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乡土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一个文类，在某种程度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化焦虑的产物。它所承担的不仅仅是“审美”功能，而且自觉不自觉地都参与了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追求的一种话语实践方式。虽然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西方的理解，经历着从科技到制度再到价值观念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的，但是对一个独立、强盛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向往，使得从晚清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既难得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中国的传统，也难以从容地建构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而他们对现代化问题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即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到西方，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必经之路。这其中，启蒙和革命作为知识分子实践现代化的两种强势话语，深远地影响了乡土叙事，并在其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对现代化问题的理解建立在线性的一元历史发展观上，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的现代意义很难做出适当的价值估量，并对西方的现代性作出应有的反思。这就形成了乡土叙事中“现代化”话语对现实乡土的遮蔽，使乡土成为一个被压抑的表现领域。新时期以来，当现代化在中国取得一定的成果，也产生一定的负面效果时，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就产生了一场反思中国现代化道路，寻找多样现代性的思潮。在一个文化和思想渐渐多元化的语境中，启蒙话语和由革命话语延伸而来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再可能维持它们在乡土小说中原有的坚固地位。而新时期的作家正因为绝大部分是农裔或者因社会运动有过农村生活，他们丰富的乡土经验和对乡土生存困境的体察，使他们获得了不同于启蒙话语那种高高在上的文化批判眼光，也能够疏离意识形态对乡村发展所进行光明涂饰，以悲悯的态度直面乡土中国的种种问题。艺术表现力的多变、思想资源的多样、乡土经验的丰富等带来了乡土文学形象的多面形貌，使得乡土小说在80年代后呈现出多姿的审美形态。本论文从启蒙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等“现代化”话语在80年代后的祛魅过程切入，考察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及其嬗交，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问题以及中国新文学的反省与新思考。从中可以看到，以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为代表的“现代化”话语对中国20世纪乡土文学创作和文学解读的束缚。从文学创作来说，它使作家们摆脱不了“民族国家寓言”创作模式和以西方现代价值为标准的现代意识的影响，乡土叙事难以走出五四一代作家的祖荫。从文学解读来说，这些话语的价值指向：现代民族国家，促使中国形成了坚固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它使我们对传统的、乡土的东西采取简单的同情但否定的态度，Ⅱ
从而不可能从容地面对与现代化相异的文化、思想因子。启蒙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通过一定的渠道的。知识分子作为创作者，它对叙事的控制，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他们观照乡土的方式上。不同身份的知识分子观察乡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对待乡土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90年代启蒙话语的裂变，就是知识分子社会身份变化的结果。革命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则借助对现实主义内涵的不断定义，来影响文学。实际上，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语境中，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在文学中从独尊到蜕变为一种基础性写实手法的过程，正是意识形态在这段时期内不断松弛的过程。基于这样的认识，本论文在梳理启蒙话语和现实主义在20世纪乡土叙事中的发生、发展史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分析“现代化”话语的祛魅过程：一方面，从叙述人的知识分子身份讨论惯常的启蒙视角对乡土现实造成的遮蔽性书写，分析90年代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反思促成乡土叙事从“启蒙”向“民间”的变奏后，90年代乡土叙事审美形态的变化；另一方面，以80年代以来的《黄河东流去》、《苍生》、《古船》、《白鹿原》、《受活》、《秦腔》等6个文本分析现实主义在艺术创新和多元思想冲击下的渐变，并从中剖析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失去控制文本和建构乡土现实本质的能力。“现代化”话语在80年代后的祛魅，既是历史条件变化赋予作家的认识高度，也是作家们话语自觉的成果。对乡土中国生活的刻骨体验和深查以及对已实践的现代化过程的沉思，使得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摆脱启蒙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高高在上的外在观照姿态，回到乡土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思考中国问题，重新叙述乡土现实和乡土历史，并在现代化、全球化情境中，重估乡土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关键词：乡土叙事“现代化”话语多样现代性启蒙现实主义祛魅IH
AbstractAsagenreofthenewliterature，thecountrysidenarrativeliteratureistheexpressionofChinesemodemintellectuals’anxietyformodemizatioustosomeextent．Itnotonlyconcerns，butalsoaffectstheprocessofChina’smodernizationsinruralal'easunconsciously,asawayofdiscoursepracticeforChineseintellectuals．Althoughtheunderstandingtothemodemwestcountrieshasextendedfromthesuperficiallayersofscienceandtechnologytothedeqx'rlayersofadministrationsyStemandsocialvalue，thehopeofallindependent,powerful，andmodemnationalstatemakestheintellectualsrarelytreatChinesetraditioninpeaceandconstructthemodernityofChinesesocietycalmlyfromthelateQingDynastyto1980．Theycaredmoreaboutmodernization．Theirunderstandingtothemodernizationwasmostlyintimeandspacedimensions，thatis，fromtraditiontomodem，fromChinatotheWesLTheunderstandingquestedandpavedthewaytotheChinesemodernization．Thetwostrongdiscoursesoftheintellectuals’modernizationpractice，enlightenmentandrevolution,haveaffectedprofoundlytheruralnarrativeliterature,andoccupiedanimportantstatusintheprocessofcountrysidemodernization．Becausetheunderstandingofmodernizationisestablished011thelinearmonistichistoricaldevelopmentconcept,itisdifficultfortheintellectualstomakesuitableestimationOlltheimportanceofruralchina，andhardlyrethinkthewestmodernityrationally．Thisresultsinasituationthatcountrysidecultureisshadedby“modernizations”inruralnarrativeliterature，anditbecomesasuppresseddomainofexpression．AtanewerawhenmodernizationiscarriedoutsignificantlyinChinaandbringsaboutnegativeconsequences，intheChinesesocietyofthe90也lastcenturygerminatesatrendtoretrospe：ctthepathofmodernizationandseekdiversityofmodemity．Theideologicaldiscourses，extendedfromenlightenmentandrevolutionarydiscoursesinthediversifiedcontextofcultureandideology,nolongermaintaintheirdominantstatusintheruralliterature．Themajoritiesofauthorsintheneweraaleoffspringsofpeasants，orhavelivedincountrysideduetosocialmovements．Theirrichexperienceincountrylifeanditshardshipendorsedthem、析makindofcritiqueviewofculturewhichisdifferentfromthetoweringviewofelll砷teningdiscourse．11he)，coulddisclosethebrightcoatingoncountrysidedevelopmentappliedwithideologies，andfacevariousproblemsinChille∞countrysidesympathetically．Theflexibilityofartisticexpression,themultiplicityofthoughtresources，andtherichnessofcountrysideexperiencehavebroughtpolymorphismofcharacteristicsinruralliterature，makingthenovelsoncountrysidethemesappearinvariousaestheticshapesafterthe1980’s．Thispaperinspectsthecountrysidenarrativefromthenewperiodanditschangefromthedisenchantprocessofthemodernizationdiscourses，suchastheenlightenmentdiscourseandtheideologicaldiscourse，discussingChineseintellectual’sintrospectionandconsiderationofthemodernizationofthecountrysideaswellastheChinesenewliterature．Basedonthediscussion,wecanconcludethatthemodernizationdiscourse，representedbytheenlightenmentdiscourseandtherevolutionarydiscourse／ideologicaldiscourse，hasfetteredtheproductionandexplanationofChine∞literaryinthe20thcentury．Ontheliteraryproduction，itmakesthewritersnotbeabletogetridofthepatternofthenationalstatefableandtheinfluenceoftheWesternmodemvalue，andIV
italsomal【髓thecountrysidenarrativehardlywalkoutof“Five-FourNewCultureMovement”writer'sinfluence．Ontheliteratureexplanation,thevalueofthesediscoursesisstandardizedaccordingtothevalueofthemodemWest．IthasformedthemodernizationideologyfLrmly．ThisideologymakesUSadoptthesimplemannerwhichissympathybutrefusaltothetraditionandthelocal，thuswecannotpossiblycalmlyfacethecultureandthoughtfactordifferentfromthemodernizationideology．Theenlightenmentandtheideologicaldiscoursesinfluenceliteraryproductionthroughsomecertainchannels．Theintellectual’Scontroltothenarrativemanifestsobviouslyintheircontemplationmodeoftherurallife．Differentintellectualswitlldifferentobservationangleshavedifferentmannerstotherurallife．Thedifferentiationoftheenlightenmentdiscourseinthe1990sistheresultof．thechangeoftheintellectual’Ssocietystatus．Therevolutionary／ideologicaldiscourseaffectstheliteraturethroughthesupportofgivingdefmitiontotheRealismconnotationconstantly．Infact，theRealismhasbeenregardedastheideologicalcarrierintheliteraturecontextintheneweratosomeextent．Alter1980，theRealismhastransformedtoafoundationalrealisticapproach．Itispreciselytheprocessthattheideologyhasbeenrelaxingunceasingly．Basedonsuchunderstanding,thispaper,combingthehistoryoftheoccurrenceanddevelopmentoftheenlightenmentdiscourseandtheRealisminthe20血century,analyzestheprocessofdisenchantmentofthemodernizationdiscoursefromtwoaspectsasfollows：Ononehand,thispapertakestheintellectual’SstatusastheuarratortodiscussthecamouflagewritingfromtheEnlightenmentangle，andanalyzesthechangeoftheaestheticshapeinthe1990s，whichiscausedbythetransformationfromtheviewof‘‘theenlightenment'’to‘‘thefolk’’intheruralnarrative．ontheotherhand,thispaperanalyzestheRealismchangeundertheimpactoftheartisticinnovationandthemultiplethought，andbowtheideologicaldiscourselosestheabilityofcontrollingtextandconstructingthelocalrealisticessence，fromtheEastFlowingYellowRiver,Commonpeople,AncientShip，BailuPlain，Shouhuo，Qinqiang．Thedisenchantmentofthemodernizationdiscourseafter1980，iscausednotonlybythewriters’profoundunderstandingofthechanginghistory,butalsobythewriters’awarenessoftheirdiscourses．TheChineseintellectual’Sdeepexperiencesoftherurallifeandcontemplationaboutthemodernizedprocess，enablethemtogetridofthepostureoftheenlightenmentandideologicaldiscourses，r融-ul'ntotheruralChineserealisticcontexttothinkabouttheChinesequestion,restatethelocalrealityandhistory,evaluatingthemodemvalueoflocalcivilizationandtraditionalcultureinthemodernizedandglobalizedsituationKeywords：ruralnarrative，modernizationdiscourse，diversemodernity，enlightenment，realism,disenchantmentV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逝婆盘堂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学位做作者签名．倘帮签字日期：缸孑扩年夕月／日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盘鎏盘堂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逝姿盘堂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和传播，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学位做储躲慨签字日期：D)力够年夕月，日导师签名：彩吲签字日期：多∥啤夕月／日
致谢感谢我的导师吴秀明先生，论文从选题、开题、写作一直到最后的定稿，都凝结着他对学生拳拳的爱心。没有他的点播开导，我可能要在思考的迷雾中徘徊更久。也感谢我的同门余佩淋同学，从她那里，我得到了很多学术教益。这一切才使论文能够顺利完成。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1．绪论1．1．作为话语实践的乡土叙事19世纪后期始，被侵略战争强行轰开的国门，将一个现代化的西方世界送进了国门。现代知识的传播和现代城市的兴起，创造了乡土中国一个不成熟的“他者”，乡土社会的种种形象便在这现代眼光的打量下，一一露出了它的不合理性，乡土性被看成是中国与西方社会差距之所在。建设一个西方样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成为诸多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的梦想。19世纪后期以来各种改良和革命运动的失败，让知识分子不得不估量落后思想对社会前进造成的巨大阻力。基于这样的认识，形成了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确认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要求文学承担起社会批判和追寻进步文明的责任。受梁启超影响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接受了思想革命的社会改造思路，以“文学革命”发起了一次对旧思想、旧文学的猛烈抨击。中国新文学就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出场，从此，中国新文学就与强烈的社会变革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乡土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文类毫无疑问地承担了这样的社会责任。20世纪中国多舛的命运则日益巩固着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使文学的现实关怀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传统。对于五四一批知识分子来说，现代民主科学观念和城市生活为他们提供了一束观照乡土社会的光束，对乡土人生的批判是他们现代性眼光自然而然的流露。虽然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但是缺乏政治实践使得“革新政治”不过是“文学革命”一个漂浮的目标。作家们的意愿表达并未受到观念体系的强制性指令，文学写作依然是个体化的行为，只是通过外在化的传播才起到了社会效应。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开启一条无产阶级以暴力推翻旧统治从而实现国家自新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作为一项能给中国带来自强希望的革命运动，它吸引了五四运动中一批要求进步的作家。初期革命的失利，加速了革命与文学的联盟。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吸收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要求文学表现无产阶级意志，为无产阶级革命发挥组织生活的社会功能，提出创作“无产阶级文学”口号，对新文学提出了具体的革命要求。随着无产阶级革命采取工农武装割据的具体方案开展，描写农民和乡土的乡土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1
