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并序)-作品赏析介绍文章的背景明确:《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见课本),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力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刘兄也不想害死自己的妹妹。这从焦刘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相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间接地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以封建家长制为特色的社会伦理思想摧残了青年人的婚姻幸福。这首诗如何在尖锐的茅盾冲突和曲折的情节发展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明确:诗中的主要人物有五个,即兰芝、仲卿、焦母、刘母、刘兄。前半部的主要矛盾是兰芝和焦母的矛盾,由此又引起了仲卿和焦母的矛盾。后半部分的主要矛盾是兰芝和刘兄的矛盾,引起刘母对儿对女的矛盾处理。前后两部分,地点变了,矛盾的性质没有变(本质上都是封建礼教和人民善良、美好愿望之间的矛盾),兰芝出于矛盾冲突中心的地位没有变。兰芝不堪忍受压迫,自请归家。焦母不听仲卿的劝阻,终于遣归兰芝。兰芝回到娘家,等待仲卿“相迎取”,谁知突生不测,县令和太守家相继来求婚,刘兄逼迫兰芝改嫁。在进退无路的情况下,忠于爱情的兰芝便以死来抗议,仲卿闻讯也“自挂东南枝”。整个故事完整而紧凑,曲折而合理,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孔雀东南飞》的艺术结构1.双线结构交替发展诗篇的全部叙事是以仲卿、兰芝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和他们两人间的感情纠葛组织起来的。这是两条主要的线。这两条线交替发展,使诗篇的结构显得非常严整。先谈焦、刘与封建家长间冲突的这条线索。在兰芝被遣归之前的一大段里,写这条线的有仲卿向母求情与兰芝告辞焦母两小段。仲卿向母求情一段,刻画了焦母的专横自私,也表现了仲卿性格有软弱的一面。兰芝辞别焦母的一段,是悲剧主角与压迫者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诗篇通过兰芝的装束、举止、话语,表现了她那特有的比较含蓄的反抗性。在兰芝被遣归之后,对立双方的冲突则有刘兄的逼婚和仲卿自杀前辞母两大段。刘兄的逼婚是兰芝与压迫者间第二次正面冲突。诗篇通过“仰头答”的动作,表现了兰芝的刚强不屈;通过她针锋相对的揭露性语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表现了她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她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因而在被迫允婚的同时准备以死相抗。诗篇的另一条线索是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诗篇一开始便交代了人物间的关系。兰芝对仲卿,可说是怨其家而爱其人。她信赖地向仲卿诉说了所受的虐待,怨愤地说出遣归的话。一个尖锐的家庭矛盾便在仲卿的面前出现了。在这之后,诗篇安排了三段,即三个别离的情节,表现了两人间情感的纠葛。首先一段是仲卿求告不允,回到房中与兰芝痛苦地话别。仲卿心存幻想,而兰芝则清楚破镜难以重圆。她交代留下的衣物,说到“不足迎后人”实有所怨;说到“久久莫相忘”又实有所爱。短短的对话,写尽了兰芝交织着怨与爱的痛苦的心情。其次一段是焦、刘在大道口的离别。诗篇着意抒写了二人缠绵不尽的情谊。通过同车、耳语、互誓等一系列的动作与语言,展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描写焦、刘间真挚的爱情,对于刻画人物性格,突出主题都有重大的关系。试想如果焦、刘间缺乏真挚的爱情,那么兰芝的宁死不肯改嫁,就可能被解释成“从一而终”的“贞烈”行为(旧注有此说)。第三段写兰芝被迫允嫁,仲卿赶来作最后的诀别。这一段以焦、刘的生离死别、郑重相约同命渲染了全篇的悲剧气氛。这时,兰芝用反激语言试探、考验仲卿:“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而仲卿则态度坚决,愤激地回答:“贺
君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这充满挖苦、责难的话,使兰芝的疑虑涣然冰释,誓言得到重证,他们决定以死来维护爱情的忠贞。诗篇通过两条线索的交替发展,将矛盾不断推向前进,使人物性格不断丰富,主题不断深化2.穿插巧妙繁简得宜诗篇在相当整饬的布局中作了一些巧妙的穿插。如写兰芝辞别焦母之后,插入了与小姑的告别。兰芝告别小姑时,“泪落连珠子”,与辞母的情景适成对照。兰芝对小姑讲了一些感情真挚的话,可见姑嫂间平日亲密的关系。这一插曲很好地表现了兰芝善良,温柔的性格。又如在兰芝被迫允婚之后,插写了太守家准备迎娶的热闹。诗篇以民歌的高度夸张的手法,铺叙了舟车的华丽,礼品的丰盛。这样的描写,对于兰芝的不慕富贵的高尚品格起了映衬作用,而且欲抑先扬,喜庆气氛与悲剧性的结尾接踵而至,使诗篇起伏跌宕,更加摇曳多姿。诗篇繁简适宜,表现了作者的剪裁能力。