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归去来兮辞（并序）

【五柳先生——陶渊明】鲁迅先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梁启超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林语堂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敬畏的，使那些聪明与谙于世故的人自惭形秽”。这是名人对他的评价，陶渊明是大隐士，而我们在陶渊明的归隐中看到了诗化的归隐，归隐如诗般有意境和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仕隐情结一直是很多古代文人难解并深为之扰的一个情结。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陶渊明自不例外，且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独特、鲜明又执着的仕隐观是后代文人所不可企及的。据说他最后一次从官场辞职时已经四十二岁了。这就是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著名行为。从此，他就彻底回到田园之中了。但陶渊明并没有从现实中抽身退出，从而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隐士，相反，他更加真实地热爱着具体的生活，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没有遗忘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陶渊明只是从仕途中退出，而不是从生活中退出，或者说，他从仕途中退出，转身回到了自己更加个人化的生活之中。也正如木斋先生说的“出世但不离世”，这样，陶渊明才成为了陶渊明。只有我们置身于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之中时，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我们自己。陶渊明归隐后在他的诗上赋予了鲜活的自然气息，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仿佛在告诉世界他的归隐像他的诗一般素雅而义无反顾。也许说陶渊明是寂寞的，但寂寞也是一种美。他隐中恋仕，仕中恋隐，归依于隐。这也标志着他仕隐观的成熟。“真”可以说是陶渊明哲学思想的全部。没有矫饰，没有虚伪，没有违心。自然本真、生活本真、人性本真本来就是美。因为独具慧眼，对生活进行哲学思考，认识到真就是美，陶渊明才能将平凡的生活艺术和美化。这也是“真”的显现。陶渊明活在诗意里。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诗意成为一种人生哲学。陶渊明陶然期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他实践着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人生，这种美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审美的至境，所以才会“欲辨已忘言”。而除去陶渊明本人的品格操守不谈，除去陶诗的哲学佛理不谈，单单是他词句间独特的语言美，就让人歆慕不已。很难想象陶渊明是属于东晋那个朝代的人，当时的东晋文坛雕砌浮华之风盛行，而陶渊明的诗文风格完全与之相反，甚至比后世唐宋田园诗歌更为朴实自然。东晋时期产生的那些作品，早已经不住历史的考验而销声匿迹，唯有陶渊明，在千年的文学长河里闪烁着耀人的光辉。他的诗歌辞赋早已超越时代的束缚，由他的思想驭驾着自由驰骋。再读陶渊明，领悟着他让千百年来人们称颂的情操与文采，自己好像成了林语堂中“自惭形秽”的人般自嘲。陶渊明在归隐的诗上施上了丰富的肥料，长出了茂密的意境。他的归隐如诗，诗显归隐让他成为了独一无二的隐士，也让我们千年传颂。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喜欢他所创造的那种意境，五柳树下，八仙桌前，与无怀氏与葛天氏对饮，任酒杯中飘出一朵朵纯朴的菊花，高吟：“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然后则醉卧于菊花丛中，吟诗一曲，却给后世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飘然而至。 【王羲之其人其书】王羲之被后世称为“书圣”，王献之则被后世评家认为是可与其父比肩的书家。“二王”书法对南朝四代以至唐宋以后的书法家影响极大，因此王氏父子可视为魏晋书法的代表者。（1）王羲之其人王羲之，字逸少，琅玡临沂人。羲之出生两晋门阀世家。其伯父王导乃东晋元勋，父王旷，官淮南太守。羲之年幼时不善言辞，人们不大看重他。13岁时，去拜见大名士周，周看出他将来必非等闲之辈，当时时兴吃牛心炙，吃饭时，在座的客人尚未动筷，周先割一块牛心炙给羲之，于是为时人所重。 长大后，羲之变得极善言谈，为人耿直。其父辈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对他都很器重。一次太尉郗鉴派门生向王导求女婿，王导让他到东厢房在王家子弟中挑选。这位门生回去后，对郗鉴说，王家子弟个个都好，但一听说有人来择婿，都显得很矜持。只有一位坐在东边的胡床上，露着肚皮吃东西，似乎没这回事似的。郗鉴说，正是这位才是好女婿。一打听，原来是王羲之，于是将女儿郗璿嫁给了他。 羲之初为秘书郎，这是大多数名门子弟起家的清职。后被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至长史。庾亮临终，上表推荐羲之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羲之声望渐隆，执政的公卿多次召他入朝为侍中、吏部尚书等清要之职，均为其回绝。