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锦瑟》的形式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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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锦瑟》的形式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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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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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简介
李商隐《锦瑟》的形式主义解读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约813—约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迁居荥阳(今属河南)。少习骈文,游于幕府,又学道于济源玉阳山。开成年间进士及第,曾任秘书省校书郎,调弘农尉。宣宗朝先后入桂州、徐州、梓州幕府。复任盐铁推官。一生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备受排挤,潦倒终身。晚年闲居郑州,病逝。其诗多抨击时政,不满藩镇割据宦官擅权。以律绝见长,意境深邃,富于文采,独具特色。为晚唐杰出诗人。锦瑟一诗以首二字为题,李商隐诗多有此例,与其无题诗相类。本诗是李商隐有代表性的隐晦难解的诗,众说纷纭。有的说这是悼念一位少女,甚至说是令狐楚家中的一婢女名“锦瑟”。有的说是悼念其前妻王氏。有的说是他自悲身世及与其靠山令狐家的波折。有的说这是他自编诗集的“代序”,实为表述其写作甘苦体会。对这首诗的多种理解:这首诗大约作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这年诗人46岁,罢盐铁推官后,回郑州闲居,不久病故。李商隐的诗风跟白居易截然相反,白居易的诗妇孺皆懂,而李商隐的诗虽好学深思之人读来也很费力,特别是他的无题诗,大多有一种朦胧的境界,不易得到确切的解释。尽管如此,如果单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读,它又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李商隐这首《锦瑟》区区几十字,却以它无可比拟的巨大魅力吸引着世代的读诗论诗者一遍又一遍的为之诠释探寻其意义,王士祯曾经感慨道:“一篇《锦瑟》解人难”(《渔洋集》),甚至到了现代仍不断有人提出新的证据和方法试图对其进行解读。据今人黄世中统计,自刘攽至于清末民初之张采田对此诗的解释有十四解十八家,分别是“令狐青衣”说、“咏瑟”说、“令狐青衣”说和“咏瑟”说调和合一、“咏瑟以自伤身世”说、“情诗”说、“悼亡”说、“自伤身世”说、“自伤兼悼亡”说、“令狐恩怨”说、“诗序或自题其诗”说、“伤唐祚或感国祚兴衰”说、“寄托君臣朋友”说、“情场忏悔”说、无解说等[1],真是奇观。为何一首小诗能够引发如此众多人的兴趣且其经世代演变而不衰呢?在此姑且不论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仅从作品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学文本来分析。首先肯定是此诗在主题上含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为解释者提供了多种解释的线索;其次也从侧面说明上述解释都只是一个方面,都无法涵盖其全部魅力之所在,故每个人读诗都觉得前人的解释不合己意。 不管是自伤、悼亡、还是咏瑟、情诗,它们大都基于作品与社会现实、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有的是从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来分析此诗的主题,有的是从作者的身世和经历来解读,也就是说上述的种种研究都是以作者为核心的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内部和外部的分野,这些研究都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其实就如上文所述的,一篇小诗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但从其与社会与作者的关系是无法全面解释的,从文本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进行分析也许能够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从文学内部的特点对之进行有效的阐释也正是这首诗的传统解释中所缺乏的。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形式主义正是一种着眼于文学内部规律以考察文学形式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思潮,对这首诗进行形式主义的解读,或许能够为这首诗的阐释增添另外一个角度,结合传统阐释中的成果,使人们认识到这首作品的真正魅力。事实上,《锦瑟》这首诗也正是这样一个形式主义批评的范本。它使用了大量的典故和意象,它们在诗中的使用手法和产生的效果集中地反映了形式主义文论中“陌生化”的原则。全诗共使用了五个典故,“锦瑟五十弦”、“庄生梦蝶”、“望帝和杜鹃”、“珠泪”、“玉生烟”,首先作者在使用典故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选用了一些意义模糊或有多处来源的典故,使读者在解读的过程中往往无法确认典故的来源,多种典故的多种释义,造成了诗歌的主题和意象解释的多义性,这就打破了阅读中的常规化、机械化,营造出了陌生化的效果。“锦瑟五十弦”典中,关于瑟之弦的数量至少有两个出处。《周礼·乐器图》:“雅瑟二十三弦,颂瑟二十五弦。饰以宝玉者曰宝瑟,绘文如锦者曰锦瑟。”《汉书·郊祀志》:“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这些关于弦数不确定的出处,正是后人解读中产生种种穿凿解释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取何种出处,见仁见智,本文从文本本身出发倾向于将“锦瑟”当作绘文之瑟,“五十弦”也仅为瑟的弦数。