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拓展知识

《过秦论》拓展知识现代汉语中只有时间名词才能用作状语。例如：“我们八点钟上班。”“八点钟”是个时间名词，充当状语，修饰动词“上”。其他种类的名词用作状语的很少见，它直接用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如“土崩瓦解”、“星罗棋布”、“血红”、“雪白”…这些名词用作状语，实际上已经与后面的动词、形容词组成了一个固定词组或短语。然而，古代汉语中不但时间名词，而且其他种类的名词也都可以用作状语。《过秦论》一文中就是大量的名词活用为状语。例如：（1）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2）〔内〕立法度，……〔外〕连横而斗诸侯。（3）〔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并〕收要害之郡。（4）〔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5）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6）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7）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以上七例，有表示比喻的，如例（1）、例（7）；有表示处所、方向的，如例（2）——例（6）。仅就《过秦论》一文，名词为状语，其作用有二。其实名词活用为状语，还有表示对人态度的。如《鸿门宴》一文中：“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即“我要象对待兄长一样来侍奉他”。还有表示用作工具的。如《愚公移山》一文中：“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即“用畚箕（把土石）运到渤海边”。名词活用作状语，表面上看来和一般主谓结构形式完全相同，但意思很不一样。例如例（7）中“云集”、“响应”，如果是主谓结构，意思就是“云聚集起来”，“回声应和着”。而原句中的意思实际是“象云一样聚拢来”，“象回音一样应声而起”，形容跟随陈涉起义的人众多而快速。通过上段的分析，可以知道，如果把文言文中充当状语的名词翻译成现代汉语：“象云一样”、“象回音一样”。或者翻译例（1），就是“象卷席子一样”、、“象包包裹一样”、“象装口袋一样”，都是形容秦孝公有夺取天下，兼并各国，统辖四海的大志，并吞八方土地的雄心。 那么，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翻译出来的现代汉语，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介宾短语，它充当状语就是显而易见的了。那么，文言文中为什么不用介宾短语充当状语，而要用名词充当状语？文言文中有没有介宾短语？原来，这就牵涉到文言文的另一个语法现象了。文言文中有介宾短语，但是却常常把它放到动词、形容词后面作补语去了。仍以《过秦论》为例：（1）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2）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魏、韩、宋、卫、中山之君〉也。（3）锄棘矜，非〈于钩戟长锏也。（4）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当然，文言文中也不乏介宾短语充当状语的。如《鸿门宴》中“请〔以剑〕舞”、“具〔以沛公言〕报项王”。那么，为什么要用名词作状语呢？关键就在于，文言文中的名词本身就具有这种功能。那么，如何判断这个名词是作状语还是作主语呢？判断的文法是：如果是名词作状语的句子，往往在这个名词前面另有主语。如“天下云集响应”，既然有“天下”作全句的主语，那么，“云”、“响”就不大可能是主语了。而在有些句中，主语根据上下文省略了，如前面的例（2），“内立法度”，看似没有主语，其实，主语“秦孝公”承前省略了，那么，毫无疑问，“内”就是动词“立”的状语。所以，要认识、掌握名词活用为状语，只能从句子的结构、意思入手去判断。《过秦论》赋体色彩探微历代文人、政治家选取秦灭六国、统一中国而后又顷刻瓦解这一历史现象作为议论的题材，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贾谊的《过秦论》。贾谊作为西汉一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辞赋家，以赋体笔墨写论说文，使其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作家。一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假设问答，韵散间出，文采华丽，辞藻丰富，铺张扬厉，踵事增华，力求层层铺垫，造成波澜壮阔的场面，雄厚充沛的气势。而提到汉代辞赋，不能不提到贾谊。