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备课资料一、教材解读《离骚》是屈原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楚辞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分三大部分和一个礼辞。第一部分从开关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自叙生平，并回顾了诗人在为现实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以及惨遭失败后的情绪变化。这是他的思想处于最激烈的动荡之时的真实流露。第二部分从“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写女媭对他的指责说明连亲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由此引发向重华陈辞的情节。这是现实社会现幻想世界的一个过渡。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宫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挣扎与不断追求的顽强精神。第三部分从“索夐茅以筳篿兮”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表现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读之令人悲怆！末尾一小节为礼辞。“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文字不多，但表明诗人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美政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全诗到高潮之后的画龙点睛之笔，用以收束全诗，使诗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使诗中表现的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显示出更为明确的流向。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禽鸟寄托情意。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离骚》是“发愤”之作，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因此理解屈原的人生困境就显得特别重要。屈原，名平，字原，约生于公元前三四零年（楚宣王三十年），卒于公元前二七八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他是楚王的同姓贵族，他“博闻彊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起初颇得楚怀王信任，起用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一度成为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在内政方面，他主张“修明法度”、“举贤任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在外交方面，他主张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目光。但他的这些主张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注定要在混浊的人间世中处处碰壁，他的诗人气质也注定与混乱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君王的疏远和群臣的嫉恨这是必然之事，这一切形成了他的人生困境，这种困境最典型的表征就是两次流放事件。第一次是大约在楚怀王二十五年左右，被流放到汉北一带；第二次是在楚顷襄王十三年前后，被流放到沅、湘一带。两次放逐使屈原从权力的中心被挤迫到了边缘，他陷入了现实和心灵的双重困境。举世皆浊之中，他孤立无援；而在独醒时刻，他又不得不面对灵魂的拷问。当强秦攻破故国的时候，他只好怀着忠诚和绝望自沉汨罗江。当陷入这样一种孤独的人生困境之时，一切似乎不可把握，只有文字可以自由驱遣，只有文字可以成为他形影相吊的忠实伴侣，于是他写下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和《渔父》，在这发愤抒情之中，他的不安的灵魂暂得栖居和慰藉。屈原的一生以“好修”为务，以“美政”为鹄的，他在乱世中上下求索，虽然他的忠诚不曾挽救故国的覆亡，但却为他赢得了后世的尊敬。千百年来，他是天下百姓深切怀念的一个对象，也是知识分子价值天平上的一个重要的心灵砝码，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读屈原作品，我们可以读到屈原的心路历程。《离骚》更是如此，因这是自传性作品。虽然教材只是节选其中一小部分，但亦窥一斑而知全豹。解读这些文字时宜结合屈原的人生困境来捕捉潜藏在字里行间的复杂况味，做到人文互解。当然也不能放弃对艺术风格的欣赏。“深恩高举洁白清忠，汨罗江上万古悲风。” 屈原——战国时代的“一等明星”，身为楚国三闾大夫、楚怀左徒，曾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却陨落极快。这样一颗明亮的彗星，曾划过楚国的天宇，照亮自己的国度，在广袤无际的苍穹中留下一道永恒难灭的印痕。他演绎出一段丰富的人生，美丽的开始，哀伤的结局，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人生的真实与残酷。
《离骚》以其特有的写作手法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进尽致。屈原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忠君报国”四个字，他与昏暗腐朽的朝廷奸佞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来报答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陬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显赫的身世、奇异的生辰暗示了屈原生下来就注定了要过不平凡的人生。父亲为他取名“正则”：公正而有法则；字曰“灵均”：善良而平均。对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希望他成为一个公正、善良的人，希望他能公正为人，报效祖国。屈原并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他用生命来实现了父亲的希望。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得天独厚的外貌并没有让他骄傲自满，反而让他注重自我修养，提高自己的才能，为的是能更好的报效祖国。“扈江离与辟芷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追求美好事物，一切追求完美的屈原。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当屈原惨遭流放，楚国危机四伏的时候仍一心为国，害怕自己的时间不再，不能再为楚国效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在焦急中度过每一天，使身心备受煎熬。 “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心系楚王，怕楚王继续被那些奸佞小人所缠，听信谗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延误楚国的政事。 有人说屈原的“忠”是愚忠，战国时期诸候争霸急需治国人才，并且当时的人才可以自由流动，朝秦暮楚的士人不止一个，楚材晋用的情况也非止一端。的确，楚国既然不容屈原，他满可以另谋用武之地。但是，尽管屈原也有过“将还逝以自疏”的想法，当他“临睨夫旧乡”之时，强烈的爱国感情还是促使他“蜷局顾而不行”，最终决定“既莫是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以死殉国，集中鲜明地体现了屈原深厚真挚的爱国情感。所以说他的忠不是愚忠，是一种比天高比地宽的绝对忠诚。他不愧于“伟大”这个词，他的伟大正是在于这种失志不渝的爱国情怀。
