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瑟》主题研究综述

《锦瑟》主题研究综述姓名：李政班级：09汉语言2班学号：0969150205摘要：李商隐是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风独特，辞采华丽，属对精工，形成了他独具的沉博绝丽、情韵深美的风格。而他的《锦瑟》一诗，因旨意过于朦胧而变得晦涩，历来为读者争论不休。现梳理各家之言，择善而从，兼发己论，以正方家。关键词：锦瑟、李商隐、爱情诗、多义“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该诗在李商隐诗歌的诸多版本中均列卷首。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五十年。诗家总爱西崑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清代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从北宋到清代至今，许许多多学人诗家讨论李商隐的《锦瑟》，深钩广索，宏论遐思，互相引用，互相驳难，虽非汗牛充栋，亦是洋洋大观。一首仅仅五十六个字的“七律”，生发出这么多聪明智慧学问考证来，在诗歌研究领域确实并不多见，堪称中华文学的一点奇观。李商隐的诗歌大体可分为三类：政治咏史诗、咏物抒怀诗和感情诗。《锦瑟》是政治讽喻诗还是自伤之辞？是悼亡诗还是纯粹的爱情诗？总结前人对《锦瑟》之解，总的说来主要有如下几类：爱情诗（刘颁、胡应鳞、施润章等持此说）、咏瑟诗（胡仔、裴斐等持此说）、悼亡诗（朱鹤龄、陈贻焮等持此说）、客中思家之作（叶葱奇等持此说）、对自身诗歌写作的回顾与总结（钱钟书等持此说）、自序自伤之辞（宋翔凤、何焯、吴调公等持此说）。一、爱情诗元人杨士弘《批点唐音》：“此诗自是闲情，恐不泥在锦瑟耳。”清人纪昀《玉溪生诗考》：“盖始有所欢，中有所恨，故追忆之作。”4 近人苏雪林《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认为《锦瑟》是诗人追忆年轻时与宫女飞鸾和轻凤的爱情诗。从唐文宗大和三年己酉（公元829年）冬开始，此后八年间诗人一直在令狐楚的府上作幕僚。晚唐时期的达官贵人蓄妓成风，并常邀名流仕子赴宴吟诗作赋。诗人青年时曾与女冠及豪门吏府中的姬妾、家妓中人发生恋情。李商隐自幼出入豪门、吏府，又正值青春年少，风流倜傥，与寂寞的姬妾、家妓中人发生恋情是难免的。诗人于大和九年乙卯（公元835年）因仕途不利曾学道河南玉阳山，深受老庄思想熏陶，追求个性解放。以诗人年轻时自由奔放的性格和诗人《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等诗并结合唐宋时期士人比较放纵的风气来考证，可知李商隐在玉阳学道时曾与一姓宋的女冠发生恋情。诗人年轻时的恋人还有以诗为媒私订终生的洛阳柳枝、妻子王氏和一些不知名的姑娘。“唐代士女的游观习俗，新进士社交活动所反映的通脱思潮及贵家在新进士中的选婿风尚，女道士和文人的交游以至道教思潮都成为李爱情诗的主要的历史土壤。”（参见：吴调公《李商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从这一点出发，《锦瑟》可谓爱情诗。二、摹乐咏瑟裴斐认为该说首见宋人许顗《彦周诗话》。《彦周诗话》：“李义山锦瑟诗曰‘锦瑟……’《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柱如其弦数，其声有适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宋人黄朝英《缃素杂记》也持此说。《缃素杂记》：“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此说假托《锦瑟》诗中四句能奏出“适、怨、清、和”四声就下定论，难免牵强附会，自不可信。三、悼亡诗悼亡说是清初诸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清人朱鹤龄、冯浩、朱彝尊、何焯、施国祁，近代喻守真，当代陈贻焮等人皆持此说。何焯《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集》：“此悼亡之诗也。首联借素女鼓五十弦之瑟而悲，素帝禁不可止以发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次联则悲其避化为异物。腹联又悲其不能复起之九原也。曰思华年，曰追忆，指趣晓然，何事纷纷附会乎。”（参见：何焯《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本诗首二句，隐指王氏之年龄。以此解为义山悼亡之作，于诗意较为适贴。”李淼《李商隐年谱》：“开成三年戊午（公元838年）商隐试博学鸿词科，先为考官周墀、李回所取，后遭谗落选。赴经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娶其女。”据考证，《锦瑟》作于唐宣宗大中二年戊辰（公元848年），而王氏卒于唐宣宗大中五年辛未（公元851年），诗人作《锦瑟》在前而王氏卒在后。可见，认为《锦瑟》是诗人悼念亡妻之作有误。清人钱良择认为“瑟本二十五弦，断而为五十弦，取断弦之意”就断言《锦瑟》是诗人悼念亡妻王氏之作，实为荒谬。当代学者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对“断弦”之意作了详尽考证后认为，宋、元以前无人用“断弦”来指丧偶。由此观之，悼亡之说并不可取。4 四、客中思家之作当代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论锦瑟诗，提出这“分明是一篇客中思家之作”。