正是因为贾谊是一个辞赋、散文皆长的作家，他在写作论说文时，行文波澜起伏，文笔酣畅淋漓，可谓滔滔而言，其势不可犯，其理亦无穷，致使后代诸家以论说文标准来匡衡《过秦论》难以合矩。近现代写作理论者认为，论说文要充分说理，对事物进行周密细致的分析；在分析、论证过程中要运用一定的推理、论证方法，使分析论证合乎逻辑地展开。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过秦论》，它很难算得上一篇入格的论说文。但是，这并未妨碍它成为一篇绝纱的论说文。《文心雕龙论说》早就指出：“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辩史则与赞、评并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根据《过秦论》的经验认为，“敷陈则与辞、赋通家”，并援引了一系列前人关于文无常体的议论，得出“足见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固以恢弘焉”的结论。《过秦论》实是一篇多方吸收辞赋滋养的破体之作。《过秦论》中的赋体因素，最明显的莫过于在说理时援史实以为据，让自己的结论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得出，作者自己的议论却很少。论说文体决定了该文的铺陈不可能照搬汉赋的铺张扬厉，描写事物面面俱到，形成图案化。但对史实的逐一陈说分明形成了一股强烈气势，用明人方孝孺的“深笃有谋，悲壮矫许”（《逊志斋集、张彦辉文集序》）来概括，是比较恰当的。这可以从《过秦论》与《阿房宫赋》的对比中窥见一斑。就体裁而言，《过秦论》是史论，《阿房宫赋》为赋体。两篇的共同之处都充分发挥了赋的“铺采chī＠①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或是先极言秦之兴，秦之强，秦之盛，或是先极写阿房宫建设之美，宫中生活之侈，收藏之丰。无独有偶，两文同在极尽铺陈渲染的基础上，笔锋突转，分别加以对比，而后点出画睛之笔，得出结论。这种方式都可说是“一气团结，直至末段，一齐例卷，画出结句，何等神力”。又正如刘勰所云：“丽词雅文，符采相旺，如组织之占朱紫，画绘之若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文心雕龙诠赋》）。那么，贾谊为何将《过秦论》上篇写得如此雄骏宏肆？这还得从上篇在全文中的作用来看。金圣叹的评说很是精当：“《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只看得中间‘然而’二字一转。未转以前，重叠只是论秦如此之强；既转以后，后叠只是论陈涉如此之微。通篇只得二句文字，一句只是以秦如此之强，一句只是以陈涉如此之微。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六）可见贾谊在上篇铺陈雄肆，完全出于危言耸听，痛陈秦过以诫汉的目的。上篇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漂亮的凤头，作者用秦兴盛时之一往无前、势如破竹与覆亡时的一败涂地、顷刻瓦解构成巨大的反差，制造悬念，以引起读者的惊骇和疑问：为什么秦在统一前能打败力量大于自己的六国，却在统一天下后亡于远弱于六国的陈涉？在发问后遂即提出论点。文章前部大量铺陈夸张的叙述都是为结尾处的几句作准备，从而揭示中心论点。为了增强设疑的效果，强化“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反差，贾谊在前部引入六国作陪，叙六国抗秦力量之强，正是反衬秦在攻取天下时的所向披靡；借六国贬抑陈涉力量之弱，正是突出秦统一后之不堪一击。只有写出极强的秦朝亡于极弱之陈涉，才能耸动视听，引人探寻究竟。 二赋体作品在结构上常取主客对话的形式，各自阐明自己的观点，描绘各自喜爱的景和物，如《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等都是如此，从而成为赋体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过秦论》中，贾谊并未照搬主客对话，而是独具匠心地运用抑扬之法进行极化对比。以上文为例，作者先进行纵比：六国合纵抗秦声势浩大，结果却一败涂地，这是前后形势之比；陈涉起义，一举灭秦，这是秦的兴亡之比，同时以此衬托出攻守之势的巨大变化。作者用大半篇幅详述孝公以来秦之兴起过程，用意也在为第二段中秦的迅速崩溃作对照和铺垫。对前者的大肆渲染。主旨却在极力夸张后者，“扬”秦正是为“过”秦。这种先扬之于九天之上，然后猛然一扣，击之于九地之下的手法，实在堪称空绝。接下去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横比：极力写陈涉的出身贫贱、才能拙劣、地位卑下，起义军人少力弱，疲弊不堪，目的却是反衬秦朝败亡之易。此外，尚有兴与亡时“天下非小弱”之比，雍州之地与崤函之固相比。对比之后提出“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一明显的问题，而后用一个过渡句“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承上启下，再以“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概括前半篇，同以“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总结后半篇作一个总括的对比。