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单元 易卜生与《玩偶之家》【教学目标】1.通过易卜生与《玩偶之家》的教学，引导学生正视现代社会中家庭及女性问题的重要性，强化尊重人、尊重女性的社会意识，倡导女性自尊、自爱、自信、自强。 2.了解“戏剧事件”对推动人物性格的冲突和发展的意义。 3.以该戏的结尾为例，认识近代戏剧和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戏剧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革新。 教学设想 一、易卜生是西方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的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对他做一些全面的介绍还是必要的。在介绍易卜生时，应该突出以下三点：第一，他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戏剧思潮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他拉近了戏剧与生活的关系，首创了“社会问题剧”，显示了戏剧对生活的干预作用；第三，他在现代戏剧的革新上有重要的贡献。 二、《玩偶之家》选段的赏析是本单元的重点。《玩偶之家》被称为“现代妇女的解放宣言”，因此，不能不讲它的社会意义。可以考虑突出两点：第一，娜拉对于男权社会的叛逆。在《玩偶之家》以前，写妇女争取解放，大都局限于反对封建婚姻，争取同自己理想的男子结合；《玩偶之家》突出了男女平权的问题，塑造了敢于反抗男权社会的独立自尊的女性形象；第二，娜拉的出走引发了关于女性在当今社会如何获得自由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至今还能够引发人们的争论和思考。 三、本单元艺术技巧的学习着重领会“事件”在戏剧中的作用。也是希望通过这个侧面认识戏剧区别于小说、散文、诗歌的重要特征。 赏析举隅一、关于《玩偶之家》的思想内涵，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解读。 这部戏从首演到现在，所引起的最强烈的震撼在于，它尖锐地提出了现代家庭中妇女的权利问题，即它对于女性在家庭中的“奴隶”
状态的质疑。关于这个问题，所选资料中胡适的文章有很好的说明，可以参考。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悲剧《美狄亚》开始，就关注女性在婚姻中的平等和自由问题。截止到易卜生以前，艺术家所关注的婚姻中的悲剧因素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由于父母的权力造成男女婚姻选择上的不自由；二是由于封建门第观念造成婚后的不和谐乃至衍生悲剧；三是法律和习俗要求妻子必须保持忠贞，而丈夫可以寻花问柳的这一社会不公正。易卜生提出的问题却超越了这三条，他极其尖锐地揭露了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里现代妇女的奴隶处境，可谓振聋发聩。因此，人们认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现代妇女的解放宣言”。现在应该提第五单元易卜生与《玩偶之家》第五单元易卜生与《玩偶之家》出的问题是：这个社会命题在当代有没有过时？据说，该剧近年在美国演出时，海尔茂、娜拉的有些台词常引起观众的哄笑，觉得太过时、太滑稽了；还有的观众质疑娜拉抛开三个孩子出走是否道德。还有，如果灾祸降临时海尔茂采取“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慨然担当的态度，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在中国，男人要求女人顺从是以男子在危难时对女子的保护作为交换的。如果有了这个前提，男权主义是否就变成了好东西？这些问题令我们深思。中国有的剧院上演时曾将海尔茂改成中国人，娜拉嫁到了中国，结尾是娜拉离开中国返回挪威。这一改动将原剧本的女权与男权社会的冲突转换为中西文化的冲突，这样做是否妥当值得讨论，但剧本也提出了中国的男权主义是否比西方更甚的问题。在当代西方社会，还出现丈夫抛弃妻子、儿女、不负赡养责任的“海尔茂出走”的问题，而且越来越突出。其结果是“娜拉”（妻子）生活艰难、孩子得不到父亲的爱和指导，这实际上是男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态，也很值得讨论。 《玩偶之家》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通过主人公娜拉的亲身经历，揭示出浪漫主义的爱情观念已经死亡。前面讲过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牡丹亭》分别显示了中国和西方的浪漫主义爱情观念。