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促织》与《变形记》

【课外阅读】《促织》与《变形记》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生前虽说十分寂寞，但死后却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他的作品始终受到推崇，被誉为对今天社会的预言，被视为五十年以后出现的后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卡夫卡的一生平淡无奇。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自幼酷爱文学，中学毕业后，于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专攻德国文学。不久迫于父亲的意志转修法律，并于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以后一直在半官方的工伤保险所供职。1922年因严重肺病辞去职务，辗转各地进行疗养。1924年病逝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林疗养院。对于卡夫卡的身世，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曾经这样概括道：“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就是在这样陌生的世界里孤独地度过了一生。 卡夫卡一生始终都保持着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供职以后，他蛰居柏林郊外，从事业余创作。1908年以后陆续创作了《变形记》《乡村医生》等中短篇小说集，以及《美国》《审判》《城堡》三部长篇（但生前均未出版）。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所表现的，是被社会障碍所摧毁的个人的孤立无援的心理。由于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名字里往往都带有一个“K”字，因此，也可以说，作者所全力表现的，是K在充满敌意的社会面前的陌生感、孤独感和灾难感。正如英国的小说家和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所说，卡夫卡的作品，“主题总是那么无法解除的苦痛”。中篇小说《变形记》（1912）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之一，被公认为是当代文学的一块重要奠基石。一天早晨，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挣扎着想从床上起来，但是，变了形的身体和四肢无论如何也不听使唤。起不了床，就赶不上早班火车，就要贻误公司的生意。如果因此被解雇，那叫他如何挣钱养家，如何攒钱还债呢？他越想越感到恐惧。这时，外面传来母亲温和的声音，催他起床，当他回答母亲时，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嗓音已经变成虫子的声音。不一会儿，传来公司秘书主任的声音，对他高声训斥、威吓。格里高尔已经失去为自己辩解的说话能力。他一开口，秘书主任便识破了“这不是人的声音”。在秘书主任的催促下，父亲只得派人去请医生和锁匠。这样，格里高尔只得拼命从床上滚下，忍痛用牙齿咬着钥匙扭开了门。当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都大惊失色。 格里高尔变形以后，生理上完全变成了甲虫。他厌恶人类的食物而喜欢吃腐败的东西，他总是躺在阴暗的角落或倒挂在天花板上。家里人一方面盼他仍能回到人间，一方面又嫌弃他、厌恶他，整日将他关在房中。只有妹妹葛蕾特出于义务感和同情心，尽量照顾他，给他送取食物，清扫房间。他的变形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灾难。首先是女仆辞职而去，家务全落到母亲和妹妹身上。接着全家为今后的经济来源而担忧。为了继续生活下去，全家人都拼命干活，甚至挤在一起，让出房间招徕房客。变了形的格里高尔不但不能替父母和妹妹分忧出力，而且成了家庭的累赘。一次，母亲和妹妹为格里高尔收拾房间，母亲突然看到变了形的儿子匍匐在墙上的大镜框上，吓得晕了过去，父亲赶来用苹果砸伤了格里高尔的脊背，搞得举家不宁。又一次，房客们发现了格里高尔爬出房间，大为不满，纷纷要求退租。发生了两件事情之后，他被认为是“一切不幸的根源”，连一直怜悯他的妹妹都下决心“一定要把他弄走”。他也自惭形秽，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要强烈。自此，他不再进食，被反锁在堆满家具的房中，直到有一天，作粗活的临时工老妈子发现了他的干瘪的尸体。格里高尔死后，全家人如释重负。两老一小辞退了房客和老妈子，永远离开了那座给他们带来不幸的公寓。在郊外的春天的阳光里，父母亲突然发现女儿已经长成一个美丽的少女，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梦想和美好的打算。人在一夜间变成了甲虫，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的。用人变的甲虫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显然是荒诞和虚妄的。