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齐桓晋文之事章》看孟子的论辩艺术从《齐桓晋文之事章》看孟子的论辩艺术纵观《齐桓晋文之事章》此篇,此文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保民而王”的王道思想和仁民、富民、教民的仁政主张,孟子的“性善论”思想被体现地淋漓尽致。但除此之外,孟子的论辩艺术也是其中之一亮点,对话方式的辩论使人耳目一新。下面则将从三个方面分析此文中所体现的论辩艺术。一、投其所好,妙设机巧。
论辩中极其忌讳的一点就是长驱直入,不顾对方的反感点在何处。这样的话,将会使自身失去对话的主动性,整个对话的气氛也将产生一种尴尬的气氛,也不利于对话的继续进行。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便十分注意到了这一点,本文意在宣扬王道,却不直言王道,而以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发端,引出孟子的一段立场鲜明的谈话。孟子的答语既表明了对霸道的态度,又机智委婉地把谈话引向王道。但下文又不正面谈王道,而以“以羊易牛”的事例肯定齐宣王有不忍之心,具备行王道的基本条件,借此打开话题,鼓起齐宣王行王道、施仁政的信心和兴趣。到齐宣王提出疑问之时,孟子仍不直说自己的仁政学说,而是以一系列比喻,说明齐宣王不行仁政非不能而是不为。要使齐王真正倾心王道,必须根除他心中以霸道得天下的大欲。对此,孟子明知齐宣王的大欲是什么,却故意不直说,欲擒故纵,先说五种不足,才引出大欲。然后以缘木求鱼和邹与楚战,说明齐王之大欲的行不通和危害。到这里,已渐入尾声,紧接孟子才阐述自身的最终观点,如此也水到渠成,另齐宣王心服口服。孟子从容不迫,由远及近,步步巧设机关,使齐宣王不得不同意他讲的道理。二、笔带锋芒,气势逼人。相比较孟子与齐宣王两人在辩论中的气场而言,齐宣王地位较为尊贵这点无可否认,但是,在气场的大气压下,不得不说,孟子的气势更强,充满这纵横家的气概,具有说服力与感染力。孟子的论辩多以事实为基础,论辩起来有理有据,而且有的放失,言必有中。孟子散文的气势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出生与战国的孟子,性情刚烈豪爽,泼辣直率,始终是一种傲岸不逊的气度,保持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谈起话来理直气壮,刚柔相济,词锋犀利。但本文不仅波澜起伏,气势磅礴,而且逻辑上十分严密,一环扣一环,表面上散漫无纪,实则始终围绕“保民而王”这一中心论点,层次清晰地步步深入。
如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若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此处一连五个排比句蓄势待发,故意铺开,烘托下文。由齐宣王的不忍之心推出他有行王道的基础,进而论述不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不为王道是因其心存霸欲,所以又力论霸道的不可行及其危害。至此,孟子才展开仁政蓝图,令齐王心动目眩,迫切希望实行王道,于是孟子又向齐宣王说出了实行王道的具体措施。全文如滔滔江河,感情激越充沛,语言晓畅犀利,也给予了不同的感觉。三、巧譬连喻,寓理于形。孟子善用比喻与小故事,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深刻的作品浅显化,整个作品形象化,也给了一定的趣味性。如,“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缘木求鱼”“邹人与楚人战”等等,非常生动而又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道理。孟子这些比喻,并非实际存在的事物,而是凭空造说,带有寓言性和夸张性,却并不给人虚假之感,而是更显道理之真,情事之实。
除此,孟子在阐明事理时,常常使用比喻这种手法可以使生动活泼,明白晓畅。据统计,《孟子》全书二百六十章,使用了一百五十九个比喻,大大丰富了比喻这种手法。《齐桓晋文之事章》此篇中,前后使用了多达八个比喻,如: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等。孟子设喻取譬不仅数量多而且生动丰富,设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书中杜撰;有的是当时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幽默;有的一语破的有的妙喻成串。善于论辩的孟子,给散文界留下了一大财富。他的巧譬连喻,他的妙设机巧,均在不同方面让我们体会论辩的艺术所在,让我们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