屈原的爱国主义是《离骚》最令人感佩的主题之一。这种爱国情怀是那样的深、那样的广。他眷顾楚国，因为楚国不仅仅是楚王的，更是楚国人民的。他忠诚，他爱国，但他爱的不仅仅是楚王，他爱那美丽的山峦，奔腾不息的河流，炽热的土地和淳朴的百姓，他的爱国不仅仅是忠于国家、忠于朝廷，更是终于他自己，忠于他心中那片他深爱的土地。二次流放的经历使他更加了解民间疾苦，知道百姓生活的不易，深感怀王为小人所陷，迷途不知返，楚国、楚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长太息以掩涕”。悲哉！哀哉！ 《离骚》中屈原的峻洁人格，与他的“美政”理想，爱国情感，疾恶如仇的批判精神，追求九死不悔的坚韧品质，纠结一处，水乳交融。这所有的一切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杨家将满门忠魂为宋真，岳飞血溅河山为宋高。”英雄壮举;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豪言壮语；有巾帼不让须眉所喊出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壮志；有“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真正法宝之所在。呜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二、屈原写离骚的背景故事（1）诗人简介屈原（前340年－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屈原被逐出郢都，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
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他的作品共有25篇，篇目为：《九歌》、《招魂》、《天问》、《离骚》、《九章》、《卜居》、《渔父》。（2）艺术特色及地位《楚辞》篇名。屈原的代表作。370多句，2400多字，为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王逸《楚辞章句》题作《离骚经》,宋代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指出:“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也有人称之为《离骚赋》，或简称《骚》。自汉迄南北朝，《离骚》又常被举作屈原全部作品的总称。在文学史上，还常以“风”、“骚”并称，用“风”来概括《诗经》，用“骚”来概括《楚辞》。《离骚》中诗人用了许多比喻，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丑恶，抨击了他们的奸邪、纵欲、贪婪、淫荡和强暴。同时，他也塑造了坚持正义、追求真理、不避艰难、不怕迫害、热爱乡土和人民的人物形象。《离骚》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诗中无论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一些事物特征的描绘，诗人都大量采用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展开了多彩的幻想的翅膀，更加强了《离骚》的浪漫主义气韵。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离骚》的形式来源于楚国人民的口头创作，诗人又将之加以改造，构成长篇，使之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的语言精炼，吸收了楚国的不少方言，造句颇有特色。《楚辞》收集战国时代楚国屈原、宋玉等人的诗歌，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作章句。这些诗歌运用楚地的诗歌形式、方言声韵，描写楚地风土人情，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3）写作年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屈原放逐，著《离骚》。”则当作于放逐以后。今人对此说法不一，有说作于怀王世被疏以后，有说作于顷襄王世被放以后，有说作于怀王末顷?王初，有说始作于怀王时而作成于顷襄王初，迄无定论。（4）创作缘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
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5）内容层次《离骚》作为长篇巨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关于它的内容层次，历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分法。大致说来，诗的前面部分是从自己的世系、品质、修养和抱负写起，回溯了自己辅佐楚王所进行的改革弊政的斗争及受谗被疏的遭遇，表明了自己决不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与“九死未悔”的坚定信念；中间部分是借女□劝告、陈词重华，总结历史上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阐述了“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并从而引出神游天地、“上下求索”的幻想境界,表现了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最后部分是在追求不得之后，转而请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询问出路，从中反映了去国自疏和怀恋故土的思想矛盾，而在升腾远游之中,“忽临睨夫旧乡”,终于不忍心离开自己的祖国，最后决心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前一部分作为对往事的追忆,偏重于叙写现实;后两部分作为对未来的探求，偏重于驰骋想象,最后则以回到现实结,束全篇。诗中通过这样的抒写，塑造了具有崇高品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反映了诗人实施“美政”、振兴楚国的政治理想和爱国感情，表现了诗人修身洁行的高尚节操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并对楚国的腐败政治和黑暗势力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斥责。司马迁评论《离骚》说：“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又引刘安《离骚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
