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一曲自我救赎的悲歌——屈原和他的《离骚》在战国时代的作品中，《离骚》显得那样的与众不同。“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一般论者都认为这宣示了屈原神圣的出身，而我们感兴趣的是屈原为何如此高调的宣示自己的出身，却又是在自己屡遭打击，理想破碎自己被迫离开都城之时郑重提出这一点呢？因为在他同时代的作品中我们很少发现这种情怀，怎么来理解这一点呢？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谈到儒家文化自然会想到孔夫子。然而孔子并非儒家文化的创始人，而是儒家文化的提倡者、整理者和传承者。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可追溯到周文王，《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这是儒家文化的开篇之作，上天垂象以教化人伦，由自然而人事，自然是人事的神圣来源。《诗经》中叙述了周人祖先后稷的神圣来源，是他母亲践上帝足迹而生，这意味着后稷是秉承上帝旨意来完成其神圣的历史使命。在《周易》中，周文王还继承了《汤誓》中天下者有德者居之的思想，并进一步探讨了上天使命和个人品德修养之间的关系。其后周公制礼，儒家文化完成了它的创建过程。周公制礼标志着儒家文化对人伦规范，社会人事的全面整合和布局。它确立了贵族世袭的文化建构，从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成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了。正因为儒家文化有这样神圣的来源，所以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都有充分自信的人格力量，有一种自我担当的意识。屈原虽生于楚地，却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深深服膺于儒家文化，自觉的按照儒家文化来设计自己的人生之路，他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儒家文化中贵族世袭的制度安排使屈原深信他的高贵血统就意味着他生来所应担负的重要使命。他那神圣的出身时刻更让他深信他是负有神圣使命的人，所以屈原的父亲仔细审察了他的降生时辰，赐给他一个光辉的名字：正则。因此屈原的文化自觉自然要求他自己加强修养，培育品德和实际的才干，为未来担负重大使命完成种种准备工作。正因为如此屈原才会如此勤奋好学，多方修养，有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这是一种生命的内在自觉。所以当他看到百姓困苦生活时：“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当他完成了一系列的自我修养之后，他充满自信的说：“来吾导夫先路”，热切希望协助楚王完成复兴楚国的大业，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据此我们可以说屈原是儒家文化的自觉实践者，担任三闾大夫时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教育贵族子弟的事业中去，有以全部的心血倾注在法令制度的修订上。似乎一条鲜花铺满的道路正在眼前展开，一个小人，那个令君子宏图屡屡化为泡影的小人出现了，屈原的人生开始了断裂。
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对具有儒家人格风范的人来讲，挫折打击正如自然出现风雨一样，等闲视之，因为他们深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孟子不是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作为儒家文化的践行者，屈原面对人生的打击庄严宣告：“亦吾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支撑屈原的底气不正是那天将降大任吗？可现实是如此的残酷，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屈原陷入了困苦之中，而曾被寄以厚望的学生也选择了背叛，这迫使屈原思考这一切的发生是个别的偶然的还是普遍的必然的呢？好学深思的屈原自然把目光投向历史，无情的历史击毁了屈原的人生信念，因为“贤不必用兮，忠不必以”自古皆然，美政在历史上是偶然，个别的现象。儒家的文化信念出现了坍塌，既然所有的苦难与担当都失去了最后的依归，那么也就失去了苦难担当的价值。儒家文化除了让自己成就自身的道德价值外，于世界何补？于人间何补？于那多艰的民生何补？难道人生的所有价值仅仅就在独善其身吗？也许我们很难体会屈原当时的心境，很难感受到屈原作了如此的追问后灵魂的震荡和心灵的极度痛苦。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写道：“这是怎样的幸福者和哀痛者……”屈原就是这样的哀痛者。一个民族的伟大人物在他的心灵世界中往往承载了千百万人的痛苦，也承载者千百万人的希望。对于屈原这样一个把全部的生命都投注到儒家文化的人来讲，这就是他生命的全部。儒家文化信念的坍塌就是他的生命出现了坍塌，他是为信念而活的人，绝不是苟活者，他必须重建自己的信仰体系。屈原开始了他极为艰苦的追寻信仰之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庄子的“逍遥之游”是屈原所不愿意的，他终究不能太上忘情，置黎民的呼告于不顾。那百家争鸣的中原文化终究无法解答屈原的追问：为何君子大多斗不过小人，为什么历史上大多数时间是小人得志呢？既然“美政”的实现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并且偶然实现的“美政”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人亡政息，甚至人未亡政已息了。一切努力的意义何在？一切的奋斗牺牲价值何在？至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屈原没有象当时的士人“良禽择木而憩”，灵魂的依归没了，生命的存在失去了根基，人生剩下的惟有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似乎也明白了为什么屈原的绝笔会是《天问》，刘小枫先生说屈原的《天问》是对儒家文化根源的发问，可以说他把儒家文化的天捅了一个大窟窿，而《红楼梦》里的补天之石正是曹雪芹试图补上屈原捅出的大窟窿的一次英勇的尝试。屈原说：“举世皆醉我独醒。”于是他选择了汨罗江的清流，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天问”。可后人除了端午之外后有什么呢？今日高谈国学者有谁能回答屈原的“天问”呢？又有谁能寻回屈原的人生信仰的根基呢？如今就连“端午节”也被韩国人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难道说屈原的真正知音在韩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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