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摘要：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乡土”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在其“后发”国家的发展定位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充分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是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专家学者们对此做了许多理论和实践努力，本文试图以理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一条融合“乡土”工业化、渐进式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关键词：乡土中国现代化三农问题前言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问题中一再强调，“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农民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一些人对此会有不认同，认为乡土性是一个落后的属性，它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甚至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对于农民，负面的声音或许更多，他们甚至被一些人看做是延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罪魁祸首，认为他们的贫穷落后牵制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小农意识浓重，极易满足现状，带着根深蒂固的保守和狭隘。我想，这些人一定是误解了，误会了中国的农民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殊不知，正是这乡土，孕育了中华文明，养活了中华民族这一人口繁众的族群；正是中国的农民，养活了现代化城市里满是现代性的人们。虽然说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三农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也的确影响到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要承认，“三农”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发展阶段，乃至今天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伊始，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腾飞，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力发展工业显然是一个更好的突破口。这时农业便主动地退居次位，担负起了后援保障的职能。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以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牺牲农业、农村利益发展工业的漫长的时期。1952-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和农村抽取了8000多亿元资金。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也有赖于农村改革、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的发展。为了中国发展的大局，他们默默承担了或许是不公的工农业“剪刀差”，默认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他们把“效率”带给了城市，即使“公平”没有在广大农村遍地开花。他们把获得发展的机会留给了城市和“城里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期待着并执着着最终有一天，他们也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可见，今天的“三农”之所以成了“问题”，有历史的必然在其中，今天的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三农” 。目前，我国现代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大部分城市人已经先富了起来，但我们不能忘记，农业、农村和农民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石。“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参见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只有农业、农村、农民都实现了现代化，才是真正的全面的高水平的现代化。一全球化背景下后发的“乡土中国”1.“后发”国家的发展定位以现代化发展模式来划分归类，大体可以分为这样两个阵营：先发内生型国家和后发外源型国家。其中，“先发”与“后发”是以现代化起步的时间界定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现代化的“正式”[“西欧国家早在17、18世纪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中国人开始探索现代化之路却是在两个世纪之后，而真正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现代化建设，还要再晚一些———新中国成立之后。”参见孟英，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迪[J]，理论导刊2003.1]启动。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的时空序列中，与先发国家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基本实现现代化相比，中国显然要位列“后发”国家的阵营。在先发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富裕的“示范效应”下，“后发”的中国被充分调动起了发展的积极性，全身心的投入到了现代化建设中来。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固然可以借助发展的时间差充分借鉴和吸收先发国家的经验和技术优势，接受其教训以规避风险，降低现代化的成本，这可谓是发展的机遇。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认清，时代的变迁使得一些已被先发国家证明了的经验与发展的必要条件等也发生了变化，并不存在可供我们照搬的经验或照抄的模式。同时，位列“后发”的中国在发展的初期所面对的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格局，先发国家按其自身利益安排好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我们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全球化的外部环境在全球化已然成为一个不可逆趋势的今天，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接触和碰撞，这其中机会与挑战并存。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较早，在发展的过程中抢占了先机，以充裕的时间做保障，充分的占取了廉价劳动力和各种自然资源，之后又利用国际秩序混乱时期所采取的殖民地政策，将自己初期粗放型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端，包括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代价转嫁给了殖民地地区及其人民。而现今，这些国家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 主要指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并以主体的身份制定了国际社会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享有主要的话语权。目前，大多先发国家均已步入工业社会，有些如美国已先期进入了下一发展阶段--信息社会，这使得还没有并且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国面临很大的内外部压力。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怎么样去建设？目前建设中最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立足中国“后发”国家的发展定位和全球化的外部环境进行思考，我发现当前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大局的首要问题仍然是“三农问题”。3.中国的“乡土”国情“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版，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406页]，邓小平如是说。可见，与先发国家相比，中国在发展时间上的落差固然存在，但更主要的差异或许是中国有着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数量庞大的农村和农业人口，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是作为现代化的阻力而消灭的。