这一观念可以用黑格尔的下列话语描绘： “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就只在我身上活着，我也就只在对方身上活着；双方在这个充实的统一体里才实现各自的自为存在，双方都把各自的整个灵魂和世界纳入到这个同一里。” 也就是说，作为恋爱的双方自己都活在对方的身体里和对方的精神世界里，如果失去了对方，不说是最大的不幸也得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剧中的娜拉也是这种爱情观念的笃信者。由这种信念出发，娜拉认为，在海尔茂遇到生命危险时，自己应该全力以赴不惜生命，同样，在自己遇到危难的时刻海尔茂也会挺身而出，慨然把责任承担起来，就像自己对待他那样。但是，事实无情地击碎了这种梦想──她自己所醉心那种“奇迹”并没有出现，海尔茂一连串的怒骂，不仅使娜拉从所谓“爱情”的幻象中苏醒过来，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那种曾令她舍身、使她快乐的生活观念，她不再相信“奇迹”。这个社会中，包括自己的家庭中自己所倾心的那种爱情已经没有位置。所谓奇迹，也只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幻象。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娜拉而言，几乎是致命的，这是精神支柱的崩塌。娜拉没有去自杀，但是她的灵魂中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却已死亡。当娜拉准备离开海尔茂时，再次提到“奇迹”：海尔茂问：“娜拉，难道我永远只是一个陌生人？”娜拉答道：“托伐，那就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海尔茂问：“什么叫奇迹中的奇迹？”娜拉说：“那就是说，咱们俩都得改变到──哦，托伐，我现在不相信世界上有奇迹了。”海尔茂在娜拉已经走出门后依然念叨着“奇迹中的奇迹……”但是海尔茂显然不懂也无法领会这种浪漫的观念，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正是他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社会观念消灭了这种“奇迹”。《玩偶之家》结局，看起来是娜拉的胜利，其实，是海尔茂的胜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所有精神、情感都加以物化，在这种情况下，黑格尔所描绘的那种浪漫主义爱情观念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认为，浪漫主义的爱情观念是一剂“毒药”，它妨碍人们理性地处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容易给感情带来伤害，因此，它的“死亡”是好事。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浪漫主义的爱情观念实际上是人的理性和性欲之间的“中介物”，它一方面把性欲提升为一种美的情感，另一方面使得理性带上感情的柔性色彩。浪漫主义爱情观念的消亡，使得人们在处理男女之间的“爱情”时，只剩下实用理性和性欲这样两极。这种状况是好还是不好？是人类的进步还是倒退？是很值得深思的。 二、易卜生的戏剧是西方戏剧史上，继莎士比亚、莫里哀之后的又一座艺术高峰。他对戏剧艺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戏剧是一种剧场艺术，它要求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譬如两小时左右）内，把剧场的观众牢牢地吸引住，让他们兴味盎然地从事欣赏活动。因此，易卜生以前的戏剧，大多以一个观众并不熟悉的、充满传奇或激变的故事为戏剧的核心。易卜生则把当时社会的“日常生活”搬上了舞台。《玩偶之家》剧本的开头描述故事发生的时空环境时写道：“一间屋子，布置得很舒服很雅致，但并不奢华。后面右边，一扇门通到门庭。左边一扇门通到海尔茂书房。两扇门中间有一架钢琴。左边中央有一扇门，靠前一点，有一扇窗。靠窗有一张圆桌，几把扶手椅和一只小沙发。右墙里靠后，又有一扇门，靠墙往前一点，一只磁火炉，火炉前面有一对扶手椅和一张摇椅。侧门和火炉中间有一张小桌子。墙上挂着许多版画。一只什锦架上摆着瓷器和小古玩。一只小书橱里放满了精装书籍。地上铺着地毯。炉子生着火。”这段描述，看起来很平常，但在易卜生时代的戏剧创作上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在以往的戏剧中，故事发生的时空环境往往与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距离甚远。《玩偶之家》的大幕一开启，观众看到的不是王宫，不是奇山异水，而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康之家”。幕启时娜拉买圣诞树、吃甜食，以及海尔茂对娜拉“乱花钱”的责备都令观众感到似曾见过。接下来出现的客人如林丹太太、阮克医生等也不带任何传奇色彩，是许多家庭都可以看到的平常人物。