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鉴赏-作文

《师说》鉴赏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这大致是可信的。　　这年韩愈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　　但他早已有名。　　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　　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　　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　　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　　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　　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　　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 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　　《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　　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　　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　　后来逃难到徐州（），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　　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　　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　　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　　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　　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　　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 一致的。　　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　　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　　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　　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　　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　　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　　《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　　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　　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 　　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接着（第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　　一般的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　　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　　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　　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　　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　　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　　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　　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　　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　　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　　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　　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　　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　　愈以是得狂名。　　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贞元十九年（），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　　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　　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　　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　　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　　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　　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