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西方截然不同，农民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还都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发展滞后仍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三农问题”是中国考虑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二现代化理论探索与实践努力国际上对现代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并不断发展演变出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这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界起了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特有的传统，决定了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许多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相应的理论建构。下面我就着重介绍几个有代表性、同时又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发挥了相当作用的理论。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罗荣渠认为，“现代化过程的实质不是西化，而是工业化，但现代化不等于工业化，其涵盖面超过工业化。”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他在此书中对现代化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认为广义的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大变革，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发社会组织和社会行动深刻变革的过程。狭义的现代化，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途径，通过广泛的经济技术改造和社会改造，迅速赶上现代工业国和适应世界新环境发展的过程。]他指出，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是有工业革命解放出来的现代生产力。要促进社会进步，必然要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我国农业人口过多，耕地面积远不足以让大多数农村人靠农业“致富”，8亿多农民只有18亿亩耕地，一年只从事3一4个月的简单劳动，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多数人处在基本失业的状态，随着当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农村劳力过剩导致的贫困问题更呈现出恶化趋势。因此，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着力推动了农村的工业化进程，这符合我国的国情，也是广大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其实，就大多数人而言，“乡土”的含义就意味着“落后”和有待开发，农村的现代化一定意味着彻底告别乡土传统，也就是说，把农业转换成工业，农村转变成城市。很少有人会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化转化的可行道路。而罗荣渠却指出，“要积极的发掘传统中有助于现代化的因素，使之发挥正功能，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传统，也没有与传统割断一切联系的现代化”，“传统≠反现代化”[罗荣渠.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索[J]]，要具体的分析具体的传统，比如说，中国的“三农”，不寻求改善的话肯定会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但是如果处理好其间的各种关系，也能起到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效果，现今“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就是发挥了其农业因素的积极作用，将其融合进工业谋求的发展。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时他也提出，现代化发展是多模式的。要用“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来看待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一元”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力的变革，“多线性”则指同一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的发展，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我国农村发展不平衡，在空间上，全国农村东西南北的发展程度极不平衡。各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自然地理、社会结构都不一样。在时间上，全国农村正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迁。今天是村庄，明天可能变为城郊。农村人口高度流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都在深刻而且快速的变迁之中。因此，我们不能用先进地区的办法来规范落后地区，也不能用落后地区的办法来约束先进地区，而要因地制宜的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这一发展理念对我国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多元化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 所谓转型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既要实现体制的转换，又要实现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双重任务就是体制转换和经济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并不能仅仅依靠提高生产力，还必须要克服一系列不利于社会前进、经济发展的阻碍，主要包括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厉以宁指出，让广大农民富起来，不断提高农民的人均实际收入，是中国通过转型发展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的前提，也是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M].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第219页]目前，“三农问题”仍是中国改革的“瓶颈”，关系到改革与发展的全局。一方面，农业的收益比较低，农民的文化素质相对差，农村封闭落后，大量过剩劳动力期待转移；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在城市里搭起简陋的屋棚，形成城市中的贫民窟，给城市带来新的不安全隐患。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厉以宁认为，关键是加快中等城市的发展、小城镇的建设以及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大城市为一端，以纯农业的乡村地区为另一端，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中等城市和小城镇，要促进生产要素在以上三者之间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从而逐步走向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具体地说，就是大城市中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等城市和小城镇及其附近地区迁移；中等城市和小城镇在发展中向附近的农村迁移，使农民迁入小城镇或直接迁入中等城市；地方各类企业和乡镇企业向附近小城镇和乡村建设投资，改善当地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总之，通过层层递进的“辐射”作用的发挥，来实现城乡一体化。陆学艺、郑杭生及李培林的“社会转型”理论社会学的一些学者，以陆学艺、郑杭生及李培林为代表，在论述中国现代化道路时一致强调“社会转型”，他们认为，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农耕经济变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相比较而言，中国在社会体制改革包括社会结构转型及调整方面相对滞后。一般来说，经济结构调整在前，社会结构调整在后，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社会结构的调整不能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否则会影响经济发展。