行文化上而非社会政治上的批判与反思。情感上对故乡小城、对乡土的依恋与理智上对果园城本质的深刻体察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于是在作品中体现为在和缓的笔调下唱出的一曲苍凉挽歌。　　　　{1}师陀：《果园城记·塔》，《芦焚短篇小说选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9页。　　{2}师陀：《老抓传》，《芦焚散文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