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传》中武帝“法令亡常”史实——兼议李陵的悲情湖北省襄阳市襄州一中杨长荣441104摘要:借助《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厘清《苏武传》中李陵所说汉武帝“法令亡常”的史实,对于充分理解苏武的爱国情怀及李陵内心的无奈具有非常大的作用;了解李陵投降后的人生经历也有助于我们对李陵一生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关键词:苏武、李陵、汉武帝、法令亡常、悲情"李陵劝降”是《苏武传》屮的精彩部分,历来认为此一段是苏李二人人品高下的见证。“李陵是以个人得失为标准,而苏武则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人教版必修4教师用书第123页)。但同时也认为此段李陵的确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事实为依据。此段自“苏武与李陵俱为侍屮”到“无所惧,愿勿复再言”,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从段首到“何以过陵”,剩余为第二层。第一层以苏武家人的不幸来游说,较为详细。李陵试图以亲情打动苏武,事实清楚,感情浓烈。第二层以武帝“春秋高,法令亡(无)常,大臣亡(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的事实来打动苏武。这一层包含史实众多,但由于苏李二人共同度过了这段历史,所以并未详细列举,但却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空白,读者无法从具体历史事件中真正理解到武帝的“法令亡常”。其实通过挖掘这段历史,不仅能更好地理解苏武的家国情怀,而且还能真正理解李陵的为人一—李陵为什么要投降?如何理解李陵的“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等等。李陵、苏武及武帝刘彻,三者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当。李陵,前134年?一前74年,最后客死匈奴。苏武前140年一前60年,于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出使被扣,居匈奴19年,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归汉。武帝刘彻自前140年登基,至后元二年(前87年)去世。这三人有着共同的儿十年的重叠,至少在苏武出使前至武帝归天,三人的时间是完全重叠的,并且在此阶段,李陵、苏武均在朝为官。李陵“少为侍中建章监”,按一般说法,“少”即为李陵成年20岁,则应为前114年做为御林军中的军官,对朝廷内部应有比较多的了解。苏武“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稍迁至移中厩监”,苏武大概在前120年因父位居二千石而为郎,且做了掌管皇帝鞍马鹰犬射猎的官,同样为皇帝身边近臣,对朝中事应知之不少。巧合的是二人均以祖先的原因为官,且同列于《李广苏健传》>1>(李广为李陵的爷爷,苏健是苏武的父亲),所以《苏武传》中说二人“俱为侍中“,因此,单于才派李陵再去劝降,也还因此,李陵劝降时对苏武亲人的遭遇叙述甚详,而对武帝滥杀无辜却语焉不详。那么武帝在位的儿十年中究竟杀了多少大臣?这恐怕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单就《史记》《汉书》《通鉴》记录而言,不在少数。而《史记》《汉书》恐为圣者讳,少记录了一些也不敢说,而《通