这样，多种比较造成层层进逼步步蓄势的强烈气氛，而后来采用设问得出的结论就如山洪爆发，势不可挡。立足此论点，我们再回顾作者不惜工本，用墨如泼极写秦之强盛，乃是为了说明这一切是秦在统一六国的攻势中采取“高诈力”的结果，而秦在统一中原后的守势中没有认识到“安定者贵顺权”的道理，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来制定一套新的政治方案，施行仁义，而把“守”和“取”混为一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必然招致速亡之祸。这种先含于内，后托于外，先扬后过，“扬”秦是为了张扬仁义，“过”秦是为了指斥“仁义不施”，手法可谓别致工巧。三汉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使赋体迅速兴起并走向成熟，也使赋体作品在写物、体物上极尽夸饰之能事。纵观汉代大赋，多写宫观园囿之盛以夸耀帝王穷奢极侈的生活。在《过秦论》中，贾谊则借其来进一步增强文章的气势。通过夸饰与排偶的结合，使全文文势如长江巨浪，峰谷相寻，奔腾而下，势不可当。为了力求行文气势顺畅，语意词句的排偶，因此有些地方的叙述并不完全合于史实。如文中列举的许多六国抗秦之士，吴起其实在秦孝公出生前便死了，乐毅之功绩在伐齐，孙膑之功劳在攻魏，都与谋秦无关。又如把“ 吞二周而亡诸侯”之事记在始皇的帐上，实际上吞并西周的是秦昭襄王（始皇的曾祖父），灭东周的是庄襄王（始皇父）。但贾谊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对某些事件的叙述失实，却仍保持其本质的真实。因为凭贾谊的才华，并非是不知史实而是有意为之，实乃赋家本性使然。这正如西方印象派大师塞尚所言：“我们既不太细，也不太诚实，又不太顺从大自然，可是，我们多少总是自己模特的主人”。贾谊的《过秦论》既不像司马迁那样精雕细刻，也不像左思的《三都赋》那样言必有据。他的夸饰，不仅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并且给人以更强烈的印象，因而他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能够深入人心。所以尽管它在细节上有失实之处，历来人们仍然予以高度评价。为了力求行文气势流畅，贾谊还十分注重运用赋体所擅长的排偶。他善用同文叠句，如写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句只一意，而必当叠写，极言秦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古文观止》）；写秦始皇“撮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笤天下”四句，也只涉及始皇登帝位对人民的驱使奴役；写陈涉“翁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迁徙之徒也”三句，共同形容陈涉地位之卑微。而排比在文中更是俯拾皆是。如“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四个相同的主谓短语写合纵范围之大；“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三个相同的并列短语写四君子品德之高，威望之重；“有宁越徐尚、苏秦、社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绶、颛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三个结构相同的句子写合纵一方人才济济，势力之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伏，弱国入朝”八个并列、动宾、主谓短语交错，极写秦夺取天下摧枯拉朽之势。这些语言技巧的运用都为作者有意的反复对比做了有力的铺垫，也折射出汉赋在语言上骈散结合的特点，既富有文彩，又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一般说来，从战国到西汉再到东汉，文风凡三变：战国文雄奇，西汉文醇厚，东汉文俳丽。由于贾谊在《过秦论》中充分发挥了赋家的长处，使该文既有战国文的雄奇，又有西汉文的醇厚，同时也露出俳丽的端倪，开一代创作的先河。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贾谊和晁错的散文为“西汉鸿文”，“沾溺后人，其泽甚远”，是很有见地的评价。峻拔锋利，语警词工——谈贾谊的《过秦论》 贾谊是西汉时期杰出的辞赋家和政论家。他的赋写得云蒸雨降、回肠荡气，以《鹏鸟赋》《吊屈原赋》最负盛名；他的政论写得峻拔锋利、语警词工，以《论积贮疏》《陈政事疏》为世所重。《过秦论》则兼及辞赋的文采辉耀、语势腾纵和政论的见解精辟、雄辩有力，以汪洋恣肆之文表拯世救民之意，成为别具一格的辞赋家的政论。