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

　　简谈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导读：如何写好一篇乡村和乡土方面的论文。希望本篇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的论文范文会对你的写作构思有所启发以助大学生们轻松完成写作任务。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是什？这个问题以说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对乡村的微型社会学研究，还是宏观实证调查研究，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这个问题以此重要，一者是认识论规律使然，我们认识事物的根本目的是要透过种样的现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二者是学科传统使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的研究实践中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为农村社会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永恒而又变迁的议题，永恒是指这个问题需要永远留农村社会学研究者的心中，变迁是指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研究者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思考和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本文旨结合乡土中国的理论传统从乡村社会转型的过程和经验事实中提炼出后乡土中国概念，以此来理解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探讨其面临的基本问题及解决出路.一、何为后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基础上提炼出的一个理想型概念.乡土中国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个方面.费孝通构建的乡土中国理论，实际是为了回答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这一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此，乡土中国即指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确切地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那，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乡村为何是乡土社会呢？或者说，乡土性究竟具有什样的内涵呢？费孝通赋予乡土性质三个主要维度：一是社会主体的非流动性，二是社会空间的地方性，三是社会关系的熟悉性.由于乡土社会的主体农要靠种地谋生，他们与泥土分不开，依赖于土地，时又受制于土地，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土地上的.以，乡村里的人基本是不流动的.而且，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往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 事实上，乡土社会的非流动性反映的客观现实是农民的农耕生计模式，以及与这一生计模式相联系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形态.依赖土地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难以摆脱土地空间的束缚，只能世代定居，一代代繁衍下去，很少有变动.乡土社会空间的地方性是相对于乡土社区的基本单位为村落而言的，即农民聚村而居的现象和事实.一方面，乡土社会的地方性反映农民的活动范围受到生活空间的限制，即农民的种活动主要限制于村落中另一方面，地方性还表现为生活空间的限制而产生较为孤立和隔膜的社会交往圈子，亦即以村落为边界的社会圈子.果说农民依赖土地而进行的农业生产代表的是乡土社会的土的性质，那，农民生于斯、死于斯的村落空间，则集中体现出乡土社会的乡的性质，为这里是他们的家乡，这里的生活乡里乡亲.从社会关系性质来看，乡土社会是熟悉的社会或熟人社会，这与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呈现本质的差异，城市里的人与人间即便相互认识，也不一定相互熟悉对方的底细，而乡土社会里，人和人间都是相互知根知底的，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发生的亲密的感觉.相互熟悉的基础上，乡土社会的信任关系得以形成. 乡土社会熟悉性的、信任的社会关系，反映出乡村社会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规矩的内生性，即乡土秩序赖以形成的规则基础是村落内自然形成的，村里人熟悉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明白该做什、不该做什，这也是礼俗规则.乡村秩序主要靠礼俗规则维持，村民与外法律规则相距遥远不熟悉，更谈不上依法理规则行事.二是规矩的习得性，即村民遵守礼俗规矩，不是靠专门的机构来灌输和施教，而是亲密交往中经常性学习获得遵守的.既然乡土中国理论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经验现实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用以解释当时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问题，经验现实非静止的，而是与时俱进的.那，当下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呢？果说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经变化，那又属于什性质的社会呢？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的中国乡村社会，不能独善其身，性质保持不变.今，乡村社会的乡土本色逐渐淡去，后乡土性色彩越来越明显，后乡土中国经来临.也是说，当前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后乡土性的.从历史变迁的经验事实看，从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社会经经历了4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即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首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由领导、农村推进的土地革命到1952年年底除个别地区外基本完成.农村土地革命不仅彻底打破了农村以往的土地占有格局，而且伴随着土地有制性质发生的变化，乡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社会的土的性质无疑也发生了变化.