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理论”建构问题及其与《乡土中国》的关系

　　“中层理论”建构问题及其与《乡土中国》的关系　　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中，一个独特的鲜明现象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向来不缺少学术界关注的目光，尽管由于研究框架和侧重点的不同，其所关注的方向会有所差异。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多会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变迁背景下关注乡土中国的社会转型或改良，研究的思考模式多属于传统-现代分析框架或城市与乡村二元模式，一般也多着墨于《乡土中国》的子概念[1];或是由学者个人研究兴趣来探讨《乡土中国》发生的本土化历史背景、概念建构方法和理论再诠释，以及研究扩展至费孝通的人生学术史等，这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充实，限于文章主题不予详述。本文通过对两篇涉及《乡土中国》的文章和当前文献研究比照发现，目前中国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问题及其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之间的关系，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再探讨的学术空间，笔者受到启发并由此对相关问题进行阐发。　　一、引子：两篇涉《乡土中国》文章的认识差异　　费孝通一生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道路和认识中国全局社会，任何从事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学者，都是难以绕过费孝通的。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创作的《乡土中国》，构成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基础性视角（之一）.但是，对其内容或方法，当代许多质疑与批评固然有可取之处，各种修正和发展其实也存在争论颇多。其中，令人偶感意外以及诧异之处的是，笔者在中国知X数据库以社会学、费孝通和中层理论为主题或关键词，以及其他方式仔细比照分析，能找到有价值的文献非常之少①，且发现其中两篇文章在对《乡土中国》与中层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和差异，这给了笔者非常有意义的启发，促使笔者再思考中国社会学的中层理论建构意义，以及《乡土中国》文本的重新认识问题。　　其一，童潇的《论费孝通中层理论的建构努力及其当下意义》[2]在许多涉及《乡土中国》的研究文献中，非常独到地提到了《乡土中国》与社会学的中层理论建构的关系。该文认为，《乡土中国》在学术史上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国农村社区进行全景素描，而且在于提供了有关农村基层社区研究的社区含义-人际关系-礼制秩序-权力结构理论框架，它们依次分别是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礼治-长老统治',从而形成了中国农村社会学自己的中层理论.总体而言，该文陈述相对比较简单。 　　其二，桂华、贺雪峰的《再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构建》[3]（下简称《区域差异》）认为，农村区域差异是基于中国农村经验事实的中层理论建构，对于推进中国农村研究和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意义重大。《区域差异》文中，桂华、贺雪峰首先回顾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学术团队（下简称中心）农村区域差异视角提出的学术史和田野经验史，他们大致经历了村庄社会结构-村庄社会关联（分裂型、团结型、分散型）-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视角（家庭核心、宗族和户族）再到农村区域差异（南、中，北）视角的学术演进。紧接着，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研究为参照，他们顺势提出了农村研究领域的中层理论建构问题：认为费《江村经济》过于地方性和具体化，相对于整体中国农村，江村的经验具有偶然性、片面性，与其他地区农村中的经验事实存在差异和矛盾（对此笔者也赞同）;而《乡土中国》的不足，主要为不是经验性认识,过于抽象.农村研究中大致有两类表述中国农村社会的方式：一是抽象的总体概括方式二是具体的细致描述方式《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恰恰为上述两种表述方式的代表作与《江村经济》相比，由报刊文章汇编而成的《乡土中国》算不上逻辑严密的学术着作，《乡土中国》基于的感悟和体会，相关概念和命题皆不具备严格的逻辑推理和经验验证高度抽象概括的《乡土中国》对于农村社会学研究却是不够的。我们曾经在《乡村社会关键词》自序中批评其将庞大复杂的中国农村当作一个整体，作为一种理想型。这种理想型显然远离中国的现实，既无时间概念，又无空间概念.对于《乡土中国》，乡土中国能够作为一种与现代社会相对的理想类型之所以以这种方式进行理论建构，是因为它不是一本经验研究着作，更类似于用社会学语言表述的文化比较研究着作。乡土社会相对于具体时空中的中国农村也过于抽象，不属于关于中国农村的经验性认识。[3]　　诚然，说《乡土中国》不是经验性着作，某种意义上是不恰当的。