《过秦论》如题目所示，旨在讲论秦王朝的过失，揭示秦至二世而亡的原因。作者充分发挥赋体“铺采摛文”的特长，不径言秦之过而先以奔放之言历举秦之功，不直言秦之衰而先以豪迈之语详述秦之兴，不先写秦之亡而先以昂扬之笔书秦之盛，犹如长河入海直奔尾闾之窟。作者在纵笔泼墨绘足龙腾云卷之态后予以点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辞赋的艺术手段，使得文势充畅，波澜层迭，议论风发，题旨轩昂，使人不仅理性上可以得到启迪，感情上也能够得到震动。《过秦论》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为叙史事，一为发议论。叙史是议论的依据，议论是叙事的升华。叙述史实，以时序为经，以事迹为纬。先叙秦孝公时的“兴”，继而写“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时和“延及孝文王、庄襄王”时的“强”，接着写“及至始皇”时的“盛”，最后写“始皇既没”，陈涉首难，使秦终至败亡。作者概括了秦“百有余年”由兴而亡的全过程，即从“攻”势转为“守”势两大阶段。议论时，以陈涉与强大的秦王朝比，与山东六国比，是非立分，结论自出。这样由事见意，由史出论，便于作者按辞赋的写作规律，施展才华，驰骋笔墨。《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大派，将贾谊归属“屈原派”，也就是说贾谊承续了《楚辞》的余绪，且有新的创造，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因而贾谊以其辞赋手段写政论，即用其所长，弃其所短，确为刘勰所说的：“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而没有堕入“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泥淖。《过秦论》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使得文势滔滔，有一唱三叹之概。极化对比，气魄恢宏。辞赋惯用夸张的手法叙事状物，《过秦论》写秦由兴而盛的“攻势”，将攻和被攻的双方向两极强化，极言被攻对象的力强势盛，极言进攻方面的力弱势孤，结果却易攻轻取，对比之下显得气魄很大，且更能说明问题。秦孝公时，“君臣固守以窥周室”，一个“窥”字，透出了秦伺机而动的野心，写出了他偏居一隅的地位，也暗示了周天子地广人众、位高权重的形势。双方力量悬殊，而“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西河之外大片土地，只是“拱手”便得，极言取之甚易，如反掌之劳，似吹灰之力。这反而突显了秦的兵力雄厚，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时，“九国之师”“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兵多将广，声威烜赫，攻势凌厉，结果“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候已困矣”。秦不费一刀一箭，就叫山东六国“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始皇时，“却匈奴七百余里” ，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所有这些，都是采取将双方“极化”的办法，反衬而说明问题。一般的夸张，通常是“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就事物的某一属性予以夸大。而贾谊写秦攻之易，却先将双方极化，再将攻取极化，则文词便壮采飞扬，足可披瞽骇聋。“壮词可得喻其真”，像“拱手而取”、“无亡矢遗镞之费”，“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反而有助于文义的鲜明显豁。同义叠句，气势酣畅。《过秦论》中也袭用赋中同义叠句的句法，可是作者不是不看场合，不看对象，不加选择，不予节制地叠床架屋，使得文字臃肿累赘，而能以气势酣畅之文为表达主题服务。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席卷、包举、囊括，都有并吞的意思；宇内、四海、八荒，都是天下的意思。《古文观止》的编者评述说：“四句只一意，而必当叠写之者，盖极言秦先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为了突出某种意思，不惜重复数句。作者写秦始皇时之强盛：“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答天下。”四句也只一意，说始皇践帝位奴役天下之人。与秦相对比，写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三句同写其地位卑微。一般地说，作文时要惜墨如金，一词能达意则不用两词，一句可尽意则不赘两句，可是这里贾谊却一意连用多句，可谓泼墨如云。这是因为这些地方“非一辞而足”，一辞虽能达意，却不能“极言”，达不到强化、极化的目的。