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课资料《过秦论》赋体色彩探微朱广盛历代文人、政治家选取秦灭六国、统一中国而后又顷刻瓦解这一历史现象作为议论的题材，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贾谊的《过秦论》。贾谊作为西汉一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辞赋家，以赋体笔墨写论说文，使其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作家。一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假设问答，韵散间出，文采华丽，辞藻丰富，铺张扬厉，踵事增华，力求层层铺垫，造成波澜壮阔的场面，雄厚充沛的气势。而提到汉代辞赋，不能不提到贾谊。正是因为贾谊是一个辞赋、散文皆长的作家，他在写作论说文时，行文波澜起伏，文笔酣畅淋漓，可谓滔滔而言，其势不可犯，其理亦无穷，致使后代诸家以论说文标准来匡衡《过秦论》难以合矩。近现代写作理论者认为，论说文要充分说理，对事物进行周密细致的分析；在分析、论证过程中要运用一定的推理、论证方法，使分析论证合乎逻辑地展开。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过秦论》，它很难算得上一篇入格的论说文。但是，这并未妨碍它成为一篇绝妙的论说文。《文心雕龙·论说》早就指出：“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辩史则与赞、评并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根据《过秦论》的经验认为，“敷陈则与辞、赋通家”，并援引了一系列前人关于文无常体的议论，得出“足见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固以恢弘焉”的结论。《过秦论》实是一篇多方吸收辞赋滋养的破体之作。《过秦论》中的赋体因素，最明显的莫过于在说理时援史实以为据，让自己的结论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得出，作者自己的议论却很少。论说文体决定了该文的铺陈不可能照搬汉赋的铺张扬厉，描写事物面面俱到，形成图案化。但对史实的逐一陈说分明形成了一股强烈气势，用明人方孝孺的“深笃有谋，悲壮矫许”（《张彦辉文集序》）来概括，是比较恰当的。这可以从《过秦论》与《阿房宫赋》的对比中窥见一斑。就体裁而言，《过秦论》是史论，《阿房宫赋》为赋体。两篇的共同之处都充分发挥了赋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或是先极言秦之兴，秦之强，秦之盛，或是先极写阿房宫建设之美，宫中生活之侈，收藏之丰。无独有偶，两文同在极尽铺陈渲染的基础上，笔锋突转，分别加以对比，而后点出画睛之笔，得出结论。这种方式都可说是“一气团结，直至末段，一齐例卷，画出结句，何等神力”。又正如刘勰所云：“丽词雅文，符采相旺，如组织之占朱紫，画绘之若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文心雕龙·诠赋》）。那么，贾谊为何将《过秦论》上篇写得如此雄骏宏肆？这还得从上篇在全文中的作用来看。金圣叹的评说很是精当：“《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只看得中间‘然而’二字一转。未转以前，重叠只是论秦如此之强；既转以后，后叠只是论陈涉如此之微。通篇只得二句文字，一句只是以秦如此之强，一句只是以陈涉如此之微。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六）可见贾谊在上篇铺陈雄肆，完全出于危言耸听，痛陈秦过以诫汉的目的。上篇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漂亮的凤头，作者用秦兴盛时之一往无前、势如破竹与覆亡时的一败涂地、顷刻瓦解构成巨大的反差，制造悬念，以引起读者的惊骇和疑问：为什么秦在统一前能打败力量大于自己的六国，却在统一天下后亡于远弱于六国的陈涉？在发问后遂即提出论点。文章前部大量铺陈夸张的叙述都是为结尾处的几句作准备，从而揭示中心论点。为了增强设疑的效果，强化“成败异变，功业相反”4用心爱心专心
的反差，贾谊在前部引入六国作陪，叙六国抗秦力量之强，正是反衬秦在攻取天下时的所向披靡；借六国贬抑陈涉力量之弱，正是突出秦统一后之不堪一击。只有写出极强的秦朝亡于极弱之陈涉，才能耸动视听，引人探寻究竟。二赋体作品在结构上常取主客对话的形式，各自阐明自己的观点，描绘各自喜爱的景和物，如《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等都是如此，从而成为赋体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过秦论》中，贾谊并未照搬主客对话，而是独具匠心地运用抑扬之法进行极化对比。以上文为例，作者先进行纵比：六国合纵抗秦声势浩大，结果却一败涂地，这是前后形势之比；陈涉起义，一举灭秦，这是秦的兴亡之比，同时以此衬托出攻守之势的巨大变化。作者用大半篇幅详述孝公以来秦之兴起过程，用意也在为第二段中秦的迅速崩溃作对照和铺垫。对前者的大肆渲染，主旨却在极力夸张后者，“扬”秦正是为“过”秦。