的壮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作家向革命队伍靠拢，他们的创作也逐渐转向以农民和乡土为描写对象。在革命政党未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时，革命对乡土文学的要求是倡导性，国统区作家们还有相当的创作自由，如路翎可以在“流浪汉”与“农民”两组人物的比较中探讨农民的惰性。潮流外的作家更可按照自己的艺术追求来写作，沈从文尚可在文学中建构他的“人性小庙”。至于解放区的乡土文学作家则不能不根据革命的要求对创作做出调整，如赵树理在农村新人塑造上就屡受批评。以暴力推翻旧统治的革命胜利后，乡土文学的政治诉求并没有得到缓解，距离建设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它被继续要求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图解乡土社会问题。由于左倾激进主义以政权的力量强制性推行意识形态要求，乡土文学自由创作的空间急剧萎缩，基本上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并在文革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革结束后，文学的创作自由逐步得以恢复，从政治的从属地位挣脱出来。但是加诸在乡土文学上的现实诉求依然留存，在中国乡土改革的三次高潮期——20世纪80年代初、1990年代中期和本世纪初——乡土文学的创作总是被意识形态所关注，并要求配合乡土现代化改革的进行。以上对乡土文学各个时期的现实诉求的初略回顾，可以发现，虽然乡土文学中仍然有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追求审美的作家存在，但是从总体上讲，乡土文学所承担的不仅仅是“审美”与“娱乐”的功能，它自觉不自觉地都参与到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去，成为了建构乡土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方式。无论是自由写作还是配合各个时期政治需求的创作，它都寄寓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社会变迁的理解、社会发展的设想以及在中西文化碰撞间中国人情感、价值的变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方方面面在文学上的表征。从这个角度来说，乡土文学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追求的一种话语实践方式。既然是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来谈乡土文学的，那么我们将运用一个能够指涉其话语性的名称，即乡土叙事。在话语理论中，叙事被展现为一种具有特殊作用的散漫的意义生产系统。“通过这一系统，个体可以被教导去生活在一种富有特色的‘与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相虚构的关系中’，即一种与社会结构之间虚幻的但有意义的关系中，其中，个体以契约的形式度过一生，并作为社会主体来实现自己的命运。”①可以看到，新文学以来的乡土文学并非一种自在自为的文学类型，它不断地被要求去唤醒农民的觉醒、号召农民起来参加武装斗争、鼓舞农民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被要求以国民性理论或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乡土生活，从而建构它的读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一种想象性关系，以实现部分人设计的社会目标。因此，叙事并不是一。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天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2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种再现事件经过的形式，而是一种谈论(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虚构的)事件的方式。它通过选择一定的故事类型，如喜剧、悲剧或者闹剧，并施加给它所讲述的事件上，同时对本应包含在内的其他内容的有意遗漏等方式，从而达到赋予所讲述事件特定意义的目的。叙事过程中某些东西的有意选择或者遗漏，莫不是与叙述者某方面的顾虑或者追求相关。“一般叙事，从民间传说Nd,说，从年代记到充分实现了的‘历史’，都与法律、法律性、合法性问题，甚至更一般地，与权威的问题有关系”。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文学体现的明显的话语性特征，为我们从这个角度谈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1．2．。现代化力话语遮蔽中的乡土世界尽管政治力量凭借着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巨大号召力的“革命”的名义，对文学提出具体性的要求，但是要将这些要求顺利地落实到乡土叙事中似乎困难重重。这不仅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存在表达上的出入，而是限制意义表达的因素不单是有“革命”，简单地说，还有作家本身以及它的叙述对象——乡土社会和人生。就作家来说，他们能够成为乡土叙事的叙述者，首先是因为他们获得了一个不同于农民的身份：知识分子，从而能够以一个具有现代性眼光的“他者”身份去重新发现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前现代性。他们在思想精神上多多少少都接受了“五四”张扬个性、科学民主等精神的哺育，因此，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这样，当他们从事写作时，他们的认识、思考就不可能不进入文学世界。在对待乡土叙事的对象——农民——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个相当顽固的认识是，认为封闭的小农经济使农民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性，如狭隘、自私、愚昧、麻木等特征，用胡风的话来讲就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出于奴役地位所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文学需要揭示他们的弊病，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在乡土文学中形成了以鲁迅为旗帜的批判农民劣根性的启蒙传统。从描述的对象(乡土社会和人生)讲，虽然它无法直接向叙事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它以作家乡土经验的方式参与到叙事中去。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方法来讲，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它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被引入进来。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等人而言，现实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客观描写社会现实的本事，他们希望以此来揭露中国社会封建落后的丑陋现象，以达到思想革新的目的。在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内，现实主义凭借着《小说月报》和文学研究会这些媒体在作家中广泛传播。而现实主义是奠基在唯物主义反映论上的，它要求作家充当现实生活的“镜子”，在文学中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如当时文学研究。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天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3
会的会员瞿世英就是这样概括现实主义的：“写实派的小说努力描写事物的实在状况，描写现实的人生不避免平常的凡庸的事情，亦不避免不痛快不悦意的事情，譬如用一个镜子，照取人生的实在状况，镜子里照着怎样，便怎样地描写，毫不粉饰，更用不着遮掩”。①它基本上代表了五四一代人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从这个角度上讲，乡土事实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实现它在乡土叙事中真实性的出场。当然作家们的现实关怀精神也为乡土现实进入文学留出了一扇小窗。这样，政治力量、知识分子、现实乡土这三方的任何一方要在叙事中实现自己的意志都要受到其他两方的牵制。因此乡土叙事必定是“有关想像和实在的相互冲突的主张在话语中得到了调解、仲裁或解决”的产物。圆但是在20世纪中国语境中，文学所承担的直接社会责任使创作很难是这三者之间平衡的产物。过于频繁的重大政治事件促使知识分子难以余裕的态度从事创作，文学是他们投向一切侵略势力和腐朽势力的“匕首”和“投枪”。对一个新的中国的无限憧憬，使得知识分子潜在具有满足革命要求的思想倾向，这就为政治力量的要求凌驾于其他两者之上而实现它在文学中的意志留出了空间。而政治力量也觉出了创作对其要求的偏离。空洞地说文学要表达什么，要为谁服务的用处是不大的，关键是以何种方式使之在创作中得到保障，比如如何抑制知识分子启蒙追求，如何使不符合要求的乡土事实不在文学中出现。这一切政治力量都是诉诸对现实主义的改造而实现的。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提出创作“无产阶级文学”和批判五四鲁迅等人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后，文学界展开的一系列论争都是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改造。改造主要在作家的世界观、真实观、表现题材、表现形式等方面，一步步的将现实主义狭隘化。而对现实主义做出定论式规定的是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对于知识分子的启蒙视角，《讲话》提出了改造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要求，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就是革命文艺创作的首要问题。《讲话》强调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只有转变世界观，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站在人民的立场，才能写出反映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作品。所谓的改造世界观实际上是调整知识分子对自身身份的认识。就像鲁迅说，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就会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讲话》要作家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就是对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关系。瞿世英：跋》，《贾平凹散文自选》，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哲学或精神来统领文学世界。因为它们的运用很可能要删去某些与它们不相符合的生活内容。他要刨作的是一幅中国式的散点透视画，以求画面内容的无限丰富，而不是西方式的焦点透视画，从一个角度看到一个方面的生活。贾平凹觉得他无法找出合适的理念来提升丰富复杂的生活，只好以“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来保留故乡“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因此他也与解放来乡土叙事的流行写法做了一个告别。没有了观照的历史高度，《秦腔》留给我们的就是一片苍茫感。贾平凹的自道，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看清楚中国现实主义面影的机会。乡土叙事中的现实主义写作从来就不是从乡土的角度出发，乡土生活被掩藏在各种话语的背后。真正要去理解乡土社会或者让乡土社会得到较为本真的再现，就要摘去那些有意无意佩戴的有色眼镜。乡土社会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能在《秦腔》中得到描写，说明乡土现代性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缓解，那些话语在当下生活中正失去效应。4．4．3．现实主义：向一种基础性写实手法蜕变陈晓明认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历史理性的缺失根源于：当代意识形态没有能为“历史”规定一个清晰而方向确定的本质，从而使当代“历史”本身变的暖昧不清。现实主义冲击波虽然在‘‘艺术上秉承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但已经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前提可以依靠，这就使他们的历史冲动与他们的具体叙事必然产生抵抗。”①也就是说中国的现实主义是生根在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体系中的。这点从贾平凹的创作谈中也能体会得到，他感到的乡土现实生活无从把握，无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现实确实是太复杂了，二是意识形态控制松弛，不再向作家强行下发历史观，迫使作家以自己之服看世界，以个人之力面对世界。而这些确实是当下中国的社会境况。1992年市场经济实行以及之后WTO的加入，将中国纳入到联系密切的世界体系中，现代、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各种话语都能在中国找到它扎根的领域，市民意识、精英意识都具备了相当的独立性。它们对话语权的瓜分使意识形态独霸话语权的时代一去不返。意识形态无法再建一个对历史的总体性看法。另外，乡土中国不再置身于以前那样的较为封闭的状态中。它首先被暴露在市场经济中，继而被暴露在全球化运动中，乡土中国处在多种外力的作用下，经过较长时间的现代化后，其境遇变的异常复杂。对乡土中国的写作已经缺乏理想的原则可依，也就不可能虚构出一个指引历史方向、合乎理性观念的乡土中国的“现实”来。因此随着现代性焦虑的缓解，现实主义作为建构乡土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方式将逐渐退出其一贯的主流地位，2l世纪初的《受活》、《秦腔》等作品就宣告了一个现实主义文学的回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一一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391页。130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世纪将结束。不过，从贾平凹的创作，我们倒是看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以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现实”写作手法的不灭生命力，尽管我们认定它所描写的生活仍然是虚假的，但是它却在作品与现实的“对应性”和“差异性”的平衡上还是胜人一筹。对于要在文学中保留一部分社会生活现实的作家来说，写实手法仍行之有效。正如徐岱所指出的，“从接受美学方面来看，人们期待于小说的，显然并非是想了解人类的梦想——‘想怎样’；而是要明白生活的真相——世界‘是怎样的’。完成这一预定目标自然离不开对现象的客观再现。而当小说如此这般取道‘再现’的途径去实现它对真实的朝拜时，无疑也就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光临铺平了道路”①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纪之交的乡土叙事的面貌，它们普遍以写实面貌出现，但已经无心于建构重大意义的叙事。它们基本上聚焦于变革中出现的诸种问题，比如城乡冲突问题、村霸村治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乡土苦难与政治救助不切实际问题、乡土冤情无处昭雪问题、盲目进城问题、转折过程中农民心理扭曲问题。孙慧芬的《上塘书》，这部以“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等等具有宏大叙事意味的标题来结构的长篇，虽然以上塘乡村生活的变迁反映了乡土社会近20多年来的变革，小说笔触伸到了乡土世界的各个方面，但是具体叙事的却是乡村细碎的日常生活，没有了建构乡土历史进程的意义诉求，也就是说作者关心的是乡村是怎样过它们的日子的。现实主义，在中国语境中，解释传播真理、规定中国社会历史本质的特殊功能被消解，它“作为一种审美霸权已经开始转化为一种基础性的表现形式”。@所谓现实主义的祛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到这里，从现实主义角度对80年代以来的乡土叙事的论述基本上告一段落了。因为力图使之清晰可见不得不有所偏漏。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限制性因素，它既对乡土叙事的叙事形态造成了束缚，又充当了一种发展的动力，它使有创新追求，对生活有深入观察和思考的作家以现实主义为参照点不断地进行写作可能性的探索。从而使80年代以来的乡土叙事与之前的叙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它们拓展乡土中国表现领域，挖掘中国乡土社会的丰富内涵，重塑了乡土社会的形象，并在艺术表现力上进行了卓有成果的探索。当然这一切都因为现实主义曾经在中国文学中取得的特殊地位，因为它从“革命文学”到“文化大革命”就被中国各个阶段的意识形态改造着，使之越来越远离它原初的面目。从这个角度说，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境遇，使得80年代以来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反叛显的姿态十足，而将一些深层次的东西遮掩了。作家们对现实主义中规中举的写实手法表示不满，但他们不反对现实主义的核心观念“写。徐岱：《现实主义的形态学意义——叙事文学方法论》，《文学评论》，1992年4期。。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一一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页。13l
真实”。不管是阎连科还是贾平凹，他们对现实主义的扔弃都是因为其不能再满足表现真实的需要，而成为表现作家眼中、心中真实的束缚。即使是先锋文学所进行的较为极端的形式实验，也是出于表达真实的需要。1989年余华在一篇名为《虚伪的作品》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他以为，现实主义就事论事描写某一事件外貌的写作态度窒息了作家应有的才华，使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房屋、街道这类实在的事物，而其广阔的含义则被忽视掉，使我们无法明白有关世界的语言和结构。他在叙述方式，语言和结构、时间和人物处理上的实验就是为如何寻找最为真实的表现形式。①这之后的2004年余华又在《文学中的现实》固表示，文学所采用的打破生活逻辑的写法，都是为了使文学中的现实比生活中的现实更加真实。从某种程度上，他们代表了80年代以来作家们对真实的看法：真实只能是作家的真实，他的精神和灵魂的真实。虽然他们所理解的真实已经跟19世纪中叶兴起的现实主义有很大不同——后者要求冷静客观不带个人感情的描写外在真实——但他们有一点是同的，即不相信任何信仰、意识形态、他人观念的真实，真实只能是他们自己所观察或者体悟到的真实。真实观已经有所发展，但文学要表达真实的追求不变。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娜塔丽·萨洛特说，“现实主义作家就是把他所认为的现实摆在首位的作家。······他竭尽全力不弄虚作假，不歪曲也不扭曲任何东西，以战胜各种矛盾和错综复杂的纠纷，并以他的全部真诚和他锐利眼光能达到的最大深度去探索他所认为的那个现实”。@萨洛特所归结出来的正是19世界现实主义思潮中所体现出来的毫不妥协的现实战斗精神，正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从这个角度将，现实主义所意味的这样一种精神永不褪色。不管中国的现实主义曾经走过多么坎坷的历史旅程，中国新文学以来的作家中却有一大批深得现实主义战斗精神的作家。如果中国的乡土社会依然居住着中国绝大多数的苦难的人们，那么由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就依然会被一批批真诚的作家所传承，而现实主义在乡土叙事中也远没有走完它的艺术之途。西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5期。每余华：《文学中的现实》，《上海文学》，2004年6期。。娜塔丽·萨洛特：《鸟瞰》，《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132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5．“现代化力话语的祛魅：乡土中国的再叙和重估无论是知识分子对启蒙话语的反思，还是现实主义对乡土现实把握能力的丧失，这其实意味的是现实乡土的变化无法用原来的话语模式来涵盖了。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取得的阶段性进步的结果。被搅动的乡土社会，在朝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它的发展不可能是单一而直线的，里面充满着各种悲欢离合、曲折反复，有热烈的憧憬，有撕裂的痛苦，也有举棋不定的迷茫，还有穷途时的哭号，所有这些经验都要求得到表达，因此它要冲破知识分子话语对乡土文化和精神的关注，要求文学书写乡土的生存欲求，它也要冲破意识形态话语对乡土现实的虚假建构和光明涂饰，将日常生活推到政治风云的前景中叙述。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所诉诸的现代意识或者是现代价值都没能完成建构乡土现代性的目标。经过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乡土社会依然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而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迷失和道德混乱中，它的现代化前景扑朔迷离，使人不得不考虑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意识和以西方模式为榜样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社会的有效性。因此，这里所说的回归现实乡土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一是摆脱知识分子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观照现实乡土的方式，直面乡土中国的种种问题，以悲悯之心书写乡土生存的困境：二是反思西化的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回到乡土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思考中国问题，重估乡土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5．1乡土生存困境的刻骨体察“食、色，性也”。在传统的农民，地里粮食及炕上女人，近乎他们生活的全部。这不仅仅是作家对农民的理解、诠释，对于农裔作家来说，还包括了他们自身的生活体验。这一节将以食、性、权力为点铺开作家对乡土的绘写。增加“权力”这一项，是因为乡土社会的权力竞逐也是作家们常写常新的一个主题。食和性满足的是个人基本的生理需求，一方面，从马斯洛需求层次来讲，权力既与人的安全需求、也与人较高层次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相关；另一方面，权力更多的指向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权力”从展示人性的深度和乡村生活的广度两方面为开拓一个更为广阔的乡土社会。5．1．I．残酷人世：粮食的悲剧《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指出：整个中国文化弥漫着很浓厚的口腔化倾向，如中国人是用“口”来计算：也有用“口”去面对世界的倾向，被人占便宜叫“吃亏”，面子大叫133