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在论及莎士比亚与易卜生的区别时说：“在易卜生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剧作者的技术已经收缩为只是布局设景的技术。他们的理论是，布局越新奇，戏剧越好。易卜生的看法恰好相反，他认为布局越家常平凡，戏剧越有趣味。莎士比亚把我们自己搬上舞台，可是没把我们的处境搬上舞台。例如，我们的叔叔轻易不谋杀我们的父亲，也不能跟我们的母亲合法结婚；如果不遇见女巫，我们的国王并不经常被人刺死而由刺客继承王位；我们立券借钱时也不会预测割肉还账。易卜生补做了莎士比亚没做的事。易卜生不但把我们搬上舞台，并且把在我们自己处境中的我们搬上舞台。剧中人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也就是说，易卜生在设置戏剧的情境时，力求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让看戏的人感到熟悉亲切，容易同剧中人认同。这是易卜生在设置戏剧情境时与他的前辈之不同，也是他对现实主义戏剧的重要贡献。 三、易卜生的戏剧情境虽然平凡，并不意味着戏剧没有波澜起伏和戏剧冲突。如果没有柯洛克斯泰以公布娜拉伪造签证的事相要挟这个突发事件，娜拉的家庭可能永远不会爆发冲突，这个家庭就会平静地存在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突发的“事件”
在戏剧性的构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易卜生同他的前辈（如莎士比亚、莫里哀）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同契诃夫以及一些现代主义戏剧家有区别。关于戏剧事件如何推进人物性格冲突的展开和发展，教材中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讲授中应该说明，不是随便什么事件都可以构成推动戏剧进展的因素，只有那些能够引发“性格和意志冲突”的事件才具有戏剧意义。探究与实践参考答案一、剧中的“娜拉”为什么出走？对此，你怎么看？同学之间讨论一下。 对于娜拉何以出走，学生可以根据剧本很容易地作出解答。但对这一行动的看法很可能见仁见智，如果围绕现实生活中诸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之类的观念讨论，可能更会将问题引向深入。 二、剧中人物海尔茂与娜拉分别具有怎样的性格？他们之间冲突的焦点是什么？自选角度，写一篇戏剧短评。 答案略。 三、本剧结尾的戏剧动作是一声门响。此处的门仅仅是一扇门吗？其中蕴涵怎样的深意？谈谈你的理解。 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研究该戏结尾的意义：一是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关门一响”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性意义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二是戏剧学的角度，可以把该戏结尾同其他一些戏的结尾对比研究，看看戏剧结尾一共有几种模式，《玩偶之家》的结尾的特殊意义在何处。 四、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娜拉走后怎样》，谈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出走的娜拉只有两条出路：堕落或是回来。如果放在现代社会，她出走后会怎样？试着以剧本的形式为她设计一个结局，同学们之间比较，看谁设计得更合理更巧妙。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诸多妇女“出走”的形象，诸如胡适《终身大事》中的田亚梅、鲁迅《伤逝》中的子君、茅盾《虹》中的梅
女士、叶圣陶《倪焕之》中的金佩璋、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等等。可以结合她们出走后的不同命运来研究“娜拉走后怎样”这一课题，然后再结合当代生活设计“出走的命运”的剧本提纲，可能思路会更为开阔。参考资料 一、易卜生主义（胡适）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第一，先说家庭。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海尔茂，他觉得同他妻子有爱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儿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她丈夫喜欢什么，她也该喜欢什么：她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她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会替她思想。