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基本上道出了《离骚》作为政治抒情诗的精神实质和不朽价值。三、关于屈原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创作的作品计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
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哥白尼、莎士比亚、但丁、屈原）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四、关于“楚辞” 楚辞渊源于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西汉刘向将部分“楚辞”体的作品编辑成书，名“楚辞”。《楚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诗歌作品集。五、关于《离骚》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四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 《离骚》的题旨，司马迁解释为“离忧”，意思尚不够明白；班固进而释“离”为“罹”，以“离骚”为“遭忧作辞”；王逸则说：“离，别也；骚，愁也。”把“离骚”释为离别的忧愁。二说均可通。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这样明确地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临个人的厄运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以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对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地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服膺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他宁可怀抱这理想而死，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偏激”，指责他的理想“不切实际”。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
如果说屈原在政治上受儒家学说影响较多，那么他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孤立的处境中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精神，却与提倡“中庸”的儒家文化截然不同。我们知道，屈原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而被放逐，但直接的理由却是肮脏的“谗言”。这意味着他所属的社会群体对他的人格作出否定。然而诗人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拥有美好的品格。一部《离骚》中，通过大量的关于美人、香草等富于象征意义的辞藻铺陈，通过上天下地驱使神灵的辉煌奇幻的场面，通过反复表述自己的心迹，重建了崇高的诗人自我形象。另一方面，当诗人意识到他和自己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端午节由来】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诸说： 纪念屈原，此说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据说，屈原于五月初五自投汨罗江，死后为蛟龙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丝粽子于水中，以驱蛟龙。又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千直行至洞庭湖，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看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纪念屈原相关，有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迎涛神，此说出自东汉《曹娥碑》。春秋时吴国忠臣伍子胥含冤而死之后，化为涛神，世人哀而祭之，故有端午节。 龙的节日，这种说法来自闻一多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他认为，五月初五是古代吴越地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其主要理由是；(一)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粽子投入水里常被蚊龙所窃，而竞渡则用的是龙舟。(二)竞渡与古代吴越地方的关系尤深，况且吴越百姓还有断发纹身“以像龙子”的习俗。(三)古代五月初五日有用“五彩丝系臂”的民间风俗，这应当是“像龙子”的纹身习俗的遗迹。 恶日，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吕氏春秋》中《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夏小正》中记：“
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大戴礼》中记，“五月五日畜兰为沐浴”以浴驱邪认为重五是死亡之日的传说也很多。《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要其母不要生下他，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风俗通》佚文，“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论衡》的作者王充也记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 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其祖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寄养在宫外。可见，古代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是普遍现象。可见从先秦以后，此日均为不吉之日。这样，在此日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夏至，持这一看法的刘德谦在《“端午”始源又一说》和《中国传统节日趣谈》中，提出三个主要理由：(一)权威性的岁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并未提到五月初五日要吃粽子的节日风俗，却把吃粽子写在夏至节中。至于竟渡，隋代杜台卿所作的《玉烛宝典》把它划人夏至日的娱乐活动，可见不一定就是为了打捞投江的伟大诗人屈原。(二)端午节风俗中的一些内容，如“踏百草”、“斗百草”、“采杂药”等，实际上与屈原无关。(三)《岁时风物华纪丽》对端午节的第一个解释是：“日叶正阳，时当中即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故端午节又可称为天中节。由此午节的最早起源当系夏至。兑纷出，而以纪念屈原说影响最为广泛。由于屈原的人格艺超群，人们也愿意把这一纪念日归之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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