“吃得开”还有诸于“吃苦”、“吃不消”等等说法；在人际关系上，也采取“吃”的态度，有“生人”和“熟人”之分。①可是在这种不乏贬义的文化现象背后是中国长期遭受的食物匮乏。即使在2004年，中国尚有近3000万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而近5000万人挣扎在温饱线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一样经受着如此之重的生存压力。安守本分的农耕文明，缺乏向外扩张的动力；漫长的独裁统治，繁重不堪的苛捐杂税；征战频仍、盗匪蜂起的一乱一治的社会状况，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种种原因使中国五千年光辉的文化史同时是一部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人民受难史。对很多时候和很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生命的目的没有其他，而仅仅是活着。中国社会的悲欢离合，挣扎残喘，有多少时候都只是为了“粮食”二字!在这样一个国度，“粮食”毫无疑问是要塑造着中国人的生存态度，文化性格的。就1980年代后的乡土叙事而言，对粮食、饥饿的书写集中体现在1950年代及左右出生的乡土作家身上。他们似乎很难淡忘有关饥饿历史的记忆，因此钟情于1980年代之前乡土史的叙事，钟情于对饥饿的记录。他们那些厚重优秀之作无一不刻画着饥饿的众生相。莫言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曾坦言，童年期的饥饿体验是他创作的财富，他忘不了饥饿带给来肉体痛苦。在他看来，这种肉体痛苦的文学意义似乎并不亚于精神痛苦。@他的很多篇什都与饥饿有关，《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i-》、《红蝗》、《酒国》、《四十一炮》、《丰-孚L,OP．臀》、《牛》等等，食物主题是莫言笔下的基本主题。屡屡被批评家们称道的莫言小说的超凡感官表现力恐怕正与此相关。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贪婪既是莫言小说对待食物的态度，也是莫言笔下感官经验的基本形式，并进一步形成其小说语言的铺排夸张、汪洋恣肆。@“我低头看着这盆洋溢着欢乐气氛的肉，看着它们兴奋的表情和那些像葡萄藤上的触须一样抖动不止的小手，听着它们像蜜蜂嗡嘤一样的话语，心中充满了感动。尽管它们的声音细微，但它们的语言清晰，字字殊玑，我听得格外清楚。我听到它们呼唤我的名字，对我诉说，诉说它们的美好，诉说它们的纯洁，诉说它们的青春丽质”(莫言《四十一炮)))。那些奇异华采的描写不仅仅是莫言的拿手好戏，它表现在大多数关于食物、饥饿的篇章中，是对生存残酷入微的细写。饥饿的生存体验塑造着作家的乡土情感也影响着他们对乡土的表现。它们为1980年代后的乡土叙事增添了一副惨烈酷痛的生存图画。对饥饿的书写首先是对乡土中国生存困境的揭示。生存的第一大威胁来自于自然灾害，“干旱自古就是平原上最常见最普通的灾情，或轻或重几乎年年都在发生，不足为奇”(《白鹿原》)。它发生频繁，几乎不可抗拒。就2004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受灾情况数据统。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莫言：《饥饿和孤独足我创作的财富》，《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国张宏：《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5期。
浙江大学博上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计，在全国两亿多人口的592个重点贫困县中当年遭灾的县达到40．8％，其中旱灾49％，水灾17．7％，病虫灾12．1％。①写灾害中生存境况是80年代乡土叙事中常见主题。《年月日》、《白鹿原》、《温故1942》写旱灾，《日光流年》、《红蝗》写蝗灾，《闲粮》(朱晓平)《受活》写雪雹灾。不过令作家们耿耿于怀的尚为1960年的灾难史，它既是一场天灾也是一场人灾。作家们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将它载入文学史，《古船》、《活着》、《故乡相处流传》、《丰乳肥臀》、《乡谣》(黄国荣)、{1960年的乡村》(星竹)、《受活》、《第九位寡妇》(严歌苓)等等，粮食导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涸辙》(赵本夫)鱼王村的村民因为家园在黄河边，肆虐的风沙经常让他们颗粒无收。一村人长年四季在外讨饭过着耻辱的生活，村里的孩子多数是闺女在外讨饭时被人强奸所生。《温故1942》以引据报刊资料的实录形式展示河南旱灾情况：饿殍遍野，野狗吞吃死人。活着的人吃树皮、稻草、“霉花”(一种毒草)、干柴，甚至到了易子而食，易妻而食的地步，整个河南省宛如一座人间地狱。《闲粮》中因年成不好被扣消了粮食的金来不堪生命的煎熬吊死了，为分粮犯愁的金斗从死的冲击中醒悟过来的第一反应是发疯样的奔跑，“用狼一般的声气儿吼nq．‘福全唉福全，金来不吃闲粮哩!金来不吃闲粮哩!····．’”。粮食的稀缺将人变成了一具攫取粮食的机器，逼迫人放弃忠义廉耻。《活着》中为了一块地瓜、《第九为寡妇》中为一根榆树枝，人们刮破脸皮争吵抢夺，寻找一切可能捞到吃食的机会。《狗日的粮食》中瘿袋淘取骡粪中残存的豆渣做饭，《丰乳肥臀》中母亲上官鲁氏为了躲避的检查，在集体做工时将豌豆吞进胃中，然后回家催吐出来。长期如此，母亲的胃竟成了一个粮食口袋，不需催吐就能将和着粘稠胃液的粮食倾吐而出。粮食的匮乏并不立刻随灾难的过去而过去，人们不得不忍受长期的饥饿。粮食对我们这个民族显得弥足珍贵，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对于粮食的这样一种感情。父亲总是要他吃饭的时候专心致志，不可开小差，因为一开小差就会掉饭．父亲总是默默地把掉到地上的饭捡起来，然后放进自己的嘴里．有一天弟弟把一粒饭掉进脚趾缝里，父亲扮开弟弟的脚趾把那粒原本白生生那会儿已经变黑了的饭捡起来，放进了嘴里．(白连春《拯救父亲》》这一幕与《九月寓言》中金祥弥留之际被饥饿追逐得剧烈抖动的脚一样令笔者难以忘怀。若不是有着对饥饿刻骨铭心的记忆，若不是经验过粮食匮乏对生命的威胁，是不会培养出对粮食奉若珍宝的态度的。莫言在《红蝗》的结尾处写道：①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5一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135
经年干旱之后，往往产生蝗灾．蝗灾每每伴随兵乱，兵乱蝗灾导致饥馑，饥馑伴随瘟疫，饥馑和瘟疫使人类残酷无情，人吃人，人即非人，人非人，社会也就是非人的社会，人吃人，社会也就是吃人的社会对饥饿史的复现更多是作家对残酷人性和吃人社会的愤怒和批判。当然也有讴歌大荒之年美好人性的。《天下荒年》(谈歌)的志河眼看着村民们一个个饿死，冒着被处死的危险从公社粮库里抢劫了9袋玉米，然而当他把这些粮食分给饥饿的村民们时，这个从没有出过盗贼的村庄却没有一个入肯接受抢劫来的粮食。这样的描写虽与《犯人李铜钟》有着相似，但那种拒粮的高洁品格可以说在描写1960年的大饥馑中是绝无仅有，它太过神圣让人无以致信。我们读到更多的是类似《古船》中赵炳带领村人抢劫一车萝b的场景。在谁得粮食谁生存时候，被文化教化的人类身上埋藏在深处的凶性都暴露出来。《日光流年》中村长司马笑笑将村里27个残废痴呆孩娃送到荒郊野外饿死，为的是节约一口粮是留给大人和健康的孩子。这似乎是舍小局保大局的无赖之策，然而这里边包含的是弱者没有生存权的吃人逻辑。丛林时代弱肉强食的生存原则又一次降临人类。《受活》中全圆人接受了受活庄人无私的救助之后，竟然乘夜将受活庄洗劫一空，不为受活人留一点东西，他们抢劫得正义凛然：“你们想想嘛，天下哪有残人比全圆人过得好的道理吗。”全圆人可以置残疾人生死不顾，社会的统治者更可以藐视蚁民的生命。《温故1942》中面对河南500万灾民，蒋介石政府无动于衷。十人中死一人的事根本就比不上他在同盟国的地位、绞杀共产党、控制党内派系斗争等事情重要，前者无论死多少人都不会危机政权稳固和其领袖地位。因此他斥责属下谎报灾情，下令河南地区征收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直到外国人介入救灾，引起国际影响时，国民政府才动手救灾。但是政府的低效和官员的贪婪，使救济粮和救济款多被官僚贪污。真正救助河南灾民的是外国人，甚至是攻陷河南的日本人。正如作者所说这场死亡300万人的灾难“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情进行控制。”如果说《温故1942》揭示中国社会灾难的人为因素，《故乡相处流传》的第四段《六0年随姥姥进城》则披露灾难的“特权”性。在1960年的灾难中，延津地区有死亡“特权”的是平民百姓，而两类人无死，一类是当官的，饥饿不会找上他们的门，一类是监狱中的犯人，他们历来是吃大锅饭的人。刘震云将人性批判的主题延续到政治批判，中国社会的荒唐可恶在救灾的日本人和不死的犯人这些细节上一一彰显。天灾不易躲，人祸更难逃，双重压迫下的乡土人就像是涸辙中的小鱼，苟延残喘，半死不生。笔者在阅读中常常会被作品所震惊，震惊于灾荒中吃食的怪异，攫取粮食方式的疯狂、争夺粮食时人性的淡漠与残忍。笔者在有限篇幅里展示的乡土生存的酷烈不及作品的千分之136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一。作家们以极致之笔细密地描绘着灾难中乡土众生的种种世相，他们都是残酷的天才，将人间世一幕幕惨象呈现于眼前。《年月日》中玉蜀黍的根须穿透先爷尸骨扎根土地的描写，《日光流年》中一息尚存的残娃们被老鹰乌鸦啄食得血肉模糊、肠肚翻滚、心肺暴露的场面，都令人脊骨发冷。《故乡相处流传》结尾祖孙俩揭死人头上草帽：“祖孙俩摘草帽摘到了夕阳西下，草帽摞起来有打谷场那么大，那么多，前边仍是一望无际的草帽。我年仅两岁，像望一片永远割不完的一望无际的麦田一样”，一副地老天荒的末世场景，令悲凉之情涌满人心。正如《温故1942))中所显示的，当年灾难的领受者在50年之后对灾难的态度竟然是漠然的，他们既不愿去回忆灾难，也无法保持对灾难的深刻记忆。灾难过去之后它就像没入大海的船永远沉睡在历史的深处。作家有复现历史，发人深省的责任。对于作家们来说，极致之笔不仅是骋才使气，制造审美的震惊效果，更是要将民族苦难史篆刻在一代代人的心灵上。5．1．2．欲望乡村：畸形性史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所谓“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还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因此中国婚姻并不考虑两性之间的真正喜悦，“性爱”因素完全被排除在夫妇之外。正如鲁迅说形容的，夫妇‘‘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婚姻中的性实现两个职能：满足男性的身体欲望和为男方传宗接代。婚姻的这种功能，一方面维护了乡土社会的稳定。文学对乡土偷情现象的描写不计其数，但是有些偷情仅仅是为了满足肉体上的新鲜感。《厚土·篝火》中队长寡妇相好，并不因为寡妇的长相，因为“不上身分不出个好坏，上了身你才知道不一样·····．，’他们的相好并不影响队长家庭的稳定也不影响他出面为寡妇再寻一个男人成家。在这点上女性也如此。《疼痛与抚摸》中水莲被土匪式的牛老二强迫后得到了未有过的性欢娱，因此爱上了这个豪强的男人，但是她并不愿意牛老二把丈夫打死。在她的感觉里，丈夫人好心善知热知冷，和他过日月心里踏实。她不愿意舍弃情人，也不肯牺牲丈夫。《第九位寡妇》中王葡萄将身和心分的很清楚，对于找她寻欢的春喜她并不拒绝。对她说来，什么人并不重要，关键是她身体喜欢就行。因此，男女间无爱的性行为使这股具有巨大能量的力比多并不形成对乡土社会的冲击，它们不过是为乡土生活增添了谈资，并为乡土上女人们的斗打表演预备了导火线。。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137
不过，～旦性行为中不关涉感情，性就容易成为一桩交易。《日光流年》中女人的性是三姓村的一项公共资源，为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女人出外做人肉营生就像是到地里出工一样，谁合适准去，没有人耻笑无人推辞。在很大的程度上，性演变乡土生存的手段。文学从不放弃这种rl：交易的描写。知青文学中，性成为在下放女青年贿赂生产队、公社干部获得回城机会的手段。至丁粮食的故事中，性更是被女人作为换取粮食的交换物。当下描写农民们进城的小说中，性又被描写为乡村迅速致富的方式。《受活》中的柳县长曾经就是靠将村庄的女青年赶到城里卖淫而将一村经济搞活。这样看来，乡土社会的“男女有别”风化下是性行为的泛滥和两性关系的淡漠。另一方面，无爱的婚姻使女性在家庭中实际不过是发泄欲望和生育的工具。《白鹿原》中自嘉轩一生娶了七个女人，不惜倾家荡产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如果没有能生下男孩，女性往往成为性虐待的对象。《丰乳肥臀》中的母亲鲁氏因生的都是女孩，大热天刚生完产就被婆婆撵到打麦场翻麦，晕倒之后又遭上官母子一阵痛打。而第七个女儿一生下来，气急败坏的上官家居然用鲜红的烙铁烙伤她的身体。《伏羲伏羲》中一直不能怀上孕的菊豆成为畅金山拳打脚踢的对象，“女人已经不是女人，没有器官也没有韵味，只是干巴巴的一团骨肉，是他下拳脚的地方。”杨金山以拳脚上的愉快掩盖他性无能的恐惧。《丑行或浪漫》中老獾和小油矬父子更是残酷，娶回来不能生育的女人全部被他们剥光衣服锁在屋内活活折磨死。张炜在写两性欢爱方面一向比较含蓄温和，他更注重表达双方情感上喜悦和契洽，但是这样一个笔调柔和的作家同时也将性残酷写得触目惊心，如《古船》中赵炳对含章的性摧残、赵多多对茴子以及民兵对地主女儿、还乡团对妇救会主任种种的性玷污，《九月寓言》肥肩对无生育的三兰子的性虐待，张炜总是在这些不把人当人的场面中揭示人身上畜类的凶残。这类叙述在《白鹿原》也可见，作家们在沉痛揭示乡土女性非人生活的同时暴露中国性文化的残忍面。乡土社会中性具有的巨大能力并不被“男女有别”的行为规则所化解，非常情况总是为性突破礼教防线提供机会，一旦成功它就成为一股社会叛逆性力量。《白鹿原》中的孝文冲破了性上的羞耻感甘当了一位叛父的不肖子，这使他同时摆脱了正人君子形象的束缚，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赢到了最后。性在这里担当着瓦解乡土宗法社会的使命。《牟乳肥臀》中的四姐想弟饥饿中自愿卖身到妓院以拯救全家。当她在文革被树为淫荡剥削的典型公开批判时，她裸露的身体是对所有公社干部权威的挑战，她毫不费力地击败了他们的阶级斗争话语。《无风之树》中暖玉也以她敞露的胸怀逼退了苦根对她生活作风问题的责问。对于这些被生活逼到绝境的女子来说，性是她们被迫采用的对抗常规社会中压迫威胁的13R
浙江大学博t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最后武器，也正是经历了性上的被迫解放到自我解放，她们成为权威的对抗者。而建立在两性相悦基础上的性力，其反抗的能量更是非同一般。《坚硬如水》中对文革式革命的疯狂热衷让高爱军和夏红梅这两个有妇有夫的人成为了一对热恋者。就高爱军而言，性是他革命的目的，对夏红梅来说，革命是性奉献的对象。性爱的疯狂与革命的狂热相互促进。革命那套僵硬死板的标语口号成为他们互诉衷肠的美妙词句，又是激起他们性狂欢的催化剂。以过渡的性欲和卑劣的手段，他们在二程故里这个深山小镇上掀起了一股夺权式的革命狂潮并最终炸毁了象征权威和封建教化的程寺和牌坊。主人公身上性激情和革命激情的统一暗示着革命下涌动的不竭的力比多冲动。不过两性相悦最动人的一面是它启示人性的美好作用。《丰乳肥臀》中大姐来弟和鸟儿韩倾心的相爱，鸟儿韩无畏的爱和刚性的人格感染着来弟这个曾经骑马挥枪的浪荡女人。她放飞了月夜中捕获的白鹭鸶，失手杀了丈夫孙哑巴后又主动自首，她人性中的混浊骚动沉淀为一片坦荡和爱心。《疼痛和抚摸》中李洪恩和水月由偷情而相爱。李洪恩在与水月的真诚相待中获得重新检视自己过往人生的契机，他发现自己一生就是活在学上级、学指示、学榜样中，从来没有自己的思想，也没有思考过人应如何生活。感情的慰藉，性的欢娱让他感觉了到了自我的存在，一个神清气爽自我的回归。性上的自由让他看到了一个自由自在，按照自我意志生活的人的意义。《丁庄梦》中患爱滋病的丁亮和玲玲在生命末期倾心相爱，性上的欢娱成了他们对生命最后的热烈拥抱。他们以互称爹娘形式寻找着金钱世界中稀有的人性温暖。玲玲为延缓丁亮的生命用井水浇凉身体为他退烧而先一步离开人世，丁亮不愿独活以刀砍腿脚流血而亡。挖掘两性欢爱中升华人性的力量是当代文学性叙述的较高层次，它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转移了性描写造成的感官冲击。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人格成长的较高阶段就是“生殖器阶段”，它表现为以“性”来组织身体的各个部分。“唯有在这个组织过程中，才能使清晰的‘个体感’在一个人身上浮现，使他具有了一个超越身体各个部位互不相属之需要的生命力组织原理，亦即是强烈的‘自我’意识一这个自我原理倒过头来成为身体各部位的主宰，不再让它们各自为政，而是按自己这个完整形态的组织需求去加以控制与调配。”①对“性”承认和自主组织往往与一个人人格独立、完善的密切相关。《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恢复了性功能的章永璜马上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强大人格，他一改在黄久香面前的隐忍变得暴烈雄强，同时恢复了理性思考能力，进行有质量的写作并试图向头顶上那个强大的专制体系挑战。因此男性常常将性尊严的被冒犯看成是对人尊严严重侵犯。《厚土·眼石》中拉闸人对睡了他老婆的朋友车把式突发憎恨，几乎就让车把式连车带人一起葬身山涧。可是车把式把自己的老婆让给拉闸人后，两人间立。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139
马就前嫌尽释，人性的狭隘中倒也透出一丝粗旷。人在性方面的自主、自由以及生命力成为人格、人种强大的象征。《高老庄》以性能力的衰退暗示人种的衰退，而《红高粱》则是一部性生命力的颂歌。“我”的爷爷奶奶敢于在高粱地里自由自在的相爱，也敢于自发的组织队伍阻击日本人。而爷爷余占鳌身上的土匪气也体现为一股为主宰自我的豪气，当江小脚要收编余占鳌的部队时，他的态度是：“毛泽东?老子不认识他!老子谁的领导也不受。”作为他们的后代“我”却在城市生活开始沾染家兔式的伶俐聪明气，也有了家兔式的孱弱胆怯。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论述的，性力的释放总是表现为叛逆性和反抗性。因此性无能总与人格的孱弱相伴随。《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是性无能者，也是典型的人格孱弱者。他吊在母亲的乳房上长大，十来岁还在吸食母乳。他恋乳成癖，无法组织对女性的正常性爱。相比他的八个同胞姐姐们壮丽多彩、敢于承担的人生，上官金童则懦弱自私、一事无成，穷途潦倒一生。最后沦落到以捡红男绿女们丢弃的食物为生，连乞讨的勇气都没有。上官金童的人格成长很大程度上停止在“口腔阶段”，对乳汁的嗜好，使口腔成为了他整个人的主宰。我们在第一部分开头提到中国文化口腔化倾向。它首先表现为对性的囚禁，所谓男女有别的社会是也。对性的否定和压抑，使成年人不知如何去组织性并满足性需求。《甩鞭》(葛水平)中铁孩三番二次地杀死心上人的三个丈夫，最后才使心上人成为自己的炕上人。他完全没有表达爱情的能力。其次，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乡土社会则更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培养的是人对人情的依赖而非一个独立的人格，对人情的需求就像是婴儿对母乳的吸食般。《高老庄》中与性的衰弱、种的退化相应的是高老庄人对吃极度热衷，子路父亲三周年祭的场面是对高老庄人吃的能力的大展览。就这个角度来说，上官金童的形象很好的演绎了中国文化口腔化特征。从形而下至形而上，从人性揭示到社会批判，从个体意义到社会作用，从生活层面到文化内涵，乡土叙事中对性的书写是丰富而有深度的。不过，现代社会对性欢娱的肯定，使性的书写狂欢化，在《坚硬如水》一文达到了叹人观止的地步，这使得1990年代后的乡土叙事呈现强烈的欲望化景观，而挤兑了丰富的乡土经验，使乡土变成一个演绎情爱故事的虚拟空间。5．1．3．村治景观：权力的道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是‘专制’‘独裁’，······在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人民的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o乡土社会的秩序基本靠教化来维持，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秩序。教化权力基本上掌握在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辈手中，他代替社会去陶冶出合于在一定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虽有强制性，但并不是统治关系。费孝通称之为“长老统治”，在家族聚居的乡村中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族权”。《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以族长身份立乡约管理白鹿村，担当着规范村民行为的责任。其世袭的教化权力不容质疑，对抽鸦片，赌博的村民，白嘉轩开水烫手、灌粪的过分惩罚倒成为了白鹿原上一段帮人改邪规正的治村佳话。国民革命后乡土社会的宗法权力面临瓦解，白嘉轩的族长权威不能不受到乡保障所、以及之后的农会等力量的挑战。但是宗族这一乡土社会原生的组织形态，依然在20世纪的乡土中国村治中有着一定的影响。《桑树坪纪事》中的生产队长李金斗，凭着他最高的辈份，自解放起就是村干部，村里人对他的服服帖帖，成为桑树坪的“山大王”。《古船》中的土改中尚年轻的赵炳因为是老赵家辈份最高的，号召力极强，轻而易举地取得了高顶街的大权。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夺权派几次想夺掉赵炳的权力，都因为赵多多民兵团的誓死抗卫而安然无恙。文革中主动交权的赵炳在80年代成为了德高望重的四爷爷，他依然是洼狸镇三大姓的实际领导者，他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左右着洼狸镇的人心动向和事务大局。村级公共权力与族权的结合，使村权获得了族权所具有家长式的权威，造成了村权的畸形膨胀，村权的掌握者宛如一方的土皇帝。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以村民自治的形式改变之前农村中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政治运作形式，行政权力归基层政府组织乡政府，而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实现自我管理。这种自我管理表现为以选举的形式产生符合民意的村民委员会。此时族长辈份虽然不再是乡村选举中的制胜因素，但是宗族依然是乡村权力争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两程故里》的程天青出外经商致富后，他的愿望就是当选村长。不过作为程颐的后代，程天青这一支只剩下他一人，而他选举的对手程天民一支作为程颢的后代却人丁兴旺，因此程天民在故里有着无上的威望。程天青以经济实力做后盾，先以小利小恩拉拢村民，后又帮助村民外出赚钱，带领他们致富，但是他与占尽地利人和的程天民比。胜数仍旧不大。《耙耧山脉》中从解放以来，占村人口四分之二的李姓一支垄断着支书、村长两个职位。村长死后，新一轮的村长选举又开始了，李姓和杂姓都获得了一个候选人名额。为了不让权力落入外姓人手中，李姓自动投李姓人的票，而李姓最高长辈份二爷的坐镇，使有心想选外姓人的村民，也在二爷寒光闪闪的眼光下将选举票投向了李姓候选人。宗族势力的介入，使乡村权力天平倾斜，宗族之外的人成为宗族利益的牺牲品。《一亩二分地》(阙迪伟)中细林是村中杂姓人，修路时占了他一亩二分耕地，细林一西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141