她自己不过是她丈夫的玩意儿，很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偶之家》）丈夫要妻子守节，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节，正如《群鬼》（Ghosts）戏里的阿尔文夫人受不过丈夫的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个牧师，狠教训了她一顿，说她不守妇道。但是阿尔文夫人的丈夫专在外面偷妇人，甚至淫乱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师朋友也觉得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妻子对丈夫，什么都可以牺牲，丈夫对妻子，是不犯着牺牲什么的。《娜拉》戏内的娜拉因为要救她丈夫的生命，所以冒她父亲的名字，签了借据去借钱。后来事体闹穿了，她丈夫不但不肯替娜拉分担冒名的干系，还要痛骂她带累他自己的名誉。后来和平了结了，没有危险了，她丈夫又装出大度的样子，说不追究她的错处了。他得意扬扬地说道：“一个男人赦了他妻子的过犯是很畅快的事！”（《娜拉》三幕） 这种极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为人都要顾面子，不得不装腔做戏，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胆子的懦夫。因为要顾面子，故不肯闹翻；因为没有胆子，故不敢闹翻。那《娜拉》戏里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戏的戏台，她自己是台上的猴子。她有胆子，又不肯再装假面子，所以告别了掌班的，跳下了戏台，去干她自己的生活。那《群鬼》戏里的阿尔文夫人没有娜拉的胆子，又要顾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师朋友一劝，就劝回头了，还是回家去尽她的“天职”，守她的“妇道”。她丈夫仍旧做那种淫荡的行为。阿尔文
夫人只好牺牲自己的人格，尽力把他羁縻在家。后来生下一个儿子，他母亲恐怕他在家学了他父亲的坏榜样，所以到了七岁便把他送到巴黎去。她一面要哄她丈夫在家，一面要在外边替她丈夫修名誉，一面要骗她儿子说他父亲是怎样一个正人君子。这种情形，过了十九个足年，她丈夫才死。死后，他妻子还要替他装面子，花了许多钱，造了一所孤儿院，作她亡夫的遗爱。孤儿院造成了，她把儿子唤回来参预孤儿院落成的庆典。谁知她儿子从胎里就得了他父亲的花柳病的遗毒，变成一种脑腐症，到家没几天，那孤儿院也被火烧了，她儿子的遗传病发作，脑子坏了，就成了疯人了。这是没有胆子，又要顾面子的结局。这就是腐败家庭的下场！（选自《胡适文存》第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有删节。） 二、娜拉（艾·赫斯特）“我的上帝，《玩偶之家》是多么美的一出戏”──当瑞典戏剧评论家斯丹·塞兰德谈到挪威国家剧院的访问演出时，这是他激动地说出的第一句话。该演出于1939年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据称是“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观众不仅疯狂地喝彩，还用脚跺地板，并且把椅子摇得嘎嘎作响。”在赫尔辛基，演出激起同样的轰动；在奥斯陆，演出竟达上百次之多，而且把剧院从声誉不佳和经济拮据导致的不景气中挽救出来。 这一巨大成功给批评家们提出了问题，即使它得助于一个独一无二的演员阵容，首先是托蕾·塞盖尔克，那也是因为演员和导演需要某些能够有所凭依的东西，某些他们能够为之效力的东西。谁会想到，一出上个世纪的倾向剧能够产生如此直接、如此令人着迷的效果？《玩偶之家》得以产生的那种特殊环境早已不复存在，而它所涉及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已化为尘埃了。况且剧本还有着明显的艺术上的缺陷──尽管如此，它的生命力经久不衰，以一种独特的魅力，不断获得新的成功。不可否认的时代特点与不容忽视的有效期之间的这种荒谬的矛盾现象，要求得到一种解释。以下我们就试图进行这种说明。 首先，这出戏的效果是通过主人公娜拉产生的；成败与否全在于她的表演。《玩偶之家》很特殊的是一出主角戏，而且几乎是一出女主角戏。支撑全戏的是一种情感，它集中于一个人，并且单独从她那里迸发出来。基于这个原因，娜拉·海尔茂在欧洲的保留剧目中成为一个传统的角色；不断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在这个角色身上检验她们的才能。自从1879年夏天，当她在意大利的阳光下从她的大师的头脑里诞生以来，娇小的律师夫人已经飞遍了全世界的舞台，用她的小杏仁饼和她的塔兰泰拉舞置几代剧院观众于她的小脚面前。究竟是什么给她以这种活力和永久的魅力？答案并不是即刻就能找到的。从它本身的主题或形式来看，《玩偶之家》并不至于算作伟大的艺术。戏发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住宅的四堵墙内，描写的是日常生活当中某一特定的时间里的冲突。全戏归结为一个号召，号召改变社会，更准确地说──号召改革婚姻。就其本身来说，这也许不无道理，社会和婚姻需要不断改革，但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飞跃看起来在这个框框里并没有表现出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这个剧超过其他社会剧。