管农民依赖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未改变，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显然不从前. 其次，从1949年开始到1956年基本结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目标是要把个体农业生产改造为合作化的集体农业，也是模仿苏联的农业模式.到1956年年底，全国96。3％的农户进入合作社，其中87。8％的农户迈进高级合作社.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向了巅峰状态.经过人民公社化改造的乡村社会，不仅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从个体农户经营走向了集体经营，而且也使乡村社会空间的地方性发生转变，乡镇变为人民公社，村落变为生产队，村民变为社员，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还意味着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性质发生了改变.生活村落里的社员的活动经不仅受制于村落，而且还受国家计划和集体的制约.以，村落从地方性走向了公共性和政治性，政治活动广泛地嵌入到村落社会活动中. 最后，发端于安徽省凤阳县岗村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普遍推进，农业生产告别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体制，回归到个体农户自主经营体制.农村家庭承包责任改革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体制，而且对农村社会内部的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集体经济中的平均主义关系和结构随着土地承包和个体农户的独立经营而发生了重大转型.而且，经营体制的改革也拓展到乡村社会生活领域，乡村社会生活的政治性逐渐褪色.管农村改革后的农业生产回归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但这个家庭经营不再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农生产，而是既有传统性又有计划性的家庭农业，为农业生产依然是集体土地有制和农产品统购统销框架下进行的.还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东南沿海地区乡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村社会出现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新趋势.由此见，一些地区的乡村社会，农业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经济活动，乡村演变为亦工亦农的社会空间.既然中国乡村社会经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的变迁过程，费孝通概括的乡土性内涵都一定意义上发生了变化，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以用什理论来加以概括和解释呢？从社会转型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来看，中国乡村社会经具有后乡土性，后乡土中国是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概括和解释.那，为何要用后乡土中国理论来解释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乡村社会的性质为何是后乡土性的？后乡土中国是基于乡土中国理论和中国乡村转型与发展经验而提炼的一个理想型概念，后的含义类似于美国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丹尼· 贝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中后的指，即指一种类型的社会经过变迁和发展后处的阶段性质.后工业社会非指工业的终结，而是指工业发展后社会将以服务业为主.以，后乡土中国不是说乡土的完全终结，而是指乡土性特征部分维续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结构发生的转型.有学者用新乡土中国来描绘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形态，笔者这里不用新字而用后字，主要有这样一些理由：一是新乡土中国只是一种描述和提法，没有对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加以发展，尤其是把乡土本色与新乡土相提论，存着逻辑悖论二是新字有着替代的含义，而与社会变迁与发展过程的意思不太吻合三是新与旧相对立，将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经验概括为新的，难免有价值倾向和政治性意义.作为一种理论解释，后乡土中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将当前乡村社会理解为后乡土性社会：第一，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的存和维续，使得乡村社会保留着部分乡土性特征，而没有彻底转型为城镇化的社会.目前，农村地区的广泛存，而且他们与城镇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客观现实表明了乡村社会的乡土性特征依然存，只不过是部分地保留和延续着.为乡村只有部分人口从事农业、部分时间生活村落、部分熟人规则演变为交易规则. 第二，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果说封闭性、不流动是乡土社会的最突出特征，那，流动性则是后乡土社会的典型表征.流动性的意义不仅仅是乡－城间的空间位移，而且还包含职业、社会地位的流动性，以及乡村社会空间的变动性.流动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很多问题都是与流动密切相关的，而流动是理解后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时也是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现象.第三，乡村结构的分化和多样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正分化.无论区域层次，还是村落、家庭和个体层次上，乡村社会的发展水平、职业结构及阶层结构都有了较大的分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例，村落层次上，有些村落成为工业化的村落，有的成为城中村，有的土地整理中变成了合的新村，有的则成了空巢村，有些村城市扩张中彻底消失.职业结构方面，乡村居民非清一色地从事着农业，大量外出打工者多种行业从事着非农业活动.第四，从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角度看，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伴随着国家农村建设的推进和深化，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越来越多地进入乡村社会，使得乡土社会空间的地方性逐渐弱化，而公共性则越来越强.