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乡土中国_礼俗社会到法理型社会_以_乡土中国_为切入点

2015年9月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Sept.2015第34卷第3期JournalofYili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Vol.34No.3转型中的乡土中国：礼俗社会到法理型社会——以《乡土中国》为切入点侯明明（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陕西西安710063）摘要：费孝通先生用吉尔兹“深度描绘”的方法对乡土中国的场景进行了刻画，并给予了同情式的理解。中国正在从个人魅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的礼俗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法律视野下乡土社会意蕴的异化是转型的前提，礼俗社会和法理型社会是转型的两个面向而且具有较大的差异。基于礼俗社会的缺陷，群育观念、规则信任的培育可以打破路径依赖；法秩序的变通观照可以看清法秩序在乡土社会的消解形态；提出一种“新权力”，即过渡时期新权威主义再型构。同时也对转型的思维困境——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给予了观照。关键词：乡土中国；礼俗社会；法理型社会；转型中图分类号：D91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76（2015）03—0136—05［1］费孝通先生用吉尔兹的“深描”方法对乡土中一、法律视野下乡土社会意蕴的异化：转型的前国的场景进行了刻画，深入礼俗社会，以一个文化参提与者的角色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进行了演绎，并给乡土社会的异化与崩溃培养了社会的转型，礼予了同情式的理解，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以一个“文化俗社会逐步淡化，法理型社会正在逐步培育。而这启蒙者”的心态全盘否定乡土中国的礼俗社会。礼种异化在法律的视野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俗社会在乡土中国有其生存的土壤与语境，而且在纠纷解决方式的更迭。传统解决纠纷的习惯、礼俗一定程度上是根深蒂固的。在慢慢淡化，法律开始渐渐介入，人们对法律产生了马克斯·韦伯根据社会成员服从统治的“动机”一种记忆意识，开始甚至加强法律的维权行动。其将统治的类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个人魅力型统次，传统权威的消解。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治。即社会成员的服从是因为对个人威信的特殊崇了横暴权力、长老权力、同意权力和时势权力，其中拜。第二种是传统型统治。即社会成员的服从，是最适合乡土社会的是长老权力，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因为受传统神圣观念、意志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变迁，长老这一角色渐渐被法官所取代，由法官作为内心的确认与信仰。第三种是法理型统治。即社会一个中间人来裁判案件、解决纠纷，而裁判案件的依成员的服从是对规章制度合理性的确信，确认其统据就是法律与事实。进而传统的长老权威式微甚至治是合法的，而且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秩序是理性的渐渐消亡，法律的权威在慢慢树立。最后，平等观念［2］（P238-250）。中国正在从第一、第二的“礼俗社会”向第的崛起。乡土社会讲究的是差序格局，讲究的是三种法理型社会进行转型。“传统权威的衰落，统一“伦”，“我们儒家最考究的就是人伦，伦是什么呢？价值的瓦解使得社会面临秩序危机，各种社会关系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4］（P26）日趋紧张。近些年来，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依法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的口号充斥报刊杂志。其实这些口号的背后隐含着种“伦”观念源于封建社会的农耕经济，但是自给自在传统权威失落之时，人们对一般的、相对稳定的行足的小农经济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慢慢解体，而商为规则的诉求，是从道德化社会向法治化社会转型品经济注重的是个体间的自愿、平等和契约，进而促［3］的信号。”进了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个体不再是伦圈当中的收稿日期：2015-03-11作者简介：侯明明（1990—），男，山东惠民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西方法理学。 第3期侯明明：转型中的乡土中国：礼俗社会到法理型社会137一圈，而是一张张网之中的一个点，人与人之间因为理型社会则是一种外部规则的社会，人们追求的是某些关联而生活在一起，这张大网本身是有意义的。法律，人们确信的是制度理性，而不是一种人格化的二、礼俗社会到法理型社会：转型的两个面向权威，人格化的权威逐渐式微甚至消逝。（一）礼俗社会与法理型社会：两个蓝图的博弈4.熟人信任与陌生人信任。礼俗社会是一个熟在礼俗社会中，法律的生存空间是很渺茫的，甚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于互相之间的了解与至可以说是没有的，因为法律没有存在的价值或者熟悉，这种熟悉与了解就是一种地方性的符号资源，价值是极低的，人们利用传统的习惯、道德和礼俗就基于这种符号资源的存在，人们之间便会产生一种可以解决纠纷，如果利用法律作为处理纠纷的标准不假思索的信任。