这种先扬之于九天之上，然后猛然一扣，击之于九地之下的手法，实在堪称空绝。接下去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横比：极力写陈涉的出身贫贱、才能拙劣、地位卑下，起义军人少力弱，疲惫不堪，目的却是反衬秦朝败亡之易。此外，尚有兴与亡时“天下非小弱”之比，雍州之地与崤函之固相比。对比之后提出“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一明显的问题，而后用一个过渡句“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承上启下，再以“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概括前半篇，同以“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总结后半篇作一个总括的对比。这样，多种比较造成层层进逼步步蓄势的强烈气氛，而后来采用设问得出的结论就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挡。立足此论点，我们再回顾作者不惜工本，用墨如泼极写秦之强盛，乃是为了说明这一切是秦在统一六国的攻势中采取“高诈力”的结果，而秦在统一中原后的守势中没有认识到“安定者贵顺权”的道理，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来制定一套新的政治方案，施行仁义，而把“守”和“取”混为一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必然招致速亡之祸。这种先含于内，后托于外，先扬后过，“扬”秦是为了张扬仁义，“过”秦是为了指斥“仁义不施”，手法可谓别致工巧三汉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使赋体迅速兴起并走向成熟，也使赋体作品在写物、体物上极尽夸饰之能事。纵观汉代大赋，多写宫观园囿之盛以夸耀帝王穷奢极侈的生活。在《过秦论》中，贾谊则借其来进一步增强文章的气势。通过夸饰与排偶的结合，使全文文势如长江巨浪，峰谷相寻，奔腾而下，势不可挡。为了力求行文气势顺畅，语意词句的排偶，因此有些地方的叙述并不完全合于史实。如文中列举的许多六国抗秦之士，吴起其实在秦孝公出生前便死了，乐毅之功绩在伐齐，孙膑之功劳在攻魏，都与谋秦无关。又如把“吞二周而亡诸侯”之事记在始皇的账上，实际上吞并西周的是秦昭襄王（始皇的曾祖父），灭东周的是庄襄王（始皇父）。但贾谊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对某些事件的叙述失实，却仍保持其本质的真实。因为凭贾谊的才华，并非是不知史实而是有意为之，实乃赋家本性使然。这正如西方印象派大师塞尚所言：“我们既不太细，也不太诚实，又不太顺从大自然，可是，我们多少总是自己模特的主人”。贾谊的《过秦论》既不像司马迁那样精雕细刻，也不像左思的《三都赋》那样言必有据。他的夸饰，不仅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并且给人以更强烈的印象，因而他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能够深入人心。所以尽管它在细节上有失实之处，历来人们仍然予以高度评价。为了力求行文气势流畅，贾谊还十分注重运用赋体所擅长的排偶。他善用同文叠句，如写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句只一意，而必当叠写，极言秦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古文观止》）；写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四句，也只涉及始皇登帝位对人民的驱使奴役；写陈涉“翁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三句，共同形容陈涉地位之卑微。而排比在文中更是俯拾皆是。如“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4用心爱心专心
四个相同的主谓短语写合纵范围之大；“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三个相同的并列短语写四君子品德之高，威望之重；“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三个结构相同的句子写合纵一方人才济济，势力之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八个并列、动宾、主谓短语交错，极写秦夺取天下摧枯拉朽之势。这些语言技巧的运用都为作者有意地反复对比作了有力的铺垫，也折射出汉赋在语言上骈散结合的特点，既富有文采，又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一般说来，从战国到西汉再到东汉，文风凡三变：战国文雄奇，西汉文醇厚，东汉文俳丽。由于贾谊在《过秦论》中充分发挥了赋家的长处，使该文既有战国文的雄奇，又有西汉文的醇厚，同时也露出俳丽的端倪，开一代创作的先河。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贾谊和晁错的散文为“西汉鸿文”，“沾溺后人，其泽甚远”，是很有见地的评价。