家从此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细林多次提出要求调整土地补偿他的损失，但是村长本身也是杂姓人，在村中处于有名无实的地位，他出面调整时村中大姓万姓人却无人理睬，而且修路-‘i的地也多为杂姓人的。细林告到乡上，乡长恰是万姓人的靠山。细林又求助于法律，法律虽判决细林胜诉，但乡政府对判决并不理睬，反而找了个借口将细林押至乡派出所痛打一顿。细林万般无奈之下拼了命要掘公路还田。《荷花赋》(马竹)中豁湖本地陈姓人对外地迁米户林姓人持仇视的排斥态度，老支书陈厚祥虽然是个老革命，但是他依然有很浓厚的族长意识。出于对本姓人的安抚，以缓和他们对林姓人的仇视，支书收同了一个已经发放给林姓孩子的救济书包。引发了林姓人的愤怒，一场血腥残酷的械斗在陈、林两姓间爆发。宗族借助村公共权力维护了宗族利益，村权的握有者也依靠宗族势力持续占用村权，他们的相扶相长垄断了村庄的权力。如果宗族势力的加入是村权膨胀的一个原因，那么另一个原因是权力场上官官相护。《中国农民问题调查报告》一书曾披露了安徽省固镇县唐南乡小张庄副村长张桂全率领他的四个儿子闯入村民家在五分钟之内残杀查村委会的经济账的村民代表三名，并造成劝解人一死一伤的极端血腥的事件。在这些血腥杀戮和隐瞒真相的背后是，张桂全有着强大的基层政权的幕后支持。乡村社会“恶人治村”的现象是当前村治中的重大问题，而地方官僚间的联合包庇是它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文学对此类事情的揭露也比比皆是。《七月黄》中村支书开砖窑霸占村民王伟的土地。王伟为保护个人利益不断上访，但是上访信却落入村支书手中。借着王伟与秀秀谈恋爱的机会，村支书联合派出所以拐骗妇女罪，将王伟投进了监狱。《乡村档案》中顾氏兄弟在乡里贪污腐化、横征暴敛、奸污拐卖妇女、为所欲为，全丈着有副县长撑腰。官员间拉帮结派、互惠互利、联姻结亲，利用各种手段在乡村社会织就了一张权力高压的大网，层层封锁，堵塞乡村昭雪冤曲的途径，使乡民不得不进行鱼死网破的挣扎。《沉默权》(梁晓声)农民郑晌午的女儿遭到县里权贵tflJL子的轮奸。郑晌午上诉法庭败诉，女儿反被警方以卖淫罪逮捕。郑晌午为昭洗冤情，在省里大领导下乡视察时，与妻子引爆炸药双双赴死，留下女儿拦官告状。他们将唯一的希望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出了人命，造成了大影响，才有大官下令调查，只有这样，他们钱权法的联合，才会从共产党的内部被攻破”。面对乡村社会形形色色的欺软凌弱的现象，文学在揭示现象背后的社会态势和各式人的心态上可谓细致入微，但是受恶人恶报观念的影响，总是选择制造一些出其不意的结尾，给予一个较为圆满的解决。如上叙《一亩二分地》、《沉默权》均将希望寄托在突然来访的大官身上，《高家庄》(徐承伦)对恶霸的村长的惩治寄予傻子锁锁身上，傻子突然灵光来临，将一只被药死的死老鼠炖在村长爱喝的母鸡烫中将他毒死。这样急转弯似的结尾往往将解决社会问142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士中国的悲悯书写题的力量诉诸那些巧合，忽视了对乡民身上反抗性格和社会正义力量的描写，也就缺乏感人心性的力量。在上面的分析中，虽然不难看到乡民们对权力作恶现象的坚韧反抗，但是更多时候是对权力忍气吞声。《高家庄》中菊花被村长爹强迫时根本不敢反抗，喊人吧，她害怕丢了村长爹的面子，拼打吧，她又怕万一伤着了村长爹，因此她只好让这个72岁的老头将自己强奸了。乡民对权力采取退让的态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出于生活的考虑。《丑行或浪漫》中的吉妹儿被伍爷当众脱裤打了屁股后仍然伴在他左右，对于她来说，被划入孬人队可能比金孜脚掌被钉铁蹄更惨。《耙耧山脉》中李贵一进村长家，“总是圪蹴在村长面前的一角，像怕冷的狗”，因为从1961到1985这么多年里，村长就掌管了村里返销粮的发放，谁多谁少全凭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过着上学、招工、当兵要靠组织推荐，饥荒了出外讨饭要组织开介绍信，男女结婚要组织开证明的生活。个人生活好坏，升降晋退都掌握在组织手里的时候，对权力的敬畏是生活培养出来的生存逻辑。不过这种怯弱跟小农经济也有关系。在分工社会化的经济中，正常生活的维持是环环相扣。一环出错，正常秩序就会中断。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中人们之间容易联合形成契约式的权力同盟。但是家庭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使契约式的权力范围小到了“关门”的程度，人们各自为政，难以形成统一的组织。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与政权相接合的组织力量尤为强大。而乡村干部是严密组织起来的，并且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合法代理者。组织力量的悬殊造成了农民在村干部面前的怯弱心理。权力带来的利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诱惑对于那些尚为生存奔命的人来说显得尤为重大。《瑶沟人的梦》因为没有人在大队当干部，瑶沟生产队的返销粮总是被大队以各种名义克扣。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瑶沟人齐心协力，准备以集体的牺牲来换取大队一个秘书的职位。当然附着在权力上的不仅是利益，它还是人生价值的衡量准尺。乡村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封闭社区，缺少向外发展的途径，农耕生产很难产生贫富分化，挣做头人是他们看得见的改变个人地位的方式。刘震云的《头人》写了一个村长的职位使如何使一个老实巴交、沉默寡言的农民变成一个充满自信、办事果断，受人敬重的头人。权力是能赋予人以特别的能力。《羊的门》中呼天成首次对立在偷粮食的全体村民前他是胆颤而慌乱的，但是一想到他是支书，想到曾经参观故宫，高高在上的龙椅给予他气势磅礴，高贵威严的体会时，呼天成就获得了直视村民的勇气。权力带来的荣耀，使一个小小的村长也成为众人纷争的对象。《故乡天下黄花》、《石榴树上结樱桃》中人们为一个村长的位置明争暗斗、你死我活。甚至《丁庄143
梦》中贾根柱和丁跃进得了热病(艾滋病)死到临头，还要与人争夺管理热病人以热病人救济物资的权力，到死享用一次订规矩下通知、签大字盖红章、喝小酒吃小灶的人上人生活。名与利的双重结合，使权力成为乡土社会疯狂争夺的对象。那种没有权力时被人瞧不起、冷淡，甚至欺压的体验是他们争夺权力的内在动力。在他们心里确实种下了有权就有一切的信念，因此为了权力也可以舍弃一切。《向上的台阶》中的廖怀宝为保证仕途平步青云，他首先放弃自己心爱的初恋情人，其后离弃自己的妻子，最后又与省委秘书的寡妇妹妹结为夫妻。“我此生从政，政界的台阶又特别难登，我为此去寻一根助登的拐杖不能不说是不光明!”因此牺牲亲情、爱情、友情都是不足惜的。《城的灯》中的冯家吕在部队里站稳脚跟，他向弟弟们总结向上爬的经验就是“脸要‘磨’出来，心要‘献’出去”。他最终将四个弟弟一一安排出农村，在城市的各个位置占一定地位。在一次兄弟间的聚会上，冯家昌产生了错觉将自己的兄弟当成了首长，演出了一场献牙签学狗叫的丑剧。然而这狗叫声却吼出了他权力路上的屈辱生活和卑贱人格。这种惨重的付出值不值得?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说。掌握了权力，不仅是个人的富贵，个人的荣耀，还是家族的富贵、家族的荣耀。正如冯家昌一人的奋斗，就可以将全家救出农村的苦海，这还意味者他们的下代将是城市人。为其权力有如此作用，才能理解乡村中的如下行为：《败节草》中李金魁当了乡长回家，在庄稼地里的爷爷看见他说的第一句是“李乡长，你回来了”。然后一瘸一拐地从拿来个小凳，用袖子抹了，说，“李乡长，你坐吧，不脏。”《村经》中的马三山在儿子当了村长之后是双手作揖腿子软下去地向儿子拜了一拜。在他看来，一村之上当爹的何其多，可当村长的只有一个。自古君臣之礼大于父子之礼，他这一拜拜的正是一村之长的牌位。这一切如何能不叫乡土社会滋生权力崇拜思想呢?不过我们又不能忽视乡土社会权力崇拜形成的另一个重大原因。正如社会学者所揭示的，中国农民的天然缺点是不善合。他们只知道个人的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和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所以他们不能在平等基础上建立起超越家庭的联合体。但是共同利益并不是不存在，这样他们就需要一个“别人”替他们实现共同利益。他们对共同利益的代表者的关系是感恩和崇拜。①如《受活》中受活庄的残疾人听说茅枝婆要带他们过天堂日子，他们就团结在她的身边。柳县长能带他们满世界表演绝术赚大钱，他们就拥护柳县长。当双槐县的人们听说柳县长购回列宁遗体能让他们吃、穿、住、行、用～应不愁时，满世界的人都向柳县长磕头谢恩。①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柳县长好一一谢谢柳县长给我们造的天福哩一一”“愿柳县长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一一万寿无疆啊!”“柳县长一一我们双槐的百姓都要磕下谢您啦一一”是大声说着哩，也是齐声儿大唤大叫哩．猛然间，那一阅处地上，成百上千的百姓就都如受了召唤样，在那三声的叫唤后，都一片一片齐刷刷地跪下向他磕头了，黑黑鸦鸦，花花绿绿的人头像一片庄稼样，在风中钩下头，直起头，又再次钩下头。一个世界都在这钩头下磕时静默下来，静得人的呼吸声比风声还要大．大多哩，庄严呢，庄严得和老时候神与皇帝到了双槐县，立站到了双槐成千上万的百姓面前样．如果代表者本身是权力的拥有着，感恩之心就会强化对权力的崇拜，而代表者若是无权者，感恩心就能将他送上权力的高位。正是有了这些脆弱分散的广大农民，权力崇拜才真正在乡土上扎下了根。如果说阎连科的《受活》以超现实的写法深刻地剖显了中国生活普遍的权力崇拜心理，那么李佩甫《羊的门》则揭示了乡村中的个人崇拜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呼天成在呼家堡1．5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制造了一方家家富有、人人平等，个个赤心的净土，他则是这块土地上人心所向的唯一主宰。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去塑造自己无上的权威。他知道要征服人就是要征服心。他首先以公开暴露丑行的方式摧毁人的脸面，驱逐人的自信心，使人人自危。他运用斗私会发起村民相互斗争私心，将每个人并不公开的隐秘和丑行暴露于众；他召开洗手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会斗争个别人的贪心，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其次以特殊荣誉瓦解村民抱团，培养追随者。他以各种各样的积极分子或骨干会议的形式，在村民之间划分等级；又设置展览台，将特殊的荣尚给予某些村民。用这些特别的待遇激起某些村民的热烈拥护。再次遍施知遇之恩。对于一些有才能的人他总是能给予发挥才能的广大空间。第四对村民和自我一视同仁。无论是能干者，还是平庸者包括自己都住一样的房子，分发一样的给养，领取一样的工资。第五、对不服从者严厉镇压。对于有僭越权力和公开表示不满的人，他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将之打入呼家堡的让人瞧不起的最下层。第六，破除神的权威，树立个人的神性形象。他遇事沉稳镇定，以静制动，棘手之事总是迎刃而解。第七，克制自己的欲望。在无数个夜晚秀丫美丽的裸体成为他训练自己定心的绝好方式。他的苦心经营换来了呼家堡人的顶礼膜拜。呼天成的成功来自于它对中国农民心理的深谙，对于中国几千年权术思想的集大成运用，显示了一个农民在生存的智慧与狡狺。他成为村庄绝对统治者的过程是文革，这145
也在很大地程度上映射了文革年代的造神运动。当村民们将呼天成敬上了神的位置，当然呼天成也为村民创作了一个年收入上亿的富裕村庄。这种利益与人格的交换一直是中国统治者巩同统治的手段，所谓“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对于有心性与精神的人来说，以人格来换取生活的舒适，这种代价到底有多大?这恐怕是中国文化掂量不出的。因为在今天，农民生存问题的解决依然是载在政府的肩上，载在那些带人们致富的党员肩上。我们不能说在80年代之前的乡土叙事中就没有对这些内容的关注，一样的有。但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启蒙话语总是取一个外在于它的角度，因此它粗疏于揭示乡土生存状况、文化传统与所述事件和人物行为那种犬牙交错、血肉相揉的关系。而这一批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乡土生命在复杂的生存困境中的欢欣、哀号、挣扎和屈服，写出了生命的复杂性、文化的复杂性和乡土社会的复杂性。他们也评判，但是评判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的。如《日光流年》，司马笑笑在粮食奇缺时舍弃残娃的残忍狠心，一定的程度上表达了阎连科的评判性，但是他又以触目惊心的笔致写司马笑笑身伺鸦换，取乌鸦做村民粮食的悲壮举动，使得我们难以绝对的评判态度来对待司马笑笑这个人物，他的残酷和悲壮莫不是在生死线上挣扎者的无奈之举和明智之举。又如阎连科所表白的，“我从小就特别明显的感觉，中原农村的人们都生活在权力的阴影下，在中原你根本找不到像沈从文的湘两那样的世外桃源。我家是农村的，从几岁开始，对村干部是什么、乡干部是什么、县干部是什么，都有直接的认识和领教。那时候，你的工分、口粮都控制在上边有权力的人手中，上边的人又控制在更上边的人手中，每个人都是在权力的夹缝里讨生活的。哪怕一点点权力，都可以与你的生存密切相关，可以成为你命运的砝码。”回正因为有了一种生存与权力血肉相连的深刻体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权力争夺的合理性，如《城的灯》对冯家昌扭曲人格的描写，《向上的台阶》中廖怀宝寻找拐杖的辩解，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中弱小者对权力的争夺确实包含着反抗命运、反抗欺压的性质。如果说这一批作家对乡土生命仍然保有着“哀其不幸”的关怀，那么他们没有了“怒其不争”的愤概，他们更多是是一种悲悯。这种悲悯的态度，或许是莫言所说的，“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①老子：老子·安民第三。o阎连科、姚晓雷：《写作足冈为对生活的厌恶和恐惧》，《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2期。国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1期。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士中国的悲悯书写5．2．历史叙事中的意识形态突围5．2．1．历史重构与意识形态的消解如海登·怀特所指出的，“意义的生产可以看作一种述行，因为任何特定组合的真实事件都能以许多方式加以编排，可以被当作许多不同种类的故事来讲述。由于特定组合或序列的真实事件并不是悲剧的，喜剧的或笑剧的，而只能通过给事件强加特定故事种类的结构才能被建构成这些形式，因此，赋予它们以意义的恰恰是故事类型的选择，以及把这些类型强加给事件的动作”。o对于某一事件而言，其意义不是唯一的、固定的，叙述将特权授予某些符号系统，而将另一些符号系统处置在压抑、隐藏、忽视的状态，从而达到控制意义生成的目的，使一个事件有着多种呈现与阐释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如何叙述就变成了意义生产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1980年代以来《古船》、《红高粱》、《白鹿原》、《丰-YLBP,臀》、《活着》，以及21世纪初的《受活》、《生死疲劳》、《第九位寡妇》等作品，虽然与《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史》等作品在叙述的对象大体一致——如抗日战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等——坦在意义的呈现已经是天差地别。这种差别正是因为作家对所述事件关联项的重新编排的结果。洪子诚曾对“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目的做了如下归纳：“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重要目的”。②可以说这种服务于意识形态需求的叙事追求是普遍存在于“十七年文学”中的。正如柳青面对严家炎对《创业史》梁生宝形象的批评时，严正指出，“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了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是梁生宝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受了教育和成长着。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一一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它?”。@虽然“十七年文学”在意识形态的严格规范下对历史和现实做出了很多遮蔽性的书写，可是李扬在《抗争宿命之路》一文中认为，这样的一种叙事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他认为作为“十七年文学”唯一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担当。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国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147
着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的手段或方式的任务。在梁生宝形象意义的评价上，他以为，虽然梁生宝形象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是不成功的，但是“梁生宝形象的产生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现代国家建成的象征。‘现代性’本来就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本来就是创造抽象共同本质的过程。我们可以要求将抽象本质具体化、中国化的过程尽可能自然化，但无法指责理念具体化的过程的合理性。因为具体是相对抽象才能成立的范畴，没有具体的‘他者’——抽象，具体也就不存在了”。①因此对梁生宝形象的拔高，理念化、纯粹化，或者说“十七年文学”对历史和现实的意识形态化从历史的角度看有其合理性和正义性的。但是文革的发生，以及1980年代反思文学将当代史纳入文革成因的检讨范围，使这种叙事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成为文学界反思的重要方面。既然文革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多重历史渊薮的结果，那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这种真相显然是已经被意识形态提纯化的十七年历史或现实叙事不可能揭示出来的，被遮蔽的历史需要重新叙述。另一方面，十七年文学本身就是当时建构意识形态的一种方式，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程光炜在一篇文章中反思了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历史叙事与当代国人精神成长之间的关系：“对于1949—1959年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革命传统教育、爱国教育和政治教育当然是人生教育系统中相当重要的部分，然而深刻地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其一生思想模式和人格操守产生重大影响和规范作用的，应该是以50一70年代革命历史文学的阅读。在对解放后出生的这代青年实施的庞大和革命化的教育工程中，文学虽然只是一个较小的项目，它形象化的功能，和当代性、青年性的特征，却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青年的人生选择，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发挥其他教育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文革的发生根源肯定是与当时人的思想状况相关，无论这种思想中有多少封建历史的残余，当时的意识形态教育是难辞其咎的。对于80年代的反思者来说，寻找文革思想认识上的历史根源，破除意识形态对当代人的精神统治，是80年代思想建设的当务之急。既然当时意识形态是依托文学叙事发挥作用的，那么以另样的文学叙事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的正统性、本质性，暴露其中的虚假性，显然是破除意识形态影响的一种方式。1986年发表的《红高粱家族》和(-6船》是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成果。《红高粱家族》的对民间传奇的借重，@《古船》对历史事实的史料考证和当事人调查，为我们撕开了被意识形态话语把守的历史幕布。以此为滥觞，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一股①李扬：《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雪程光炜：《我们是如何“革命”的?——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影响》，《南方文坛》，2000年6期。o莫言曾说，“红高粱家族好像讲述抗口战争，实际上讲的足我的那些乡亲们讲述过的民问传奇，当然还有我对美好爱情、自由生活的渴望。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J力史，只有传奇。”见《小说的气味》一书中《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被命名为“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潮流。虽然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对意识形态的不满还应是这股重写历史潮流的主要动力，从新历史叙事对那些被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津津乐道情节的重述上我们不难看到这种鲜明的指向。新历史叙事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可以分为这么几种形式：一、揭露历史事件背后的个人欲望，质疑革命的正义性。它的突出代表是以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对于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高爱军和夏红梅来说，性就是政治的果实，政治就是性的手段，同样，政治是性的出发点，性是政治的延伸。阎连科用纵欲的身体叙事代替政治叙事，对那个至高无上的革命政治进行了最具颠覆性的亵渎。二、是重写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史，暴露其鲜被描写的的阴暗面和荒谬性。其代表作要算张炜的《古船》。《古船》首先对土改过程的暴力倾向提出了质疑，第一次较为全面的书写了建国后从土改、吃食堂、大炼钢铁、大饥馑，到文化大革命的乡村政治史。从群体化的苦难场面和个人的悲剧命运展示了政治运动的荒谬、非理性以及在这失控的、灾难性的年代中人性的凶残变态。像《活着》、《故乡天下黄花》的第三、四部分也都属于此类。三、将非革命者，非革命生活推向历史叙事的前台。虽然革命历史小说不乏对小人物的叙事，但是革命者身份和革命行动是他们进入历史的资格。新历史叙事则将眼光投向民间，这种写作以莫言和刘震云为代表。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小说中共产党革命者，如江小脚、蒋立人、洪泰岳，都被摆到了小配角的地位，而且在他们的鼻子上还有意无意地抹点白粉。至于这些敢说敢干、独立于革命之外的余占鳌、司马库、蓝脸等形象则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描写，余占鳌、司马库自觉抗日，却并不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蓝脸为贫农身份，却以单干抵抗互助合作。在他们的身上显示了民间社会渴望自由的精神追求。他们对乡土社会20世纪中的政治风云的描写服从于人物刻画的需要，并不着意突出这些政治事件。可是这种描写在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的第4卷也被颠覆了。此卷叙述了1969年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乡村生活中的娶亲、夫妻矛盾、妇女闲聊、村庄间的械斗，甚至是一件棉袄、一辆自行车、一块熟肉都被赋予了影响村庄命运的历史意义。但它们与1969年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年几乎没有关系，没有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历史的舞台是属于这些无意中演着人间悲喜剧的草民的。正如刘震云借叙述人之口所表达的历史观：“让历史上的伟人都见鬼去吧，我们就是要把历史交到一言不发和默默无闻的白石头手里。当你们把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当作一种资本的时候，我们偏要让它们成为一堆垃圾；在历史上一言不发和默默无闻的人，反倒能忠于历史。”“历史不是从来都迈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吗?现在我们就要让它走到故乡的牛粪上!”(《故乡面和花朵·王喜加》)在莫言和刘震云看来，广大的、无名的草民们才是乡土历史的主角；至于那些漂浮在乡土日常生活之上的政治性事件，因为背离乡土生活的逻辑，更是不149