作者把现实荒诞化，把所描写的事物虚妄化，这对于读惯了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来说，确实难以理解。但是，这篇小说的艺术力量恰恰正在于此。它和《促织》一样，描写了人与物之间不正常的关系。人异化成为非人! 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是很普遍的现象。人既可以异化成非人或畸形物，那么，人变成了甲虫，就其实质而论，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人变甲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作者把普遍的社会现象升华为生活的哲理、语言的句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一旦失去谋生的能力、谋生的手段、谋生的资本、谋生的机会，就无异于变成一只甲虫，他的处境就是格里高尔的结局。“它”已经不再是人了，但是人生的苦恼还紧紧地按住“它”不放，还要“它”把生存线上的挣扎无穷无尽地继续下去。“它”可笑地拼命在床上乱踢着许多双细小的腿──非得在七点一刻以前起床不可呀，否则老板要亲自找上门来了。“它”发觉自己变了甲虫之后，那一串焦急的心理活动：害怕被开除，惟恐受斥责，等等，正反映了“他”一年到头过的都是那种惴惴不安，灰黯屈辱的日子。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的生活”。《变形记》用虚幻、夸张以至怪诞的艺术手法，揭示了人不成其为人、人已堕落为甲虫的异化悲剧。在它荒唐的艺术形式底下，隐藏着内在的合理因素，具有一种特殊的深刻的批判力量。由《变形记》反观《促织》，也就有了新的理解和启迪。我国古代原本就有“庄周梦蝶”的寓言，借以比喻摆脱了躯壳束缚的性灵多么逍遥自在；也有“薛伟化鱼” 的山海经，借荒唐不经的奇谈，发扬轮回托生的禅理；还有民间文学中殉情夫妻双双变为比翼鸟的传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翼鸟象征着封建社会中最可贵、最难得到的爱情。而《促织》中的“人变蟋蟀”的深刻意蕴，与它们都有所不同。它只能在20世纪的欧洲现代文学中找到它的回声，那就是《变形记》中的“人变甲虫”。二者遥相呼应，都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的“异化”的悲剧。在中篇小说里，人变成一只大甲虫，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早已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了；当然，这里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格里高尔有可能不变甲虫而变成一只昆虫，反正不成其为人。而在《促织》中，人变蟋蟀，这里却有严密得多的内在逻辑。假使人可以像善变的孙悟空那样变这变那，那么成名家的孩子就不可能变成别的，变一只蟋蟀就是他最大最高的愿望了。在《促织》中，人和蟋蟀处在极端紧张、极端恶劣的关系中，仿佛是蟋蟀把人折磨得走投无路，是蟋蟀紧紧掐住人的脖子不放，在这一场不对等的较量中，人竟不仅没有回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只是一次又一次挨打。人和蟋蟀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人“异化”了，蟋蟀也“异化”了。从像虫子一般可怜的人的眼里看去，蟋蟀仿佛具有神的意志和神的巨力，威严极了，可怕极了；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活下去，为了逃避灭亡的命运，只得献出“人”的庄严身份，心甘情愿去做那样一只小小的蟋蟀。因此，方平先生指出，从故事所达到的最强烈的艺术效果来说，悲剧的顶点还不是人之投井自尽，而在于人之自我否定；不仅否定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连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也一起否定了。人变成了蟋蟀，人的异化，这第二次自我否定比第一次自我否定更为可悲。 当然，蒲松龄并不可能充分意识到他的出色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已经把他的作品带进了“异化”的境界，因此，《促织》中的“人变蟋蟀”只能是一种不充分的“异化”现象。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只痛苦的、愤怒的、带着精神创伤的蟋蟀；而是一只机灵、驯服、善于讨好的蟋蟀，它在皇帝面前“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也许它以为它的任务就是扮演一个大救星的角色吧，以为它的出现在这个凄凄切切的故事里，就是为了带来一个圆满的、喜剧性的结局。如果说蒲松龄只是无意识地涉及了“异化”的问题，那么卡夫卡则是有意识地以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深刻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普遍的人的异化现象。