又授为护军将军，此职为禁军长官，并兼管武职选任，极为重要。但羲之依然推辞不就。扬州刺史、大清谈家殷浩作书劝羲之应命，羲之回书说，我素来不想在朝廷做官，如任边职，无论何处，听凭驱使。后来，他还是勉强入朝任护军将军之职。不久又力求外放，未得准许，不久转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羲之出身名门，又少有美誉，自然有名士脾气。其不欲为朝官，其实就是因为不愿在皇帝及公卿面前受拘束。他又好服食养性，做了会稽的行政长官后，因其地多有名山佳水，于是羲之就打算终老会稽了。此时谢安尚未出仕，正高卧东山，其地正在会稽，又有孙绰、许询、李充、支遁等大名士名僧隐居于此，于是羲之与他们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清谈饮酒，十分畅怀。永和九年（353）一班才子名士同游会稽山阴的兰亭，于酒酣兴浓之时，羲之作《兰亭集序》以抒怀并记其事。 羲之为人有傲骨，时骠骑将军王述，乃太原王氏家族中人，亦为世家大族，因受王导器重，亦有美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却很看不起他。原本王述为会稽内史，羲之替代他之后，他因母丧而暂居郡内。羲之上任后，只去吊唁过其母一次，便再不与之往来。王述居家，每听到号角之声，都认为羲之要来看他，就洒扫庭院来等待。而如此者累年，羲之竟一次未至，王述深以为恨。后王述为扬州刺史，遍游会稽郡界，也不去访羲之，只是临离郡时，方匆匆一别而去。王述做扬州刺史，恰好是羲之上司，羲之为其下属，于是派一位使者到京师活动，要将会稽郡分为越州管辖。而这使者在京游说时言辞失当，此事遂成一时笑谈。后来王述又来会稽郡察其政绩，颇为严苛，羲之深以为耻，于是托病离开会稽，到父母墓前发下誓言，不再为官。辞官后，羲之镇日与名士僧人做山水之游，又入山采药，不远千里。尝言，我终当因采药而死。朝廷知其发过重誓，也就不再逼他为官。后以病卒，年五十九，朝廷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其子遵父遗嘱，坚辞不受。（2）羲之其书 羲之书法在当时即享大名。评论者称其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世人对其书法推崇备至。一次，他到其门生家做客，见其家有一榧木小几，几面十分光滑干净，忍不住往上写了真（楷）书、草书各半。后来这位门生的父亲误将几面上的字刮去了。这门生懊丧了好些日子。又一次，羲之遇见一位老妇人卖六角竹扇。羲之给每把扇子题了五个字。开始老妇人很不高兴。于是羲之对她说，你只说这是王右军的字，扇子可卖百钱。老妇人照他说的去卖，人人都抢着买。后来，老妇人又拿了扇子请羲之题字，他则笑而不答。此数例均可见羲 之书法在彼时之影响，亦可见喜欢书法的社会风气。羲之家学渊源，幼年即从父辈学习书法，受到严格训练。稍后又从当时有名的书家卫夫人（名铄）学书。稍长，他开始四处游历，得见前辈书家李斯、曹喜、蔡邕、钟繇等人所书碑刻，于是深感从卫夫人学书不大对头，是“徒费年月”。于是他开始精研各书体势，博取众家之长，创造出风格轻灵优美、潇洒飘逸的新体，从而突破了汉魏质朴厚重的古风。书法上欲开一代风气，自成一家，关键在于创出独特的风格，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风神气韵。具体则表现在用笔、结构、章法等方面。羲之的楷书本出于卫铄，卫铄则出于钟繇。钟繇是位承上启下的人物。尽管楷书到他手上已初具形态，但并未完全摆脱隶书笔法。羲之在钟、卫基础上加以创新，随字本身特征而赋形，“潇洒纵横，何拘平正”。例如他所书之《黄庭经》与钟繇的《宣示表》相比，后者凝重古拙、朴质敦厚，前者则妍美潇洒、轻灵自然。 王羲之的行书更是别具风格，千古独步。行书与草书一样，本是在文字的具体使用中为了方便而自然产生的“急就章”。只是到了晋代，行书方才成熟为具有独特风韵的独立书体。王羲之在前人行书基础上，将各家用笔、结字中的一些长处加以融合贯通，终于创出享誉后世的行书体。他的《兰亭集序》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今观其书，的确俊逸遒劲，笔势纵横，在用笔、结构、点画搭配等方面极富变化。全篇看来，纵则有行，横则无列，气韵生动，笔意畅通，给人以神采飞扬、起伏跌宕之感。 对于王羲之的书法，在同时代的书论家那里即已有很高评价。例如他的启蒙老师卫夫人见了他的字就惊叹道：“此子必蔽吾书名矣。”开始，羲之书不及庾翼、郗愔二人，到他形成自己风格时，一次他曾用章草给庾亮修书，庾翼在其兄那里见到羲之的信，非常钦服，并给羲之写信说：“吾昔有伯英（即张芝，汉末草书大家）章草十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庾翼亦为当时有名书家。且庾氏一族人人善书，自成一格。当初庾氏子弟争学羲之书法，庾翼曾生气地说：“儿辈厌家鸡而爱野鹜！”此时他能对羲之心悦诚服，可见羲之书法实有使人不可不服之处。 到了后世，书论者对羲之更是推崇备至，无以复加。梁武帝萧衍称赞其书云：“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太宗李世民对羲之书法更是情有独钟。当初，他听说羲之的《兰亭集序》为一老僧人珍藏，于是派人高价购买，无奈老僧人誓死不售，于是又派人乔装为文士，与老僧人接近，渐渐松懈了他的防备，最后窃取其书。后来，唐太宗临逝前，又嘱将《兰亭集序》真迹殉葬。在他看来，羲之之书乃“尽善尽美”，“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太宗对羲之书法是有些偏爱了，然其确有过人之处则是无可争议的。唐书论家张怀瓘评羲之书云：“……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助，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此可谓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