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正传》中阿q精神胜利法

浅谈阿Q的精神胜利法内容摘要：《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这篇小说的问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在作品中生动地塑造出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塑造了一个以“精神胜利法”在屈辱中抗争的阿Q形象。本文主要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进行阐述。关键词：阿Q、精神胜利法、现实生活茅盾曾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二期上给读者谭国棠的信中说：“阿Q这人要在现实社会中实指出来，也是办不到的，但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法国的罗曼·罗兰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类似阿Q的农民。’”其实各民族的人都有精神胜利法，只不过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具体的人身上的程度也大不一样。前人论及阿Q精神胜利法，多强调它是国民的精神弱点。毋庸讳言，阿Q的性格核心是精神胜利法，它是人面对失败时的一种逃避性思维，自有其趋弱的倾向，但也不可否认，精神胜利法在当时的环境下存在的合理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应该是人类精神的特性，而不能仅作贬义的弱点来审视，本文对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不持否定态度，只是从思维的角度客观的论述这种精神现象。另外，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阿Q正传》的文本中不仅限于阿Q，正如有人说，《阿Q正传》里人人都是阿Q，精神胜利法乃是未庄人共有的、特殊的思维机制。一、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时代背景。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一直用两手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精神奴役就是用种种封建说教来毒害被统治者，使被统治者愚昧、麻木，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的奴隶地位。这种精神奴役给被统治者造成的“内伤”是惊人的，封建毒素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许多人的灵魂之中，使他们成为畸形的人，任帝国主义宰割，任统治阶级蹂躏。中华民族后来已是集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挽救中国危亡的局面，孙中山先生披荆斩棘，不屈不挠；辛亥革命者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革命先驱的救国热忱、献身精神，的确是可歌可泣的。但是辛亥革命终于失败了。一是因为革命者对封建阶级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二是因为革命者没有注意宣传、教育、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广大人民群众处在不觉悟的状态，没有起来支持和参加这场革命。所以，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依然如故，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状态中。鲁迅深切地感到，中国必须来一次彻底的变革，而变革要取得成功，则必须唤醒“昏睡”中的国民，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所以，鲁迅以笔作刀，解剖中国社会，解剖国民的灵魂，对他们精神世界的落后面、消极面作彻底的暴露和无情的批判。对于被统治者，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写作《阿Q正传》就是要给被统治者以启蒙，让他们正视自己的问题，看清自己身上恶劣的品性，从而摆脱精神上的枷锁，奋起抗争，去“制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所以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赤贫、地地道道的农村无产者。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被统治者剥夺得一无所有，连姓名、籍贯都很渺茫。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别人叫割麦便割麦，叫舂米便舂米，叫撑船便撑船。命运是够悲惨的。但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者的欺压竟麻木健忘，以自欺来自慰。他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可在精神上却一次又一次地“胜利”。他因为说他也姓赵，被赵太爷叫去打了嘴巴。可挨打之后，他想的是：“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他想到赵太爷这么一个威风八面的人物现在竟成了他的儿子，便得意起来。一方面在现实中处处碰壁，饱尝辛酸，一方面又在幻想中自欺自慰，自傲自足，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个人身处奴隶地位，却这样心安意得，那他怎么会起来抗争？