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文化的乡土社会之根

　　寻找中国文化的乡土社会之根寻找中国文化的乡土社会之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与历史学便开始出现合流的发展趋势。前者主要强调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学视野，后者则突出历史学研究中的人类学视野。而无论人类学或历史学，二者均有必要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形成多元开放的方法论自觉心态，以期更好地逼近研究对象的真实，开拓出新的探讨领域，扩大文化史认知的范围。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研究视野已不再局限于代表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在人类学与历史学交叉方法论的启迪下，最能体现百姓日常生活的小传统，也受到了学者的广泛重视，并积累了不少具有学术典范意义的新成果。　　小传统或乡民社会研究成果的日益增多，当然也与各地大量民间契约文书遗存的发现有关，而同时采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方法对相关材料加以认真解读，显然也配合了交叉研究的国际学术发展新趋势。易言之，采取新方法以研究新材料并获得新成果，不仅意味着传统中国社会将会因为新材料的发现而获得更加深入全面的分析与检讨，以国家为本位的固有史学叙事方法将逐渐获得有效的修正，而且象征着大批拥有新的研究范式的一流学术成果将会陆续问世，与立体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相应的中国史学将继续扩大或加深其认知范围和研究方法。故特以清水江文书为例，略陈管见如下。　　一、从小地方看大历史　　清水江文书是继徽州文书之后，新近受到重视的系统完整的民间契约文书宝藏。其数量之繁多，保存之完整，种类之齐全，价值之突出，堪称苗、侗、汉各族人民世代积累的文物瑰宝，民间档案二、民族地区的内地化转型　　清代雍正年间的开辟苗疆，乃是震动王朝国家朝野上下的一大国是问题。倘若借助整体的历史观来进行判断分析，显然不能局限于非常态的军事征剿一端轻下结论，而要着眼于政治统治、人口迁移、族群关系整合、经济结构变迁、礼俗风规调适、象征符号扩大等多方面的展开分析讨论，看到军事开辟作为苗疆再造整体历史进程极为重要的一环，实际只是中原与边疆或汉族地区与非汉族地区长期复杂互动的极端化做法，最终则不仅意味着当地发生了由非郡县制到郡县制的巨大国家化政治转型④，无论生界熟界都先后纳入了象征或实质意义上的标准化地方行政制度，原有的新疆很快就转化成了与中原地区差别不大的旧疆，同时也说明当地发生了从化外之地逐渐变为化内之地的内地化深刻变迁① ，无论经济生产或习俗秩序都杂入了越来越多的汉文化因子，从生苗到熟苗再到国家编户的身份转换已缩短了汉夷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一内地化的变化发展趋势，从国家边疆政治策略看，便是苗民渐可变而为汉，苗俗渐可化为淳，边末遐荒之地尽变为中原文物之邦[7]，故兴起文教，为抚绥边荒第一义[8]14。所谓圣朝教化之久，诸苗无异于民的大书深刻②，虽不免官方取向的自我夸饰，但也不能完全视为无谓虚语，说明国家尽管拥有必要的合理或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权力，但毕竟以仁政或教化等非暴力的社会秩序建构活动为长策。民非刑罚之所能胜，要在以教化堤防之[9]136，显然既是朝野上下多数人的共识，也是长久经营治理边地的经验总结。大体而言，开辟苗疆之前，苗人聚处一隅，同环千里。雍正、乾隆中开设六厅，即所称新疆者。六厅外境为熟苗，输租服役，稍类编岷；其居六厅深处不与租役者，则皆谓之生苗，盖均有虞时三苗之裔[10]81。所谓六厅深处不与租役者，即不隶版图，不奉约束的化外之民。自黎平府以西，都匀府以东，镇远府以南，皆生苗地广袤二、三千里，户口十余万[1]。可证生苗主要聚居于新疆六厅即八寨厅、丹江厅、清江厅、古州厅、台拱厅、都江厅汉化较晚的山区深处，熟苗则分布于新疆六厅之外汉化较早的平坝区域。而黎平、都匀、镇远等府作为汉文化较为集中的重镇，也发挥了由熟苗而生苗渐次辐射或传播儒家价值的作用。姑不论城乡或汉夷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别，即在苗、侗民族文化圈范围内，亦形成了二元性的社会结构特征，最终则随着汉文化的传播，逐渐缩小了相互之间的差异，朝着复合型的文化演变方向发展转化。　　生苗与熟苗的区别，当然与国家力量渗透或进入的早晚密不可分，是政治化的开发时间的早晚转换成了地理空间分布上的差序格局，可以从中寻绎出大量的国家与地方复杂互动的历史信息。也就是说，生苗与汉民属于差异极大的民族文化群体，熟苗则介于二者之间，显示出亦苗亦汉的族群文化特征，折射出两种文化因子互摄互融不断整合的有趣文化现象。