它是孤立地看待《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倘若单纯地看《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确实是随笔性质的杂感，不具备严格的逻辑推理，不是一本纯粹的经验性学术着作，很多概念如差序格局是从文学修辞手法中开始，又在形象化的比喻中结束，会让读者产生云里雾里的错觉①。但是，如果我们以另外一种历史性的视角（或更宽容的学术态度）,即会看到费孝通写作《乡土中国》的着述时代背景，特别是费孝通的人生学术历程，我们显然还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共识：《乡土中国》（初版于1947年）是费孝通在早期本科论文 《亲迎婚俗之研究》、《花篮瑶社会组织》（1935）、《江村经济》（1939）以及《云南三村》（1943）田野调研的经验性基础上分析思考创作的，尽管自言为仅是大胆朴素的不成熟的想法和一段尝试的记录,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质的.[4]1-3费孝通晚年自述，1930年他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他的老师吴文藻正在倡导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不同于早期社会调查方式的社会学研究方式即社区研究,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就跟着吴文藻老师。吴文藻老师指出了这条路子。可是他自己没有下去调查。我们这批年轻人不管怎么样就下去调查了，看中国农民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方法就是五四运动开始的，即empiricism（经验主义）,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获取知识。[5]　　并且，从实求知行行重行行伴随着费孝通一生。　　追溯学术史，20世纪40年代末期费孝通迎来了个人学术生命的高峰，《乡土中国》便是这一高峰阶段的结晶之一，《生育制度》则是另外一本。费孝通自陈，他第一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包括他和前妻王同惠女士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在家乡太湖东南岸吴江市开弦弓村及其抗战归国后云南禄村的调查；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乡土中国》是继《生育制度》基础上，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第二次尝试，试图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费孝通坦言，我在这两期的研究工作中虽则各有偏重，但在性质上是联贯的。[4]96-97《乡土中国》后记中费孝通还说其分析建立在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个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对早期进行的江村禄村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具体社区研究之后，试图对它们进行社区研究的第二步比较研究工作，希望发现社会结构的原则，提炼出背后的文化格式[4]101.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在经验性基础上的思维抽象和理论提炼，是对经验研究的一次尝试建构中层理论的努力。确实，以14篇散文式的学术随笔组成，由费孝通敏锐的学术思维与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描绘的一幅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乡土中国图景或乡土社会的泼墨似画面，存在许多局限如过于抽象没有时空观念没有严格论证.但是《乡土中国》里提炼的许多概念命题，仍然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层理论意蕴，它却长期受到学术界关注的遮蔽（下文将进一步论述）.　　二、《乡土中国》文本的中层理论关心　　20世纪中期罗伯特K默顿提出的 中层理论,对社会学学科产生了广泛影响力。默顿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学理论偏好宏大叙事的帕森斯倾向，提倡在一般性的社会理论体系和具体的实践研究之间建构出一些直接与具体领域和实际问题相关的中观层次的理论体系。默顿认为：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起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中层理论原则上应用于社会学中对经验研究的指导，中层理论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　　[6]50-51默顿建议发展中层理论,并非主张不去发展综合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而是认为社会学要达此阶段，必须重视现阶段学科研究的历史阶段性和知识发展的积累性。并且，如果发展中层理论,我们可以进行概念操作化具体假设，并验之于经验事实，这是较之宏大叙事的优势；同时，中层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的抽象化又可超越破碎的经验资料，弥补田野素材和琐碎事件叙述的不足，将来还有可能被整合进一般性理论体系之中。　　费孝通与默顿同代并同龄（两人均生于1910年）,应该说童潇分析认为的，费孝通《乡土中国》所发明的概念体系正符合默顿所谓的中层理论,是有某种恰当性的。