怎么会去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鲁迅正是从阿Q实际的失败受辱和虚妄的胜利自傲这两个方面来描写他的性格的。在这里，悲惨和得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现实和幻想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阿Q越是获得精神胜利，我们越是感到悲哀，阿Q越是洋洋自得，我们越是感到痛心。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是弱者在强者面前受到欺凌和压迫，不能得到实际的“物质胜利”，而又不想用自强的方式争取这种胜利的时候，用消极、虚妄的精神来抚慰自己痛苦心灵的一种方式。它的实质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消极地适应外界环境，适应封建社会现实，被动地接受现实社会上流行的固有价值和观念。它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心理。二、啊Q“精神胜利法”的特征。1、不敢正视现实，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从经济地位看，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没有家，没有固定的职业，甚至连自己的姓也失掉了。毫无疑问，阿Q是一个生活地位十分低下，受到惨重剥削的下层劳动者。但是，在惨重的现实面前，阿Q作为奴隶，却从来没有正视自己受奴役、受压迫的奴隶地位的意识和勇气。他从来不想寻求正确的方式，去改变自己低下的地位，而总是用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来掩盖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的惨重失败，从而求得自我精神的安慰与陶醉。正是出于这种病态的心理需求，阿Q总是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不曾有的过去和虚幻的未来。比如，阿Q连自己的姓氏都茫然，可他却爱在别人面前“瞪着眼睛”吹嘘“我们先前——比你们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阿Q连老婆都没有，可他却常常悬揣将来，称“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当然，惨痛的现实又常常将阿Q的目光指向“ 现在”。然而，就是面对现实，阿Q也自有一套“精神抚慰法”。比如，他从来看不起未庄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这在他看来“真是不曾见过世面”。当然，他也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管“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叫“条凳”，而未庄人叫“长凳”，“油煎大头鱼，未庄人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人却加上切细的葱丝”，这些在阿Q看来，都是城里人错了。有了这些想法后，阿Q觉得自己特别高大完美，因而心中便得意万分。阿Q挨了别人的打，恼怒万分时，也总会使自己很快心平气和。因为阿Q挨了打后总会这样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每逢这样想后，阿Q心中便会有了“胜利”的感觉，懊恼也就消失了。后来，未庄人很快知道阿Q有这种“精神胜利法”，再打了他后，总逼他承认：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在别人看来，阿Q这是“遭了瘟”。然而阿Q自贱自己后，却依然可以“心满意足”，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阿Q又感到自己高大起来，因而也就又“愉快”如前了。2、麻木健忘，自轻自贱阿Q遭了失败后，依靠自我安慰也有摆脱不掉痛苦的时候。每逢这时，“忘却”“这件祖传的宝贝”就会发生奇特的效力，帮助阿Q平衡心态。如果依靠“忘却”也无法摆脱掉痛苦，阿Q还会用“自轻自贱”的方式，麻醉自我，使自己最终忘记痛苦。比如一次阿Q丢了钱，“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心中实在难过，“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这时，阿Q“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由此可见，健忘、自轻自贱也是阿Q摆脱自我精神苦闷的一种方式。它反映了阿Q对于失败和痛苦的麻木，同时也使阿Q处于奴隶状态而永远不自觉。3、畏强凌弱阿Q常常在自我“精神胜利”中寻找慰藉，这并不是说阿Q不想得到实际的“物质胜利”，而是因为他无力在强者面前获得这种胜利。因此，阿Q的这种需求，就只能在比他更弱小的人身上去寻求。也正因此，畏强凌弱，在强者面前甘为弱者，在弱者面前一定要充强者，自己被别人轻贱后，再去到比自己更弱的人那里去轻贱别人，从而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就成了阿Q生存方式的又一突出特征。在作品中，阿Q对小尼姑、小D、王胡等人的态度，就突出表现了他性格的这种劣根性。比如，当他受了假洋鬼子的欺负后，见到了小尼姑，就一下子把怨气加在小尼姑身上，并当众欺辱了小尼姑。轻贱了别人后，阿Q顿时感到自己身上“轻松”了许多，于是又有了“飘飘然”的感觉。三、阿Q精神胜利法的扩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相互联系的，思维的发展也不例外。个人的成长就其过程来说是社会化的过程，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空间的社会的人其思维必然彼此影响，彼此联系，从而蕴涵着惊人的相似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思维面前人人平等，思维具有一种通用性。