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哈姆雷特》所感 四个世纪以来,评论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文章可谓是汗牛充栋,各种解释也是层出不穷,然而时至今日,对于它的探讨仍有深化的必要。 十六世纪末的欧洲,国王政权和以民族为蕋础的君主国的建立;旧“地理”界限被突破,人类真正发现了地球;德国农民战争把“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引上了舞台;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新文艺诞生;对阿拉伯、希腊哲学“明快的自山思想”的吸收和传播;自然科学的发展等等。恩克斯曾极其精辟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脉搏,那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方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Whatapieceofworkisaman!hownobleinreason!howinfiniteinfaculties!informandmovinghowexpressandadmirable!inactionhowlikeanangle!inapprehensionhowlikeagod!thebeautyoftheworld,theparagonofanimals!”这岂不正是对同一史实的艺术概括?短短数语生动地道出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巨人”们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的高超;反映了当时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信念。那时,先后出现的有关人类美好国度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天文学和其他科学部门中的重大
突破,完全印证了人类精神的飞跃。哈姆雷特到德国维登堡大学读书,而该大学正是“巨人”马丁·路德讲学、著作和发起宗教改革的“圣地”。他焚烧教谕的革命行动震撼了全欧洲。 然而,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却是并存的。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诸城蓬勃发展了一个时期。十六世纪,社会经济很快衰落,政治上四分五裂并且遭受了外国的干涉和侵占。罗马教廷和封建统治者剥削、奴役和镇压人民,如囚禁和烧死新世界的预言者和英勇斗士布鲁诺,刑讯和长期囚禁伟大斗士和理想主义者康帕内拉。法国当局关、杀、放逐、焚烧和绞死大批进步人士。最难以思议的是,新教对自由研究的迫害更超出了天主教。人对人竟是如此地凶残!人们很快看到,眼前真相是现实变化的无比黑暗,而不是理想兑现的空前光明。哈姆雷特悲叹“Denmark’saprison”。全世界也是“Agoodlyone;inwhichtherearemanyconfines,wards,anddungeons,DenmarkbEingoneo’th’worst”。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整个欧洲社会的可怕实质。当时那些“巨人”们,象哈姆雷特一样,受到死亡的危险。他们渴望自由和正义,但到处是专制、压迫、腐化和欺诈。他们有时也禁不住感到世界末日要到了。他们的孤独和失落正反映出社会心
理的普遍低落。更为严重的是,历史的局限使当时进步的“巨人”们不可能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看不到推动历史的真正力量。同时个人主义世界观,尽管发挥过反封建的重大作用,但却使他们只相信个人的力量,并且他们中除极个别例外,无一不反对群众暴动,所以虽然同情人民却不能依靠人民,他们主张从上而下地改良社会。 那么,当时英国的情形又如何呢? 史称英国人民从“快乐英国”的“黄金时代”笔直地坠入了“黑铁时代”。都铎王朝的统治使英国成了真正的主权王国并且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文化教育迅速提高。然而,“黑铁时代”也正跨步推进着。资本主义原始积联盟累在英国采取了最为血腥的方式:圈地养羊,严刑惩处到处流浪的农民;压低工资,抬高物价,使城市工业者无产化。伊丽莎白在位末年,王朝的封建主义反动本质更加暴露;它同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盟破裂;政治的、宗教的派系斗争激化;清教势力压制戏剧和其他娱乐的新禁欲主义抬头;人与人之间金钱利害关系猖獗;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社会动荡,百姓中沸腾着铤而走险的情绪。这种种情况驱散了以往的欢乐和自豪,空中好像聚起了愁云,特别是神经最敏锐和向往人文主义理想的文化艺术圈子里,普遍的幻灭情绪更激起了强烈的愤懑和忧郁。 莎翁正是置于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创作了这部伟大悲剧。 提起悲剧主人公哈姆雷特,熟悉莎剧的人立刻会想到那身着黑衣和无比忧郁
