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歌》异文小识

　　《敕勒歌》异文小识关于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它的和描写地域，如王达津《〈敕勒歌〉小辨》（《光明日报》1983年4月12日），刘先照《千古绝唱〈敕勒歌〉》（《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吴庚舜、侯尔瑞《关于〈敕勒歌〉的创作背景、及其他》（《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永安《民族大融合的瑰宝——关于〈敕勒歌〉的产生和流传》（《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等等，就先后倾力于《敕勒歌》到底是匈奴族还是维族的民歌、是民间传唱还是斛律金所写，以及敕勒川具体何在等问题的辨析上，至于由于“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两个四字句的出现所造成的诗律不谐和句式不齐，则很少有人关注。有论者称《敕勒歌》的文字除了“笼盖”与“笼罩”的差异，“此外不见异文”（周蒙、冯宇《雄浑质朴率真自然——〈敕勒歌〉论析》，《蒲峪学刊》1989年第3期），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启功先生在他早年所写的《池塘春草敕勒牛羊》一文中说:“‘野’韵句式为三三四。而‘羊’韵句式则为三三七，读之似欠匀称。”他进而推测:“‘庐’字、‘笼’字有一衍文，或其一为急读之衬字”，原因是“三三七字，为民间歌谣习用之句式” 。先生又引了明代胡应麟《诗薮》中引此诗即无“笼”字的例子，说明在明代已有《敕勒歌》的另一个版本，从而比较郑重地提出了《敕勒歌》的异文问题。然而，治学谨严的启功先生，面对这条十分重要的材料，并没有轻从擅援，因为他认为:“譬之比事决狱，必其众证纷陈，情臻理至，始勘定案。”（均见《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第一版）笔者在近两年的学习中，又陆续发现了几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敕勒歌》异文的材料。启功先生所引胡应麟《诗薮》中的《敕勒歌》，见于该书内编卷三。不过，“天似穹庐盖四野”的文本却并非胡应麟的首创和独有，在他之前和比他稍后，也有人运用了这个文本。之前的是王世贞，稍后的则是钟惺（1574—1624）和谭元春（1586—1637）。钟惺、谭元春二人合编的《古诗归》，将《敕勒歌》中“天似穹庐”与其下句连为一句，且没有一般所见的“笼”字。《古诗归》编成于明万历年间，因此，刻印于此期的本子就算比较早的文本了。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见到的比较早的本子，分别是万历四十五年的刻本和基本同期的闵振业、闵振声校刻的三色套印本。两个刻本所收的《敕勒歌》，都没有“笼”字，而径直作“天似穹庐盖四野”。比钟惺、谭元春早六十多年的冯惟讷（1512—1572），也辑编历代古体诗歌而为《诗纪》。它所收录的《敕勒歌》，仍作“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后来人们所接受的《敕勒歌》，就基本是以《乐府诗集》和《古诗纪》为根据，如逯钦立辑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注明以《古诗纪》为底本。《古诗纪》和《古诗归》中所收录的两种文字有异的《敕勒歌》，充分地证明了启功先生关于明代还有《敕勒歌》的另一个版本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一百一十一《与王长公第二书》，《诗薮》刊成于万历十七年（1589），而汪道昆还曾在万历十八年（1590）为该书作序，可见《诗薮》的撰成及刻印都要早于《古诗归》。《古诗归》对《敕勒歌》文本的处理可能接受了《诗薮》的影响，或者是胡应麟与钟、谭先后共同依据了《敕勒歌》的某一种本子。那么，胡应麟又有可能受谁的影响呢?根据目前的材料，我们认为他最有可能被王世贞所影响。胡应麟对王世贞的学问和创作十分佩服，曾经认为“诗家之有世贞，集大成之尼父也”（《明史·王世贞传附胡应麟传》），其所著《诗薮》即以王世贞之《艺苑卮言》为律令敷衍而成，还特意刻治“琅玡衣钵”印章一枚，公开表明自己是王世贞的学生。而王世贞对他这个心仪弟子也颇激赏，多次投诗相赠，为其《少室山房类稿》等作品写序，并著《末五子篇》一文，将胡应麟等“末五子” 向世人予以郑重推介。他们的关系既如此密切，则彼此交流学术认识和互相介绍书籍文献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假如这样的联想和推测成立，那么胡应麟对《敕勒歌》的理解，就很有可能来自于王世贞所提供的认识和文献依据。因为我们在成书于万历三年（1575）的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中所看到的《敕勒歌》，就明明白白地写作“天似穹庐盖四野”。从时间上说，这应该是“天似穹庐盖四野”文本形态的最早表现。启功先生针对《诗薮》中《敕勒歌》无“笼”字的情况，曾经提出了两种推测:一是“明人所见果有无‘笼’字之本”，二是“此字为胡氏所删”。第一种推测在上举《古诗归》中即已得到了回答，而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的出现，则使这种认识有了更加有力的根据。至于启功先生所说胡应麟删去“笼”字的情况，应该说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在精于考订和慎对文献的胡应麟来说，他敢于这样做必然是有所依据的。而且王世贞在胡应麟之先已认同了“天似穹庐盖四野”的文本，假如他当时没有看到已经删去“笼”字的本子，那么删削的行为就当是他在胡应麟之先了。王世贞、胡应麟所引举的“天似穹庐盖四野”，到清代依然有人坚持。王夫之（1619—1692）《古诗评选》卷一“古乐府歌行”所选《敕勒歌》，就作“天似穹庐盖四野” 。如果不是王夫之主观臆改，那么他所见的本子可能也是无“笼”字的一种。与王夫之差不多同时的王士祯（1634—1711），所著杂说著作《香祖笔记》卷十一评述古代武人写诗的情形时，所引述的《敕勒歌》亦作“天似穹庐盖四野”。如果说以上材料都是来自于文人的著作，都有文人出于某种考虑删削的可能，那么下面这两条材料则可能说明“天似穹庐盖四野”其实就是民间曾经传唱的文本。