因为这套概念体系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它只涉及了有限的社会现象，可以构成相关命题的观察资料，以验证于经验研究。但是它比对单纯的观察概括和散文叙事又高一层次，因为不仅提供了相关的概念体系，还可以由此发现许多具体研究假设。　　《乡土中国》序言中有一段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字，不得不引：《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概念的形成得不断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　　它所抽象出的主要概念工具（IdealType）经整理见下表1[7].此外，《乡土中国》还提出许多有关具体化命题，如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里是从熟悉得到信任，其中关键点是亲密；中国社会乡土性的根基发生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男女有别；乡土社会地缘是依附于血缘的，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随着社会变革加快，长老统治日益瓦解，名实逐渐分离等等，这些提供了一套分析当时以及当下中国基层农村社会变革的具体化概念命题和可以经验验证的观察视角。　　由此，在学理上《乡土中国》提出的系列概念分析工具（IdealType）如差序格局熟人社会,都成了其他研究者进行进一步农村研究的切入口。IdealType,一方面可以指涉为一种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概念工具或理想类型，也可以视作一种默顿意义上的中层理论,因为本质上中层理论亦即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分析框架工具，或可以接受经验性检验的理论命题陈述。事实上，默顿的中层理论思想也是在继承韦伯的理想类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层理论对韦伯思想的发挥后，主要有如下特征：一是由有限的现实经验所组成，通过逻辑推导，可以产生能接受经验调查验证的具体假设；二是它向上可以发展成为更广泛性的理论体系，向下可以超越纯粹的描述和经验概括，是沟通宏观视角和微观处境的桥梁，能胜任对具体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的抽象能力；三是它具有自我反思的认识特性，中层取向涉及对无知的思考，并没有自命通晓一切事物，还公开承认为了积累更多的知识许多方面还有待研究。[8]共2页:12　　可见，《乡土中国》不是哲学神思冥想的抽象思辨，更不是随意拉家常的文学田野故事会或是支离琐碎的旅行家趣闻轶事杂感偶感，而是于大量经验性反思基础上拓展的一套观察中国前现代社会时期乡土社会的中层理论或概念分析工具，费孝通给这套系列概念体系套了个更广泛意义的大框架，取名乡土中国①。从而使社会学中国化时期，中国的社区学派有关社区的研究超越一个个经典材料，第一次实现了系统性的理论提升和经验性整合，尽管当时受历史条件制约存在许多局限②.《乡土中国》在中国研究中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至少也证明费孝通的这种尝试是初步成功的。　　进一步讨论，以费孝通《乡土中国》为例，我们显然还可以发现一些从经验现象中提炼概念即抽象事实建构中层理论的较为普遍的共识。第一，一般而言，抽象事实概念建构的抽象程度越低、越具体，其描述的社会范围和适用空间就越小； 反之，越大。第二，抽象事实概念建构中层理论，是将研究对象的一些有关成分凸出呈现而加以提炼的某种概念建构方法，并不试图概括现实事物的所有特征，只是为了研究的目的侧重凸显事物的一组或某种特征。形象地说，就如同漫画家的漫画一样，是一种仍然认得出来的夸张的修辞。所以，《乡土中国》中我们见到费孝通不断地对其概念的适用性进行澄清，譬如差序格局是作为与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相比较而提出的，但费孝通同时澄清西方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也是同样存在的，这只是比较上的一个区分或偏重,概念上可以分得清，事实上常常是互相并存的,它也并不排斥其他的社会体系在中国基层社会的作用[4]41.第三，抽象事实构建中层理论，这种方法并不是作为研究目标，而是作为手段来考虑的。　　目的是让研究者借此对现实做出衡量，就价值层面是客观中立性质的。　　结合当前中国研究成果，这其中更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是，运用比较研究策略来进一步发展中层理论。它至少有三层益处。一是通过比较发现新材料和证据，研究者可以对先前的解释提出质疑，重新解释资料或挑战旧的因果关系。如当代中国农村研究中，针对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当前的文化与现实情境，许多学者运用比较研究构建出新的中层理论概念工具，如半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工具性差序格局、圈层结构等，大大拓展了我们对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学理性认识。二是比较研究构建中层理论能有效揭示社会现象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我们可以从表1《乡土中国》关于中西社会处境的跨文化比较分析看出。三是比较研究通过检视不同的历史事件以及文化情境，能够引发新问题并且激发出理论建构的新方法。