由于一意以多句写之，便把秦的虎狼之心披露得淋漓尽致，把秦的暴虐之行描述得无一可掩，也把陈涉的出身写得使人印象深刻。以整齐句式叠写一意，使得文字气足神完，一气呵成，读之犹如骏马走坂，流水下坡。多重排比，气氛热烈。辞赋中往往铺锦列绣，排红叠翠，排比句如鳞次栉比。可是因为句式少变，致使文字板滞僵直。《过秦论》则变化其用，以多组排句复合，从而犹如繁弦急管般热烈，增强了艺术效果。写“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先以“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四个相同的主谓结构的句式排比，显示“合从缔交”的广。接着以“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三个相同的联合结构的词组排比，显示上述四君子的谋略才干。再以“……中山之众”，“……杜赫之属为之谋”，“……乐毅之徒通其意”，“……赵奢之伦制其兵”四个基本相同的带有长串定语的主语以及相同谓语形式的句子，显示“天下之士”合从缔交，戮力攻秦的力量。最后更以“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伏，弱国入朝” 八个结构异同交错的四言句，显示秦乘胜前进夺天下，摧枯拉朽攻诸侯的声势。排比句式使文章气势奔放，如果只是一式到底，那又机械呆板了，将多种句式的排比句组合起来，则整齐与参差结合，相为映照，文章便张弛有致、气韵流转了。作者为了集中排比，以“秦无亡矢遗镞之费”的对比条件，着力渲染，且有言过其实之弊。据《史记六国表》载，周慎靓王三年（前318）有“五国共击秦，不胜而还”之事，并没有“九国之师”齐出动的情况。作者简单概括了战国时代所有的人才，且加以排比，突出了声势浩大的气氛，和秦日后的崩溃作了鲜明对比。《过秦论》中多用排比，而句式多变，组合有异，这也是本文格高调响的一个原因。潜义伏理，气蕴于内。作者写秦气锐势盛，是为了说明这是施仁义的结果。可是贾谊只将施仁布义隐嵌于字里行间，反而铺张扬厉地大写追亡逐北、席卷天下的声势，待到文末点题后，回顾前文一审视细察，始觉作者原来处处设伏，密而不漏。作者于第1段就带出了秦能轻取易攻的原因：“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由于采取了商鞅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对内、对外政策，司马迁也认为这属仁义之举。他说：“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作者叙秦的每一阶段，都紧扣住这点。本文题旨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于前文却明写、详写“攻守之势”，暗写、略写“仁义之施”，气蕴于内，象呈于外，使人首先从气势磅礴的文辞上得到感染，直到最后才将内蕴的含义加以挑明，读者拨除疑念，释除悬念，把握主旨，则顿觉原来的潜义伏理腾跃而出，烟然生辉，戛然作响。反复比照，导出题旨。作者为了导出论述中心，反复比照，逐步深化。先是远比，以叙述设置比照条件。作者写陈涉的出身卑微，才能平庸，不成军旅，可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随即得到天下人的响应、支援，“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写陈涉起事如此之易，和前文写诸侯攻秦如彼之难，遥为映照，对比鲜明，为下文议论作了必要的铺垫。再是近比，从比较中引出议论。陈涉之位和九国之君比，尊卑悬殊；陈涉武器和九国之械比，利钝大别；陈涉之众和九国之军比，众寡极异；陈涉之谋和九国之士比，智愚径庭，陈涉和山东之国相“度长絮大，比权量力”不可同时而语，可是“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就激起读者急切追寻原因，为作者揭示答案蓄积了语势。最后是总比，总括前文两极对比，从而揭示题旨。总结全文时，总结了秦占地由小到大，广有天下，势力由弱到强，统制诸侯，统治由暂到久，长及百年。一夫毁七庙，宰割天下者反身死于人手，将秦与陈涉两方面都予以极化。这样，“何也？”的设问就更为强烈。在如此步步进逼的情势下，迸发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便如水到渠成般自然，雷霆震空般有力。贾谊写作《过秦论》，是为了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他说：“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他是借此来宣传他的所谓“治乱之道”的。《过秦论》作为辞赋家的政论，在当时独标新帜，这种文风并沾溉后世，像唐代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宋代范仲淹的代表作《岳阳楼记》等，都能明显地看到其影响。今天我们学习它，也能从它别具一格的散文艺术上，获得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