贾谊的悲剧邓忠强洛阳才子贾谊，是西汉文帝时代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他刚二十出头时，就受到汉文帝的赏识。先是“召以为博士”，随后不到一年又破格提拔为大中大夫。由于贾谊上书言事，切中时弊，提出了一套改革政治法制的主张，汉文帝还打算把他提拔到领导高层，任公卿之位。然而一些王侯重臣却嫉才诽谤，讲他的坏话，汉文帝便渐渐地疏远他，让他离开京城，去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老师）。贾谊横遭贬斥，十分委屈，瞻念前途，一片茫然。路过湘江时，他触景生情，由楚国大夫屈原的受谗放逐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写了一篇有名的《吊屈原赋》，以寄托自己的悲愤。三年之后他虽被召回京师长安，但又改派为梁怀王太傅，终未得到重用。于是贾谊一直郁郁寡欢，忧愤成疾，年仅三十三岁，抑郁而终。贾谊被埋没实在可惜，所以历来人们都同情贾谊，对汉文帝多所指责。可是宋代苏轼却写过一篇《贾谊论》，没有把贾谊之死完全算到皇帝的账上，而是在惋惜之余，从人才自身的内在原因来分析贾谊悲剧的必然。苏轼认为贾谊的主要问题是“不能自用其才”。为什么他不能很好地使用自己的才能呢？原因无它，在于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东坡先生在这里提出的“志（志向）、量（气量）、才（才能）、识（识见）”，对于成就一番事业至关重要。一个人如果仅有远大目标，却无豁达大度的胸怀；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审时度势的识见，那么必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到头来抱负理想也将付诸东流。贾谊虽不是志大才疏，但毕竟年轻，见识经验不足，再加上有某些不合时宜的毛病，即如苏轼所指出的“狷介之操”，往往性情褊急，孤傲，气量狭小，也就影响他不能很好地“自用其才”，以致不能从容地在那些功臣宿将之间周旋应对，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如此一来，他的那些经邦治国的好建议又怎能实现呢？其次，贾谊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善处穷”。一个有抱负的人，在顺境下固然可以干得很好，就是身处困境或逆境，也同样能泰然自若地“自用其才”，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人家不重视你，把你晾到一边，甚至你遭到压制、排斥、嫉妒、打击的时候，你也绝不心灰气馁，仍然坚持不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冷静地看到自身的才干和价值，创造条件，又何愁不能成功？应该说，贾谊被贬官之后，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他一味地沉溺于悲观伤感，怨天尤人，终于“自伤哭泣，至于夭绝”，从某种角度上说，简直是自毁其才。正如苏轼所说：“人一时不被重用，怎么知道终生都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呢？不懂得静心地等待局势的变化和时机的到来，却满腹牢骚，忧愁悲伤，这是自己害自己啊！”看来，这位贾生受不了一点挫伤打击，缺乏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气概，心胸器量未免过于狭窄。4用心爱心专心
历史上的汉文帝虽是一个作风比较好的皇帝，但他的未能善任贾谊，终究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东坡先生说，如果做皇帝的得到像贾谊这样的人才，就应该知道他们的毛病和不足，从而善待人才、爱惜人才。可见对于贾生的夭折，作为有人才选拔权的皇帝，实难辞其咎。贾谊的个人悲剧既是一种性格悲剧，归根到底，又是封建皇权窒息人才的社会悲剧。不过话说回来，苏东坡能在古代君权社会那种人才环境下，看到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着实有他独到的眼光。我们今天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中，虽然早已不存在那种君臣依附关系，但也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除了还要大力改善人才环境之外，作为人才自身，倘若一时不能天遂人愿，是否应该面临坎坷，笑对人生，来一个“风物长宜放眼量”，多一点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自信，多一点乐观旷达的胸襟和远见卓识呢？“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愿苏东坡的这句名言，成为一切人才把握自己、奋发向上的座右铭。4用心爱心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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