的丹麦王子、大学生和人文主义者。他那鲜明、具体、复杂、丰富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倾向,几乎使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象是一个比活人还要逼真的人物。特别是对于英国观众和读者,由于他的丹麦外衣掩盖不了内在的英国实质,令人倍感亲切。奥菲莉姬评论哈姆雷特是“Whatanoblemindishereo’er-thrown!Thecourtier's,scholar’s,soldier’s,eye,tongue,sword,Th’expectancyandroseofthefairstate,theglassoffashionandthemouldofform…”听起来略带陈旧的味道,但所举各项也正符合哈姆雷特的地位、仪表、教养和特长,作为独生王子,又是“一世的英才”,他当然是“国家的期望和花朵”、“举世瞩目的中心”。他善剑术,即使忧郁时刻也“一直没有放松过练习”。他象文艺复兴时期一般贵族青年一样也喜欢“寻欢作乐”,谈情说爱,然而在气质上又极不相同,他的爱情真挚,不像雷欧提斯“走莲馨花道路”,他不追求当时用十四行诗虚夸感情的那种时髦,而是坦率表白:“OdearOphelia,Iamillatthesenumbers;Ihavenotarttoreckonmygroans;butthatIlovetheebest,Omostbest,believeit.”他趣味高尚,喜爱文艺,尤其是戏剧——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最高成就。他能即兴背诵戏文、编写台词、品评剧作。他曾谈到某出戏时,说:“butitwasanexcellentplay,…setdownwithasmuchmodestyascunning.Irememberone
saidtherearenosalletsinthelinestomakethemattersavory,nornomatterinthephrasethatmightindicttheauthorofaffectation;butcall’ditanhonestmethod,aswholesomeassweet,andbyverymuchmorehandsomethanfine.”我们说,文如其人;对文艺的好恶,同样也反映人品。哈姆雷特最爱的是“作风正派”、“不惹眼”而“有光彩”。这也就是质朴中寓精华,内涵深湛。他对戏目和表演艺术的理解,表明他头脑敏捷,充满睿智。在刻画哈姆雷特形象时,莎士比亚不只一次使我们感到哈姆雷特是一个“高贵的青年”,不是指贵族或皇家血统,而是指心灵高贵而言,他热爱荣誉,热爱国家,向往理想的社会,同情受苦的大众。而且,在他看来荣誉要建立在“丰功伟绩”上,但他所重视的,已经不是封建主义的穷兵黩武、开疆拓土,“为了个鸡蛋壳去拼血肉之躯”;他认为“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而是要保卫荣誉。这也就是他痛恨自己拖延复仇的重要原因。当他沉思“活着还是不活”的严重问题时,他最关心的是怎样才算“做得高贵”。他感到“顾虑”过多的消极作用时,想的也是“Andenterprisesofgreatpithandmoment.WithhisregardthEircurrentsturnaway,Andlosethenameofaction.”他自问:“…Whatisaman,Ifhischiefgoodandmarketofhistime.Bebuttosleepandfeed?abeast,nomore.Surehe
thatmadeuswithsuchlargediscourse,Lookingbeforeandafter,gaveusnotThatcapabilityandgod-likereasonTofustinusunus’d.”哈姆雷特对于事业的向往,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新人的特色。 哈姆雷特也具有“人民性”的一面。克劳狄斯对雷欧提斯解释为何不能“公开审判”王子时,说道:“Isthegreatlovethegeneralgenderbearhim;Who,dippingallhisfaultsintheiraffection,Would,likethespringthattenturnethwoodtostone,Converthisgyvestograces;…”哈姆雷特对自己处境的深切体会和痛苦自责使他在精神上能够分担民众的灾难。哈姆雷特的“人民性”,更在于他那植根于民间文艺的风趣和极其生动的语言特色,使他的形象闪现出智慧的光彩。如“Alittlemorethankinandlessthankind.”、“Iamtoomuchinthesun.”。大量谐语和双关语的运用,展现了哈姆雷特卓越才华,又显示了他无限的愤懑之情。哈姆雷特“人民性”还体现在,他不仅对周围世界愤慨、失望、怀疑、探索,而且真正看到和指斥了现实的本质——“世界是一所大监狱”。但由于历史的必然性,哈姆雷特照样也存在着某些缺陷。
哈姆雷特太爱激动,也太容易偏激。哈姆雷特还有个弱点,他丝毫不懂,也不屑于研究宫廷权术。他的一些行动往往不是冷静筹划的结果,倒常是在紧张关头、愤激之下的迅猛反应或者灵机一动,如装疯;演戏中戏;刺死波洛涅斯;船上掉包等等,这些行动都表明他缺乏计谋,他只是在被动地应付与反击,甚至不免为行动而行动。 然而,哈姆雷特根本性的弱点则是,他虽然受群众爱戴,却不能依靠群众,只想凭单身一人去完成整好整个时代的重责,这是不切实际且不可能的使命。 我们在欣赏《哈姆雷特》剧时,会发现哈姆雷特一个贯穿于始终的核心问题——他既要迅速复仇,却又一再拖延的“奇怪”矛盾。哈姆雷特为什么迟迟不能复仇?一个重要原因,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他从思想与本能上已经不再热衷于封建传统的复仇人物,而他所向往的“整好时代”,实现人文主义理想的要求,只能是一番空想。哈姆雷特并不怀疑为父王报仇的正义性;他对父王的热爱更激起了怜悯与复仇,当他答应父王的鬼魂马上去报仇时,他也完全是诚挚的,然而这并没有消除他的一种不自觉的、本能上或者思想意识上对于封建伦理与习俗的为父报仇行为的抵触。哈姆雷特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反应与做法,却一再把他的内心感受显示了出来。 总而言之,一切对于哈姆雷特形象的简单化、抽象化的理解,都不可能切实,因此不会正确。但是要充分领会哈姆雷特形象的思想内涵和人格魅力以及悲剧所包涵的政治性,那还得深入体会悲剧主人公对周围世界的深刻感受和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