这两条材料分别于清雍正十一年编就印行的《朔平府志》和雍正十三年刻印的《朔州志》。朔平府为清雍正三年所置，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县，辖境相当今山西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及内蒙古凉城等地，正在当年北齐所辖范围之内。《朔平府志》卷十二“艺文诗”辑录的《敕勒歌》，全诗写作:“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不仅没了“笼盖”之“笼”，“草低”也成了“草地”。这两处变动，于诗歌之意义与韵律，均有较大影响。有“笼”无“笼”，属于启功先生所说的符不符合民歌的习惯句式，而“草低”还是“草地”，则是先生在读此诗时所感觉到的“低”字处该仄而平（按:“低”为平声而“地”为仄声）。假如原本果真就是“草地”，或者曾有“草地” 之说，那先生的疑虑大概就可以被消除了。我们不知辑录者当时所据别有他本，还是手下的一时之误，抑或是根据当地民间的流传重新辑录。但似乎至少可以说明“天似穹庐盖四野”和“风吹草地见牛羊”更易为人所接受。《朔州志》所引《敕勒歌》的最后一句恢复为“风吹草低见牛羊”，但第二句同样作“天似穹庐盖四野”。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所藏山西的方志中，还曾看到万历年间的《平阳府志》于“艺文门”里也辑录了这首《敕勒歌》，但文字却与现今一般所见的相同，依然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又表明，《敕勒歌》在地区流传中，也并不只是以一种形式进行。那种试图用一种文本来掩蔽或代替其他文本的做法，有时并不一定很科学。所以，这两则来自于最具有地域特点和民间性质的方志材料，对于我们解决本文中的问题未必很有用，但对于启发我们重新认识文献的校勘和整理工作则十分重要。日人小川环树《敕勒之歌——它的原来的语言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一文（《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通过对古突厥语民歌形式的分析，认为“六、八、六、七”的句式，正符合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形式。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敕勒歌》既然是翻译的作品，那么不论它是先由敕勒语翻译成鲜卑语再翻译成汉语，还是直接从鲜卑语翻译为汉语，其在转译和传唱中就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当然其中一种最受欢迎因而最为流行也是十分正常的。 启功先生对《敕勒歌》异文的认识，基本上是从诗歌创作的韵律角度入手的。而学界普遍忽略这一问题的根源也正在于这一点。因为，《敕勒歌》产生于律诗尚未成熟的北齐，而且原产于民间，它会不会遵守声律准则?我们有必要用声律标准去裁量它吗?众所周知，所谓韵律是早就存在于人类的一个自然现象，而诗歌中的韵律则不过是人们的某些自然发声特征的集中性和书面化表现。我们现在一般称声韵学说出现于永明时期和唐代律诗最具有韵律效果，只是说这两个时期产生了总结并揭示声律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声律到此时才出现，律诗也只有此时方有条件存在。启功先生所总结的关于律诗句式结构的“平仄竹竿图”，就直接得益于人的自然呼吸规律的某些启发（启功《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诗歌既然是人的自然发声的集中反映，当然就应该遵守并符合人的自然发声规律。人们说话需要调谐音畅，吟诗赋词随之便有抑扬顿挫的要求。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云:“音律所始，本于人声。”钟嵘《诗品序》也说:“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所以，那些在乡野市井顺口传唱的民歌，虽然创及传播者并不一定知晓声律概念，但民歌本身则已经具备了声律的特点，这就是钟嵘所说的“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诗品序》） 。而且民歌是出于口诵和传唱，从表达效果上说还有可能更加注意韵律协调的问题。在笔者的家乡甘肃东部地区至今还流行一种完全出自民间的道情演唱艺术，而它的音乐结构却居然保留了比较明显的启、承、转、合规律，说明民间音乐追求韵律效果乃是非常自然的表现。从而，从韵律角度提出《敕勒歌》的异文问题，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敕勒歌》的异文除了“天似穹庐盖四野”外，还有其他几种情形。比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笼盖四野”就变成了“笼罩四野”，《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胡三省注引洪迈语，也作“笼罩”;而王灼《碧鸡漫志·汉之歌》所引《敕勒歌》，其中两句则为“山苍苍，天茫茫”。《乐府诗集》编集者郭茂倩的生平湮没难考，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乐府诗集》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褒之孙，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述高宗朝三十六年（按:指1127—1162）事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可见郭茂倩也主要活动于这三十六年间。《宋史》卷二百九十七《郭劝传》（按:郭劝字仲褒，即郭褒），称郭褒之子郭源明于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为太常博士，依据常情推理，假如郭茂倩是其父的第一个儿子，那么治平年间他就应该已经降生，如此，则他与洪迈（1123— 1202）、胡仔（约宋高宗绍兴前后在世）、王灼（约公元1162年前后在世）基本为同时代人或稍早。同一时代的人，所引用的《敕勒歌》原文却有差异，这说明《敕勒歌》在那时就已有了不同的文本，并且至少应该有四种以上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