比如它一开始在写兰芝的自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后,紧接着就来了一个跳跃:“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心中常苦悲”一句有力地概括了平日所受的种种折磨,其后也只讲了故嫌作迟一事,别的便都省略了。诗篇集中写了休弃的事件,已充分说明焦母施加给兰芝的种种不幸。又如兰芝归家后便暂时不提仲卿,以便集中笔墨来写兰芝,这也是裁剪的功夫。又如写兰芝回到娘家的情形,也只用其母的惊痛和兰芝“儿实无罪过”这样一句辩解匆匆带过,接着便立即展开了新的矛盾。用笔十分经济,转换十分迅速。诗篇对于重要情节,往往不惜笔墨作多重的描写。如兰芝被休离开焦家,这是人物命运转变的关键,诗篇便详加描写。作者写兰芝以不同方式分别与焦母、小姑、仲卿辞别,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人物形象。又如兰芝回到娘家以后,诗篇安排了两次逼婚。这是人物命运的又一次大变化。求婚者一次比一次来头大,家庭的矛盾则一次比一次尖锐。先是县令家求婚,母亲以“汝可去应之”表示了埋怨的情绪;然后太守家求婚,阿兄提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这样严重的责难。诗篇对逼婚的过程,如媒人的种种活动,母、兄的催逼和兰芝的态度,都作了详尽的描写。这两次逼婚互为补充,深刻地揭露了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并为兰芝的暂时允婚和终于自杀提供了充足的根据。3.前后呼应互为映衬诗篇有许多地方前后呼应,起了很好的映衬作用。如开头和结尾都借鸟以为比兴,分别写徘徊留恋的孔雀和永不分离的鸳鸯,渲染了悲剧的气氛,象征性地概括了全文。再如在开头两句比兴后,诗篇写兰芝自赞“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而当兰芝回到娘家,其母又复述了这几句话。一呼一应,强调了兰芝德、才兼备,完全符合当时对从事家庭劳役的妇女的全面要求。可是她竟然被休弃了。说明了她是无辜的,蒙受了不白之冤。仲卿与兰芝在大道口分别时,兰芝曾设誓说:“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而当仲卿闻变赶来与兰芝相会时,便仍从蒲苇磐石的比喻提出了责问。这一呼应强调说明焦、刘双方爱情的坚贞。他们确实像蒲苇那样坚韧,象磐石那样难以转移。当仲卿送别兰芝时,兰芝曾说道:“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作为伏线,已预示出人物将来的命运。归家后,其兄果然施加很大压力强迫她改嫁。前后比照,可以看出兰芝对于生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且具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当仲卿向焦母求情时,焦母曾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企图以此来打动仲卿,要他抛弃兰芝。在焦刘已下定同死的决心,仲卿登堂同母亲诀别时,焦母却仍然重复说出这样的话:“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这又是前后呼应,表现了焦母的庸俗、专断、顽固。关于本诗中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
(《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画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为什么说焦、刘之死在当时是必然的?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出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于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关于文中比兴手法和浪漫主义的运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知识归纳一、文学常识1.《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作品。《诗经》通称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儒家把它奉为经典,才称《诗经》,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又叫“国风”,共160篇。大部分是各地民间歌谣,这是《诗经》的精华,如《伐檀》《硕鼠》。“雅”分《大雅》《小雅》,共105篇,多系西周王室贵族文人所作,也有少数民谣,内容大都是记述周贵族历史,歌功颂德的。“颂”分《周颂》《鲁颂》《商颂》等40篇,多为贵族统治者祭祀用的乐歌舞曲。《诗经》是我国诗歌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源头,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对我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有着深广的影响。诗歌的形式以四言为主,多数为隔句用韵,并普遍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在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特点。2.