鉴》应是依据汉书,人数也不会有太多的增加。有研究者统计,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中,任用了十三位丞相,而被杀或被逼自杀的就有6位,三位被杀,三位被逼自杀,如窦婴、庄青崔、刘屈幫等;太尉、大司马(类似今天的国务委员)卫青、霍去病(霍暴死,有人疑为武帝之谋)等人;列将军霍去病、金日碑、上官桀等;至于其它的如奉常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都尉、内史等官员被杀的更多;尤其是著名的“巫蛊之祸”,“京师流血,僵尸数万”(班固),由此受牵连者多达四十多万,真可谓举国受累。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选择其中的儿例,来说明武帝在苏武出使前后的确是“法令亡常”,滥杀无辜。一、窦婴被杀窦婴之事在《史记•魏其武安后列传》及《汉书•窦田灌韩传》(下同)中均有详细记录,前后过程基本一致,甚至文字也大体一样。窦婴为汉文帝皇后窦氏侄子,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有大功。景帝时任大将军,武帝时任丞相,与之冲突的另一人是田盼。田盼为景帝皇后同母弟也,武帝之舅,虽未有战功,但属新贵。二人第一次冲突为设相之事。前相因病免,需置新相,同时另选一太尉。田盼谋臣劝之曰:“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于是任窦婴为丞相,田盼为太尉。表面上窦婴取胜,实则田蚣以退为进,既当了部级领导,又有了让贤之名。起初二人冲突并不明显,并有合作的假象。二人共举赵绡为御史大夫、王臧为中书令,四人共推儒术。由于这种思想与“窦太后好黄老之言”相矛盾,且由于景帝时,景帝弟刘武深受母后宠爱,有一次兄弟二人喝酒,景帝戏言"千秋之后传梁王”,深得母后欢心,但遭到正直的窦婴反对,于是被消除“门籍,不得入朝清”,被太后厌恶。而刚上任的赵绍又上言“请无奏事东宫”,让武帝不要向窦太后禀奏政事,以免妇人干政,惹起了太后大怒,罢逐赵绡,但窦田二人也受连累被免,赋闲在家。不久窦太后死,相被免,田蚣为相。此时的田蚣更是权重朝野,不仅占田置宅,后房妇女以百数,更是卖官晋爵,架空皇帝。如此骄侈,皇帝仅仅一句“君何不遂取武库”了事。田虫分与窦婴的冲突还有两次,一次是窦婴的朋友灌夫之姊去世,拜访田粉。田盼不仅没去吊唁,反而提出正准备约灌夫一起去看望窦婴。虽在服丧期间,但为了好刖友,灌夫答应了此事,并告知窦婴,窦婴也为此准备了一整天的帐篷和酒宴。但第二天,田盼不仅没有到,还告诉前来催促的灌夫说:“那是我昨天的酒话,不算数。”最后虽然勉强去了,但去的路上慢慢前行,显然不考虑“自旦至今未敢尝食”的窦婴,这既是对窦的戏弄、蔑视,又是显出自己的权贵。更要命的是田盼看中了窦婴城南的私田,在被拒绝后,田蚣便以“灌夫在颖州横甚”,要法办灌夫;窦、灌便以田盼与刘安密谋为天子之事回击(《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虽然最后二人和解,但二人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已是昭然若揭。不久,田盼要娶燕王女为夫人,“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酒席上,灌夫借行酒对方不合
礼义为名大闹酒席,被田盼抓捕,灌氏支属“皆得弃市罪”。窦婴挺身而出,极言灌夫战功,乂酒后之过,罪不至死。武帝明知二人,一是先朝旧族,一是当今新贵,均为心腹大患,因而先是让群臣商议,然后又告知当今太后。太后自然偏袒田盼,以绝食相威逼。窦婴自知事情不好,搬岀前朝免罪遗诏,但尚书乂在档案屮未查出遗诏的副本,结果以“矫诏”治罪,汉元五年十月灌夫及家人被杀,十二月最后一天,窦婴被杀害于渭城(咸阳)。窦婴被杀一是田盼在朝中诬陷他谋反,更主要是“矫诏”Z罪。以情理上讲“矫诏”恐怕是人为的设局。试想窦婴是为救灌夫而拿出前朝遗诏,假若没有“遗诏”,他不能救灌夫,但自己不至于死。而曾为丞相的他,难道就不知道矫诏的死罪吗?他为何犯了一个既救不了灌夫乂要搭上白己性命的低级错误呢?再说,他的被杀日子也有讲究,为何放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因为汉代春天大赦。