在传统中国农村研究中，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代表的研究以村落为中心，运用比较研究的视野许多学者提出了超越村庄范式的研究实践，如施坚雅提出的基层集市为市场中心的分析模型、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X络,以及从宗族维度研究的弗里德曼范式。　　三、中层理论关怀的拓展讨论　　20世纪中叶，当帕森斯致力于统一的大理论时，默顿的中层理论关怀主张社会学理论要有所发展，第一步是要先建立具体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以可以接受经验验证的假设为基础的。接下来才可能发展综合性的概念体系，而不能操之过急。社会学只有（但不是唯一）注重发展中层理论，它才会前进；而如果一味地提出综合性的社会学体系，则只会停滞不前。　　[6]63默顿鲜明地提倡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研究策略和中层取向关怀，主要是希望以此应用于对经验研究的指导，抗拒传统社会学中的体系癖取向，将理论的发展更多植根于经验研究的发现；同时，警惕社会学家不要过度依赖经验研究导致资料运用的碎片化，强调必须使中层理论的应用尽可能与对整体的社会结构的解释发生联系。但是，中层的边界始终还是一个模糊的领域，中层理论的西方属性与中国学研究的结合还需要重新反思，特别是与本土化进程中中国研究词与物的关系更需重新检视。　　（一）中层理论的研究关怀 　　当前构建学科本土化时期，恰当地追求中层理论关怀，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研究策略，这将有利于学术研究在以下三个层面的推进。　　第一，运用中层理论研究策略可以成为打通微观研究与宏观视角的中介。因为，发展中层理论既非聚焦于田野作业中目不暇接的微观具体化观察概括，也不是寻求一个包罗一切、万能的什么素材都可以往筐子里堆积的大理论或宏大叙事，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这样既可以避免宏大叙事遮蔽了特定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又可以弥补于特定事件和村落故事的深描之后缺乏整体性关照的不足。农村研究中，我们应该尤其注意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有时候很有用，很受人欢迎，却常常不能用于解释具体问题。比方说三农问题中，发展主义视角中社会转型论，每一句话都可能是对的，未来是光明的，前景是广阔的，是一种大理论，但具体到现实问题特别是怎么办如何办时往往华而不实，隔靴搔痒，捉襟见肘。它的逻辑演绎都可能是对的，甚至无懈可击，但就是没法用，或是说了和没说，意思差不多。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的是，中层理论不能放弃一般抽象的功能，以区别于一些直观感受、简单的经验分析和现象罗列归纳，后者常过于地域化。　　第二，运用中层理论研究策略可以有效缓解经验调查与理论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前中国农村研究中经验研究确实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根本性的，吴毅称当前学界应该再有一个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贺雪峰则自称其学术作品带着强烈经验情绪[9].但是，在高度重视经验研究的同时，过密化的经验研究则失之偏颇。所谓经验研究的过密化，并非是经验研究在数量上的过快增长，而是经验研究只停留在直觉经验层面，重复性的简单考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描述不见解释;并且，问题导向的许多经验调查，给人的印象是在平铺直叙地方性风尚故事，或躺在椅子上具有小资情怀的采风式调研，对这些故事和现象背后承载的理论思索则较少触及，对农村社会学理论体系贡献甚微[10].诚然，理论和经验二者是决不可分离的，但理论和经验二者永远存在一定的张力地带。贺雪峰的饱和经验法就主张其既是一种理论认识，又是一种调查操作技术[9].贺雪峰在评《黄河边的中国》时也明确提出过理论与经验之间关系的中观理论问题，他认为中观理论强调对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核心是通过调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形成关于经验的内在机制、规律的假设，并验之以经验[11]441.桂华主张，以经验研究立场进行中国农村研究，必须要对各种现象进行分类、概括、提炼、分析、总结、归纳，把握其一般规律，从而获得关于中国农村的经验性认识；这种经验性认识即默顿语义的 中层理论,以此实现知识的不断积累[12].　　第三，运用中层理论研究策略可以调和地方性研究和全域性知识之间的张力。诚如《区域差异》指出，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等许多国民性研究的作品，以及西方人类学研究如明恩博的《中国乡村生活》《中国人的气质》等，多在采风式调研或者通过间接阅读基础上通过跨文化与历史作比较研究，过于抽象统一和理论思辨色彩。而《江村经济》等深描的地方志则过于片面和单薄，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片面性，在关于中国农村的经验性认识层面上陷入了特殊性与一般性的矛盾。在这个议题上，费孝通提出了自己的回答方式，那就是通过村庄-类型学-区域社会的行行重行行方式来克服这一矛盾。其他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解决策略，如王铭铭的小地方、大社会策略、麦克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法、谭同学的区域比较视野下深度个案以及贺雪峰的个案扩展与区域比较等[13].