因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将空间分布的差序格局转换成国家政治力量进入的时间落差关系，力求获取涉及政治与文化多方面内容的空间与时间相互诠释的可靠答案。但无论如何，苗疆的开辟仍启动了生界或生苗的内地化发展进程，体现了与王化进程同步的汉化变迁发展趋势。易言之，开辟苗疆既引发了民族关系格局的新变化，也刺激了各种政治文化力量的再组合。但整体看，当地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仍极为突出，由交流融合催生出来的文化已具备了明显的复合型特征③。尽管国家身份认同与华夏世胄身份的建构大体是同步的[11 ]，汉与夷的分际或边界越往后就越模糊，但最终仍出现了国家身份认同的一体与文化身份归宿的多元的有趣现象，多种族群和谐共处始终都是苗疆再造整体历史进程的主流。大量遗存的清水江文书清晰地告诉我们，苗疆治理固然首先是国家政治治理，但也离不开习惯法治理或宗族治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12]1338，虽是遥远的古训，但未必就没有在当地落实。与复合型的文化相对应，当地尚存在复合型的治理方法。而复线式的研究视域或叙事学取向，无论分析民间文书文本或观察地方社会实际，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自觉都显得极为重要，即在于它更能揭示苗疆社会变迁发展的历史实况。　　当然，从长时段的历史视域看，汉文化的大量移入、浸染、拓殖和扎根，无论如何都是区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①。如同当地除苗、侗两大世居民族外，尚有不少汉族常住人口，而汉族人口既有王朝国家组织的军事集团屯戍移民，也有不少民间自动迁徙的散居人口一样，清水江流域的内地化发展，固然得益于官方力量的积极推动，但更受惠于民间自动自发的交流，是苗、侗、汉多民族长期互动的必然结果，显示国家之外尚有广阔的社会空间的存在，突出了苗疆走廊（清水江水道）联结腹地中心与边远山区的地缘区位作用。而在汉苗长期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苗变为汉的现象固然十分普遍，即所谓教化日深，皆可渐为汉民生苗可化为熟苗，熟苗可化为良善而悉为衣冠礼仪、户口贡赋之区，此日之尧舜贤于唐虞远矣[13]卷1。但汉变为苗的现象亦时有发生：其地有汉民变苗者，大约多江楚之人，懋迁热习，渐结亲串，日久相沿，浸成异俗，清江南北岸皆有之，所称熟苗多半此类。[14]82反映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苗、侗民族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在主动改造汉文化，绝非只是汉文化输入的简单受容器或被动接受。所谓熟苗即有不少融入当地族群的苗化汉人。苗化的汉人介于生苗与汉民之间，恰好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契约文书的使用显然也以他们为早。但无论如何当地文化仍朝着复合型的主流方向发展，显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多种文化因子有机组合的性格特征。而从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区分看，乡民社会的文化固然不能不以小传统为主体，但大传统未必就没有输入的渠道及扩散的可能，尽管前者对后者过滤性、改塑性的俗化现象极为突出，但相互之间显然也是交流合作远大于对立冲突。无论大小传统或汉苗文化，都决不存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大量散存在各自然村寨的民间契约文书，本质上即是民族文化交流合作的产物。民间契约的签订者既是日常交往行为的主体，当然就是自身存在方式及与之相应的文化的主体。一切能长久绵延传承的文化都必须具有深厚的民众生活基础，民众心灵作为一种活的意识形态必然也会参与文化的创造活动，因而小传统对大传统积极主动的认可、接受和改塑，显然也是颇值得关注与深入探讨的重要历史文化现象。三、民间文书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从整体上看，族群与地缘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必然会反映到契约文书的书写内容上，出现文书书写形式的趋同或程式现象。只要稍加比较清水江文书与徽州文书，即可知道二者之间尽管存在差异，但所异仍不胜其所同，依然为同一类型的文字遗存，说明地域之间尽管呈现着不同的文化面相，难免会有差异很大的分层结构，但毕竟都归属于整体性的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整体结构内的地域形态文化。