窦婴战功卓著,于刘家有功,罢相后,随遇而安,与当朝皇帝并无矛盾,因此说这是田粉的故意安排,固然有道理,其实细究,这背后仍有武帝的影子。窦家势力延及文景武三朝,势力强大,武帝时,窦太后干预朝政,而田王家(武帝时A后王氏之母后改嫁田氏,生田粉,二人同母异父)为新生权贵,以田盼为代表。田盼为相后,为非作歹,武帝也仅又说一句:“你为何不把我的武器库也拿走”了事,不敢治罪。一为前显,一为新贵,二人在朝野势力都很强犬,这对于刚登位不久的武帝来说,都是心腹大患,因而他乐意看到二股势力的拼死搏杀。因而,他可能明知窦婴被冤被杀,也坐享其成。因为一股势力消失了,等于让自己腾出手来专心对付留下的一股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更何况窦婴被杀后,田盼也惶惶不可终日,精神错乱,暴毙于家中。半年时间两股与朝廷抗衡的势力土崩瓦解,虽然说这件事不一定是武帝事先的布局,但两股势力相互争斗,最后两败俱伤,君侧清,皇权固,不能不说是武帝最喜欢看到的结局。再说田蚣的日益骄横、王太后干政,未尝不是武帝的有意为之,培植一股强大势力与另一股势力抗衡乂不危及自己的政权,最后均以败告终,一石二鸟的效果,不能不说是武帝最想得到的结果。而仅此事窦家有一百多人被杀,灌夫全族被杀,人数恐怕不在少数。二、庄青翟自尽庄之自尽,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一张汤。张汤是武帝时著名的酷吏,司马迁将之列入《酷吏传》中,且说“汤死,而民不思”,但班固却称之为“其推贤扬善,因宜有后”一一指张汤之子张安世等人将受重用。张汤办过不少大案,如“治陈皇后巫蛊狱”“淮南衡山反狱”(均见《汉书・张汤传》(下同),还有其它众多案事,树敌众多。但此人一者贪婪,与商人田信等人官商勾结牟利;二者为官倨傲。前任丞相坐盗孝景帝园田,下狱自杀后,张常常以丞相自居,故意凌辱当时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朱买臣,王朝、边素三长史,且在武帝提拔太子少傅庄青崔为丞相时内心嫉恨,意欲设法构陷,因此他为自己树了强敌,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
再说庄青崔在前119年由太子少傅一下子提拔为丞相,却又在前115年受牵连入狱自尽,匆匆不过五年时间,境遇竟云泥之别,这中间发生了何事?前115年,文帝皇陵被盗,负有守陵职责的丞相与负有追查责任的张汤,共度难关。最初二人商定一起向武帝请罪,但在武帝面前,张却一言未发,这样矛头一下子集中到了庄的面前,但当时武帝并未责怪,只是让张追查此事。张以为机会来了,便要落井下石。他暗召御史,唆使他们如何办案,如何定案,把责任全推在庄的身上,定他个“明知故纵”罪,最好是不仅要免相,甚至要置之于死地。而御史中有人将此泄露给了三长史。三长史自身为相府中官吏,乂加之长期受张的欺侮,于是报告了庄青崔。庄很清楚,皇陵被盗,死罪难逃,如果再让张汤烧一把火,那肯定是死路一条,于是儿个设计,先发制汤。张汤与儿位同为重臣,彼此知根知底,原先这儿位只是受欺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所以大家都相互忍让。尔今已被逼至绝境,那自然就撕破脸皮。他们找来与张汤合谋牟利的商人田信,拿到了张汤泄露国家机密、与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合伙牟利的证据,向武帝告发。而张汤却百般抵赖,武帝认为张汤有欺君之罪,派赵禹审案。赵禹明确告诉他:''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儿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为?”赵禹的意思很明显,你的案件有凭有证,天子要重办,让你自杀了事,你又何必再为自己狡辩呢?于是张汤自杀。但在自杀时,他也忘不了找儿个垫背的。死前给皇帝上奏说:自己深蒙皇恩,无以报答,但自己的死是因为三长史及庄丞相的陷害。加Z刘彻乂听说张汤死后,家无财产,就信以为真,案杀三长史,将庄投入大狱。