“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用的，另一种是女人用的。他们互不了解；但是女人在实际生活中被按照男人的法则来评判，仿佛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人写的，起诉人和法官都是男人，他们从男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女人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女人不可能忠实于自己。 （剧中的妻子）伪造签名，而且这是她的骄傲；因为她是出于对丈夫的爱，为救他的命而这样做的。这个男人却以平常人的全部正直站在法律的土地上，用男人的目光来看待这件事。” 显然，丈夫和妻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分手。如果律师海尔茂了解到真相，在他看来，他的婚姻就是建筑在一种欺骗上，因而完全被亵渎了。相反，对他的妻子来说，这个婚姻是建立在一种爱情的基础上，这爱情是如此强烈，以至她敢于迎击一切，而这种爱情恰恰是通过应受惩罚的行动而赢得了它存在的权利。 正如人们在一位像易卜生这样的作家那里所期待的一样，两人之间出现了一道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的鸿沟。娜拉表现出她内在的力量和勇气，她从发生的事件中得出结论：在思想的离异之后，她也实行了行动上的分道扬镳。她决定离家出走，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发展她的个性。 或许我们可以就此留步了，以便试探性地详细考察戏的主题的耐久性和它的范围，以及所谓男人和女人之间观点上的矛盾。对娜拉的行为和戏的教育意义进行探讨，以便可能找到解决冲突的另一种在人性和艺术上更为令人满意的方法，也许会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是这已经有过无数遍了，却从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果──发现戏的核心。在这类无休止的讨论之后，娜拉的神秘的魔力一直还是个谜。这个谜我们要来解，而在更周密的研究的同时，谜底之所在也就清楚了。现在我们必须首先回到那个场面：柯洛克斯泰以揭发骗局相威胁，娜拉慢慢地不得不认识到，他真会说到做到。 冲突的发展表明，内在的情节走上了一个新的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灾难越靠近，就越显示出，它对娜拉来说不只意味着是一种可怕的威胁。这不仅是一个失败和耻辱的问题，而且涉及某些其他的本质问题：揭发就预示着将要出现一些奇迹──它一笔勾销了一切失败，使其他任何喜悦都黯然失色。柯洛克斯泰的揭发会破坏她的家庭，结束她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是与此同时，却向她允诺了某些伟大得多的东西──这正是她整个一生中一直悄悄地几乎不自觉地期待着的：她的丈夫将要出于对她的爱，不假思索地独揽罪责。就在这个时刻，她的生活完美无缺了，因为这样才完全符合她的期待，她就在最大的程度上享受到了爱情──那种了解一切，宽恕一切的爱情。这时候她的心灵将融入一种极乐的感觉中，这是一种在尘世预先品享天国的快乐。
等待着娜拉的是如此巨大的幸福，以至她避开了它，但是同时，在她内心深处又被它吸引着。她的一部分身心竭尽全力摆脱这种幸福，拖延和阻拦这个决断。她用一只手推开这苦酒，仿佛她并不了解它奇迹般的功能。结果是娜拉的外在的神经质的自我与她深沉的固有的情感之间的一种激烈的争斗。 即使当她再也看不到出路以后，当柯洛克斯泰给海尔茂的那封揭发一切的信已经就在信箱里，而娜拉确切地知道，海尔茂将在什么时间拆读它──即使这时候，她也不能对幸福抱有希望。“谁看到耶和华，谁就得死。”娜拉悄悄地预感到，她将会这样，因为一种如此巨大的幸福是她的情感所无法承受的，而且会把她撕得粉碎。出于这个原因，她决定比揭发先行一步，宁愿在海尔茂得知真情以前去死。 娜拉回答林丹太太的话，以及她在第二幕结束时的独白，正是出自这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她说：“现在奇迹将要发生了！ 林丹太太：奇迹？ 娜拉：不错，是个奇迹，克立斯替纳，可是非常可怕，千万别让它发生。” 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了些。她整个人都处于一种狂喜的状态，她只希望结束。这时她又对林丹太太说： “你不该管这件事。其实，等着奇迹发生也很有意思。” 她看看表，并且计算时间： “现在是5点。到半夜里还有7个钟头。到明天半夜里再加上24个钟头。那时候跳舞会已经开完了。24加7？还可以活31个钟头。”