而法理型社会则是一种陌生人社反而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得不偿失。礼俗社会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社会使经验传统内化于成员身心，行为处事主动服礼，面学家林·扎克把人类社会的信任分为三种：基于血临选择时成员自觉地克己复礼，经验成为优先考虑缘、身份的信任；基于历史、了解的信任；基于制度的的方面，其次才可能会考虑合理与合法的问题。“乡信任。显然，礼俗社会的信任是前两种信任，是基于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血缘、了解的信任，而法理型社会则是一种制度的信［4］（P10）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任，这种信任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尤其是随着经济而现在社会是一个变迁频率相对较快的社会，传统的发展和人口的自由迁徙，随着地球村时代对农耕的习惯、道德、礼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现代化进程时代的取代，社会逐渐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的冲击与动摇，进而为法律的进入打开了一个缺口，社会转变，只有靠制度才能维系社会在更大范围之寻找到了其生存的土壤与语境，正满足着转型社会内的信任。只有通过完善的制度让所有失信行为都的法律市场需求。礼俗社会和法理型社会的总体比受到制约，失信者对失信行为才会有负的净现值预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期，基于制度的理性信任才会代替基于个人感性的1.血缘（身份）基础与地缘（契约）基础。礼俗社熟悉信任。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而法理型社会是以地缘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即关系为基础。“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从血缘基础转向地缘基础、差序格局转向团体格局、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内部规则转向外部规则、熟人信任转向陌生人信［4］（P70）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任。尤其是原有的礼俗社会被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4］（P70）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梅得七零八落，人们被抛弃在一个通往法理型社会的茵在《古代法》中也提出了一个经典的命题“人类社道路上，让自己生活在相对熟人的社会中。但这种［5］（P97）会的演进公式——从身份到契约”，也正是从本抵抗终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如果自身不能完成这质上揭示了这一现象。一个过程的蜕变，那么外力的介入就显得必不可少。2.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礼俗社会源于儒家学（二）转型的路径：基于礼俗社会的缺陷派，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甚微，只因生不逢时，但1.群育观念、规则信任的培育：打破路径依赖是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三纲礼俗社会到法理型社会的转变是熟人社会到陌五常、人情伦理、差序道德变为正统思想，塑造着礼生人社会的转变，是血缘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转变，但俗社会。而礼俗社会的核心则是差序格局，差序格是毕竟在转型期，必然会有相应的路径依赖，而要打局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己”为中心，然后一圈一圈地破这种礼俗社会的路径依赖，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划拨开去形成的亲疏远近格局；一类是在家族中形一方面，分清群己权限，培育群育观念。熟人社成的长幼尊卑格局。而费先生提出的法理型社会的会的异化，社会的变迁，使得己与他（她）、己与他群团体格局是一个重契约、重权利、重法治的社会格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关系，而且这种关局。系是一种陌生化的关系。如果把文化理解为一种有［1］3.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礼俗社会是一个以道意义之网，那么现在社会的关系则是一种陌生之德、习惯、礼俗等内部规则来解决社会纠纷的社会。网，也正因为陌生之网的存在，传统的个人化、人情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这种现象来自对传统社会化的社会转变为契约化、平等性的社会。在陌生之知识的集体记忆之强大；按照人际关系学的观点，这网中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力度加大，单回合的交往使种做法则是人情、面情的体现；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得“碰车”现象密集存在，逐渐提高了人们之间的交这也是符合当时乡土社会的成本收益效应的。而法流成本、自由的守护成本，也提高了正义的成本。在 138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此背景下，必须要分清群己界限，培育群育观念。