庄自知本身皇陵被盗自己有责,而张汤之死,又牵扯进来,罪责难逃,只有以死了之,遂自杀。武帝逼张汤、庄青翟自杀,均为其“法令无常”所致。威逼张汤时,放下最关键的皇陵被盗案不查,却威逼查案的最高长官,而相信的竟是三长史提供的张汤贪腐证据,虽说此证为真,但皇帝也未经核查。且派赵禹办案,也是用心良苦。因为赵禹虽为少府(税务官),但白身也是酷吏,且汤与赵禹“两人交欢,兄事禹”,二人亲如兄弟,这让张汤处于两难境地,武帝用心可谓险恶。三K史被杀及庄青翟入狱,也仅凭张汤临死前的遗书,武帝同样未做调查。张汤死后显示家庭清贫显然是假话。因本传前面言之凿凿地叙述张汤与奸商田信相互勾结牟利。以张汤Z地位,牟的肯定不是小利,那么他的家怎么会清贫呢?文章后而露了底,只是因为“上闻之”而不是上查之。那么刘彻乂是听谁说的?尽管传记中未能言明,但可以推测,有可能是赵禹的汇报。而赵乂与张同党,凭着罪犯同党的一面之辞就杀了丞相府中的三位高官,且将丞相投放狱中致其自杀,这不正是武帝的法令无常吗?更何况连赵禹也说,武帝放纵张汤,“夷死者几何人矣”,不也是对李陵话的一个很好的注脚吗?三、巫蛊之祸用诅咒或埋木偶人于地的方式加害于人,称之为巫蛊之术,汉武帝中后期此术盛行。武帝派江充整治,先是杀了宫川巫师,宫女及牵连到的大臣数百人,后乂釆用大肆查赃栽赃及互相指证的办法又杀数万人(《资助通鉴卷二十二》下同),但这都是巫蛊之患的前奏,真正的巫蛊之祸源于江充与太子的矛盾。
江充与太子及卫皇后不协,而武帝年事已高,江充“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于是就先下手为强。派人向武帝进言“宫屮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痊愈)”。武帝特许江充进入宫中搜查,江充则希望借此整倒太子。而太子既怀疑久不露面的父皇早已驾崩,又担心被江充所杀,于是假传圣旨,捕杀江充等人,然后与卫皇后一起打开武库,占领长安。开始武帝不相信儿子造反,派使臣劝说,但使臣怕死,未入长安便回来告说A子造反,这样武帝就调动各路人马开始镇压。起初丞相刘屈蹩、任安等人都碍于太子情面,有人也清楚太子并非真造反,只是为江充所逼,因而并不真心镇压。但武帝先指责刘丞相,又腰斩任安,结果各路兵马真正开始与太子作战。很快太子被打败,逃到湖县,因行踪泄漏被杀。太子被杀,武帝在大臣的启发及自己的反思下才醒悟过来。但武帝不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大肆杀戮当初参与镇压太子的人,丞相刘屈蹩被腰斩,其它相关人物或被杀,或被逼自杀,前后株连了近四十万人。巫蛊之祸前后株连四I•多万人,其真正责任就是武帝的复反无常。先是镇压巫师以及巫蛊整惑的人,理所当然;接着放任江充任意栽脏,大肆株连,给了江充一个天大的胆子;他明知江充与太子有矛盾,又同意江充可以随意搜查禁宫,这就给了江充整治太子的一个机会;太子起兵,本意并非篡权,他心知肚明,但乂相信使臣无根无据的谎言;丞相大臣明知太子起兵针对江充,怠于用兵,他又强力逼迫出兵,镇压太子;太子死后乂后悔莫及,又反过来责杀听命于他的丞相大臣,且杀戮数十万,而当时西汉有多少人?仅有五千万左右。可以说巫蛊之祸是武帝“法令亡常”的最有力的证据,李陵言之不虚。正因“亡常”,一时人人白危,刘氏天下受到了极大的动摇,所以有人认为“巫蛊之祸”是西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一语中的。四、李陵的悲情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汉奸”能像李陵那样,少受唾骂,多获同情甚至赞颂,这恐怕与李陵投降、劝降前后的人生悲剧有关。1、无奈的投降李陵入匈奴,本来将的是五千运送物资的部队,却偶遇了单于自己带领的三万精兵。李陵力战单于,单于误以为汉军主力,最后匈奴兵增至八万,以五千人马抗击匈奴八万精兵,本可以惊天地泣鬼神。那么李陵在解散军队、保全性命时战况如何?