也是说，今的乡村为越来越多的公共力量和公共活动提供了空间，乡村是村民自活动的空间了.后乡土中国是乡土中国变迁和转型后的一种状态，两者处于历史发展的果链上，而不是彼此对立的两个社会类型.二、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虽是一部经典村庄民族志，但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不会仅仅停留对微型单位的全面描述上，而是要微观考察基础上，揭示一些具有普遍性或共性的问题.费孝通对江村的微型社会学研究，真正的目的于揭示和探讨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他的研究最后总结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那，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又是什呢？谓基本问题，这里主要指最严重、最普遍的问题，而且常常是具有根源性、结构性的问题，即其他诸多问题的产生与有一定联系的问题.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一直是学者、农村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活动家们热衷探讨的问题，为人们总想许许多多问题头绪里找到关键的问题，以便有针对性地、重点地加以解决，这样会有助于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有着多种不的理解和观点.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贫、弱、私的问题，实际是农村教育、贫困、医疗卫生和社会治理等问题.四个问题中，平民的教育问题是最关键的，由于农民普遍缺少教育，以他们缺乏致富、健康和组织起来的知识.此，晏阳初倡导的乡村建设，是要通过创办平民学校来促进平民的教育，培养平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他河北定县开办的乡村建设学院及开展的活动，是其推进全国性平民教育和社会改进运动的重要实验点.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农家庭和乡村发展的社会史考察基础上，借鉴格兹对印度尼西亚农业面临的内卷化困局的总结，提出中国农及乡村发展面临的和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乡村过密化问题.谓过密化或内卷化，简单地说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农业产量增长了，但人均收入水平则呈现递减趋势.过密化问题反映的主要是乡村人口增长与有限用资源间的矛盾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人地矛盾问题.黄宗智认为：长江三角洲乡村的真正重要的问题过去不是、现也不是于市场化家庭农业或计划下的集体农业，不是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于过密化还是发展.目前，对三农问题关注和研究虽然很多，但是三农问题似乎仍是一个泛泛的概念，而对究竟什是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问题或真问题，有的研究则较少涉及.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锦清意识到了要找出三农研究真问题的重要性，简要提出了当前农村亟需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基层行政建制的优化问题，二是流动人口城市社会的融入问题.这一观点与 农村工作领导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当前农村发展形势的宏观分析较为一致，他提出：当前农业、农村面临的带有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有三个：一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求问题，二是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制度问题，三是现代化过程中农民转为市民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和深刻地理解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需要注意两个原则问题：一是把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与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二是把基本问题与时代的基本性质紧密联系起来.探究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主要目的是进行一种理论概括的尝试，而不是罗列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当然，对基本问题的理论概括，离不开从现实经乡村和乡土论文范文模板验中的提炼和总结，与此时，对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的把握，也将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实践有帮助.基本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时代性质和特征.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与乡村社会的后乡土性密切相关.此，准确把握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必须紧密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大趋势.后乡土中国处的时代背景与乡土中国有着本质的差别，此，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不再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了.管一些农村地区依然存着贫困问题，但农民的温饱问题目前基本上能够得到基本保障，为社会保障体系也经覆盖了广大的农村地区.至于农村贫困问题，以说是基本问题的表现形式一、为产生贫困的根源则于基本问题. 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自然是人的问题，即乡村社会主体面临的问题.农民的增收问题一直倍受关注，这一问题似乎与乡村的过密化问题有相似或联系处.乡村过密化问题论突出了乡村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而乡村资源是刚性的、有限的，那，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只能通过减少乡村人口的途径.但是，我们要问：是不是乡村人口减少了，必然带来农民边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呢？很显然，农民的收入水平绝不是由简单的人口与资源间关系决定的，而也不会简单地改变人口策略能解决收入增长问题.