该占据乡土历史的中心。这些消解意识形态的叙述策略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往往是以一种策略为主，又夹有其他的方式，但这几种方式之间有诉诸相同的思维方式，即他们“善于从个人视角观照历史，强调对少数话语的关注，试图以此来消弭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指令”。①如上面提及的刘震云在《故乡面和花朵》中的表白。一方面，他们让意识形态话语所维护的正义和真理在个人私欲的嘲弄下显得漏洞百出、狼狈不堪：另一方面，它将历史外的凡俗人生推到历史叙述的前台，以历史外人物对人伦情理和日常逻辑的执意来抗拒意识形态的侵蚀。这一节里，我们关注的正是他们以日常生活、人情伦理消解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话语的追求。5．2．2阶级仇恨的质询与日常人情的突显让我们从莫言《生死疲劳》中的洪泰岳形象说起。洪泰岳是旧社会敲着牛胯骨讨饭的乞丐，但也是高密东北乡资格最老的地下党员。文革结束后，社会回复了正常的秩序，土地重新承包到各家各户。洪泰岳却无法理解也难以接受一直被专政的地、富、反、右等分子恢复在太阳下做人的事实。他虽从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位置退下来，但是仍然在村中的公众场合怒斥、批判那些平反分子。多年之后，思想不改而又无法改变现实的洪泰岳腰扎雷管与被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党支部书记西门金龙同归于尽，他认为挥霍逍遥的西门金龙正是西门屯资本主义复辟的罪魁祸首。洪泰岳的悲剧是阶级斗争思想扭曲人的灵性的悲剧。他不是西门金龙等对革命阴奉阳违之人，后者在革不革命、如何革命等一系列行为的背后都将个人利益的放在绝对优先的位置。他衷心地相信阶级斗争的话语，当作人生信条，并为之努力奋斗。当然阶级斗争造成的人之间的绝对等级之分，让这个曾乞讨的人尝尽了出人头地的甜头，那套话语让他干什么都义正严词，真理在握，而曾经在他面前趾高气扬的地、富分子却是寒寒噤噤，俯首称喏。几十年阶级斗争思想的灌输和生活实践，一朝突然改变所带来的巨大反差让深陷思想深渊的他无法适应，只好随着这样的时代的远去而消亡。在这个悲剧而又荒谬可笑的人物身上寄托着莫言对阶级斗争话语的深刻反思。实际上，这种反思是切中那段历史的要害的。建国后中国社会的一切运动都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开展的，阶级身份的随意划分，仇恨情绪的广泛煽动，制造了中国社会普遍的分裂仇恨，人与人之间普遍的攻讦，文化大革命就是仇恨不断扩张升级的结果。在这一批乡土历史叙事，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对阶级斗争和阶级身份划分的普遍反思。。路文彬：《历史想象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首先被质疑的是对人进行阶级身份划分的合理性。在马克思阶级斗争思想中，阶级身份的划定是根据剥削和受剥削的情况来划分的。然而乡土中国的情况却比较复杂，据《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三四十年代的华北大部分地区自耕农占绝大部分。土改时，作为该书调查对象的五公村就面对阶级成分划分发愁：“强调两极分化、剥削和社会冲突的阶级分类，根本不符合五公的实际情况：通过抗日活动，全村团结一致；社会结构中自耕农居于优势······佃户和雇工的人数有限；租出的土地对穷人没有限制，且富裕农户自己耕种大部分土地”。①这点在小说中得到反映，如《第九位寡妇》(以下简称《寡妇》)中的孙怀清虽是庄中开油炸货铺的富户，但一直是靠自家种的麦供应自家的作坊，他吸取村中那些吸鸦片败家人的教训，自己耕地，是个“手不空，腿不停”的大忙人。即使《生死疲劳》中拥有良田百八十亩的西门闹，也只雇用四个长工，他“三月扶犁，四月播种、五月割麦、六月栽瓜、七月锄豆、八月杀麻、九月掐谷、十月翻地”，天麻麻亮就起来拾粪，靠勤劳维持家境的殷实。因为剥削关系不甚明显，于是土地改革就将土地的多少作为划分阶级身份的标准。谁的土地越多谁就是地主，一旦被划倒地主阶级范围，他就成为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上两篇小说中的西门闹、孙怀清因为是村中最大的富户，就不分青红皂白的被枪毙了，而实际上两人是多有善行的好人。甚至《丰乳肥臀》像司马风、司马凰年纪几岁的小孩就因为是地主的后代就在诉苦会上被枪毙。反之，谁的土地越少谁就是好人，是革命的同盟者，这样就使一些无操行的无产流氓掌握了生杀大权，“在一些村子，这种阶级斗争运动使一部分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其中有很多新的地方的掌权者是一些无家可归者，甚至是没有文化的恶棍。有些人利用运动攫取权力、妒忌成性，强奸偷盗·····并表示自己是绝对忠实于阶级斗争的行动者n0②《故乡天下黄花》(以下简称《黄花》)中的赵刺猬、赖和尚、《丑行或浪漫》中的伍爷等奸淫努掠的流氓地痞便是借这样的机会登上乡村统治舞台的。而这些是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看不到的，在这些小说描写的诉苦会上，拥有地主富身份的人都是欠下了贫穷人血债的恶霸地主。《黄花》、《丰乳肥臀》、《寡妇》等小说就暴露了这些血债的虚假性。这些恶行和血债往往是叙述人省略事件的来龙去脉的结果，如《黄花》中的土改主持人老范就要赵刺猬将母亲与地主通奸，被人发现后自尽叙述成是地主逼迫自尽的。揭开被阶级身份掩盖的地主和无产者个人德行，这些新历史叙事向我们展示的以阶级身份划分人的绝对好坏的荒谬。它对中国社会的破坏作用在于，。在充满阶级斗争的土改中产生的不是解放和平等，。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15l
而是一种类似于种性等级制的东西”。①在这类土改叙事中同样被批判的还有土改所诉诸的仇恨情绪。对于一个掌握武力或政权的政党来说，要消灭一个个的地主，瓜分他们田地是不难的，因此土改主要目的不是分地主的土地，关键是要挖掉地主阶级立足的根本，让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永远失去生存的土壤。但是“农村的居民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如宗族成员、邻居和村落)，而不是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来看待他们自己的”。②因此他们并不容易表示出对一个富裕邻居或宗族成员的仇恨。让农民认识到要打倒地主的必要性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做到。《故乡天下黄花·翻身》就写土改过程的各项程序：口号、群众动员会，成立贫农团，开诉苦会，斗争会是如何调动群众的仇恨的情绪，而掀起斗争地主的高潮的。当仇恨煽起，仇恨就以暴力的方式蔓延。赵刺猬打死地主，面对人命他失去了恐慌和负罪心里。而赖和尚也敢明目张胆的强奸地主家年轻妇女，包括刚生孩子的小媳妇。他们犯下的罪行引起了村中出逃土匪和盘踞在荒洼中地主后代的无边愤怒，他们以牙还牙地偷袭了村庄抓住并炸死了贫农团成员无辜的母亲兄弟，而老范则被半夜潜进家的土匪割去了首级。小说揭示了仇恨与暴力相生相长的关系，只要有仇恨，人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就没有结束。因此莫言在《生死疲劳》安排土改中被无辜枪毙后心怀仇恨的西门闹投生畜生道，经历驴、牛、猪、狗、猴五次轮回，以畜生之眼见仇恨所造成的父子反目、兄弟反目，以及种种人与人间的恩怨情仇、厮杀打闹。面对着一个个在仇恨中归于宁静土地的生命，西门闹心中的仇恨因此逐渐消泯，最后他得到了转生成人的机会。在人身上的“兽性”与身为畜生的西门闹身上的“人性”的对比中，莫言显示了仇恨对人的心性的巨大破坏作用。80年代之前的文学总是相当注重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正如有学者所说。“在1950、1960年代的审美意识形态中，以改造人性为主的继续革命的主题在不断地强化着，革命已经进入了版本升级阶段：改变经济所有制、以暴力为手段的阶级斗争叙事已经逐渐改变为以塑造人的心灵本能结构为主的阶级斗争叙事。对人的潜意识进行全面改造的‘灵魂改造’之工程在革命审美文本已经完全启动”。@目标是将这些高大的新人形象树立为农民学习的榜样，以此召唤出小农意识的农民的新的主体意识。而集体主义、乐观主义、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在这个时代里尤为被突出。梁生宝形象就是目光远大、克己奉公、富于自我牺牲，乐观向上的新型农民的典范。但是张扬个人的价值与集体、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就很可能将个人制造成国家意志的附庸。它的结果是，个人主体性的消失。80年代后的历史叙事则塑造了大。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o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l页。152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批疏离政治，蔑视意识形态的人物。《生死疲劳》中的蓝脸无论面对多大的政治压力，在席卷全国各个角落的互助合作大潮始终坚持单干，他的信念很简单，“我就是想图个清静，想自己作自己的主，不愿意被别人管着”。《丑行或浪漫》中刘蜜腊是流浪的大地之女，她从不屈服任何人的暴力淫威，为寻找爱人，四处飘泊20多年，不言放弃。《寡妇》中的王葡萄从不拿主意，却一举一动都是有主意的人。村中所有人都穿着一色黑不溜秋的衣服，只有她一个人穿得鲜亮。鬼子进村抓八路，村中年轻妇女都将八路认作自己的丈夫，让丈夫成立鬼子的刀下鬼，只有她一人毫不犹豫地认领了自己的丈夫。土改斗地主，连公公的儿子都害怕前途被误请求枪毙父亲，她却一人从死人堆里将一息尚存的公公偷偷救回家，藏在家里的红薯窖，一藏就是二十多年。大跃进连钢铁，人民踊跃或被迫的交上了家里的所有铁器，惟独她坐那VI煮猪食的大铁锅中，撒泼耍赖地保住了铁锅。县省各级评她为养猪模范，请她进城做报告，她根本不予理睬。听从内心的召唤，从不屈服任何外在的压力，说我想说，做我想做，是他们共同的精神特征。作家们无意于将他们塑造成完美人物，区别于十七年文学中不谈爱情的“高人”，他们是拥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他们的动人之处在于，在人无操守而道貌岸然的的年代，维持了自己的人格个性和对人间道德伦理的坚守。作家们拒斥以阶级身份写人，那些给人物贴好坏标签的做法被他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们不喜欢描写铁骨铮铮、公而忘私的共产党员形象。《丰乳肥臀》中的腔调阴阳，“棉里藏针，肚里含牙”的蒋立人、《寡妇》中的自作聪明蔡琥珀、自命不凡史春喜、《无风之树》中的欺男霸女的公社刘主任、以及上文提到的洪泰岳，这些共产党员身上的不和谐因素被突出。而即使是被作家肯定的共产党员形象，如《生死疲劳》中的驴贩子出身的陈县长，干实事，宽容宏大，给予蓝脸单干的空间，但是莫言依然用调侃语调来写他。而对于那些被阶级斗争视为敌对人物的形象，他们又用严正的笔调写他们身上一些令人肃然的品性。《丰乳肥臀》中的沙月亮先拉队伍抗日，失败后无路可走又投降日本，当作为汉奸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伍抓获后他上吊自尽。司马库也是个抗日又与共产党对立的枭雄。他逃亡在外，听说自己的家人因为自己而遭受连累时，他毅然自首。被枪毙时，他剃头刮胡，面对枪口而死。在这些描写中，作家肯定之情是溢于言表的。80年代后的历史叙事在人物刻画上的贡献上是将人从“神”的位置上拉下来。革命者在他们的笔下不过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他们也没有将心爱的人物送上榜样的位置。小说描写王葡萄、蓝脸等人对意识形态的拒绝从来不是建立在某些崇高的目标的执着上，而是对最基本的人间伦常的认定上，从而在冷酷的阶级斗争中显出人性的美好和世俗生活的温暖。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流亡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他拥有了双重视角，从不以孤立的视角来看问题，他们能以一种观点或经验来对照另一种观点或153
经验，在两者的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这样避免了单一视角的简单或绝对判断。而意识形态一味强调的人崇高化、纯粹化，实际上就是对某一种观点和某种人生方式的狂热传播，如果以此来教育人的话它制造出多是单面性的人，这样的人的排斥性是显而易见的。《无风之树》的苦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思想培养起来的知青，他一门心思是要做改天换地的英雄，他也有这英雄般不怕苦难、意志坚定的品格，但是他却缺少人间情怀，他从根本上鄙视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瘤拐，他的所作所为倒给矮人坪带来很多麻烦。因此，80年代后的历史叙事对丰富人性的描写更多是对人的尊重和芸芸众生的肯定。对意识形态提出最严峻质问的是对建国后乡村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书写，这是一部乡村苦难史。这场乡村社会的灾难从1959—1961年的大饥馑最为鲜明的体现出来。全国共死亡3000万人，是人类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饥荒。虽然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以“三年自然灾难”来称呼它，但它确是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如学者所言，“大跃进中的死亡人数不是1958、1959、1960年惟一的错误政策造成的突发性和一次性错误所致，相反，它是制度化程序、价值和利益的至高点······人为制造的地方冲突被誉为‘阶级斗争’，而这种狂热行为被大加赞赏。但国家预先堵死了农民挣钱和发展经济的路径，关闭粮食市场，消灭农村手工业、副业和加工业、并推行脱离实际的大集体农庄时，一场普遍性的灾难就更有可能发生。”①当历史的苦难被今日的繁华、升平所掩盖时，这批历史叙事以对乡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表现，促使人们对乡村建设政治化的沉思。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是要变土地私有制为公有制，解放生产力，繁荣农村的经济。但是当这样一场建设运动脱离农村实际情况时，它的作用就大大地被扭曲了。例如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在《创业史》中我们看到，它能够发挥群体的力量办成单个家庭无法完成的事情，帮助农民克服狭隘和自私的小农意识，作为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它是适应生产、生活需要的。可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这种农民问自愿参加的劳动组合方式就变成了一场人人参加的强制性运动。《生死疲劳》中抵抗合作的单干户蓝脸认为，“只有当土地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甚至是生产权一律上收，它挫伤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农业生产自然一蹶不振。这股扭曲的力量来自意识形态的极度膨胀，它将一切人、事物、行动都政治化。当人民公社被用来表征共产主义性质时，当钢铁生产量被看成是战胜资本主义的方式时，当养猪被赋予“射向帝国主义反动堡垒的炮弹”意义时，各种各样的不切实际、不顾及民生的全民化运动就如火如茶的开展开来，虽然这包含着一个落后国家对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热望。对于《活着》、《寡妇》、《生死疲劳》等。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页．154
浙江大学博七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一批具体描写乡村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作家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讽刺和揭示这种失去理性的政治思想的盲目性和荒谬性。如《生死疲劳》通过转世为猪西门闹写猪在当时的崇高地位，“在人类的历史上，猪的地位从来没有如此高贵，猪的意义从来没有如此重大，猪的影响从来没有如此深远，将有成千成亿的人，在领袖的号召下，对猪顶礼膜拜。”对于文学来说，没有比对关怀人的生存需求和精神升华更重要的事，政治却是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一些莫须有的名称来制造人间的对立分裂。作家们并不像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去从当时农村的实际状况去追究政策上教条主义的错误性，他们要引起的是人们对政治狂热的警惕。因此当作家们将狂热的政治运动与乡土日常生活的灾难性破坏以因果的关系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达到了消解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5．2．3．突围者的局限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借助对农村革命史和农村建设史的讲述，希望将革命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深深地嵌入国家成员的思想深处，以便进一步推进MUMlJ建立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建设性的话语实践，它必须不断清除与它的建构构成拆解的话语力量，否则它有可能被其他的传统的力量所侵蚀、所混同、所吞没，而最终失去它的“质”的规定性，因此它潜在地对“纯粹”和“绝对”等品质有着强烈的渴求。从40年代起，作为当代文学意识形态话语的前身的革命话语，就不断的重视表现历史的主要矛盾、主要斗争、表现重大的变革，强调“转折”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强调“宏大叙事”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揭示历史和现实。本质”所需要的。它绝对化地跟沈从文、张爱玲这样一些重视“日常生活”，重视人生安稳一面的作家划清界限。5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更是越来越脱离中国人的日常感性生活，脱离人生安稳的底子，致使建国后三十年的文学只发现“力‘的快乐，而不能体验’美的悲哀‘，只急于完成，而不耐烦‘启示’，只喜欢高潮和‘斩钉截铁’，而不喜欢变化和复杂的过程，只喜欢有力的英雄，不喜欢不彻底的凡人。”①它所导致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僵化，同时它配合了当时意识形态在全国范围内左倾政策的推行，后者造成了乡土中国社会生产的破坏、社会关系的混乱，精神心灵的创伤。80年代中后期如《古船》、《活着》、《丰乳肥臀》等这批乡土历史叙事，不同于新时期初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等小说将意识形态的债务清算在某些个人的恶劣品性上，以弥补意识形态的断裂，他们的述史动力来自对乡土民间社会的认同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这可以说是对曾经被意识形态所排斥。洪子诚：《问题与方法》，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8页。155