《汉书•李陵传》(下同)中记录了儿个数据:先杀“数千人”;“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树林间复杀数千人”;“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仅以此计,李陵杀敌万人以上,而李陵此时“士尚三千余人”,单就此论,不能不说这本身就是一场胜利。本来此时的单于已打算撤兵,但李陵的军候管敢却让历史在此拐了个弯。他降敌告密,说出了李陵的实情,于是单于重新围攻李陵。而李军此时已弹尽粮绝,所带“五十万矢皆尽”,士卒只能“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李陵只能下令,掩埋器具衣物,“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在战败
的最后时刻,仍希望能有人向大汉送出情报,而实际上李陵也是做到了,“脱至塞者四百人”,单就此论,能说李陵不爱国吗?所以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时,称赞他有“国士之风”。2、劝降之悲李陵与苏武的交往在《汉书・苏武传》中仅有三次。一次是李陵劝降,一次是李陵先派妻子送武牛羊数十头,后乂告知武帝驾崩,第三次是送别苏武。“李陵劝降”一节,充满着对老朋友的关切,其屮恐怕也包含着对苏武现在归汉性命难保的担忧。李陵劝降主要是三个方面。先是家人的悲剧,苏武兄弟均因小事被逼自杀,身在匈奴的苏武也许会在冋汉后因不被信任被杀。再看家人,苏母去世,李陵送丧;妻子改嫁,二妹妹及子女至今“存亡不可知”,并未享受到浩荡的皇恩,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老朋友的关怀。第二方面是武帝的“法令无常”,这也是对老刖友的性命之忧。第三方面,李陵以自己家人被杀,由己劝人,更是充满着对刖友的关心与个人遭遇的悲凉。第二次见武,是在苏武牛羊被盗之后。先是派妻子送去牛羊,生怕由于自己送去被苏武拒绝而导致生活无着,可以说是曲线救武。当武帝驾崩的消息传来时,他第一时间告诉了苏武,可看成是他身在匈奴心在大汉,时刻关注着大汉的国情。第三次为苏武送别,因此时武帝死昭帝立,更重要的是匈奴与汉和亲,自然苏武此时归国会荣光无比。所以此时的李陵一方面盛赞苏武“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另一方而叹自己家族被戮,“欲报恩安归”。更主要的是在人生的最后,他的确帮助匈奴攻打汉军,断了自己的归国之路,只能终身荒漠。因而在送别苏武时,“泪下数行”,充满着人生的感叹与绝望。3、李陵与卫律的差异二人均做了劝降苏武的事,但差异很大。卫律,本为胡人,长于汉,因与李广利兄弟要好,被推荐出使匈奴,但出使期间李家被诛,卫律怕连累自身,主动投降,可以说他是天生反骨。而在劝降苏武时无所之用其极,先是以武力胁迫,不成后又以荣华富贵相利诱。应该说他自身就是一个毫无气节的武夫,一个急于邀功的小人,不但为苏武所唾弃,也为后人所不齿。而李陵则不然,李陵之降是迫于无奈,且投降后也基本上采用不合作的态度。《汉书》屮说:“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劝降。此一句关键词是“久之”“使”。“使”说明李陵是被派劝降,而非主动邀功,而“久之”更能说明问题。苏武前100年出使,当年被扣,李陵前99年被抓,二人相隔时间在一年左右,如果说当时苏武被置北海不知道李陵投降是由于消息闭塞、无人通报的话;李陵入胡不可能不知道苏武被扣。但李投降后并没有马上去见老刖友劝降,而是“久Z”才被派而去。“久之”有多长时间?当文并无说明,但李陵劝降的话中却透露出了信息。“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先是苏母去世,陵为送葬,说明当时苏武已被扣留,否则不会让一个外人送葬;且母死时苏武二兄弟已自杀,那么送葬Z人只能是苏武。这说明母死应在苏武被扣至李陵投降这段时间。且苏妻改嫁,苏妹及子女不知所踪,苏武也不知道。由此推断劝降应在苏武被扣、李陵受降至少十年之后。二人在汉时已为朋友,而在一年的时间里又先后在匈奴,但李陵却没有急于见苏武,更没有主动去劝降,这说明什么?他不愿去做一件原本连自己都不愿做的事一一投降,因而在他劝降送别的言引中充满着对苏武忠贞的敬仰,对自身降胡的羞愧,对苏武处境的关切及对自己无法归汉的绝望,因而常常是“泣下数行”。其实读一读李陵的《答苏武书》,恐怕更能理解李陵此时的心境。这正是人们对同为降将的卫律与李陵态度截然相反的原因。