首“我本人宁愿在‘法律多元’名义下进行讨论，这主要先，对于群己界限的划界，不可保持自由放任，也不是因为它似乎至少符合多样化的事实本身，而不是［11］（P146）可大搞公共干预，“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凡是个相反……”“即使是在最发达的国家，国家法也人权利领域的事情就应该有个人自由，而公共领域不是唯一的法律，在所谓正式的法律之外还存在着［12］的事就要民主来决定。不能颠倒过来，让个人把持大量的非正式法律。”［6］群域，公权侵犯己域。”同时秦晖先生也提出了群国家法作为一种国家秩序，“习惯法”作为一种［6］［13］己权界的解决规则：“模糊域定期重划”，群己之间民间秩序，如何实现二者的融洽与兼容，有学者提的界限很难处于永久固定状态，只能处于一种相对出了自己的见解，笔者在田教授的观点基础上提出稳定的样态，甚至可以说有一定的流变形态，所以使以下几点同质的形态：第一，司法的介入。对于转型其处于一种动态反而可以使其保持一种平衡，对于时期民间社会的一些有违法律基本价值、法律基本达不成共识的模糊区则定期让公众重新划定。这样精神的行为，像童养媳，司法机关必须也必然要进行不仅可以打开解决矛盾的出口，而且使群己的权界介入，落实国家的法秩序，附带起到促进文明进化的划分内化，确立为一种真正遵守的“道德律令”式的效果，推动人类文明文化的进步。第二，国家法的再权威。其次，对于群育观念的培育，我们要打破圣贤解释。“法律也许已经变得世俗化或者有些世俗化①提出的“五常”伦理，建立“第六常”，即群己关系，要了，甚至变得更为合理了，但它并没有失去其地方特［11］（P118）实现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彼此没有冲突的人因性。”国家法注重的是其规范与普遍的意义，为共同的爱好而相处在一起，彼此逐渐地信任，加强“习惯法”或者“民间法”更注重的是其地方性意义，团体合作，慢慢形成一种群育观念。有些情况下，如电影《秋菊打官司》所反映的社会场另一方面，构建规则信任机制。“政治共同体区景，国家法如果强行介入，反而会破坏这种社会关系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独特之处，仅仅在于它在其领和这个社区中人们之间的默契和预期。“任何法律制土之内行使特别持久的权力，有一套合法性的法律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是为了确立一种权威［7］（P342）规则。这种法律规则就构成了‘法律秩序’。”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14］（P375）在此韦伯提出了法律秩序的意义，本质上因为法律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在秩序的普遍性，国家强制力的后盾性，使得规则有了这种情况下，如果实现国家法的再解释，与秋菊的必然的权威，规则成了人们可以信任的依靠，“我们“讨个说法”相兼容，这样不仅调整了社会关系，而且依靠法律秩序，不仅是为了一般的安全，也是为了几达到了一种制度上的正义。第三，同化。现在官方［8］（P131）乎所有社会控制的任务。”因此，建立规则信任对法律的定义是“法律是统治阶级制定或者认可的、就是建设法治的一个过程，二者具有同构性，当法治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作为人们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时候，规则的行为规范。”其中法律产生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信任可以说水到渠成，“同样，我们也预测，随着市场统治阶级制定；另一种是国家认可，也即同化。如果经济在中国社会中的生长和培育，为现代理性法律此时国家实体法处于空白状态，而现实的纠纷又需所必须的各种内在要素和外部条件将会逐步趋于成要一种秩序的标准作为权威，进而可以以一种国家［9］（P97）熟。”的姿态去承认现有的状态，完成地方性的习惯上升2.法秩序的变通观照：法秩序在乡土社会的消为习惯法这一质变环节。而同化的目的不是消解现解形态有的秩序文化，而是一种认可与强化。［15］从逻辑上讲，在礼俗社会向法理型社会的转型3.过渡时期新权威主义再型构：一种“新权时期，如果社会的变迁速率不致使传统存在，那么传力”统的效力是无法保持其力量的。但是从实际上来观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四种权力：察，文化的传统力量是存在的，亦即礼俗的习惯、道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事势权力。横暴权德仍然在发挥着力量，我们暂且可以称之为“习惯力是一种压制冲突的权力，同意权力则是一种社会法”，与之对应的则是国家法，因此出现了中国转型契约同意授予的权力。“可是同意权力却有一套经济期的“二元结构”，此“二元结构”的存在也必然有其条件的限制。……同意权力是分工的体系的产物。［4］（P59）兼容的一面和冲突的一面。“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分工体系发达，这种权力才能跟着扩大。”由此的，……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及抽象的行为，而可见，同意权力在法理型社会才会真正成熟，而处于［10］（P50）绝不考虑个别的人（地方）以及个别的行为。”过渡时期的中国不完全具备同意权力的存在基础， 第3期侯明明：转型中的乡土中国：礼俗社会到法理型社会139其产生的力量必定是有限的。而横暴权力作为一种包括‘新权威主义’），都只能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极权形式，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其弊病甚多，渐渐被如果把中国作为‘极权主义国家’，那么，不管推行何抛弃，所以其能量也是气数已尽。而且，从本质上种形式的权威主义，要做的不是强化政治权威，而是讲，教化权力和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传统型统治具有削弱它。