的内容的重启。他们特意将凡俗人物的日常生活纳入到革命斗争场景，以日常生活的实在和温情凸现革命斗争的无中生有的虚假声势以及政治运动对日常生活的严重破坏。他们同时又选择从一些有欠缺的人物视角来叙述，如轮回在畜生道中的西门闹、未成年的蓝解放、“生胚子”．f葡萄、恋乳癖者上官金童、傻子二祥(黄国荣《乡谣》)，他们与意识形态之间天生可能存在的疏离使他们在看待政治风云／革命斗争上保留了未被意识形态污染的较为原始的民间眼光，他们的质疑更是显露了政治运动的荒谬性。但是这种评价历史时持民间眼光也有其狭隘性的一面。如在对待合作化运动上，作为一次强迫性的政治运动它是应该被否定的，但是合作作为一次新型的劳动关系，它是有其先进性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记录了河北饶阳县五公村在193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就白发地组织合作社，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乡村农、副、养等各项事业，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这批小说对待这个问题，却是根据农民的传统观念来否定合作的。《寡妇》中史老舅以“反正人多弄不出啥好事来”拒绝参加合作社，《生死疲劳》中单干户蓝脸在文革结束后实行“包产到户”时沾沾自喜的说，“常言道‘亲兄弟也要分家过日子’，没想到这个理还真是被我认准了”。尽管作家是借助这些民间朴素的道理来衬托合作化运动的不合理性，但是这些认识中无一不含有绝对排斥合作关系的意味。在评价乡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些作家的认识是欠思考的。严歌苓在《寡妇》中表达这样的乡村史观：“八路军来了，也走了。土改队住了一年，还是个走。过去这儿来过的人多呢——详和尚，洋姑子，城里学生，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谁耽长了?你来了说他投敌，他来了说你汉奸，又是抗日货、又是日货大减价，末了，剩下的还是这个村，这些人，还做这些事：种地、赶集、逛会。有钱包扁食，没钱吃红薯。”这样的表达在该小说中多次借小说主人公王葡萄之口出现，而王葡萄是作家集中笔力刻画的一个肯定性人物，因此将人物的观点看成是作者观点的曲折表达是不过分的。虽然它批评了云烟般来去无定的各派人物的各项乡村运动闹剧般的效果，有实指性，我们要先承认这种观点消解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方面的意义。但是它否认变化的轮回史观无疑对历史事实缺乏尊重。温铁军就指出中国在文革后能够较快的发展并在以后能够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就是因为它是世界上大型发展中国家中唯一完成了民主革命核心内容——土地革命的国家。①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并不应指向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追求，而应是对社会主义根本错误的认识和狂热的政治情绪。即使这，也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关键的是它表达了一种封闭的乡村观念：一个停滞的乡村，一个不需要依靠外力发展的乡村。如主人公王葡萄，止冈为她对乡村世界的认识建立在这样封闭观念上，她才对各种外来人和他们发起的运动持国黄半主编：《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65页．156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一种看热闹的旁观态度。这样的乡土观念只能属于人物，而不应该属于作家。实际上，从任何角度对历史做出的重新叙述都应抱有足够的警惕。任何一个观点都不是包打天下的，它必有自己的盲区。因此，所谓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应该表现出对历史“表述”的相对主义态度。以上指出的新历史叙事在认识上的缺陷，大都因为采取了二元对立的思维，虽然站到了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却陷入了另一绝对的立场。对意识形态所述历史的解构相伴随的是某种程度上对历史的建构。以小说中描写的文革历史为例。文革应是建国30年历史中相当关键的一个时间段。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批小说在叙述文革时普遍存在问题。《古船》最先开始描述文革，它选择了对文革中打砸武斗夺权等内容的群体性描绘，因此我们看到的一个普遍失去理性的混乱的社会。《活着》写一群造反学生不分青红皂白押走了生产队长。《丰乳肥臀》因叙述人上官金童被押在狱中跳过对文革的叙述。《寡妇》写王葡萄与下放改造的朴同志两人在窝藏地主孙二大事上的相互试探到信任与理解的关系，他们外界的文革状况是忽略的。除张炜外，其他的叙述都有语焉不详的特点，或者说他们都不能找到一个恰当描述文革的角度。即使张炜的描写，也只是给了一个文革社会乱糟糟的印象。倒是《生死疲劳》在《牛犟劲》《猪撒欢》两部中有对文革的具体描述。在“雁落人亡牛疯狂狂言妄语即文章”、“现场会高官发宏论杏树梢奇猪炫异能”两章节中，莫言以集市上人们疯抢落雁酿出人命写文革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以空洞无物语言的膨胀写文革精神的极度虚伪浮夸。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莫言落实了对文革疯狂人性的描写。这些内容是通过西门闹投生的猪十六的视角和未成年的蓝解放的视角来表现的。正是他们非常态的视角反衬出人类社会或者说成人社会的荒谬。不过这样的视角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小说通过蓝解放的眼看政治运动和样板戏：“运动就是演戏，运动就是有热闹看，运动就锣鼓喧天，彩旗飞舞，标语上墙，社员白天劳动，晚上开大会”，“革命的指挥中心，蜕变成一个文艺俱乐部。天天批斗打人，一片鬼哭狼嚎，初始还觉得刺激，日久便觉心烦。我哥突然变换革命形式，令人耳目一新，众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气”。虽然它们以闹剧的面目揭示了文革话语真理在握的虚假，但是赋予文革一种节日气氛，却是不合适的。对于笔者这样出生在文革后的人来说，这样的描写无疑会影响他们对文革的认识，就像叙述人小蓝解放那样觉得文革还是很好玩的。因此这样的叙述是流于轻率的，毕竟文革是关系民族命运，值得文革后每代人好好反思的大事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历史的重述中总是有着许许多多的陷阱的。因此，防止个人化历史观的绝对化，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意识形态的突围。157
5．3知识分子精神的现代建构“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白身的反思。······现代性，是在对人们反思性的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①既然反思性构成了现代性的一面，那么现代化过程中对乡土世界的诗意书写就不仅是作家们抵御城市文明制造的恐慌，寻找感情慰籍的方式，它在担当起批判现代化的武器角色时，亦是构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5．3．1．温情乡土：现代文明压抑下的心灵憩园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启动了。那么以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则迟至1980年代才姗姗来迟。对于多数当代作家来说，他们感情丰富期和感觉敏锐期基本都是在乡村渡过，乡土在他们身上烙下了永久性的痕迹。当他们成人后走入城市，曾经养成的乡十生活习性、观念思维就成为他们体验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先在基础。“对于生你养你，j；l}!葬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离开故乡之后，我的肉体生活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我的精神却依然徘徊游荡在高密荒凉的大地上，对高密爱恨交织的情愫令我面对前程踌躇、怅惘”。。对故乡的情感眷恋来自于城市生活的不适，这促成了作家们身上的情理悖论，它是现代性基本冲突：现代人对生存发展的理性诉求』0对生命质态的感性体验之间冲突的结果。因此，当乡土作为一极被引进现代价值坐标时，它所I‘i据的是现代价值的审美之维，以安顿现代化过程中伤痛的人类灵魂。《城市逍遥》(张宇)即是对乡土精神在现代社会中审美价值的演绎。鲁风是进城的农村子弟，早年的乡村生活习惯使他难以融入城市，无归宿感让他在城市生活里惶惶终日。盆景艺术却让他找到了精神的寄托点，在那些从乡土上移植而后被艺术化的树桩上，鲁风看到了乡下人的城市命运，也体验剑了这些布满岁月伤痕的植物身上，蕴藏着乡村历史的沧桑意味。鲁风将自己对乡村的深厚感情，乡民面对苦难倔强不屈的生命顽力，乡村人纯朴自然的人格心性一一付诸于盆景艺术的塑造中，成就了他盆景艺术大家的地位，并因此找到了城市生活的位置，“他在这i滋味儿里终于感觉到自己活成了人，一个乡下人在城里活成个人了”。在城市不断吞噬乡村。古脊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圆莫苦：《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2期。158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士中国的悲悯书写的过程中，乡土依靠审美魅力在现代社会找到了它的价值之所。当然，乡土的这种位置源于现代化某些方面的缺憾。首先是现代化工程对人类栖居家园的毁坏。城市的扩张、工厂的兴办、地下矿藏的无序开发，利益的无限积累都以对生态环境的恶劣破坏为代价。张炜在这个方面一如既往地给予了现代化严厉的批判。“我们无法简单地苟同所谓的现代化，因为西方的现代化之路给全世界造成了那么多的苦难。现代化运动之中蕴含的野蛮和粗暴成分，没有人更多的研究。在这一切没有得到更多的研究之前，我们不敢一味地相信现代化。我们害怕糟蹋田野”。他一一纪录着生机勃勃的土地在现代化粗野扩张中的陷落。曾经清清流淌的芦青河倾注了上下游的工业废水，变得颜色深暗，臭气熏人；曾经燃烧着绿色火焰的海边平原在倒灌的海水中成了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曾经笑语喧天、聚集八方朋友的葡萄园在横七竖八的地裂中杂草丛生，瓦断垣残，满目仓夷。如花似玉的原野如今伤痕累累，丰收的大地亦成荒草的天下，现代化对地貌的改变不啻于沧海桑田的变迁。人类却躲在现代之城里以叶障目。张炜不是现代化的盲目反抗者，这在他对城市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许多次地表达对城市热浪、喧嚣、拥挤人流、恶浊空气的不适，一次次让他笔下的人物从城市逃入乡村、在城市和乡村中过着游走无定的生活。但这都不是出于对城市天生的厌恶，“我不厌恶城市，就像我从来不曾厌恶乡村一样”，他无法忍受的是人们在城市里的胡作非为，“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城市亦是大地的部分，只不过它同样被无节制的现代化改造得面目粗俗。因此，张炜的保守正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审慎态度，他提供现代化的负面证词不过是表达一个现代人的忧思。当现代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人们将种种历史代价看成是不可避免的成本，而将相异的价值观念贬义成落后或愚昧时，张炜等作家对现代化这方面的批判体现的是文学对现代化话语的不屈反抗。被现代化侵蚀的还有人心。对于有乡土经验的作家来说，乡土经验首先就丈量出城市生活的人情冷暖。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取代，打破了以血缘、地缘为联系的人与人的组合方式，以分工方式将人们重新组织进城市生活，使城市人际关系具有了极大的随意性。工作上的彼此竞争使人之间难以形成信赖，空间距离被发达的交通通讯工具缩得无限短，但心与心的距离却拉得无限大。《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吃百家饭长大的国当了官，也想回家看看哺育教养他的家乡父老，可是每每借口没有钱买礼物而推脱，不过在官场人际关系的打点上他却毫不吝啬。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捞取上爬的资质，他一次次不顾惜乡亲们的亲情与他们恶脸相向。乡亲却并不计较这些，国结婚时，三叔不请自来，走了48里乡路，送来了二百元礼钱和“早生子”的祝愿，连国的家门也没进，就冒着夜色、细雨走了。利益的计较让国一步步疏淡了乡情，然而未泯的良心让他不得不经历心灵的拷问。而城市中的夫妻感159
情也在利益的算计中淡漠开来，《城市逍遥》、《丑行或浪漫》、《送你一朵苦楝花》、《城的灯》都描写了乡下来的男人与城里女人不和谐的婚姻。知识和城市背景让城里女人失去了温柔贤良的美德，她们总是对着乡下来的丈夫指颐使气，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弥补她下嫁乡下男人的失衡心理。对清贫生活或者充满怨言，或者另投他人怀抱。男人们为了在城市扎稳根，出于利益考虑则不得不忍气吞声。家成了一个夜晚栖身的旅店，夫妻问相互指责和冷淡取代了原应琴瑟和鸣的和谐美。因此，在冷漠的城市生活中，乡村朴素、真诚、亲密的人际情感就尤为人们所怀念。《田园》(李佩甫)中乡亲们的疼爱、关心、鼓励、信任、敬重让那位在城市爱情中痛不欲生，几乎丧失生活信心的研究生重新获得直面生活的勇气。迟子健则以一贯清新含蓄的笔调书写着乡村生活种种人间深情，如《亲亲土豆》、《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原野上的羊群》、《酒鬼的鱼鹰》等，她在小说弥散的悲剧意味中铺展开乡人宽厚、慈爱、赤诚、淳朴的心灵世界，并以这和谐的凡人生活温暖和启示现代人渐趋淡漠的心灵。现代化的发展满足也激发了人的物质欲求，物质欲求的蓬勃又刺激了现代化新一轮的扩张。马列主义在一个半世纪前就肯定了人的欲望客观上对社会的促进作用。然而物欲在制造这个世界时也在积累毁灭这个世界的力量。张炜在《你在高原·西郊》中借人物之口表达他对财富积累和道德的深刻思考。“如果仅仅是注重于科技和财富的积累，那么无论这积累多么快多么好，要失去它们也是一夜间的事情。要害是能够控制这灾变的瞬间，是具有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而只能是心灵。······但是今天又有谁不是虚情假意地、真正地关心过人的心灵呢?”心灵，也就是人在道德、伦理上的日趋完美才是人类幸福和进步的真正保证。因此，作家们以乡土人性人心的淳朴不仅是要批判现代化道德劣势，亦是对现代化精神内涵的建构。对现代化的痛感同时来自城市生活对生命诸多限制。《城市垃圾》讲述了在城市安居的繁琐。要使城市日常生活正常运转起来，办户口，接煤气，装电话都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为了解决这些事情，必须将相关单位的门槛跑烂，在各种繁琐的手续中耗费掉大好的时光和生活的激情。城市生活将各种现代设备送至家庭为生活提供了方便，一旦现代入养成了对这些现代器物的依赖，它们也将沦为生活的陷阱，贾平凹在《高老庄·后记》中就表达了现代家用电器让人饱受的修理之苦。现代化的细致分工、等级分明的科层制，限制了人的自由，生活其中的人不得不像木偶一样接受制度和上级的摆布。《送你一朵苦楝花》中城市生活让哥哥养成了“永久牌”的笑脸，用表面的真诚掩饰内心的恐惧和虚伪。为了保住城市“方格”中的位置，在妹妹写来“不想活了”的求救信之后，本想回家抚慰妹妹，却因为妻子母亲的生日陷入无边无际的犹豫。《丑行或浪漫》中赵一伦面对女上级的性骚扰，心存厌恶却只能160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沉默不言。对夺走了自己的妻子，又要花高价换走自己保姆的矮小老板，他唯有痛惜的哭泣。这些男人的刚健人格在城市生活中日渐萎缩，就像笼中的鹰，习惯了养鸟人的伺食就忘记了自由自在的飞翔，安逸的生活驱除了他们展翅高飞的志向，厌恶城市又不得不在习惯的城市中生活下去。“生活在这个城市，该怎么说，它对于我犹如我的灵魂对我的身子，是丑陋的身子安顿了灵魂而使我丑陋着，可不要了这个身子，我又会是什么呢?”。因此就在日复一日的厌恶中消泯了生活的热情，“我的生命也从此在西京坠落下去，如一片落叶于冬季的泥地上，眼见着腐烂得只留下一圈再也捡不起来的脉网了”。(《怀念狼》)生命的活力就在城市静态而精致的生活中日渐窒息。《怀念狼》中城市生活不仅使高子明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如消化不良、口腔溃疡、痔疮等等的毛病，而且它还导致种的退化，高子明的胡须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根，而城市生活三代以上的男人将接受遗传学不再长胡须的预测。但跟随猎狼的舅舅辗转山野乡村时，高子明的毛病不治自愈。如果充分理解贾平凹的象征意象，“狼”在这里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对乡土生活的某种程度上的回归。狼的存在，使人始终对自然保持高度警惕和某种程度的敬畏，不至于在过于安乐的环境中丧失高昂的斗志和孔武有力的生命力。狼的灭绝造成了以猎狼为生的猎户们生命萎缩，雄耳川人退化成人狼，犹如城市生活造成人种退化的危机样。因此高子明在妻子扔掉了狼皮之后，嘶声力竭的喊着“可我需要狼”。《怀念狼》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1980年代的《红高粱》。莫言在这篇小说里表露了城市戕害生命强力的焦虑，城市生活促使“我”这个土匪的后代滋生了家兔般孱弱、伶俐气，而失去了先人们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英雄气概。相比之下，就可明白了作家对大自然的无比向往和乡村活力饱含激情的书写。迟子健在《原始风景》中写道，“我十分恐惧那些我熟悉的景色。那些森林、原野、河流、野花、松鼠、小鸟，会有一天远远脱离我的记忆，而真的成为我身后的背景，成为死灭的图案，成为没有声音的语言。那时或许我连哭声也不会有了，一切会在静无声息的死亡中隐遁踪迹，那么，我的声音将奇异地苍老和寒冷。”她表达了人的生命活力与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的密切关系。《九月寓言》中赶鹦等青年们在月夜里的奔跑，“咚咚奔跑的脚步把滴水成冰的天气磨得滚烫”，描写中洋溢着乡土人生热烈逼人的气息。《丑行或浪漫》中的刘蜜腊是奔跑在大地上的奇女子，经历从乡村到城市的各种迫害，饱受苦难的她依然保存赤诚的心灵、高昂的生活热情和旺盛的生命活力。身体丰硕肤色红彤彤的她简直就是蕴藏无限生机的地母的化身。这些人物就像张炜《融入野地》中那棵壮硕的玉米样，正因为根深扎在土地上，才生长得“何等旺盛，完美无缺，英气逼人。”以城市化为方向的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将会有更多的乡村卷入现代化大潮中。对于现代人来说，无论在城市生活中多么的疲惫，城市依然是我们生活的真实情景，逃161
离只可能是一时的。因此，不管是现代人对乡村生活的暂时性投入，还是当代文学对乡土生活的诗意书写，乡土都是现代人构想和美化的心灵家园。它是现代人的一种审美行为，他们将完美、理想、诗化的各种特征移接在乡土上以弥补和调节现实痛感，或作为抗衡残缺现实的凭借，表达着人对和谐自我与和谐世界关系的寻求。因此，在对乡土生活的描写中总是体现山一种静观的美。如乡土人物始终如一的个性人格，《田园》中七爷多年不变的装束，挺直不弯的腰背，一贯慈爱而又威严的神情和对劳作一丝不苟的态度。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乡土，t活中某些不变而珍贵生活理念。又如延续不变的包涵特殊情谊的乡村风俗，《乡村情感》中张李俩大家族对传统隆重婚嫁风俗的郑重袭用，是以盛大的形式来表彰张树声与郑麦生正直无私的人格和他们惺惺相惜，超越世俗的友谊。在这些传统而庄重的风俗中寄托着参与者的深重情谊。当然还有那些迷人的乡村风景，如迟子健《原始风景》中对极光、渔汛、野菜、月光、飞雪等自然景观的欣喜，尽管她总要在其间注入人世的淡淡悲愁，那些诗情画意被她酿成浓浓的醇酒，掩不住的芳香从书卷中飘逸而出。我们看一段她对月光的描写，有童话般的诗情。我背着一个白色的桦皮篓去冰面上拾月光。冰面上月光浓厚，我用一只小铲子去铲，月光就像奶油那样堆卷在一起，然后我把它们抬起来装在桦皮篓中，背回去用它来当柴烧。月光燃烧得无声无息，火焰温存，它散发的春意持之永恒．你听到这儿也许会发笑吧，可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有这样的幻想．我生于一个月光稠密的地方，它是我的生命之火．我的脚掌上永远洗刷不掉月光的本色，我是踏着月光走来的人，月光像良药一样早已注入我的双脚，这使我在今后的道路上被荆棘划破脚掌后不至于太痛苦。(《原始风景》)就像迟子健将月光比喻成治愈人生坎坷的良药一样，乡村生活静谧祥和以及不变的人间情怀都是骚动不安、瞬息变化的城市生活的安抚剂。那份静观中的稳定和自在给人寻觅到一个完整、本真自我的机会。这也是张炜在《融入野地》中所要表达的思想。“融入野地”不是对城市生活的简单抛弃，他拒绝的是一种无根无定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个虚华躁动的自我。野地为他去除伪装，打开人生真谛的大门、提供修整灵魂的家园。投入大地的张炜体悟大地的博大、神秘、真实、欢乐，他的生命精神因此丰满而实在，鼓胀起对正义、勇敢、诚实、朴素等美好德行的寻求和吸纳。大地脱离它的物质性，“野地到底是什么?它在何方?野地是否也包括了我浑然苍茫的感觉世界?我无法停止寻求·····，而象征一种博大、宽容、淳朴，生气贯注的人格精神。如果现代化进程总是不免上述如许的缺陷，这将是文学对乡村书写的不竭动力。162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七中国的悲悯书写5．3．2．苦难乡土：知识分子战斗精神的动力对于鲁迅等启蒙知识分子而言，乡土是中国社会前现代性特征的纠结之所，是封建传统的象征。他们的启蒙者身份既依赖于一个被他们视为“落后”的乡土世界的存在，对乡土的批判是他们启蒙者身份的实现方式。然而他们又不过是从乡土中反戈出来的传统后裔，根上的羁绊使传统很容易在知识分子身上复活，将其改造为传统的同谋者，威胁他们的现代身份。精神上传统和现代的搏斗造成了鲁迅式自省而分裂的人格。对鲁迅来说，现实令人失望，但是过去并不完美，希望也不在将来，他不敢确认过去的自我，也无法保证将来的自我完善。曾经所寻找和相信存在的，“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全都逝去，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换来的虚空存在”。对虚无的深味使鲁迅陷入绝望的人生观中，他的反抗也是一种绝望的反抗，“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它不过是表达反抗者对世界的决绝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深深影响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建构。对于1980年代后的当代作家来说，生活情境和人生遭际的变化——如那些有下放或知青经历的，特别是当城市生活充满挫折时——促使他们对待乡土的态度上明显的不同于前辈，尽管批判依然存在，但是认同感更加强烈。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在寻求什么”等问题的追问上，乡土再一次左右了当代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张承志是一个对高洁、纯净精神有着执着不渝追求的作家。乡土精神一直是他精神的组成部分。他曾为草原人民正直、善良、热情的品质所打动，但是草原艰难的生活环境造成其文化的粗糙性、原始性，与他的精神追求存在龃龉。《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早年不能容忍希拉对他纯洁神圣爱情的玷污，不能理解奶奶对希拉的宽容和索米娅对肚中小生命的喜悦，为寻找一条纯洁的理想之路他弃草原而去。多年后白音宝力格成为畜牧厅的科学家，带着人生的疑问“你得到了什么呢?是事业的建树，还是人生的真谛?”，他重返家乡寻找奶奶和索米娅。索米娅的宽容、慈爱、善良、恬淡以及对苦难的不屈再一次感动了他，可是他还是无法理解索米娅将精神的寄托附着在婴儿身上。“我想把已成过去的～切都倾洒于此，然后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草原终究不是张承志的归宿。之后他寻访名川大河，钦慕它们或雄浑磅礴或平稳深沉的气质；他投入黄土地和茫茫戈壁，发现了回民身上的坚韧生命力、纯净的信仰和超越死亡、追求正义自由的英雄气概。正是在这片生存无比艰苦的焦黄土地上，张承志，这个精神的流浪者，找到了哲合忍耶。哲合忍耶教徒几百年来前赴后继，以淌血成河的代价来卫护心灵的自由。他们对权力永不妥协、不计代价的牺牲