《阿Q正传》里，生活在未庄的人物，其思维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而以阿Q为典型代表，虽不能说未庄人都是阿Q，但说人人具有阿Q的精神是大致不错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一是说“儿子打老子”，殊不知别人在打阿Q时强制阿Q说是“老子打儿子”与之是同出一辙，不同只是他们实际上是胜利，精神上也胜利了，这与阿Q打小尼姑，阿Q的胜利是一致的，只是阿Q与小尼姑的较量却是以阿Q念念不忘“女人……”未庄人对阿Q 进城前后的不同态度与阿Q对待革命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既有折中的因素，更有从众的成分，这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精髓”。再者，阿Q求食而未上城时，他并不清楚自己要求什么，却不知不觉走到尼姑庵偷萝卜，潜意识之中他是知道尼姑是最弱的，这里有一种趋弱避强的思维在，至于后来假洋鬼子和茂才公咸与维新，挨革命的也是尼姑庵，正将阿Q的潜意识中的思维用意识和行动表达出来。再后来赵家被抢，把总抓的却是阿Q，这也是出于同一思维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阿Q是未庄“第一个”造反的农民，他的思维尚且如上文所述，何况其他看客？这样阿Q才苟延到“革命”，否则可能早被人给打死了。在阿Q的生平之中也确实有一次与别人的思维不同，即就是阿Q在被审讯时，审问者与被审问者按照各自的思维路向审问和回答，双方的思维处在两个不同的思维进程中，其契合点是革命，确切地说是造反，但就是这仅有的一次却结束了阿Q的性命，但精神胜利法是不会消失的。因为思维方式具有极强的继承性、守常性。它们会一代一代地被人们继承下来，使用下去，往往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又为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所动。当然，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也会相对缓慢的变革。思维与时代、环境具有重要的互动关系。我们知道，一个个体的存在会不可避免的与他所处的时代及社会环境发生相互的关系，从个体来说是要适应社会，这是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人也要改造这个社会，这个过程伴随着个体对社会的影响。当时代发生变化时，它必然会在人的思维中有所体现。在一场大的社会动乱之前或之后，社会心理中极容易产生一种变态的情结，心灵的觉醒会衍变成思维的失重，虚妄的自尊则变成沉重的自卑，因此会狂燥不安，烦乱不已。人在此时都会强调自我的存在，自我意识膨胀，却又感到怎么也不合适，虚妄的理想主义摇身一变成了最现实、最近利的实用主义。阿Q 生活的未庄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一方面，传统的基层统治基础仍然存在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赵太爷在未庄是独一无二的霸主，连赵也不让阿Q姓，甚至剥夺阿Q在未庄的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革命的浪潮已波及到未庄，假洋鬼子阴差阳错成为革命的“急先锋”，而且还剥夺了阿Q革命的权利。在这时“阿Q是那个社会和秩序的半游离半依附的不安定分子，缺乏传统的地缘、亲缘的约束和维系，也缺乏为他提供相对稳定的深厚来源的职业缘分。”同时，更无法确立他与新生革命势力的依附关系。这就是阿Q面临的现实环境和时代氛围。思维在其平行的几个方面都有不同的表现特征，它与社会环境及周围人类甚至语言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折射着思维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所谓精神胜利法，我们应把它看成一个人在认识客观现实时的思维方法，是一种唯心的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这就是说，一个人在面对客观现实的矛盾时，只从主观的头脑的感受出发寻找解决办法，用主观和精神上的解决作为实际的解决，因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精神胜利法是唯心主义的，在思维上，在心理上来说，他是无往而不胜的，但是在面对死亡时，思维则体现出了其局限性，精神胜利法陷于失败的境地。总而言之，无论从思维的形式还是从思维的内容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都有其漫长的源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通过个体而群体，通过意识进入无意识。由个体无意识到集体无意识的层层积累沉淀，最后再由个体通过意识表现出来，阿Q精神体现着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机制，同时他至少在思维形式上也代表了精神胜利法的世界普遍性。参考文献1、《鲁迅全集·呐喊》中《阿Q正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范伯群、曾华鹏.《鲁迅小说新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P1603、鲁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M]4、《阿Q新论》[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西安.1996年.P1545、《〈阿Q正传〉研究史稿》[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P546、孔子.《论语·先进》[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