“望帝和杜鹃”典也有几个来源,《水经注·蜀论》:“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蜀王本纪》:“望帝使龟灵治水,与其妻通,惭愧,且以德不及龟灵,乃委国授之。望帝去时,子规方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成都记》:“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亦曰子规。”而关于“珠有泪”的典故,《文选注》中记载:“月满则珠全,月亏则珠阙。”郭宪《别国洞冥记》:“味勒国在日本,其人乘象入海底取宝,宿于鲛人之宫,得珠泪,则鲛人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博物志》:“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绩织,其眼泣则能出珠。”《大戴礼记》:“蚌蛤龟珠,与月盛虚。”至于“蓝田日暖玉生烟”一句,蓝田为产玉盛地,皆无异议。但“玉生烟”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吴女紫玉传》:“王梳妆,忽见玉,惊愕悲喜,问曰:‘尔缘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玉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以远还,闻玉已死,故斋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忽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另外在《困学纪闻》里也有记载:“司空表圣云:‘戴容州叔伦谓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想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义山句本此。”戴容州之语,使后人往往将“蓝田日暖玉生烟”附会成李商隐在描绘其诗歌创作历程。至于上述种种不同的典故来源应取何意,本文不加深究,因其无碍于对之进行形式主义的分析。如上所述,此诗使用的典故由于本身在客观上有多义性,且典故数量众多,不仅如此,作者在使用某些典故或意象时,还对典故或意象的本意进行翻新,通过有组织的扭曲,使它们产生了“陌生”“反常”“疏离”的效果。下面分别对前面六句进行分析:第一句“锦瑟无端五十弦”,锦瑟这种乐器本身就有五十弦(此处根据李商隐诗中常用的瑟五十弦之例),原本平常,但作者的无端之问:锦瑟啊,你为什么是五十根弦呢?使之产生新意,奇特之问自然引出第二句,为“无端”作解。第二句“一弦一柱思华年”,锦瑟的一弦一柱令作者想起了逝去的华年。在这里,用锦瑟的弦数比喻逝去的华年,此意非“锦瑟”典所原有,是作者对典故原意的发挥,使之产生新意。而且这两句中对典故的使用也十分高明,“第二句介入一个‘思’字,便把两句所咏的客观景象,完全染上了主观的—— 作者的感情了。”[2]第三句“庄生晓梦迷蝴蝶”,庄生梦蝶的典故出自《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这里讲的是人与“物化”的境界,而此种状态的描述是“栩栩然”,典故的原意并没有突出梦幻,但作者在使用时加入一个“迷”字,使之产生朦胧变幻的美感,此处作者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意义,但将典故中的一种氛围进行强化,新的意义便表现出来了。加入一个“晓”字,表达梦之短促,人生中所逝年华之感慨。此句中,典故的原意和诗中所表现的意义之间产生了一种语言的张力。第四句“望帝春心托杜鹃”,本文选取望帝死化为杜鹃作为此句典故的出处,根据的是诗中至始至终所笼罩的哀怨的情调。此典故本身就具有凄美的色彩,作者在此句中介入“春心”二字,和原有典故之意完美结合。“春心”当指伤春之心,与上句中人生短暂相适应,更添其凄美哀怨的情感。添入“春心”,堪称创造,“这便把此一故事完全点活,而使其得到了作者所要求的新生命。”[3]第五句“沧海月明珠有泪”,月圆之时,珠盈盈饱满,晶莹透亮,似在流泪,缀沧海之背景,顿生苍茫之感。典故的原意有月圆珠全月亏珠阙但并无生命逝去之意,但作者加上似泪的比喻,生命无常的感觉就十分自然了,这也是对典故的活用和翻新。第六句“蓝田日暖玉生烟”,在典故中,紫玉为韩重笃情而复生,如烟而去。这本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但在此句中,蓝田这个地方日光照耀,美玉似要化烟而去,显然作者在使用中没有采用原有的情爱的内涵。就如上面几句中,庄生句所表现了梦幻,望帝句表达了一种哀怨,沧海句所表达的是清廖的氛围,此句营造的是一种缥缈。[4]第四句到第六句中,庄生、蝴蝶、望帝、杜鹃、沧海、月明、珠泪、蓝田、日暖、玉烟等众多意象迭加在一起,其中庄生和望帝、蝴蝶和杜鹃、沧海和蓝田、月明和日暖、珠泪和玉烟皆应出现在选择轴上的词语,在此诗中被组织在横向的组合轴上,使它们形成一组转喻,正如形式主义所认为的诗性功能在于“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过程带入组合过程。”雅各布森指出:“相似性附着于毗邻性,其结果是使象征性、复杂性和多义性成为诗的实质……在诗中,由于相似性被带入到毗邻性,一切转喻都具有了轻微的隐喻特征,而一切隐喻也同样带上了转喻的色彩。”[5]这些意象和词语共同构造了一幅凄美、朦胧、迷离的画面,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绚丽摇曳,变幻不定,令人神往,此诗的真正魅力正源于此。此诗在结构上也体现了陌生化的原则,据徐复观先生的分析,此诗在局部和整体上都存在着一种意境的转换,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他指出:“第三、第四两句,用一个字作转折,如第三句用一‘迷’字,第四句用一‘托’字作转折,第五、第六句则不见有转折之迹,而仅用‘有泪’‘生烟’的点染,以达到每句的下三字,实承上四字而作了意境的转换。”“第七句,义山是以他作诗时向佛教求解脱的心情,对上六句所说的加以否定,‘可待成追忆’犹言这些如梦如幻的事这情,还值得追忆吗?对全诗而言,是一大转折、一大跌宕。而第八句的‘已惘然’,与第二句的‘思’字呼应,又对前六句所说的肯定过来,对第七句而言却又是一个转折、一种跌宕。”[6]此种跌宕起伏和转折不仅使读者陷入意象和典故的迷阵中,而且通过不断的有组织的对意象和典故的原有意义进行扭曲,加大了对诗意探寻的难度。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对诗的文本进行分析,把种种的意思暂时悬置起来,或许更能接近此诗的所构造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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