精神以及一息尚存就要将教义光大的坚贞信念让张承志为之灵魂震颤。这种属于穷人的民间宗教包涵的绝对的、纯洁的神圣精神特质暗合了他的精神气质，他找到了精神的皈依之所：“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我找到了”。(《心灵史·前言》)他决定作为哲合忍耶的一支笔来书写他们两百多年前赴后继，争取心灵自由的殉教史。尽管张承志声称《心灵史》是以教徒的方式描写宗教，让它成为哲合忍耶神圣信仰的吼声，但是它并不是专为教徒写作的宗教史，他尚有强烈的现实诉求，“不应该认为我描写的只是宗教，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这些被世界冷落被我们热爱的东西。我还将描写我终于找到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远比中国知识阶级廉价拍卖的货真价实。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心灵史·前言)1989年张承志解职离京，成为一个无职无业的自由人，他以个人拒绝体制来反抗所有的诱惑和各种意识形态对个人精神心性的压迫室息。而《心灵史》通过对哲合忍耶九代教徒殉教史的追踪表达他对权力的诅咒、对掩盖真相的历史典籍巨大愤概；对多斯达尼们牺牲之美的无比崇尚再度表达他对庸俗的拒绝。对于张承志来说，皈依哲合忍耶，写作《心灵史》，是他的自我蜕变之途，“我写它仅仅为了我自己，我甚至不敢奢望多斯达尼的旨定，我写它连同我全部的文字，都仅仅因为我前定的宿命，以及我要拯救自己的渴望。”贫瘠土地上的哲合忍耶是一座精神上的珠穆朗玛峰，是它引领张承志登至精神的至境，给予他一个圣洁的精神家园，并成就他一个精神界战士的英雄气概。如果说张承志的精神追求基于自我超越，具有神性特征，那么张炜的追求还包括对人间苦难的承担，包含浓浓的人间情怀。笔者在这里想讨论张炜的《家族》、《柏慧》、《怀念与追忆》、《你在高原·西郊》等小说。这些小说一方面追寻曲、宁两家的知识分子们在20世纪里的命运，一方面叙述“我”从少年到中年的经历和“我”对曲、宁两家及个人人生的思索。正如张炜所说，是写给自己的书。对“我从哪里来?我又要到哪里去?我为何而来又为何而归?我在迎接什么?寻找什么?”等人生问题的追问贯穿了在小说叙述人“我”的思考中。应该说它们是我们讨论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精神建构的典型文本，尽管它们有的在艺术上算不上张炜的成功之作。陈思和认为，《柏慧》、《家族》两书中，张炜暗示了这样一条当代知识分子道路：“这就是在岗位上履行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屑于与食肉者争夺残羹剩饭，也不必离开自己的岗位去‘忧国忧民’，因为他们自身拥有知识财富和价值内涵，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同样能坚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持人文精神的奋斗传统”，①这种说法未必竟然。小说中“我”从O三所离开，进入杂志社，放弃地质学；然后从杂志社辞职，到海边苦心经营葡萄园，又放弃文学。过着躬耕田野生活的“我”很难说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我”拥有知识，但“我”不在岗位上。在张炜看来，岗位往往会成为权势者压迫剥削知识分子的一个工具，知识分子不知不觉中会成为一个“知识苦力”。口吃教授、“我”的导师的命运大都如此。甚至知识分子不应该倚重一门专业知识，当知识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时，不能从事知识创新所造成的精神饥渴将会造成知识分子另一种情形的屈服。因此，所谓在岗位上坚持知识分子的战斗与退守葡萄园一样，有时是一种不得己的妥协和容忍。张炜另有所思，他对“奔跑”意象有很高的激情。在这四篇小说里，张炜描绘了一个流浪者家族，包括“我”、“我”父、祖辈和“我”的朋友。他们出生富裕，拥有良好的教养和学识，然而放弃安逸的生活走入流浪者队伍。如果“我”的父辈的奔走出于一种理想，他们都是为一场称为“解放”的革命无私奉献，出生入死；那么“我”这一辈的知识分子流浪出于一种躲避式的对抗。既是躲避城市喧闹、污浊的环境，也是躲避城市的腻俗、罪恶。这种躲避带有反抗的性质，权势者、压迫者总是身居高位，锦衣玉食，他们过着荒淫跋扈的生活，而流浪者一无所依、物质匮乏，却与自然大地有着最为亲密的接触。这是对罪恶生活的反抗，对争权夺利的欲望的反抗。“他们个个怀中揣了个不错的明天，他们眼中的好日月该是另一副样子，如果大地上没有，他们就会找个不停，一直找到天边”。(《你在高原·西郊》)他们实际是一群对现实不满的理想者。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当知识分子无法在岗位上坚持斗争时，流浪成为知识分子对抗压迫与现代罪恶的方式。但张炜并没有塑造一个真正的流浪汉。小说主人公“我”并不像朋友庄周一样抛妻别子、四处漂泊，随遇而安。他的流浪不过是不断地回归他出生的故地，驱遣主人公一次次徜徉故地山区平原的正是他对“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思考。山区平原的的流浪生活，提供“我”一次次检视自我灵魂的机会。“我”逐渐明白，故地给予了“我”三种馈赠：父亲遗传我以流浪精神，淳朴友善的山民们影响我以爱的精神，广阔的大地上启示我以悲悯精神。它们使“我”抵抗欲念，远离罪恶，心怀关爱、生活质朴，它们所构成的正是知识分子高贵的魂灵。因此，主人公返回故地不仅仅是出于躲避而求得身体和心灵的宁静，更多的是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寻思。在张炜看来，乡土世界的精神底蕴是构建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重要部分。他曾在《九月寓言》的代后记《融入野地》中思忖：”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源自何方?它的本源?······我不否认渍透了心汁的书林也孕育了某种精神。可是我还是发现了那种悲天的情怀来自大自然，来自一个广漠的世界。”如。陈思和：r声音”背后的故事——读》，《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5期。
果说，《融入野地》是张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宣言，那么这系列小说则为这个宣言做文学阐释，它们所展示的正是一个出生乡土的知识分子在与乡土的无声交流中，精神世界地不断升华。一旦张炜选择了一个乡土精神体悟者与继承者的角色，他也就暗淡了知识分子对乡土的批判转而采取一种悲悯的态度。他所批判的对象转为现代化给乡土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侵蚀，并将对现代化劣迹的抗拒当成知识分子一项新的战斗任务。张炜不满于知识分子只是充当现代化劣迹的目击者，而对毁坏、压迫、贫穷无能无力。他似乎已经洞察到这种无力的原因，那就是知识分子始终外在与乡土世界。《你在高原·西郊》中他推着“我”在大山中当了一名临时的凿山开矿的工人。“我”与草菅人命、榨取血汗、欺凌女性的包工头展开了一场竞赛忍耐力，智力、体力的搏斗。最终“我”从肉体上狠狠地打击了这个“食人兽”，帮助被欺凌的姑娘逃离兽口，回到城市。这次行动让“我”明白知识分子的生活要从头开始“要像一个男子汉那样横下一条心——彻底地，从根上收拾一下”．到这里张炜所暗示的当代知识分子道路才豁然显现：知识分子不能做一个纯粹的思想者，他应有直面罪恶、与罪恶搏斗的勇气和行动。这是一个“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乡土精神所培育的一个大地的战士。知识分子与乡土世界的关系得到新的调整，知识分子不是外在于乡土世界，就对现代化劣迹的抗拒来说，乡土世界则是知识分子的战场，而城市不过是这个战场的前线。知识分子身上历来存在的城市与乡土的两极对立由此而瓦解，城市作为一块被肆意修饰的野地与乡土取得了一致，它们是人类栖居的大地。“泥土滋生一切；在那儿，人将得到所需要的全部，特别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乳汁汇流成河，涌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融入野地》)知识分子所要致力的是维护人类栖居家同抗争，是抵抗物欲对朴素心灵侵蚀的抗争。未被现代化吞并的乡土既是尚存的家园，也是抗争精神的源头，是它昭示一个本真的自我，一个诗意栖居的自我如何可能。当然，张炜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对乡土精神的继承，而是要建构“大地精神”。现代化过程带来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传统思维方式和现代思维方式的根本“断裂”，造成了现代人情感的疼痛和自我分裂的危机。对乡土的书写承载的正是现代人寻找心灵家园的冲动，它在慰籍现代人疼痛灵魂的同时，也是现代人抵抗物欲腐蚀，维持一个本真自我的精神源泉。对于那些有乡村背景而又栖居城市的作家而言，情理上的悖谬是他们难以摆脱写作困境。对乡土亲情的无端眷恋不能阻挡他们的批判眼光，对城市生活的疲惫也不能左右他们对现代化的认同。这种游离城乡的写作姿态使作家难以形成稳定的创作思想和独立的创作立场，难以具备执著的热爱和坚定的关注之心，并限制他们在乡村生活叙述中寄寓更深刻的166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住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稠书写人文和哲学思考，表现出复杂深刻的人类感情。这使得评论家们总是将这类眷顾乡土的创作看成是城市人的怀乡病和对现实生活的诗意代偿。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张承志张炜的创作是独特，他们是乡土精神滋养的现代社会的精神战士。他们接受乡土精神的馈赠，又不止于将之当成精神的归宿，他们拒绝以生存和现实合理性为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妥协寻找借1：3，对纯洁精神或本真自我的绝对追求，使他们摆脱了情理悖谬，而对现代化整个持保留态度，他们所体现的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毫不妥协崇高心性。5．4．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思虑全球化首先是指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它将世界各地卷入到一个休戚相关，即时互动、新的人类社会关系网中。尽管全球化的时空浓缩密切了世界各地人们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但是主导全球化的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达国家与弱小国家在经济以及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异，使全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总是趋向一边倒，是发达国家向弱小国家倾销商品、传播他们的信息和文化观念。正如学者们指出的，“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另一名称”；“西方的霸权指的不仅仅是全球化现象，而且还包括全球化的概念本身。这一概念包含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帝国主义过程，它发端于西方的中心，并扩展到被主导叙事称为边缘的世界其他地区”。①因此文化的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向全世界蔓延并破坏其他文化的过程，使全球文化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同质化现象。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的是一场本民族文化的危机。在这样的情景中，捍卫民族文化、振兴本土文化成为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打破全球化文化逻辑的普遍策略。5．4．1．《外省书》：抵抗中心同化的乡土方式张炜的《外省书》可以看成文化全球化催生的抵抗同化的中国文本。如果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输出的是其文化观念的精髓，那么文化的全球化未必不是一桩好事。但实际上，①参见查尔斯·洛克《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欧阳桢《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象》，均见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167
文化的全球化的背后总是利益的最大化。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都追求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的赢得消费者从而获得得最大的利润。比如西方国家原来承担民族国家的公共服务行业和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心双重任务的媒介业在1980年代发生了戏剧性的激变。他们不再从政治的角度去对待观众，即不把他们当作国家社会群体的公民，而是当作经济实体，当作消费市场的组成部分。在公共服务时代那些有关对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考虑都逐渐地被看成是制约拓展媒介新市场的因素。媒介业不再受公众宗旨的束缚，在利润和竞争的驱动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将文化产品提供给最大数量的消费者。因此文化产品以及携带文化信息的商品所刺激的必然是一种消费文化，它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为能事。《外省书》正是对以刺激人的感官为趋向的消费文化扩张的拒绝。史珂远足至“世界之都”美国纽约，这个全球化的中心“经济与艺术的火箭同样都使用了性的固体燃料”，并“携带技术商业时代的全部杀伤武器，一举摧毁这个时代的正常感知能力”。艳舞、甚至裸体舞、以人体和生殖器为对象的艺术绘画、无处不在的性服务者充斥这个世界中心的娱乐与生活中。而史珂的家乡浅山市不过是这个世界中心的翻版，一样的西餐、侍应生、轮盘赌、艳舞、高尔大球场以及性服务者。在史珂看来，这是“一场瘟疫从西到东，无人幸免”，使人变得鲜廉寡耻。中国人在这股“西风”的后面追迭不赢，显示出了现所未有的文化慌乱。史珂拒绝这股西风的熏醉，他出走京城，远离浅山市，选择居住在家乡偏远僻静海边的一所祖屋中。一并被他拒绝还有电视、网络、电话这些现代化的器物，他要切断了现代消费文化借以传播的那些途径。在他看来，电视制造美伦美焕生活场景，激起人们普遍的欲求，然而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却永远也达不到，它的出现不过是让人类走入了普遍的沮丧。而在那些身处中心的人的处境中张炜看到了全球化情景下文化交流的困境。史铭和李保忐来到美国几十年，接受了美国文化的熏陶，但是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东西文化融合的妙处。他们深知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却依然是盲视者。他们认为国人性观念上的封闭是中国社会滞后的原因，相信性这味药能令国人药到病除。于是自愿充当史珂的性启蒙者，争相向他推荐一个“纵欲的美国”。不知道他们开出这样一副药方，到底是美国文化使然，还是他们的中国文化背景使然?然而史珂却觉得，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大大错了。正如史珂认为的，真实的美国是各种样式的，他们为什么对一个“纵欲的美国”如此推崇。这似乎暗示着，对于一个异族文化盲目投诚的人来说，他们所学得的是异族文化最肤浅的东西，或者说，对于一个趋向中心的人来说，中心怎么可能以真正的好东西示人。尽管史铭和李保志在语言、观念、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上力图融入这个社会，但是最后他们还不过是这个中心的边缘人。史铭到退休还是个副教授。他那本签录美国各界名流的名字的本子本意是作为他融入美国社会的见168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证，但这种行为本身就说明他在美国的边缘位置。向中心的靠拢，必然是要学习接受中心的游戏规则，这是丧失主体性的追跟，文化的主导权还是掌握在位处中心的美国文化手中，跟随者很难取得与主导者一样的平等地位，中心实际上也就无法到达的。因此，在全球化情境中，平等的文化地位的获得应回归本民族文化并立足在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拒绝和选择才都有依据。这样看来，史珂对中心的拒绝是有道理的。正如张炜所表白的，“我这儿不存在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中心，我觉得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心都在本民族内部”。①抵制中心来的诱惑，进而否认有所谓中心的存在，才能避免地位的边缘化。但是史珂的拒绝或者说抵抗只能是逃避性的。在身边的人都卷入这股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潮，史珂明白他没有抗拒这股潮流的能力，他从不与身处或心向往潮流的人大声争辩，他只是在心里嘀咕、批判、反抗，以“想过”代替“说过”，他的理论、辩解在这股潮流中显得空洞苍白。但是他能守住心中所想，从不动摇，他以离开中心的方式来拒绝同化，宁愿做这个热闹的世界的旁观者。他本期望以遁入乡土生活的方式来规避现代化的追赶，但是他居住的宁静海湾也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被纳入到现代化的版图中。对于无孔不入的现代化，史珂只有最后一道防线，那就是一道心篱。它是最脆弱的，也是最牢固的。它只有扎驻在史珂这样的清醒者坚定者心中才有抵抗的力量。史珂的逃避并不妨碍他一个抵抗者的形象，对于这样一股不可一世的力量，也许最好的个人抵抗方式就是逃避。不过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逃避是不现实的，唯有振兴本民族的文化，才能在同化的大潮中保持清晰的思维。史珂选择向乡土的回归也象征着中国文化抗拒中心同化的途径，确实中国文化的根柢是在乡土上。费孝通在1930年代指出乡土本色是中国社会的基础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中国广阔持久的乡土社会中发生、发展、流传。而今天中国的城市文化更大程度上是近百年内以西方现代社会为模版的现代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更多的打上了西方现代文化的特征。因此，中国文化，或者说是传统文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乡土文化。这样，对中国文化的振兴意味着对乡土文化的光扬。不过，20世纪初期始，中国社会的落后使乡土文化一直饱受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乡土文化被看成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在现代社会，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这个问题困惑了一代代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今天，在中国实现向现代国家转化的途路中，这个问题依然有意义。于是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化而言，文化建设任务是双重的，既必须面对现代化的历史趋势，继续进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批判性，实现它的现代转化，又面临着西方文化侵蚀下，担当维护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任务。因此，对中国文。张炜：《思想者的最新供词》，《外省书》附录2)，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页。
化的思考就具体化为对乡土文明在全球化，现代化趋势下存亡发展的思考。5．4．2．贾平凹：游移在两种文明中的困惑典型而对于出生乡土，在乡土文化浸润中长大的中国作家来说，乡土文明的现代命运确实是深深困扰他们的问题。虽然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深入，作家们的感同身受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乡土文化的思考也随时代而深入。但是对乡土文明情感上的依恋，理性上的否认的情理悖谬依然令他们在两种文明中游走不安。这尤其明显的表现在贾平凹身上。他20多年的写作可谓是录写着他复杂的乡村情感和对乡土文化的现代命运的种种思虑。贾平凹成年后才由于读书的关系离开乡土成为一名城市人。对于城市文明、现代文明他从不乏认同，然而他一直是一个城市的水土不服者。从早年的《商州》到《怀念狼》，城市总是在他的小说中扮演着生命戕害者的角色，身体和情感的不适，使贾平凹对乡土有着天然的亲近。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像沈从文一般，反复地歌颂着乡土的人性美、人情美。如他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系列，洋溢着乡土乌托邦的浓郁诗情。直到1987年的《浮躁》，他才再现一个被商品经济侵蚀乡土社会，终结他商州乌托邦世界的构建。不过依旧执着表达他对乡土的偏爱。小说塑造的三位女性石华、小水、英英，可以说分别代表了城市文明、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不适当结合。主人公金狗的返乡，他对石华、英英的或抗拒、或离弃，以及与小水的结合彰明了贾平凹对乡土文明精神上的依持。从80年代的后期到90年代前期，对城市生活逐渐熟悉的贾平凹是以乡土为坐标打探城市生活，从歌颂乡土转入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废都》(1993年)以由乡而城的传统文人的堕落呈奉对城市生活的微词。现代社会的大转折，打破了原有的文化价值系统，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无所依托的庄之蝶失去了对抗经济文化、城市生活的能力，他一任城市生活的挟裹，堕入无边的欲海，以寄托他的迷茫苦闷的内心。庄之蝶最后的出走，既是自身心灵的崩溃，又是对都市文化的决绝。乡土或以对比的形式，或以隐形的形式存在小说的文本中，贾平凹很大程度是比照着它在道德伦理上的圆满来书写城市生活的。在这些小说里，包括《白夜》，城市生活被放到了小说的前景，展示现代过程中它的萎靡与苟且。而乡村尚处于自足状态，乡土文明在城市文明冲击下的出路问题还未进入贾平凹的视野。这种情况在1996年中断，《土门》中仁厚村在城市的扩张中不可避免的陷落，使贾平凹不得不面对乡土文明的现代出路这个问题。四面被高楼大厦包围的仁厚村作为西京城里最后一片乡土正是乡土在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命运的形象写照。著名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士中国的悲悯书写亚斯对西方文明进程研究后指出，决定文明迸发的性质和程度的始终是人们相互依赖的程度、分工的水平以及社会功能本身的结构。。从许多单个的计划和行动中产生的基本组织会导致一些出乎个体计划和创造之外的变化与形态。从人的相互依赖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秩序，它比个体形成的意志和理性更具有强制力。正是这种相互纠缠的冲动和斗争所形成的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决定了历史变化的进程，它是文明进程的支撑。”①社会秩序的变化毖然要求与之匹配的文明方式，现代文明的胜利扩张是历史的趋势。《土门》中成义率领仁厚村人的抵抗是挽不住这个大势的。贾平凹明白这个道理，“城市化进程是大趋势，大趋势是无法改变的，写这样的内容，关心人类的文明，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命运，这应该是主流的东西”。@因此他对仁厚村抗拒城市化的偏执和成义修墓地，建牌坊、在仁厚村实行专制治理等行动的描写就不乏对乡土文明的批评之意。当然，贾平凹的目标并不止于此。他赋予仁厚村治愈城市肝病患者的能力就说明贾平凹对乡土文明还是寄予着希望的。他似乎将希望寄托在小说中范景全力推的“神禾塬”上。不过“神禾塬”又过于乌托邦化，对于广大的乡土社会来说，向“神禾塬”那样的方向发展不大有现实可能性。此时的贾平凹虽沉重地缅怀乡土文明，但是他更多的表达对城市化的肯定。《土门》之后贾平凹创作了《高老庄》(1998年)、《怀念狼》(2000年)、《秦腔》(2004年)等一系列文本。他将乡土文明出路的思考转移至一批来去于乡土、城市的的农裔知识分子形象身上。通过他们的眼光看取两种文明的差距，并在他们的择取表达自己的文明思考。如果乡土文明不是对人类精神毫无裨益，那么乡土文明如何与现代文明相融合?乡土文明是否能在由乡而城的知识分子身上得以传承?在这三部小说中，贾平凹分别塑造了3位返乡的知识分子形象：子路、子明、夏风。矮小的子路带着高大的妻子回乡。一是回家祭祖，二是为孕育高大的下一代：西京的生活令子明身体衰弱、精神不振，他渴望回商州重寻对生活的热情；夏风则为娶美丽的家乡女子而来。他们各有目的，都对乡土抱有期待。但城市生活、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们并不把乡土看成是家园。子路离弃乡里的妻子而娶城市女子为妻，说明他对现代文明有着极大的认同。子明知道城市生活对于他，就像他的身体之于他灵魂，他不可能离开城市而生活。夏风则更彻底，在他心中，如果父母双亡，故乡就不再存在了。城市生活的淫浸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现代视角，通过这些返乡知识分子的眼光，贾平凹向我们又一次展示了乡土社会颓败的风景。曾经令他醉心的人美、境美的乡土社会一样在经历着物欲膨胀带来的道德伦理败坏。它的肮脏粗国诺贝特·埃利噩斯：《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o贾平凹：‘土门》后附贾平凹至穆涛的信，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17l