4、李陵家人的悲剧李陵降后,武帝不仅没有怪罪,反而还反思了无人求陵的错课,“劳赐陵余军得脱者”,不久还派出公孙敖入匈奴营救。问题就出现在公孙敖身上。他入匈奴无功而返,然后借一俘虏之口说:李陵不仅投降,还在帮助单于训练匈奴兵,结果武帝大怒,“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这既是李陵家人的悲剧,也是武帝“法令亡常”的又一例证。《史记》中未说李陵练军一事,《汉书》中借李陵之口说出此事为误传,训练匈奴军的是李绪而非李陵,并且作者还记叙了李陵听说后杀李绪,被大洌氏追杀,单于帮陵藏匿之事,应该是可信度较高。而武帝仅凭一个出击匈奴营救李陵无功而返,可能为掩盖过错随口编了个谎的话就诛灭了李陵全家,这不能不说武帝的确是一个偏听偏信、随意杀戮Z人。家人被杀,彻底断了李陵归汉的念想。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急于去劝降苏武,只是无所事事,苟活性命而已。昭帝时,虽霍光派人想接回李陵,但李陵早已心死如灰,故国若梦,而亲人全亡,复归何益。于元平元年病死于蛮荒。“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于蛮夷屮。”尔今若能站在李陵碑前,想望李陵一生的遭逢,也令人扼腕墓道,长吁不已。5、永远的谜底李陵拒绝归汉长留匈奴后,《汉书》《通鉴》只记录了一次他参与的匈奴与汉的作战,而且担任最高长官。征和三年(前90年)李陵率匈奴骑兵三万人,奉命追击深入匈奴寻敌未果、正准备回汉的御史大夫商丘成所带的三万(通鉴说二万)汉军。汉军劳师袭远,寻找匈奴未果,归途中乂被李陵追击,至当年李陵被捕的浚稽山,却发生了惊天的逆转。“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军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汉书•匈奴传》)此战以汉胜告终,但此战颇为诡异。此战匈奴指挥官李陵,久经沙场,英勇善战;当年兵至浚稽山还专门查看地形绘图上报天子,熟悉地形。而汉指挥官御史大夫商丘成,本身不是武官,即使熟读兵书充其量纸上谈兵;自御史大夫到领兵打仗仅半年余,无实践经验;浚稽山只是他们偶尔的退却之地。但却胜败异数,一诡也。单于喜欢信任李陵,此战任李陵为主将,派三万精锐骑兵追汉军,其军力不可小觑。反观商丘成军。此役击匈奴共三路人马,贰师将七万,莽通将四万,商丘成充其量三万,算不上主力;且劳师袭远,被匈奴军追击九日。仅凭一且战且退的疲惫之师竟胜士气旺盛的精锐z军。二诡也。李陵当年为汉将兵败浚稽山,实属兵力悬殊战败而降。今李陵为匈奴将再到浚稽山,难道是上天的安排?且李陵此时兵强马壮,即使有损伤也是双方互有,为何主动撤军?另外“杀伤虏甚众”小“众”是多少书中未言明,而同一传中在写到双方伤亡时多有“数百”“数千”“三千”等字样,看来“众”字虽说为多但不足千,这相对于三万军队而言,则未伤元气,更何况互有死伤。那么未伤及根本的李陵又为何撤军?三诡也。此役将兵最多达七万的贰师将军,被将五万骑兵的单于追击。结杲汉军败,贰师降。贰师为武帝名将,经常与匈奴交战,经验丰富,且率主力七万,结果兵败被俘。而商丘成由御史大夫任武官仅半年余,未有实战经验,仅率三万人马,却能击退李陵,安然归汉。四诡也。
此役的匪夷所思只能有一种解释:降胡的李陵仍心系大汉,不愿与大汉真正为敌。但千百年来乂有谁能理解李陵的苦心呢?李陵不言,史家无说,留给后人的是无限的想象空间。参考文献:1、《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与“苏武、李陵、庄青翟、张汤”等人的相关章节。2、人教版,语文必修4《教师用书》3、部分网络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