合理的状态是通过调整社会结构，推进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促使经济社会结构协调发展，相互作用，共同进步。社会转型既是中国目前现代化发展的重点问题，也是一个难点。就目前来说，能否实现社会转型和如何实现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三农问题”。三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在近10年时间里，工业化、城市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摧枯拉朽的态势改变着传统乡村社会，打造“中国制造业乃至世界制造业中心” 、建造人口达100万甚至500万的城区等一系列美好愿景，成为各级各地党委政府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在。然而与之随形而至的，却是一连串震惊中外的环保事件（如太湖蓝藻）和不断生发的各类土地强征、房屋强迁等冲突事件，以及广大农村地区自然环境恶化、大病重病蔓延、道德素养下降和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被破坏。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去思考：我们的现代化到底该走向何方？其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就预见性地指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所谓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从方向、模式和政策上，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他提醒国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基于此，我试图找到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的突破口。“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首先要靠发展工业”——因地制宜发展“乡土”工业。工业具有连续性强，技术、资本、设备可再生，技术更新速度快，资金周转周期短，市场弹性大，利润率高的优点，相比农业是更高级的生产力。费孝通在其《江村经济》一书中就指出，走发展乡村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和复兴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农村真正的出路在于乡村工业。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可以依靠当地的传统工艺（如纺织，锻造加工等）、特产加工（如用水果加工成罐头、腌制品等）、矿产（如各种矿石冶炼），因地制宜的发展“乡土”工业。这一方面就地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提高了这些劳动力收入的同时，又避免了“农民工”过多的涌入城市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部分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减少了有限耕地均摊的人口基数，也使留下来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可以支配更多的土地，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升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增加这部分农民的收入。2.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还要靠发展城市——走“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的渐进式城市化道路。走城市化道路是许多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总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城市化的模式或道路应该是多元的。选择走“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这样一条渐进式城市化道路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分阶段、多层次解决我国人地关系矛盾，缓解城乡二元对立，最终实现城乡一体的城市化过程。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小城镇和促进农村城镇化。小城镇是农民流向城市的驿站，它一方面有利于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增加就业岗位，消化过剩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发展小城镇可以有效的减少农村人口，扩大了农产品的需求，也使农业的规模效益提高，使农民致富有了更多的希望。3.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目前最核心的就要尽最大可能的减少传统农民，是他们成为新农民和市民——以“农民” 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包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体系中，“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中国农村也要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当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核心奋斗目标之一。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过去这两个轮子大多行驶在城市之间，新农村建设就是为弥补这一缺陷而加上的一个轮子。[潘锦云杨国才.新农村建设拖累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吗[J].经济学家，2007.4]而所谓新农村建设，一是新的农村建设（广义），即把新农村建设视为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村发展战略，即促进当今中国农村发展的新战略。二是建设新的农村（狭义），即通过各种建设性行动，来改变农村的现状，使农村的面目焕然一新。[陈天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模式及可能出现的误区——一种社会学的理解.新华网]新农村建设既是发展的路径，即能够引导农村不断向前发展的道路，又是改造与建设道路，即通过建设性力量的进入来改变农村现状，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目前，新农村在生活上向新的生活服务区、新社区转变，从生产上向专业化的经济小区转变，从新农村中涌现的农民，即新农民。在不久的将来，城乡的实际界限会逐渐淡化。小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乡土”工业使农民有了脱离土地的资本和机会，这有助于小城镇的建设；同时，另一部分农民有了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可能，集中起来的土地资源进行产业化、集约化生产，降低农产品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力，由此增加农民的致富机会，这有助于新农村的建设。新农村建设使得传统农民转变成为新型农民，提高了农民的各方面素质，为“乡土”工业输送更为高水平的劳动力，当这一批农民致富后又会向城镇转移，又有一批土地被转移到下一批农业人口手中，逐步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提高农业效率，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同时，城市化进程越顺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就越能得到贯彻，新农村建设在工业和城市的支持下也越能取得成效。提高了收入的农民会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极其广阔的市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也将在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得以改变。总之，发展“乡土”工业、渐进式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三者相互配合、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发挥能量，当实现农村和城市达到同等发达水平，两地的人口可以水平流动的时候，就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目标。当然，目前在发展“乡土”工业、渐进式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上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三个中国未来现代化的“突破口”也远不像文中所述的那般简单易行，本文只是试图提供一条线索，或努力的方向，更多的发展的细节还要回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把握和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