由此看来，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也不是简简单单的过密化问题.而且，有学者经发现乡村正走向过疏化，意味着过密化不是真正的问题.后乡土中国处的时代特征和性质是社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此，基本问题是与时代背景及其基本性质分不开的.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后乡土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简单地说，是现代市场社会，何保障农民有事做，有满意的收入？从本质上看，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发展问题或出路问题.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经越来越密切，以，农民将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何市场上获得发展机会.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归根到底也是政府何帮助农民市场上争取公平的机会，为乡村后税费时代，政府与农民间的索取与给予的关系经不复存.农民获得公平市场机会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充分的从业机会，二是理想的收入机会.当前乡村社会，果仅仅依靠农民的一亩三分地，显然难以满足农民获得充分从业机会的要求，也无法实现农民获得满意的收入的愿望. 现代化与市场化社会，农民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农，而是越来越需要面对市场.然而，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农民应对市场方面，无疑处于相对劣势状态，为市场制度的规则与乡村社会的传统和现实都有着较大的背离.按照市场规则，拥有更多人力资本、资金、技术和信息的人，会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包括业和收入而劳动的回报和价值则越来越处于劣势地位.很显然，市场制度的这些核心规则是不利于乡村居民的发展的.以，某种意义上说，后乡土中国的种种问题不程度上与农民获得公平市场机会问题有关联，例，农民的增收问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农村土地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反映的实质是农民的市场地位问题.简单地说，是农民不能得到公平的市场机会.作为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农民市场机会获得问题不是单方面素构成的，理解问题的成，不宜仅从某个孤立的角度.影响农民获得公平市场机会的素，不仅有市场规则方面的问题，也有政府与制度方面的原，还有来自农民及乡村社会文化方面的素.以，这一基本问题是复杂的、结构性的问题. 首先，市场的效率原则决定着市场行为和市场选择优先考虑的是自我效益的最大化，而非公平发展.市场更多地是给有竞争优势者提供发展机会，而非提供公平发展机会.此，管市场的推进对促进乡村发最新乡村学术论文写作技巧分享2665367展来说具有着积极的作用，甚至以说是不或缺的动力机制.但是对那些没有竞争优势的乡村地区和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来说，获得市场投入和公平发展机会也相对较少.也是说，越是贫困偏远地区、越是贫穷的农民，市场越不会顾及.由此也形成了乡村社会获得公平发展方面的市场失灵.其次，市场社会，政府需要发挥维护公平发展的作用.但是，政府要实现维护社会公平的目标，还必须建立有效率的发展的基础上.以，对于政府来说，样需要辩证地处理公平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后乡土中国的农民能否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能与政府的三个方面问题相关：一是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取向问题，二是底线型公平策略，三是有效激励和制约机制不足.发展偏重的政策本篇简谈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论文范文综合参考评定下度:最新选题和制度取向有能导致对乡村公平发展的忽视，为政府过于注重发展效率的时候，自然会倾向于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而非贫穷的乡村社会.无论政府投资，还是引导市场投资方面，都会有体现，农村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是集中反映.较多市场社会，政府通常推行底线型公平策略，即政府只求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需求，或底线型需求.然而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不局限于底线型利益需求问题，广大农民样有着增长型或发展型的需求.广大农民要市场大潮中获得公平发展机会，一方面，需要市场的让度，另一方面，需要农民的进取.而要促进市场让度和农民进取的结合，政府必须提供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由此看来，促进更广大的农民获得公平市场机会方面，也会存政府失灵的情况.三、后乡土中国的出路关于解决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上，费孝通强调：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那，解决后乡土中国基本问题的出路哪里呢？是乡村工业化或城镇化还是新农村建设，抑或其他路径？当前及未来中国乡村社会的问题显然经不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托尼·塞奇比喻那样：农民长久地站齐脖子深的湍急的水流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会陷入灭顶灾.此，乡村问题的出路经不再是仅仅提供安全保障，而是需要有公平的发展机会. 鉴于后乡土中国基本问题的成非市场、政府、社区单一机制的失灵，此，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也不会是简单一条路径.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的部分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起来，从而为这些地区的乡村劳动力找到了较为理想的市场机会.然而，乡村工业化不是解决乡村社会基本问题的普适性出路.更多的农村地区，不仅现实中没能发展起工业，而且有些偏僻地区也不适合发展工业.那些工业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劳动力获得市场机会的途径主要是外出打工.这种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途径一定阶段内具有缓解乡村发展问题的压力，为那些进城从事非农业的农村劳动力，既农业外找到了事情做，而且获得了相对理想的比较收益.