诗人曾于唐宣宗大中元年丁卯（公元847年）被时任桂州刺史、御史中丞郑亚辟为幕僚。郑亚是晚唐“朋党之争”中李党（李德裕）中人。唐宣宗恶李德裕，遂贬逐李德裕党人。宣宗大中二年戊辰（公元848年）二月，郑亚贬循州刺史。叶先生据此认为，《锦瑟》是郑亚遭贬后，诗人失去幕职，漂泊巴蜀，留滞荆门时所作。从时间上来说，就算《锦瑟》作于郑亚遭贬后，诗人失去幕职，漂泊巴蜀，留滞荆门之时，也并不能证明《锦瑟》就是一首客中思家之作。若诗人留滞荆门时有思家之作的话，当是《夜雨寄北》才对。《李商隐年谱》：“宣宗大中二年戊辰（公元848年）二月，郑亚贬循州长史。商隐于三、四月间离桂北归。五月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市），曾在湖南观察史李回幕短期逗留。秋归洛阳，冬初还京选为盩厔尉。”《李商隐年谱》只字未提诗人离桂北归时曾留滞荆门却言“曾在湖南观察使李回幕短期逗留”是有意还是无意？若诗人离桂北归时未在荆门留滞，而直至潭州，诗人如何以“望帝”自比？叶先生对《锦瑟》之解是一种新颖的说法，但难免显得断章取义和牵强附会，因而说服力并不强。五、对自身诗歌写作的回顾与总结此说以钱钟书为代表。钱钟书在清人程湘衡的基础上对《锦瑟》作了进一步阐释。程湘衡释《锦瑟》为李商隐自题其诗以开集首者，次联言作诗之旨趣，中联又自明其匠巧也。钱钟书深喜此说，以为“殊有见”，在《谈艺录·说圆》一节中，钱钟书从“圆”连类谈及“珠、弹久成吾国评诗文惯喻”，诗如弹丸、圆珠走盘、圆熟、圆转，而“李义山《锦瑟》之‘沧海月明珠有泪’则异乎是，兹释全篇，俾明句意。”（参见：钱钟书《谈艺录·说圆》，中华书局1978年版）钱钟书学贯中西，旁征博引，对《锦瑟》之释，成一家之言，给我们如何鉴赏作品作出了很好的范例。但就诗歌本身所指而言，钱先生之释也没有揭示出《锦瑟》之真意。据程说而加详，辨析入微，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解说。六、自序，自伤之辞清人宋翔凤、张采田、何焯、黄叔灿，当代王达津、裴斐、吴调公、李淼等人皆持此说。何焯《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辑评》：“此篇乃自伤之辞，骚人所谓美人之迟暮也。”黄叔灿《唐诗笺注》：“此义山年登五十，追溯平生而作也。”王达津《唐诗丛考》认为，《锦瑟》是李商隐自叙生平的诗篇，句句都似虚实实，并不是什么寄托。裴斐《诗缘情辩》认为《锦瑟》是一首貌似艳情而实为自伤之作。吴调公《李商隐研究》认为《锦瑟》是诗人全面回顾毕生政治遭遇的诗。李淼《李商隐诗三百首译赏》认为《锦瑟》是一首自伤身世之作。4 此外，还有人认为《锦瑟》是政治抒情诗、自叙诗、咏物抒怀诗等等。认为此诗多解或不可解的亦大有人在。清人陆次云《五朝诗善鸣集》：“义山晚唐佳手，佳莫佳于此矣。意致迷离，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于初盛诸家中得未曾有。三楚精神，笔端独得。”清人钱谦益、何焯《唐诗鼓吹评注》：“此义山有托而咏也……顾其意言所指，或喻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年之??晚，则未可以一辞定矣。”王蒙：“像《锦瑟》这类诗。没有定解也就是可以有多种解。”他认为：“情种从《锦瑟》中痛感情爱，诗家从《锦瑟》中深得诗心，不平者从《锦瑟》中共鸣牢骚，久旅不归者吟《锦瑟》而思乡垂泪，这都是赏家与作者的合作成果。”（参见：张宇绰《佳人佛瑟说华年——李商隐〈锦瑟〉破译》，中国诗学网）《锦瑟》多义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把心灵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很多诗歌所写的不止一时一事，乃是整个心境，而他的心境又非常复杂。具体而言，没落的时世，衰败的家世，仕途上、爱情上的失意等等，都加重了他的心理负荷，种种情绪互相牵连渗透，难辨难分。这种心理状态，被以繁复的意象、多变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时候，便无法明确地用某时、某地、某事诠释清楚。既然所表现的往往不限于具体情事，而是复杂的感情世界与多种人生体验，因而关于李商隐诗的种种歧解，便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合。读者假如能从诗境的多面性、多层次性着眼，从诗人的创作个性、诗歌风格的承接和变革方面人手，或许更能接近原作。参考文献：[1]李淼《李商隐诗三百首译赏》，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2]吴调公《李商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3]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4]何焯《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5]钱钟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7年版。[6]张宇绰《佳人佛瑟说华年——李商隐〈锦瑟〉破译》，中国诗学网。[7]陈贻焮《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8]裴斐《诗缘情辩》，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9]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