如果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已经是权威主义政相似性，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是法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那么进一步强化政治权威就只会离开权威主义［19］治也必定会过渡到法理型统治。费先生除此之外，而变成极权主义。”殊不知，俞先生犯了极端思维还提出了时势权力，“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的错误。过渡时期的一个特点就是权威主义政治在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紧式微，民主政治在渐长，但是又有一个困境，权威主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义政治式微的同时，其力量也在衰减，而民主政治没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它有形成，又无法产生新的助推动力，所以社会陷入了［4］（P72）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一种“火车无动力”或者“火车减速”的状态，甚至可同时写道，“乡土社会，当它的社会结构能答复人们以说是一种“权威”真空状态，严重时可能会引起众生活的需要时，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因之它也多的社会失范行为，就在此时，需要一种开放的、开［4］（P73）是个很少‘领袖’和‘英雄’的社会”。即在安定明的新权威来充当动力，推动社会的转型。的社会是缺少时势权力的。而现在正是一个转型的但是，作为一种审慎，笔者认为，新权威主义具时代，是一个不安定的时代，是一个问题多发的时有历史必要性，但是没有历史必然性，只是一种时代代，社会会造就很多的“英雄”与“领袖”，但是仅仅有的过渡，一种时代的呼唤，所以它本身只是手段，而“英雄”与“领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种全方位的不是目的，更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新权力”。三、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转型的思维困境笔者提出的“新权力”与学术界提出的新权威主中国正处于礼俗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期，但是义有一定的重合，但是又是一种新的型构，它至少强由于西方国家已构建了法理型社会，而且也出现了许调以下四个向度：第一，法律制度维度。缺乏制度制多新的问题，比如金钱维护下的民主等等。所以在此约是权威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新权力”必须要受到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解决礼俗社会到法理型社法律制度的约束，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使权力。第二，会的转型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如何避免法理型社会的德性维度。“新权力”必须要有善良的主观愿望，行使矛盾出现，因此，这就陷入了一种思维的困境：历时性权力的目的是为民。第三，精英维度。“精英”一词有问题共时性解决，亦既有远虑又有近忧。［16］（P223）双重含义：“最好的”和“选出的”。“前者能够保由于时间的无限延伸，若无成型的社会作参照，［17］证“精英的正确”，后者则保证“正确的精英”。“精我们除却可望的期待以外，面对的是一个相对陌生英的正确”是精英与权威相结合，而“正确的精英”则的世界，即如果西方国家没有建成法理型社会，更没是精英与民主相结合。精英与民主结合的样态在转有出现新的危机与矛盾，那我们也就不用费力去思型期往往是局部的，也是低层次的，不是权力的中心考其所面对的困境，我们所需要解决的任务就是如地带，多处于边缘地带，一味地强求二者的结合，而何实现礼俗社会到法理型社会的过渡即罢。可事实且把它强硬地拖向权力中心，很可能会造成混乱的并非如此。局面。所以在过渡期，精英要更多与权威结合，实现笔者认为，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思维困境“精英的正确”，保证国家的发展不偏离航向以及社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是机遇，这种思维会让会的稳定性。第四，评价标准维度。“新权力”的评价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观照西方，而不是闭门造标准是多元化的而不是一元化的。“多元的现代文明车，这种观照的目的不是媚外，而是一种复归，回归可以在一个一体化程度更高的世界上共存。因此，中国的社会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中国礼俗社会到政治制度的演进必须与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法理型社会的转型问题，像苏力教授在国外留学回［18］有机契合，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来以后，提出了“本土资源论”，这是对西方熟悉观照“从权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看，‘新权威主义’这后的结果，又是对中国传统、中国实际情况的涵射。一命题本身就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内在逻辑矛盾。这另一方面是挑战，因为中国的转型面临的是双重任就是，从权力的运行方式看，当代中国政治究竟属于务、双重责任。既要远望又要近观，而时间资源却是何种政治形式？如果承认当代中国政治是一种民主不变的，这就更需要谨慎地走好每一步。