但是，由于多数进城的农民工一直城镇非正式业市场业，不仅业机会不确定，而且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往农民工凭借廉价劳动力获得业机会的优势逐渐减少，相应地他们获得满意收入的机会也渐渐减少.由此看来，农民依靠外出流动非为解决发展问题的长久计，而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过渡方式. 既然农民工流动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发展问题，那，农民工的市民化或城镇化是不是能彻底解决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呢？目前，城镇化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城镇化既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也被看作是破解乡村发展问题的一种出路或方向.然而，果把城镇化当作中国乡村社会的未来出路或解决乡村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那将会陷入严重的误区.特别是那种刻意追求城镇化率，以及有计划的城镇化，不仅无助于乡村社会的真正发展，而且还能留下种预见不到的后遗症.为，果不能够让乡村居民获得公平的业和收入机会，而仅仅是将乡村变为城镇、将农民身份转为市民身份，那结果将是把乡村问题转化为城镇问题，而要寻找到解决问题出路则变得更加困难.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伴随着城镇的发展，自然会吸纳部分乡村劳动力和人口，这对缓解乡村劳动力富余的压力有一定帮助.城镇化的过程通常是与产业发展的过程相关联的，而不是孤立的、刻意追求致.不是乡村居民只要进入到城镇，能得到发展，乡村问题也得到解决.只有进城的乡村人口能够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果说城镇化也不是解决乡村社会基本问题的根本出路，那新农村建设是不是后乡土中国的最终出路呢？作为国家农村工作和发展战略，新农村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收入及生活状况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旧体制带给乡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缓解.新农村建设解决农村当前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能看到新农村建设的局限性：一是基本依靠政府的此篇原创shuoshilunwen/23201. 力量.仅仅依赖政府的支持力量，而缺少乡村内生力量和市场的参与，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广度、深度和持续性都会构成较大的限制.二是面向问题而非着力发展.新农村建设主要针对乡村社会面临的突出民生问题，医疗、养老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途径予以解决或改善.而乡村市场发展和农民机会获得方面，促进的效果则很有限.三是注重建设而协调引导作用不够.正推进的新农村建设较多地方以强调建设为重，诸美丽乡村建设村庄合等，一些村庄建设得越来越美丽，但居住生活村里的人却越来越少，为政府未能协调和引导多方力量，发展乡村的新兴产业，乡村居民的市场机会未由此增多，以大量的乡村劳动力依然需要到城里去闯市场.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无论是乡村工业化，或是城镇化，还是新农村建设，对解决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既有一些积极功能，又有一些局限，而且任何一条路径都不会具有普适性.此，后乡土中国的未来出路非单一路径，解决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还需要从制度、文化和市场的协调关系上激活有利于乡村劳动力转化为有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 从本质上看，解决乡村基本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发展，只要取得有效率的发展，乡村居民能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然而，要取得有效发展，单靠某一种力量、某一种机制、某一种模式显然是不够的.发展问题上，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一种将制度、技术和文化间的辩证关系协调起来、既具有经济效率又有社会合法性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只有通过从事工商和政府活动以及教育、研究和信息传媒的许多人的不断摸索能实现.首先，政府激活乡村有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中，需要发挥制度和政策安排的调节、激励和支持作用.调节是通过制度规则调节宏观的投资结构，加大和引导政府和市场向乡村的投资，激活乡村市场的发展.激励作用是政府充分发挥乡村社区的文化机制，调动起乡村居民内生的发展积极性和发展能力.政府通过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以及改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都将有助于社区机制促进乡村发展中的积极功能.支持作用主要是通过公共财政力量向乡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社会保障，以支持和保障乡村居民的基本发展需求. 其次，市场机制的运用是解决乡村社会基本问题的重要力量，为乡村发展的根本目的于要让农民群众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乡村发展过程中市场力量的运用，需要解决三个阻力问题：一是市场向农民的全面平等的开放机制，实际上也是让劳动者的劳动能市场上获得相对公平的业和收入机会二是乡村向市场的开放机制，目前的乡村土地产权及社会治理结构不利于市场进入乡村，产权主体的不明确和分散性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三是有社会责任的市场机制，健全的市场机制是追求效率，而且也要适度地让渡效率，为公平发展作些贡献.市场向乡村的投入，需要遵循公平责任第一兼顾效率的原则.最后，社区文化机制乡村基本问题解决中具有调动、协调和整合的功能.管政府、市场力量的介入有助于解决乡村发展问题，但乡村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离不开乡村内生发展力量.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力量方面，社区文化机制的运用非常重要.从像华西村等一些先富起来的村庄发展经验来看，社区文化机制发现自身特色资源、激励社区成员参与发展、整合社区发展资源、协调利益分享关系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总，解决后乡土中国基本问题的出路，不能指望单方面力量、单一路径实现，而是需要政府、市场和社区间形成良的协作机制，以达到激活三种力量共参与乡村发展构成相互促进的合力.（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