不同的地域形态当然可以相互比较观察，差异很大的分层结构也能够彼此对照诠释，目的则是以多元会通比观的方法更好地认知整体而全面的中国文化，以广阔的地域（族群）视野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结构性功能。任何孤立绝缘的研究方法都容易脱离历史的真实，必要的换域研究则能扩大我们的认知视野[15]，大小传统多层比观互照的方法必然能够丰富我们的认知内容。而迄今大量遗存的契约文书恰好是大小传统交流互动的结果，既在宏观上体现了国家权力管理的规约性意志，反映权力扩张或膨胀及其下移渠道的复杂多样，也在微观上表达了乡村民众的经济利益诉求，说明地方社会总是在多种力量的缠绕下向前发展，乃是复合性文化固化为文本形态的常见现象，不仅研究空间有可能沿清水江水道由西南扩展至中南、江南乃至更广阔的地区，即分析范畴也将涉及大小传统复杂结构不同层次的模型组合状况。 　　尤宜注意者，清水江文书及潜藏在文字背后的礼俗文化现象，足以让我们看到，不同的文化乃是在不同的环境中不断调适发展的结果，而至今仍可看到的各种习俗仪式则浓缩了地方民众的生活经验与内心信仰，显示了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相处之道。大家知道，传统中国制度体系主要以礼治为基础，而礼治的基础来源实有赖于地方习俗及与之相应的仪式活动，因而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现象，固然屡见于汉族乡民社会，但也不能忽视苗疆民族地区。而传世礼书所记载的一些重要古代礼制，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加以观察，反而有可能在诸如苗疆一类的民族地区的仪式活动中，发现其早期产生或遗存的踪影。换句话说，大传统由于自身过早的激烈变异或转化，不少已经难以复原的古代礼仪形态，却有可能在小传统中找到其原型，发现文化传播某些源头上的共同特征，看到文化表达的早期仪式形式，获得比较研究的长时段宏阔视域，分析复杂文化因子互渗互透变与不变的根本原因，寻绎多层文化结构调适变迁之后必有的常中之变与变中之常的具体运作节律。具见凭借上下远近多层互观的方法，立足于立体的复线的叙事学文本结构，广泛利用包括乡土清水江文书内含大量的地权运动和经济交往信息，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因为现实需要及相关利益的差异，遂通过协商、洽谈、交换和立契等方式，尽可能地满足或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当然便不能不涉及权利、责任、义务等多方面的问题。换句话说，清水江流域涵盖面极广的契约文书，乃是当事人相互协商妥协，最终以自愿、认可或同意为前提，共同达成的一种能够反映经济交往行为关系的契约文本，因而又是研究明清以迄民国社会经济史极为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如果从国内外学术界的整体研究动态进行分析，即不难发现，长期以来，由于受制于官方五、结语　　地方社会生活与族群的多样性，决定了整体性的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因而分地区展开深入扎实的研究，乃是把握整体性的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方法。而至今仍大量完好保留的清水江文书，则为区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条件，既显示了多民族互动融合的灿烂文化，也搭建了走向世界学术前沿的理想平台。稍微回顾固有学术发展史，即不难发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19]1987。如同甲骨的发现而有甲骨学，汉晋木简的发现而有竹简学，敦煌文书的发现而有敦煌学，徽州文书的发现而有徽州学一样，由于大量清水江文书的发现和整理出版，特别是随着人类学与历史学合流所引发的方法论自觉，以及学术队伍的扩大和新范式研究成果的增多，相信继已有长足发展且颇受世人瞩目的敦煌学、徽学之后，必将形成一门新的国际性地域学问清水江学[20]，出现敦煌学、徽学、清水江学三足鼎立竞相繁荣发展的学术新局面①。　　清水江文书的长期积累与公布出版，当然也为我们认知中国乡土社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严格地说，欲认知中国文化变迁发展的整体全貌，只关注大传统或只强调小传统都是偏颇的，都只能是得其一而未得其全。重视大传统而不遗弃小传统，关注小传统而不漠视大传统，前辈学人如王国维、胡适、鲁迅、陈垣、顾颉刚、余嘉锡、柳存仁都做出了极好的榜样，他们都树立了既能尽雅又能赏俗的历史典范[21]100-122。而以中国文化扎根的乡土社会为探索路径，透过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各种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