《楚辞》: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其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3.《玉台新咏》:总集名,南朝陈徐陵编,共10卷,书成于梁代,是《诗经》《楚辞》之后一部很有影响的古诗总集。代表性的篇目有《孔雀东南飞》等。4.风骚:《诗经》和《楚辞》的并称。《诗经》中的《国风》,《楚辞》中的《离骚》,文学成就最高,对后世文学也影响极大,故常以“风骚”并举,分别指代《诗经》和《楚辞》。后代也用“风骚”来泛指文学。5.乐府双璧:即《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的合称。《木兰诗》又名《木兰辞》,是北朝民歌;《孔雀东南飞》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6.《古诗十九首》: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中所辑十九首“古诗”
,题为《古诗十九首》。约创作于东汉末年桓、灵时期,作者不详,但并非一人所作。从内容看,这些诗主要写作者的失意和哀伤,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和相思。由于诗的作者文化素质较高,又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传统,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营养,所以不但善于运用比兴手法,使诗的形象生动,语短情长,而且创造出一种独特风格,艺术成就很高。7.曹操:字孟德,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后被封为魏王,死后其子曹丕代汉建魏,追尊曹操为魏武帝。有抒情诗《观沧海》《龟虽寿》《蒿里行》等乐府歌辞。8.陶渊明:名潜,字渊明,世号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诗人,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散文有《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诗歌有《归园田居》《饮酒》等。二、主题思想1.《氓》: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古老的一首弃妇诗。全诗通过一女子自述她从恋爱到结婚、受虐待直至被遗弃的过程,反映了我国古代妇女在婚姻问题上的悲惨遭遇,深刻揭露了妇女受压迫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对于男尊女卑的夫权制的批判。2.《采薇》:是一首反映戍卒生活的诗。它通过一个服役士兵在归家途中追思艰苦的戍边生活,流露出思家恋土与保家卫国的复杂心情,反映了被压迫者的思想情绪。全诗交织着士兵的爱国激情和厌战心理,表现了在外族入侵时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关系。3.《离骚》:诗中以强烈的爱憎反映了屈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关心人民疾苦、坚持正义、坚持节操的品质,与楚国腐朽集团进行不屈斗争的精神,表现了屈原崇高的政治品格和进步的美政理想。这是一首表现当时社会斗争现实的不朽杰作。4.《孔雀东南飞》:是一首杰出的长篇叙事诗。写汉末建安中庐山郡小吏焦仲卿和妻子兰芝的婚姻悲剧。作者在诗中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对这对青年夫妇的不幸遭遇给予深切的同情,对兰芝的反抗精神给予热情的赞扬。诗的结尾用幻想的形式,表现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诗中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对于兰芝,作者以满含同情的笔触,写她不愿忍受焦母的压迫而主动请归,写她忠于爱情、不慕富贵而拒绝再嫁和对阿兄的誓死反抗,鲜明突出地表现了她的反抗性格。作为封建礼教和家长制的代表的焦母和兰芝的哥哥的形象,着墨虽不多,也相当突出。这首诗结构谨严,人物语言个性化,作者的叙述和描写语言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5.《涉江采芙蓉》:这首诗反映了游子思乡的痛苦。它把游子的思乡之情表达得真挚而强烈。思妇涉江采芙蓉,又入泽采兰草,欲以此遗游子,游子在远方,只能两相望,惆怅、感伤之情可以想见。“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直接写出了游子与亲人“同心”却无法团聚的痛苦心情。6.《短歌行》:是曹操的代表作之一,抒写他渴望招纳贤才,帮助统一天下的宏大抱负和宽广胸襟。根据史事和诗意看,此诗当作于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以后,赤壁之战是曹操能否完成统一大业的关键,他虽遭失败,但不灰心,仍要招贤纳士,壮大力量,再图进取。诗的开头虽嫌消沉,但整首诗基调还是高昂激越的。作者巧妙地化用了《诗经》里《子衿》《鹿鸣》两诗成句,把女子等候情人之歌变成志士思慕贤才之辞,通过宴饮喜宾的歌辞,表达他招揽人才的迫切心情。全篇围绕“忧思”二字言志抒情,开头两句是引起“忧思”的缘由,结尾两句表达了根除“忧思”的愿望。“明明”四句,写求贤不得的忧虑,十分形象;“月明”四句,以乌鹊夜飞比喻贤士托身无所。情因景生,意境清幽,含蓄蕴藉。7.