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乡与祝福对比

鲁迅故乡与祝福对比　　导语：鲁迅写的故乡与祝福这两者有什么样的特点对比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分享的鲁迅故乡与祝福对比，欢迎借鉴！　　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春末。当时，中国社会新旧斗争十分尖锐，一方面，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旧制度、旧传统层层因袭，到这时，已经是黑暗、反动、腐朽无比，它像一个巨大的毒瘤，长久地寄生在国民身上，禁锢着国民的身心，使国民畏惧而且麻木；另一方面，少数先驱者已经从黑暗中醒来，他们已开始大声疾呼，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并开始荷戟奋战，要“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正是这少数觉醒的先驱者之一。他从旧的营垒中走来，对中国的历史有过深刻的研究，对中国社会“吃人”的本质，看得十分清楚；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更是一眼看穿。在这篇课文中，鲁迅深入解剖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特点，指出封建暴君的残酷统治，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国民的愚昧麻木。在专制暴政之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只有两个时代：一是老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是老百姓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前一时代，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后一时代，是天下暂时太平的时代。中国社会，就在这“一治一乱”中因循反复，老百姓则在这两种时代中挣扎浮沉。这一结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此偏激，却如此深刻，你不得不惊叹。我们看到，鲁迅把批判的尖刀刺向了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使之无处藏身；鲁迅又挥起投枪，挖出了他们的祖坟，让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幽灵，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无处逃遁。鲁迅的论断，让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信箱作推理依据，言之凿凿，你不得不信服。鲁迅在作品中写道，纵观几千年中国历史，“乱”多“治”少，社会“乱”时，官兵到，百姓被掠杀，强盗到，照样被掠杀；社会“治”时，百姓服役纳粮，盼望着这样的奴隶生活不被剥夺。可惜，这奴隶规则总是被一些人“撕得粉碎”，老百姓于是又陷入“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命运。翻开中国历史，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资料一：北洋政府：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任大总统。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至1917年7月张勋复辟。1917年8月至1918年由冯国璋任总统。1918年9月至1922年6月徐世昌任总统。1922年6月至1923年6月黎元洪任总统。1923年10月至1924年11月曹锟任总统。1924年11月至1926年4月段琪瑞任临时政府执政。段琪棋瑞下台后，北洋政府处于混乱状态。1926年12月，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控制北京政府，1927年6月，改称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资料二：善后大借款：1913年袁世凯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办理“善后”为名，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为全权代表，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款。4月26日，未经国会同意，与银行团代表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八四实交，年息5厘；以盐税、海关税等为抵押；47年偿清，本息共计6789万英镑。合同规定盐税的征收要聘外国人协助管理，从此盐税被外国人控制。　　资料三：蔡锷：，中国军事家，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兵，失败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4年归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极负时誉。1911年升云南新军三十七协统，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多作联络。武昌起义爆发后，于10月30日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举兵响应，建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继尧任贵州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暗加监视。1915年与梁启超暗中策划反对袁世凯称帝，以赴津治病为名，化装逃出北京，转道日本，径达昆明。12月25日，与唐继尧、李烈钧等组织护国军讨袁，任第一军司令，率军入川，与袁军　　曹锟、张敬尧等部在泸州、纳溪一带激战累月，屡获胜利。倒袁后，任四川督军兼军长。因艰苦转战，积劳成疾，赴日本就医，不治逝世。灵柩运回上海疆 ，“执绋万人，举国摧痛”。以国葬葬于岳麓山。孙中山致送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把他比作东汉的班超和马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蔡锷集》、《蔡松坡集》。　　在护国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四川、贵州、广西、广东、云南等省纷纷宣告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于6月6日忧惧病死。83天的皇帝梦结束。　　资料四、鲁迅与各派的斗争：　　与学衡派的斗争：学衡派以一九二二年创刊的《学衡》杂志而得名，代表人是胡先、梅光迪、吴宓等留学外国的洋绅士。主张摭拾一些西洋古典，极力为“国粹”和文言文涂脂抹粉，反对白话文与文学革命。在政治上突出表现在对马列主义的攻击。鲁迅给学衡派致命的打击。在《估学衡》一文中，鲁迅有力地揭穿了学衡派的倡明国粹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指出他们这般人思想空虚，不学无术，虽言必国粹，却连文言也写不通。鲁迅说：“诸公抨出新文化而张旧学问，倘不自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深刻的揭露，使“学衡”派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与“复古”派即“甲寅”派的斗争：主要代表是北洋军阀的司法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主张复古主义，提倡读经救国，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禁止学生用白话文写文章，并明文规定小学四年级以上要“读经”，企图凭借权力，推行复古主张，阻挡新文学运动的开展。鲁迅指出：“甲寅派”提倡“读经救国”是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一些种把戏，甲寅派不过是一些“连成语都用不清楚的”纸老虎，他们向新文学进攻，不过是为旧制度唱歌挽歌，是封建势力的垂死挣扎而已。　　这场斗争，不仅是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反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斗争，而且是一场捍卫马列主义的斗争，一场争夺青年的阵营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