西方现代主义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人性）和人与自我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扭曲和严重异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带来了人的全面异化，人的全面异化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开创者之一的卡夫卡，深刻感悟到这种异化悲剧。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他失去了挣钱能力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不但为社会所不容，也为家庭所抛弃，连生身父母也以他的死亡为最大解放。格里高尔的异化，只不过是人的价值完全消失的象征。在具体描写上，蒲松龄重在完整的情节结构和具体的现实描绘，而卡夫卡则以其敏感的艺术神经和独特的表现能力，真切、细致地描绘格里高尔变形之后的内心体验（这与他丧失说话能力和同人们交往的权利十分相符），尤其是异化之后的灾难感和孤寂感。 首先是主人公的灾难感。格里高尔长年累月在外奔波，从事旅行推销，十分累人。要不是为了还清父母欠老板的债，他早就不干了。但是，还清欠债还得（五）六年，他现在不能不低三下（四）谨小慎微，惟恐被老板开除。因此，他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变了形，却不敢正视这严酷的事实，认为“纯属心理作用”，是一种“幻觉”。直到秘书主任亲自出马，他才感到形势严重，一场灾难就要降临。对灾难的恐惧感完全控制了他的头脑，使他竟至忘记了自己的变形，觉察不到秘书主任的惊恐神情，还一边追赶主任一边哀告：好吧，我立刻穿上衣服，等包好样品就动身。你是否还容许我去呢？你瞧，先生，我并不是冥顽不化的人，我很愿意工作；出差是很辛苦的，我不出差就活不下去。你上哪儿去，先生，去办公室？是吗？这些情形你能如实地反映上去吗？人总有暂时不能胜任工作的时候，不过这时正需要想起他过去的成绩，而且还要想到以后他又恢复了工作能力的时候，他一定会干得更勤恳更用心。……我现在景况十分困难，不过我会重新挣脱出来的。请你千万不要火上加油。在公司里请一定帮我说几句好话。……先生，先生，你不能不说我一句好话就走哪，请表明你觉得我至少还有几分是对的呀!格里高尔的恐惧心理已经压倒了他的正常感觉和正常思维。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保住饭碗，一家人的前途全系于此。当格里高尔冷静下来，悲哀地意识到由于自己的变形，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的内部感官所感受的都是罹难的痛苦。 其次是主人公的孤寂感。格里高尔变形后，同家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被关在他的卧室里，平时“家里人谁也不注意他”，他自己“再也没有那种特殊温暖的感觉了”。惟一同他接近的心地善良的妹妹，也显得生分了，“似乎她来看望的是一个重病人，甚至是陌生人”。既然妹妹看见他就恶心，他只好躲在沙发下面不让她看见。一次，妹妹为房客拉琴，他忍不住爬出房间，想求妹妹到他房间里去拉，谁知他的出现惊扰了房客，给家里闯下了大祸。连妹妹都决心让他离开，使他杜绝了心中的一切幻想。母亲是爱儿子的，始终等待着儿子好转，“回到我们中间”，可每次看见他，母亲都吓得昏厥过去，母子之间实际上已成了隔世之人。而父亲的心肠似乎更硬，他已经不把格里高尔当作人看待，一见他爬出房间，就要把他打出去。变了形的格里高尔同人的世界已经完全隔绝了，他感到了深深的孤独和寂寞，甚至连最后死亡都不被人所知。格里高尔的灾难感和孤寂感正反映了人的全面异化的世界的普遍情绪。（四）20世纪的西欧已经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起18世纪的中国王朝来，对于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有着更鲜明具体的观念。而在蒲松龄时代，“神”字是大写的，“人”是微不足道的，人的一切都要遵循一整套封建意识形态体系，所以对于《促织》中的成名来说，格里高尔虽然终年奔波，但日子还凑合，至少不至于三天五日，就得上堂见官挨打。因此，反映在《促织》中，没有充分觉醒的人，对于人的异化，就只能是一种朦胧的认识，异化的感觉还只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观念。 而格里高尔就不同了，他过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非人的生活”。资产阶级的传统理性，传统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怀疑。特别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陷入了精神危机。人的全面异化就是这种精神危机的根本来源。因此，卡夫卡《变形记》就是想以象征的手法从哲学层面来表现人的全面异化的悲剧。只是基于卡夫卡的悲观主义观念，他所能表现的只是人的异化的结果，而没有揭示出这种异化的原因，也不可能指出消除异化的出路。他看到世界荒谬丑恶，然而对它无能为力。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当然，我们将《促织》与《变形记》相比较，并不存在比较谁优谁劣的问题。人的“异化”主题，蒲松龄隐约接触到了，卡夫卡却集中深刻地加以了表现。我们将《促织》与《变形记》互为参照，重新比较解读，就会发现“不同的历史阶段给类似的文学主题带来了怎样不同容量的艺术表达方式”。这正是本篇、也是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