《归园田居(其一)》:这首诗叙述了陶渊明归田的原因,描写了农村的美好风光和田园生活的乐趣,从而表现出对上层社会的厌恶和对村居生活的热爱。诗的前八句叙述往事,把官场视为“尘网”,说自己误落其中,好像羁鸟、池鱼,得不到自由,这表现了诗人对过去出仕的懊悔心情。以下写恬美宁静的田园风光和诗人愉快、欣慰的心情。写诗人的庭院风光,语言通俗自然,不假雕饰,而景色自在其中。写远处村落炊烟,朦胧疏淡,语极省净,却给人以无限亲切之感。写近处的犬吠鸡鸣,以动写静,反映出农村的和平宁静的生活气氛,与诗人“爱闲静”的情趣十分和谐。“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直接抒发诗人回到田园后的欣慰畅快之情,概括全篇的主题思想。三、关于诗歌(一)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程
1.先秦时期:一般把编定于公元前六世纪也就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诗经》看作是我国诗歌史的起点。《诗经》创造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开创了现实主义诗歌传统。战国时期,屈原在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四言为主的《诗经》体的新诗体——楚辞,而且开创了我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2.西汉魏晋:汉代诗歌占主体的是乐府民歌,大多数是五言诗,它标志着叙事诗进入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是《孔雀东南飞》。汉末魏初,出现了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歌具有慷慨悲凉的风格,而且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实地位。东晋时出现了大诗人陶渊明,他的诗以描写田园风光为主,平淡自然、醇厚有味、寓有意境。3.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中,南朝乐府民歌几乎全是情歌,且多用双关,语言清新、自然;大多体裁短小。在南朝乐府民歌中成就最高的应首推《西洲曲》。北朝民歌内容广泛,语言质朴无华,风格豪放刚健,以五言四句为主的同时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成就最高的当首推《木兰辞》。这一时期还有著名的诗人谢灵运,他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4.唐宋时期:唐代的诗歌在汉魏古诗的基础上创造了格律诗(更讲究平仄和韵律),同时古体诗依然存在,大多是以五言或七言为主,有绝句也有律诗。唐代把古代诗歌的发展推向了高潮,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都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杜甫以他沉郁顿挫的诗作、李白以他豪放飘逸的诗作代表了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的最高成就。白居易等人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沿杜甫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宋代起,格律诗逐渐衰落,代之兴起的是词。但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产量最丰的爱国诗人陆游。他的诗歌揭露了外族入侵、统治者腐败无能给国家带来的苦难,富有现实主义精神。词产生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它原是在宴会上配乐歌唱的,所以称写词为填词,比诗歌更讲究平仄音韵。在晚唐五代时,词作大多婉丽,至宋则呈现两种风格,一婉约,一豪放。婉约词以柳永、李清照、姜夔为代表,词作大多抒发个人怀抱,词风缠绵、细腻。豪放词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词作大多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形式上突破了音韵的束缚,词风雄浑、开阔、奔放。5.元明清时期:元代在诗歌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曲两种,最初流传在市民中间。它体式和词相近,较为自由,用韵比词密,平仄要求不像词那么严格,可在本字外加衬字,较多地使用口语。前期以关汉卿、马致远为代表,作品与民歌接近,社会内容较多,风格质朴刚健。中后期一些作家的作品内容远离现实,语言愈来愈典雅,之后逐渐丧失了前期散曲家朴素自然的特色,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明清时期诗歌逐渐衰落,无论是在表现形式上、艺术手法上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同于前代,没有创新,较为有名的诗人就是清代的龚自珍了。(二)诗歌分类简表
词(又称“诗余”“长短句”“倚声”“填词”)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以两宋成就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