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叙事张力

　　试论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叙事张力：能够代表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最高成就的作家，无疑首推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这部最具魅力的中篇小说的发表，让其在解放区文坛上崭露头角，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然而，这部成名作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赵树理那里之前就已经创作出来的。那么这就提醒我们对作品《小二黑结婚》中存在的显性文本和隐性文本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叙事张力的深入挖掘。　　关键词：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疏离；暗合　　：I06：A：1005-5312（2011）32-0024-02　　　　1943年，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的发表，在解放区开创了一种新的文艺创作方向，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历来，文学史对此阐释为“赵树理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能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但事实上，《小二黑结婚》发表时《讲话》并未传到他那里，当时，作为共产党文艺政策发言人的评论家周扬就曾敏锐的指出：“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家，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汪曾祺先生曾言“ 赵树理最可赞处，是他脱出了所有人给他规范的赵树理模式，即自得其乐地活出了一份好的情趣”这一切都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被《讲话》精神所确认的《小二黑结婚》，深入解读显性文本与隐性文本中存在的叙事张力。　　一、《小二黑结婚》的显性文本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暗合　　1947年7月25日至8月10日召开的边区文联座谈会上，文联负责人陈荒煤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专论中确立了“赵树理方向”，并认为这是实践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具体方向。《小二黑结婚》中这一恋爱成功的结局收场是赵树理对现实事件中男青年岳东志（小二黑的原型）的悲剧命运的改编，赵树理却让现实中的小二黑起死回生，而且给他以大团圆的结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显性文本上，在作品中呈现出在尚不令人满意的对阶级斗争的叙述中党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矛盾冲突解决的关键，既不是对二诸葛和三仙姑等封建思想的代表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是发动群众对混进农村基层队伍里的坏分子金旺兴旺兄弟进行批判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是诉诸执政的权力机关——区政府，是需要“上面”——党的化身的党员干部或更大的党的负责人出面果断决策，于是拨云见日。区长实际上是党的政策的“叙事代言人”，背后依靠的是党的政策的强有力支持，体现的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判断和认同。区长的一番婚姻法宣传教育让迷信的二诸葛和强硬的三仙姑妥协放弃，小二黑和小芹被解绑，而且允许当场登记结婚，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金旺兴旺兄弟受到惩罚，落得个被判刑的结局，甚至一句简单的“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而让三仙姑自觉羞愧，最终褪去了自己“卖俏”的装扮和“ 三十年来的装神弄鬼的香案”作家赵树理在这一重要原则立场上是与政党意志一致的，赵树理小说主题的真正指向是“解决问题”。于是《讲话》精神的政治功利性与赵树理启蒙功利性在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有助于政党夺取政权，改造政权，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斗争，进而建立新政权上形成了一种暗合。　　而这种暗合又是一种不自觉的，其内部负载着诸多问题。作为榜样性作品，这种顺应了大众化的写作方式在当时解放区被确认是与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休戚相关的。而赵树理对“延安艺术理性”或是《讲话》精神的认可，在赵树理这里是一种偶然碰撞的结果，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小二黑结婚》发表时《讲话》并未传到他那里，更重要的是赵树理对传统文化中通俗形式的选取，是出于自己出身“农门”，且在民间文学的氛围中培植而成的艺术趣味，更是出于自身对“五四”理性观念的接纳和内化，采用这种传统通俗的说书形式更能实现对农民文化场域的有效介入，努力创造出可说性文本。因此，对赵树理而言，暗合之中必然存在作家自由的艺术理性与时代政治统辖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　　二、《小二黑结婚》隐性文本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　　虽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只能服从于一种“权力叙述”，但赵树理始终以“问题”的眼光去看待去反思这种已被自己认可的权力形象，于是造成了在隐性文本上对权力的叙事是一种对象化，客体化的模仿和观照，具体表现为，依然保有对政策、体制上某些现实问题的一种对话冲动，进而实现对解放区政治的批评和规约意图。而问题就恰恰出在这里，“延安文艺既可以是‘大众化’ 的（普及），也可以是‘化大众’的（提高），但根本出发点是与‘大众’认同，并且为‘大众’提供一个强化主体意识的自我镜像，而不是一面将‘大众’客体化、对象化的镜子”这也为赵树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的命运或多或少地埋下了导火线。　　隐性文本被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意忽略，实质上是要按《讲话》的方向，推出并实施旨在未来全国文学统一规范的某种文艺政策。《讲话》精神特别是政治功利性可以依据既定文艺政策对其作品的意涵进行曲解与加工，使之成为一个更具政策性、完全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文本，这既反映出当时政党与农民的关系，鉴于当时需要倚重农民的力量来争取革命的胜利，而有意忽略其身上存在的落后性，更反映出政党与知识分子的纷繁难解的关系。　　一方面，政党始终关注的是政权，建国后，《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与三仙姑形象逐渐发展为赵树理的“中间人物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政党对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要求之间就出现了偏差，反映在文本上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越来越显著，另一方面，在赵树理而言，这种疏离又不是一种决然的对立，它本身也是政治态度的一种选择。赵树理对主流政治是无限信任和崇敬的，只不过这种崇尚不乏具有知识分子“感时忧国”情怀对解放区政权的乌托邦想象，是对理想政治的一种讴歌。当现实生活的尖锐矛盾暴露时，赵树理依然抱着对上有所劝谕，对下有所劝诫的中间人意识企图使其完善和理想化。然而政党要求知识分子做艾青所比喻的“百灵鸟”，赵树理却始终以鲁迅的“孺子牛”精神作为自身的榜样，“赵树理自始至终都把自己定位于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位置上” 这也正是建国后五六十年代，赵树理深深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重压的根本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小二黑结婚》文本中的叙事张力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假若我们从一种话语模式的层面上考虑问题，会发现其中正暗含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难以剥离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