娜拉·海尔茂的生命的高潮是等待奇迹发生的这31个钟头。在这一生中她没有获得过更大的幸福。 然而奇迹根本没有发生。发生的完全是另外一些娜拉从未想到过的事情：来自她丈夫的粗暴、蛮横的攻击，为了他，她曾不顾一切，而他现在只考虑自己，谴责她的行为，甚至赶走她。在他处于失去资产阶级名望的危险的时刻，品行端正的律师海尔茂感到他的要害被击中了。他丧失了理智，红了眼──他的云雀转眼间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怪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它不能为害──当然是以一种不会引起任何轰动的方式。 这一切正是发生在娜拉一心一意准备迎接奇迹降临到她头上的时刻。毋需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会知道事情的下一步如何：娜拉死了。她也许会放弃尘世的幸福，但她不会放弃对生活的梦想，对奇迹的梦想。一次地陷埋葬了她，把她永远地碾碎了。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停下来了，因为现在，我相信，我们有了找到娜拉生活的动力，娜拉这个人物的诗情的前提了。 首先，我们现在知道了，是什么点燃了娜拉心中的喜悦，使她成为一个尘世间的幸运儿：这就是对于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奇迹的梦想。这个梦在海尔茂家日常生活的表层下面过着它自己的令人着迷的生活。它是云雀的固有的生活环境，是赋予娜拉力量和毅力的秘密泉源，使她能快快活活地勇于忍受辛劳和忧虑──唱啊，跳啊，让她内心的幸福反照一切，反照到她身边的一切。这种期待把她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圣灵降临的状态，而她本人对生活中一切悲惨的事情变得毫无知觉了。 迈进这个本是这个世界以外的恩赐的世界，她是以伪造的债据为代价的。对娜拉来说，借1200塔勒比起救她的丈夫的性命那种道德上的满足，完全是两码事。这不仅给了她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自信和骄傲，同时给了她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她永远得到了在梦幻的黄金世界里，在对奇迹的信赖中生活的权力。
主人公的这种诗意给我们提出一个新问题：易卜生自己与娜拉是一种什么关系？特别是：作为50岁的作家，他赋予娜拉的这种年轻明朗的幸福感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们马上就发现，易卜生是多么喜爱她。除培尔·金特外，在他全部的人物画廊中，没有任何人物像她这样，哪怕近似也好，描写得如此可爱。“本来她叫埃勒娜拉，但是她的父亲对她如此之爱，以至只称她为娜拉”──据说出自易卜生本人之口的对名字的这个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她与她尘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说出了与她心灵的创造者的关系。每当易卜生想到娜拉的时候，最温柔的话就向他涌来；她是小松鼠、唱歌的小鸟、云雀，而当她完全轻率的时候，他称她是金翅雀──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可疑，而且提醒我们必须为娜拉担忧。然而他的语言里流露出的是什么样的喜悦啊！人们在谈论可爱的孩子时就是这样的。 即使娜拉再一败涂地，她也从未失去她的妩媚的魔力，那妩媚是易卜生亲切地围绕着她编织的。并不是说她就完美无缺了。从某些方面看，她还像个孩子一样没有发展；她在丈夫背后偷吃杏仁饼，并且随口撒谎。对一个成年妇女来说，她对商务上的想像惊人的天真，她对借款和冒名顶替所持的轻率态度，使玩偶的名字看来并非完全不公正。在与林丹太太的关系上，她简直是可怕的利己主义，她自满自足得令人吃惊，径直对她可怜而憔悴的青年时代的朋友冲口而出，炫耀她的漂亮和幸福。她一心只有自己的小天地，假如涉及“陌生人”或者“无聊的社会”，她就会流露出讥讽的不屑一顾的表情。对柯洛克斯泰，她则摆起架子，俨然以派头十足的刚上任的经理太太的身份出现。“您，我丈夫手下的人？”“柯洛克斯泰先生，如果一个人在别人手下做事，”她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一定是一个坏律师”。 离开上下文，这些引文就会相当讨人嫌，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就会谴责她。但是对娜拉却不存在谴责的问题；所有这些根本不会有损于她，除了其他的本质的东西以外，这些都不值一提。仿佛易卜生想要试一试，他能够让她承担多少道德上的缺陷，而又不让她失去一丝一毫他的或者我们的同情。为了不至于怀疑她是谁和她在哪儿，剧中对她进行了道德上严肃的考查。 （选自《易卜生评论集》，达姆斯达特1977年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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