如果中国政治，那么，不管推行何种形式的权威主义（当然也良好地应对此项思维困境，那么对于未来的法理型 140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社会蓝图中国则是胸有成竹的，从而也增强国家走书馆，2006.向的可预期性与人民内心的安定性。［10］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注释：1980.①这里的五常即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君臣关［11］吉尔兹.地方性知识［A］.法律的文化解释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M］.北京：三联书店，1994.参考文献：［12］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和国家［M］.北［1］吉尔兹.“深度描绘”与文化观［J］.中国社会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科学，1989（2）.［13］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2］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林荣远，［J］.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1（5）.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4］朱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A］.［3］何兵.生人社会与法治［J］.百姓，2003（3）.法律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6.［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15］萧功秦.关于新权威主义体制与国家治理集团，2008.问题的若干思考［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4（3）.［5］梅茵.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6］邓正来，主编.布来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6］秦晖.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J］.凤凰周［17］张伟.从村庄到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治理刊，2006（7）.［J］.江苏社会科学，2004（1）.［7］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张乃根，［18］李炳烁.新权威主义、立宪政体与东亚法治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8.转型［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2）.［8］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19］俞可平.论权威主义——兼谈“新权威主任务［M］.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义”［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3）.［9］邓正来.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M］.沈宗灵，等译.北京：商务印【责任编辑：何苗苗】TheTheLocalChineseintheTransformation:fromCustomsSocietytoLegalSocietyLocalChineseintheTransformation:fromCustomsSocietytoLegalSociety——to“localChina”asthebreakthroughpointHOUMing-ming(PoliticsandLawofNorth-westUniversity,Xi’an,Shaanxi710063,China)Abstract:Abstract:Mr.FeidepictsthelocalChinesescenebyGeenz“deepdescription”,andgivesasympatheticunder⁃standing.CustomssocietyinChinaisfromthetraditionalrule,fromcharismaticruletolegalsocietytransformation.Thealienationviewoflawdomainofruralsocietyisthepremiseofmeaningtransformation.Gemeinschaftandlegalsocietyaretwofortransformationandhavebigdifferences.BasedonthedefectGemeinschaft,cultivationoftheso⁃cialeducationandrulesoftrustcanbreakthepathdependence;flexiblereflectionlawandordercanseethelawandorderinruralsocietydigestionform,proposea“newpower”,namelythetransitionperiodnewauthoritarianismandstructure.Alsosolvingthetransformationofthinkingpredicament-adiachronicsynchronicproblemgivestheobservation.Keywords:Keywords:LocalChina;customssociety;legalsociety;tran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