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
介绍一下自己本科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专业;硕士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主要研究翻译文学中的戏剧文学翻译,以莎士比亚和王尔德为主要研究对象;15年省级媒体从业经验,以多种身份参与制作各类电视节目及扩展项目;独立戏剧制作人和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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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革命中国人引进西方戏剧,明显带有为我所用的目的,五四新剧的倡导者们特别钟情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不仅《新青年》曾出版“易卜生专号”,胡适推崇并介绍过“易卜生主义”,甚至一些有志于创造中国现代戏剧的青年,如洪深、田汉等,均把“做中国之易卜生”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为什么中国人特别看重易卜生呢?
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革命中国现代的文学家鲁迅说:“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因为要建设西洋之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之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以实例来刺激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攻击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这道出了易卜生风靡中国之原因。
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革命他的代表作《娜拉》(ADoll'sHouse,又译《玩偶之家》、《傀儡家庭》)于一八七九年出版,引起巨大反响。一八八○年在挪威,请客饭局的帖子上都清楚写着﹕“席间请勿讨论《娜拉》”。但同一时间里,一个以“娜拉”命名的女性团体却在挪威各地展开活动。这个剧本和这出戏不仅在挪威搞得轰轰烈烈,它更传到中国,对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都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女性角色的转变、个性的塑造以及在女性的自觉上
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革命《娜拉》中的娜拉本是个备受丈夫呵护的娇美妻子,不仅有中产阶级稳定优裕的生活,也具备做母亲和妻子的幸福,却因着多年前一次背着丈夫冒名签字的举动(为的还是借钱好让丈夫出国疗养身体),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暴。刚得到晋升的丈夫受到下属(债权人)的威胁而惶恐,更因此怒斥娜拉。这个举动彻底暴露出男主人公的软弱和毫无做丈夫的担当。他只看见自身与眼前的名誉地位,也只允许娜拉在生活中固定地发挥妻子、母亲的社交功能,却无视娜拉的个人和她的意愿。说穿了,他爱的并不是娜拉,只是一个乖乖听话的妻子,一旦这个妻子出了错(哪怕是为了他)而有可能威胁到他的名誉和地位时,他便会马上全盘否定她的意义和价值。
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革命娜拉为此出走——即使丈夫在风暴平息后又回头欲与她重修旧好。至于娜拉出走到哪里,剧作没有交代。基本上她是走出了家庭,走进一个乌托邦。现实中她没有任何财产,在法律上也不具有代表性,因此她出走的地方在现实里是不存在的,易卜生只是指出了一个象征理想的方向而已——一扇门,一条有别于家庭桎梏的通路。
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革命当时,最能打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之心的,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玩偶”角色,于是,在庄严的声称“我是一个人”之后,毅然走出了家门。这对于处于封建婚姻包办制度下的中国青年,影响很大,娜拉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特别是对于在传统封建礼教重压下的中国妇女,受到了娜拉的启蒙,开始对自身的价值和女性的权利产生怀疑,有不少知识女性开始觉醒,妇女开始进入学堂接受教育,文坛出现了一批女作家,中国掀起了一轮初级意识上的女权运动。与此同时,各种“问题剧”应运而生,特别是“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竞引起了思想界的一个讨论热点
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中国的一群先进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主革命热潮。他们以报刊为最重要的阵地,进行民主思想的传播,并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在中国兴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杂志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头阵,加上胡适与学生罗家伦翻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即《国民公敌》)等,排出了雄壮的阵势,刊出了“易卜生专号”。袁振英在《易卜生传》中甚至称娜拉“为革命之天使,为社会之警钟”一个来自挪威勇于寻找自我的娇小女子被当作了“民国初年进步男女共同向往的典范”。
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革命胡适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评论易卜生的学者。据《胡适留学日记》载,他在“易卜生专号”上发表的《易卜生主义》,早在其留学期间即用英文撰写成,并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上宣读过。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通过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群鬼》等作品内容的介绍和运用,宣扬了他所阐释的“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曾坦言,“‘易卜生主义’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当时的胡适,一心想去除国民的奴性、使人们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甚至把新文化运动当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来开展。
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革命第二年,胡适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部中国“娜拉剧”《终身大事》。虽然此剧带有简单幼稚的模仿痕迹,连胡适自己都称该剧为“游戏的喜剧”,但在当时,由北大学生排演后,仍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随后出现了一系列以“娜拉出走”为主题的社会问题剧。如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侯曜的《弃妇》、郭沫若的《卓文君》、张闻天的《青春的梦》、余上沅的《兵变》、欧阳予倩的《泼妇》等。
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革命在读书时,曹禺就是一个戏剧表演迷,当时南开新剧团演剧成风,曹禺的导师张彭春对易卜生的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继《国民公敌》之后,他又把《娜拉》搬上了舞台。两部戏的演出曹禺都参加了,尤其在《娜拉》中,由于那时女性还不能上台演戏,于是个子不高,面容清秀,两眼有神的曹禺反串扮演娜拉,这不仅为他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也从此改变了曹禺之后的命运。
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革命此后指导老师张彭春把一部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给了曹禺,曹禺视若珍宝,借助字典一口气啃了下来,这对他掌握现代戏剧的语言和技巧起到非常大的帮助。后在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曹禺再一次扮演娜拉,据当时清华大学的老师李建武回忆,那也是中国戏剧史上最后一次男扮女装的演出。毕业前夕,曹禺一边写以易卜生为主题的论文,一边进行已经构思五年的《雷雨》的写作。1934年,《雷雨》发表于《文季月刊》,并于日本首演。随之一发而不可收,《日出》《原野》《北京人》等接踵而来。
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革命曹禺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不过,当有人列举他的戏剧与易卜生的相似性时,他又不高兴,“我是我自己,我追忆不出我是模仿了谁”。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研究员宋宝珍认为,事实上,易卜生对曹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其现实主义戏剧观念很接近易卜生,他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思想也的确承自“五四”以来的“易卜生主义”。但曹禺在其中更加入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融入了他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思考。这也是《雷雨》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