鄙、贫穷混乱比城市更难令人忍受。他们怀期待而来，无不失望而去。子路本为生育高大的后代而来，可是他最后在高老庄连性功能都丧失了。子路料想不到高老庄对他有如此强的同化力量，他在城市里辛苦习得的生活习惯一下子在高老庄全部扔弃，他又变回成高老庄里一个地道的农民。子路感觉到了乡土习性对他身上现代文明的挤压，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城市。临别时他是撕毁了记载高老庄方言土语的笔记本，并向父亲的坟茔做了永久性告别。子明本是为保护商州地区仅有的15匹狼而来，可是保护狼的计划最后变成了扑杀狼的行动，商州的狼全部被杀绝，子明成为狼的毁灭者。他告别舅舅时，隔在他们之间的木桥突然坍塌，子明返同乡j二的路被切断了。夏风昵，他娶自雪时他可能还相信共同的乡土根底可以让他们相互理解，谁知婚后生活却生出了许多无端的口角。他逐渐意识到，他与白雪之间的差距，失望的夏风最后与白雪离婚。更可怕的是他与白雪的结合生出的却是没有屁眼的畸形儿，说明这种文化的结合方式是没有出路的。子路的逃离、子明的破坏、夏风的放弃，在这些身兼两种文明烙印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却是文明之间的不相容。他们最终的弃乡归城说明乡土的希望不能寄托在这些由乡而城的知识分．子身上。为什么?贾平凹曾说“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讨厌，但行为处世上不自觉泛起。”臼我尚没有真正摆脱乡土劣根性的缚束是谈不上来改变乡土。其次，对城市文明的认同和适应，使他们没有勇气和耐心来面对乡土劣根性而更愿意选择便宜的方式：逃避。再次，他们都对乡土还抱有不切实际的想象，一定程度上还不是一个对乡土世界的理性认识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西夏这个完全从城市走入乡土的女性身上得到启示。鹾夏是子路新娶的城市妻子。她从城市来到高老庄没有丝毫的不适，而以开阔的胸怀包容一切。她有完全异于子路的眼光，始终对高老庄的愚昧、野蛮、封建和唯利是图持批判和拒绝。她从法律的角度肯定寡妇对丈夫遗产第一继承的机会和再嫁的自由，从人权的角度否定高老庄对苏红的侮辱，从子路讨厌的蔡老黑身上看到了坦荡而有勇气的爱和雄强的野性之力，在那些被庄人毁弃的碑文上西夏看到了高老庄先人的尚武好德，崇义尊神、宽厚恕道的品德。西夏的对高老庄的认识无疑更为客观。因此，有论者认为，子路走后，西夏毅然的留下来，这其中不无贾平凹以本十文化为基础，吸收外来文化，企图重建一种新质文化的理想。①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恰恰忽略了西夏的博物馆工作者的身份。博物馆所收藏的是过往文明中具有价值的东西，它择取的参照点往往是自身的文明需求。无论西夏批判还是肯定高老庄，她批判的标尺完全是属于现代文明的，如法律、人权这些概念。也就是说，如果西夏这个人物意味乡土文明重建。肖‘儒：《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2期。172
浙江大学博上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也是现代文明占主体位置，以它来挑选择取乡土文明。乡土文明有没有价值，什么东西有价值都依靠现代文明来定夺。一旦评价的尺度完全由现代文明做出，也就无从谈起乡土文明的现代出路，它很可能被现代文明分解的支离破碎，被阐释的面目全非。也许秦腔这一携带着乡土文明的艺术形式的衰落和挣扎昭示了乡土文明在现代生活中真实的生存状态，衰亡与重建的因子都埋藏在这里。清风街上，除了老辈的夏天智等人热爱秦腔外，秦腔在后辈们那里已经失去了市场。县秦腔剧团也因为没有观众而不得不解散。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秦腔退出了艺术领域，但扎在生活中的根并未拔起。白雪作为清风街的年轻一代，对秦腔的热爱可以说融入她的生命血脉。她宁愿沦为为乡间喜丧事唱秦腔的女乐人，也不愿跟着夏风调进省城里享清闲。秦腔不仅拥有白雪这样优秀的传承“种子”，也没有完全失去存在的土壤，乡间红白事上依然有它铿锵有力的乐音，它作为乡土社会喜丧礼仪的一部分而存在。“许多礼仪习俗得以传承不替，其更本质的根源来自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自相对‘非制度化’的家庭与社区内部的‘耳闻目染’。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在经历近代以来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之后，乡村文化传统的许多形式和内容仍然得以延续，且具有明显活力的原因。”①也就是说，如果传统能存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就不会死亡。因此，说来说去，乡土文明的生存关键是依赖生活方式上的传播。清风街虽然不时吹来现代化、城市化的风气，但是清风街的乡土本色尚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清风街人去城市打工或在国道边做小本生意，企图扔弃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但是耕作土地依旧是他们生存的坚强后盾。因此在这样的乡土上，秦腔暂时是不会退出乡土生活舞台的。但是清风街毕竟在不断的改变，乡土社会的去向不定，秦腔的未来存亡也扑朔迷离。人们经常评论贾平凹在城市和乡土之间的摇摆立场，但是从以上他对乡土文明出路的思考的中，我们却不难发现，贾平凹写出的还是现代文明势如破竹的攻势，理性上中他还是一个现代文明的肯定者。从早期的颂扬至当前对颓败乡土的叙述，贾平凹越来越深的流露他对乡土的失望，从而也加深了他对乡土文明的沉重缅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乡土文明和现代文明负面因素的都有揭露，但是他找不到乡土文明的现代出路，也找不到两种文明共建人类精神的折中之路。他没有像张炜那样生发出一种抵抗的热情，他的全部忧思都转化对一个变迁乡土的细密而动情的叙述。应该说贾平凹的思考是有相当的代表性，他的批判和怀念以及迷茫几乎是当代作家共有的特征。这是现代化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它对于当代作家的思想束缚。①陈春声：《乡村的文化传统与礼仪重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89页。
5．4．3．乡土文明在全球化中的困境突围中国作家思想困境在相当程度上应归结于他们对以西方为范本的现代文化和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土文明的认识。虽然中西文化认同之争时常响起在文化思想界，但是在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乡土文明之间做进步与落后的划分，从新文化运动起就逐渐在人们的意识中广播开来。现实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执着，而乡土上经济的衰退，道德水平的下滑和价值观念的渐变都加深了人们的这个认识。在这样的境况下，是很难看到乡土文明的出路的。因此要探讨乡土文明的现代发展问题，是必须建立在对以西方为范本的发展观的检讨上的，才可能重估乡土文明的价值。世纪之交出现的“三农”问题引起了社会学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他们认为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基本上是对西方19世纪发展模式的刻意追求。“较长期只注重西化而忽略中国社会本土特征是造成大多数与国民经济总值增长不协调的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们当初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只注重了现代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这个单一方面，而没有认真考虑中国的现实状况和乡土中国的知识积累。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没有充分考虑到资源、人口约束的情况下，极力利用外资并不顾资源环境约束而发展低端工业。”①西方之所以能够实践它的发展道路，是建立在19世界对外拓展殖民地、掠夺资源的基础上，而当代，他们又凭借所主导的自由贸易的政治经济体系，依靠先发工业化优势继续抢夺落后国家的资源，并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污染的水土与环境留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使其发展得以持续。中国作为后发的工业国家，它的发展不可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殖民扩张的老路。而城市化作为乡土社会摆脱前现代特性的途径在中国的实行将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为造成乡土社会落后的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中国现代化的症结——三农问题——不能通过城市化途径得到解决，中国社会将长期维持它的乡土特性。另一方面，“二战”以后，来自于更多地区或地方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在20世纪末汇成了挑战西方中心论的潮流，这些另类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已经成为了多重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在发展的道路或者方向上是西方现代性有力的知识代替，并涉及到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批判和解构。这一切都昭示我们应破除对西方发展观和发展道路的迷信，寻找符合中国社会特性的发展途径。在这个方面，20世纪30一4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中国知识分子在乡土重建问题上，对立足本土的现代化道路的探讨、实践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在多重现代性方面的探索。多少年以来，我们对乡土文明的批判和否定都是建立在对西方发展。参见《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页。174
浙江入学博上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图的悲悯书写道路的信仰上，相信乡土文明不再适应甚至阻碍现代化的发展。现在这种思维逻辑已被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所打破。中国的发展必须结合自身国情民情寻找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这条独特道路的探索必然是建立在乡土中国和乡土文明这些物质和精神的基础上。而更实际的是，乡土中国的长期性，使中国需要继续利用传统乡土文明来维持乡土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发挥乡土文明在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对中国发展状况的重新估量，乡土文明被摆到了本土文明和文明传统的位置上。它既在文化全球化冲击下，体现着中国文化特性，维系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又是实践中国现代性的立足点。这是乡土文明的现代价值，当然，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已经不可能对乡土文明进行原本的搬用，扬弃是其中必有的步骤。在这个意义上说，乡土文明的现代改造倒是其中应有之意。从这个角度说，乡土文明并不随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而消逝。如果认识了这点，那么还需要对“文明进化论”或者说是“文化进化论”的作出反省和批判，因为曾经对乡土文明作出的否定性判断正是建立在这个认识上。进化论从19世纪末期由严复的《天演论》介绍进中国后，很快就发展成被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新型历史观、发展观。我们基本上都抱这样的文明发展观：从采集文明、渔猎文明进入农业文明是一个进步，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又是一大进步。陈平原在反思文学史上的进化论观点时，指出，“进化的观念很容易给人造成直线发展的错觉。有了直线，就有‘正宗’，跟直线挂不上钩的自然就是‘歪门邪道’了”。“进化的观念还给文学史的研究注入一种决定论和目的论的色彩，似乎历史真的奔我而来，历朝历代所有的文学追求和革新，最终都汇集到我所认可的文学旗帜下。这种狭隘的理论视野和单向的思维方式，往往不愿意承认或考虑历史的多重可能性，只是选择居为现实者作为唯一标准，对余者大加贬斥或干脆视而不见”。@陈平原所指出的正是进化论的根本弊病，即它的简单化和排斥性。正是这种观点使我们以新出现的文明形式来否定原有的文明形式。实际上，文明的进步并不是以进化论所喻示的断裂式的方式行进的。鲁迅就注意到中国社会和中国小说“进化”的历史上，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圆过去的东西总是以各种形式参与当下的建构。正如，西方现代文明的诞生是与文艺复兴时期对欧洲古代文明的重新发掘、阐释分不开。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以发现，人类文明的进步更多是以融合的方式行进的。在文明多样性条件下，人类才能看到自身文明的欠缺，有选择地促成文明之间的互补，而不至于使之僵化狭窄。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就在于。陈平原：《进化的观念》，《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4—1285页。。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175
战争和人口的迁徙促成了北方的各游牧文化和中原的农耕文化之间不断的交流促进。因此，新的文明的类型的出现并不意味旧的文明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它总可以为人们处理自我与外界的关系提供借鉴。有沦者提出以文明的可欲求性来评价文明的价值，“如果能够证明农村社会及其生活在I：业文明时代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可欲求性，那么就应该给予‘农村文明’以合理的地位和合法的身份”。①下页是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比较表格，先看看两种文明在处理人与自然、社会、自我三个关系上的不同，然后就文明的可欲求性来谈乡土文明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问题。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初略比较②乡土文明现代文明人亲近自然疏离自然与尊重自然破坏自然自白然的有机化、生命化自然的物质化、客观化然自然的本体价值自然的功利价值接受差序尊崇平等伦理本位权利本位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人人情社会法理社会与社群主义(强调利他、协作、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强调自主、社忍让、团结、忠诚)竞争、斗争、不断分化、效益)会血缘关系契约关系低风险高风险以本土知识为基础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物质与文化生活贫乏，独立物质与文化生活丰富，独立思考思想的时间多(悠闲)的时间少(忙碌)①“中英：《略论农村文明与农村教育》，《乡七中国与文化自觉》，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84页。圆奉表引用自《乡七中国与文化自觉》中《略论农村文明与农村教育》一文P286，本文在引用时，将其“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替换为“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这种替换虽有名称上的区别，但是在实质上却是一致的。176
浙江大学博上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七中国的悲悯书写小我大我人依赖的、谱系的我独立的、原子的我与节制和知足的我不断自我实现的我自历史的我当下的我我信仰的我世俗的我刻苦、勤奋、忍耐灵活、开放、自信通过比较两种文明的概念框架，可以看到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虽然存在普遍的对立，但是细想，这些对立并不是绝对的。比如现代文明强调自主、竞争，但是它并不排斥团结协作：现代人灵活、开放、自信，但是也讲究刻苦、勤奋、忍耐。它们的对立主要体现在主导方面，观念方面，实际上，它们是存在一定交融的。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前行，我们不难发现愈来愈多的属于乡土文明的文明内涵得到了现代人的强调，如尊重自然、伦理、团队精神、悠闲、节制、信仰这些概念。相反现代文明的某些核心概念却得到了抑制，如生态美学对人本主义(或日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现代社会曾从这个观念出发，为满足人的需求，不加节制的向自然征讨，造成了严重的资源匮乏，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发展。当今世界发出的“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呼声是希望回归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中。而这无疑是乡土文明中核心价值之一。由此可见，乡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分别更多是类型上的差别，而不是进化秩序上的不同阶段。当然它们都各有自身的缺陷，但正因为如此，取长补短的融合方式才是两者文明获得持续魅力的途径。如果以上是从一般的方面来看待乡土文明的现代价值，那么还要考虑它作为中国文明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意义。尽管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化趋势，但是全球化又意味着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互依存和影响关系。这使得西方社会逐渐认识到不能再采取在殖民时代排斥，低级化他者文明的态度，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认识和接纳其他文化、文明。但是对于一向自高自大，文明的偏见已经根深蒂固的西方人来讲，做出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不容易的。而中国文明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是可以为各国，或各种文明的平等相处提供借鉴的，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开放型与自主性、关联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用费孝通的话来表达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①他认为，中国文化中有许多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当现代世界进入到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黄平主编：‘序·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贡献及挑战》，‘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l页。
代，中国文化应有一种新的自觉，为“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①因此，全球化、现代化虽然给乡十文明带来了很大的生存压力，但是毫无疑问，留给它的发展空间也是开阔的，最起码，当．卜．学术界对乡士中国文化资源的重新认识和肯定都与这个语境分不开。在这个情境下，文学领域也出现了向传统文学资源寻求新的文学空间的动向：如奠言《檀香刑》对民间说唱艺术的借鉴，《生死疲劳》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翻新，格非一这个先锋文学的主将——《人面桃花》向占典叙事语言的回归。它们的出现都意味着一个对西方文化和价值盲目跟从的时代的离玄。但是乡土文明在全球化、现代化过程的具体前景依然是未定的，毕竟我们上面论述的都是可能性，它所面对的是现代化这个真正的“洪水猛兽”。而多样现代性的追求，无疑为中国现代化问题建立了新的参考坐标，为寻找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反思西方的现代性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它意味的平和心态，在某种程度上令我们能够摆脱长期以来情理悖谬的矛盾心态，增添一束照亮现实和文学乡土世界的光束。国费孝通：《孔林片思》，《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第6页，转引自《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l页。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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