这里我们姑且撇开这些社区研究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方法论争论，换一个角度考虑，发现恰当地使用中层理论关怀无疑也为解决这种有形村落和无形中国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门道。因为经验研究毕竟是有限度的，通常得到的是一种小视角的知识，但在经验基础上关怀中层理论建构，无疑会超越狭隘的地方性知识。此外，中层理论还能不断因为经验更新和碰撞而催发理论发展的动力，这有利于缓解知识的有效性和它的可更新性、开放性之间的张力。　　（二）中层理论建构的局限性与中国农村研究的开放性　　《区域差异》一文把农村区域差异作为一个中层理论与其他理论对话，包括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理论、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以及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区域观，并以农村区域差异视角对中国农村的人情圈子、面子、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社会现象予以重新检视，鲜明显示了农村区域差异作为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对于解释、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有效性和优越性[3].这也从侧面上论证了发展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即中层理论，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可以指导经验研究以及被经验验证，并能参与学术对话，被不断扩充和修正；同时，也暗示中层理论具有知识的可积累性，和理论命题的相对准确特征，它不排斥其他研究所包含的有价值的材料和理论资源。诚然，在中国农村研究中构建、发展中层理论，前景非常广阔。仅以中心为例，华中村治学者在费孝通乡土中国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许多中层理论，进而提升了中国农村社会认识的深化。　　譬如，在费孝通差序格局基础上发展的散射格局圈层结构工具性圈层结构,以及在费孝通熟人社会基础上发展的 半熟人社会（贺雪峰，2003、2013）,无主体熟人社会（吴重庆，2002、2011）等等[1].这些中层理论建构和学术对话，不仅扩展了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认识，而且提升了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水平。　　欣喜之余，我们还应予以必要的反思，中国农村研究中构建中层理论的可能局限性。正如《区域差异》指出，费孝通差序格局的不足是时空观念很模糊，如果以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与差序格局相比，南方团结型、北方分裂型和中部分散型三种类型更加具体化，既符合每个地区农村社会关系和结构的特征，也比照出了区域差异性[3].换言之，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元理论命题的假设存在这样的嫌疑，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乡土社会是铁板一块的、高度一致性的，乡土社会是地方性的，人际关系结构是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模式。这种元理论假设确实是有局限的，时间和空间很模糊。何况中国前现代社会中，乡土性或差序性均仅是诸多面向之一，其他，还有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性、庙堂性、商品性、官僚制和江湖社会性等[14].那么，我们再以元理论假设的面向，检视农村区域差异这一中层理论，发现它仍然也可能有局限性，因为实质上它把整个中国这个大蛋糕切成了三块同质性的小蛋糕。在理论建构上，它预先假定或经验性认定了受自然生态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和中部地区内部均具有惊人的同质性而区域之间具有显着差异性.显然，从经验性上，我们确实可以找到许多社会现象来吻合这个理论命题，但是，也仍然可以找出很多不符合这个理论命题的经验素材。譬如，同样是华北地区，黄宗智从经验上就认为是村庄而非集市构成基层社会基本单元，而在施坚雅眼里则是集市，当然这不仅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还涉及多种其他因素包括学者的个人研究旨趣、分析视角等。在此意义上，我们自然也可以再深化一步，任何中层理论建构除了在元理论假设上需要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同时，面对日益错综复杂多样化、充满偶然性和变数的中国广大非均衡发展的农村社会，中层理论对它的适用性和外推范围，也必须时刻拥有小心谨慎的姿态，切莫贪大。　　总之，关注中层理论的发展，有利于推进中国研究如费孝通所言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学术生态。中国广大非均衡地区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本身多具有差异性、地域性、复杂性、不平衡性，这也为越来越多的中层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现实土壤，因此，加强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势在必行。在此意义上，中国农村研究期待出现更多费孝通式的人物，而非帕森斯式的人物[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